宋鲁郑：埃及为何再度“革命”？

　　2013年6月30日，应该是新生的民主国家埃及最值得庆贺的一天。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由全体国民自由选举产生、而且在西方国家监督之下得到全球承认的民选总统就职一周年。

　　然而，令世人想不到的是，这一天没有庆祝的焰火、没有开怀的香槟，相反，一场规模更为浩大的革命再度上演：全国一千四百多万民众——相当于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走向街头，矛头直指历史上首位经过民主程序、得到全民多数支持的民选总统穆尔西，要求其立即下台。同时包括外交部长在内的多达六位内阁成员纷纷辞职而去，甚至总统府和政府的发言人也挂冠而去。

　　恰在此时，一向在埃及扮演重要角色的军方，竟然向这位合法性不容质疑的穆尔西发出四十八小时最后通牒：如果找不到解决冲突的方案，军方将启动自己的政治路线图。

　　然而，面对来自反对派民众和军方的逼宫，穆尔西态度极为强硬，不仅要求军方收回最后通牒，还坚定地表示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并声言要献出自己的生命维护之。毫不妥协、甚至是语带威胁地一口回绝要其下台的抗议诉求。穆尔西的支持者也同样激情四射，“保皇”立场坚定，双方的冲突频频发生，目前已经导致十多人丧生。阿拉伯之春已经两年之后的埃及，政治对抗导致的危机已处于爆炸性的临界点，全面冲突一触即发。用西方媒体的话就是：埃及正处于最危急的时刻。

　　考虑到阿拉伯民众从不妥协的民族个性——反对派已经拒绝穆尔西提出的对话请求，这场革命的唯一走向只能是鱼死网破般的彻底摊牌。果不其然，最后通牒刚过，军方立即动手将穆尔西推翻，并剥夺了他本人及其主要支持者的行动自由：不得离开埃及，同时占领电视台、包围其支持者据点、宣布暂时中止宪法。面对这样的结局，不由令人想起事件之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埃及各方保持克制，联合国呼吁埃及人以对话方式走出危机的声明，直给人以啼笑皆非之感，仿如是不知人间冷暖的晋惠帝。

　　认同民主是普世价值的群体面对埃及这惨烈的一幕，恐怕真的是无语了。他们想不明白的是，为何民众公然违反宪法，违反民主原则，居然要一个刚刚任职一年、自由普选产生的合法总统下台。难道这些民众不明白，推翻一个合法性的领导人行为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吗?不通过选票进行权力更替，这和他们过去反对的独裁有何区别?更何况，今天他们这样做了，明天他们的反对派也会如法炮制，整个国家便成了街头暴力或者军方决定一切的政治制度安排。既然如此，何必还需要选举？下一次选举之时是否还会有人投票？当世人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埃及民众为军事政变而欢呼、狂喜的时候，或许会想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在欢呼埃及民主的死亡吗？

　　认同民主是普世价值的群体还不明白的是，何以已经国家化的军方再次干政，竟敢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威胁民选总统，也同样是一幅完全不把宪法放在眼里之状。而军方如此这般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还得到了抗议者的激情喝彩，庆祝军方和人民站在一起。问题显然是：在一个没有宪政意识的国家，空有一部宪法又有何用?在这样的土壤里，民主怎么能够可能运转?这恐怕就是为什么，美国出现政治争议，可以诉诸最高法院，而在埃及，只有诉诸街头和军方。

　　认同民主是普世价值的群体可能会感到脸红的是，领导这场要求推翻民选领导人运动或者“二次革命”的人竟然是一个资深的自由派、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参与这场违宪运动的主体也是埃及国内的自由派。巴拉迪甚至主动呼吁军方采取行动——也就是政变推翻合法政府。从而上演了自由派亲手绞杀民主的一幕。

　　试想，自由派都如此视游戏规则如儿戏，怎么可能还指望伊斯兰主义者去遵守呢？面对军方，难道自由派真的不明白，他们是在引狼入室吗？今天军方可以推翻穆斯林兄弟会，明天不就会推翻他们吗？看来，把民主挂在嘴上、实际上却毫无民主素养、民主意识的伪自由派并不仅仅是中国独有。

　　埃及的革命很自然地令人想到十八世纪的法国。专制引发革命，而革命的后果却是加强了专制。正如宪政学者张千帆在《革命是如何发生的?》一文中所说的：“一次革命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很难走出革命的阴影。”这恰是今天埃及的写照。

　　在这里，对自由派还有一问。你们不是一直宣称民主是解决不同政见的最好方式吗?是化解社会分歧、进行利益分配的最佳模式吗?那么，埃及的现实是不是对他们宣传的否定呢?

　　当然，出人意料的还有号称民主捍卫者、输出者的西方。政变发生后，没有一个西方大国反对和谴责，而过去甚至选举出现争议都会引得西方纷纷引颈介入，何以现在就完全是另一幅面孔?更为夸张的是，美国不但不反对和谴责，反而在最后关头要求穆尔西辞职。政变发生后，CNN主持人电话采访美国驻埃及大使，询问是否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这位大使竟然如此回答：“绝对没有”。原来美国一人身兼推翻民主和输出民主的重任——前提自然是要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或者说华尔街以及军火商、石油巨头等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每日电讯报的一个留言这样评论：致埃及以最好的祝愿，祝愿他们有一个宽容、言论自由的民主和自决权。然而，不要相信西方能够给你这些。因为我们的领导者并不能给我们自由，还对我们监听。我认为我们的政府为了他们的目的正在努力把原教旨主义强加给你们。不要相信他们。

　　民主在埃及诞生之后却结出和西方完全不同的果实，本是极其正常的现象，埃及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在民主已经占据垄断性一元化话语权的今天，当埃及民主悲剧再一次鲜活上演时，还是令世人极为震撼。

　　引发此次民众大规模抗议的直接原因还是经济问题：革命成功以来，埃及人面对的是经常停电和汽油短缺，供水不足，物价上扬，失业率飙升至13%。此外社会治安持续恶化，甚至不及革命前——没有安全何来自由?看来，不管什么制度，其共性都是只要民生搞不好，就必然面临危机，甚至合法性危机。从这一点来看，任何制度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绩效之上的。

　　但埃及的经济问题的责任显然不能都归罪于执政仅一年的穆尔西。我们不妨放眼伊斯兰世界，除了石油国家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之外，除了一个地处欧洲、进行了较为彻底的世俗化变革的土耳其之外，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进入到富裕国家行列。这应该是和伊斯兰文明与现代化的冲突有关。比如政教分离、男女平等、商业化及市场规则的尊重(比如产业利润分摊，银行要收利息)、宗教团体放弃对土地等资源的占有。

　　具体到埃及自身，则还有其特殊性。一是埃及有95%土地为沙漠，尼罗河两岸4%的土地上，聚居着全国99%人口——假如美国99%的人口也聚集在4%的区域，什么制度也救不了美国。而埃及人口在25年内成长近三分之二，从1985年的五千万人，增加到今日约八千三百万人，平均年龄二十四岁。人口成长给住房和粮食生产带来巨大压力，而埃及每年小麦总消费量约一千两百万吨，其中半数仰赖进口，为全球最大小麦进口国，沙漠地形导致生活和粮食几乎全仰赖日渐退缩的尼罗河。2008年经济危机后，倍受重创的西方内需减少，旅游人数剧减。造成埃及外派工作减少、旅游收入下滑，从而产生大批愤怒的失业青年，这就是为什么埃及发生以青年为主体的革命。革命发生后的埃及，政局持续动荡，不仅外来游客继续大幅减少，甚至在埃及的外国投资也纷纷抽逃。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二是埃及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西方主导下进行经济改革，走向全面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包括提高税收、减少工资、货币贬值，削减政府开支如福利支出、电、油、食品 补贴，以积累资金加大投资。这场外来力量主导的改革虽然一度也促进了经济增长、外债减少和外汇储备增加，但却造成了严重的失业和贫富分化。特别埃及粮食无法自给，近几年全球粮食价格上涨，政府又减少粮食补贴，可谓火上浇油。而这个错误政策的后果并没有因为穆巴拉克的下台而消失，反而由于政局动荡而更加恶化。

　　引发此次民众大规模抗议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世俗派与伊斯兰派的冲突，即埃及将来是以伊斯兰宗教政治来治国理政，还是用体现埃及多样性的世俗民主原则来改造国家，是国家走向何方的全面博弈。

　　埃及获得独立后，在军人执政的基础上走向了世俗化变革之路。然而，这种世俗化基本上发生在精英阶层，精英的世俗化与大众一成不变的伊斯兰化便成为埃及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矛盾。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埃及，并在短短的十八天之内、以极小的代价赢得胜利。然而，在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制度设计下，伊斯兰色彩的穆斯林兄弟会自然成为“阿拉伯之春”的最大赢家——尽管革命发生时它并不积极，贡献也远远比不上斗争在一线的、高扬民主自由大旗的自由派。

　　出身于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2012年6月30日上台后，在宣誓就职时承诺建立一个世俗、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但一年以来，正如反对派民众所指控的，他执政并非为全体埃及人民，而是要建立一个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均由伊斯兰控制的政权。

　　应该说，现代化是各个文明的追求和奋斗目标。但和东亚儒家文明圈取得成功的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以及被认为正在取得成功的儒家文明发源地中国相比，伊斯兰文明则鲜有成功者。其根本原因一是作为后起的国家，已经无法复制西方渐进式民主演变模式。

　　西方从民主的萌芽到发展成熟，无不经历数百年的漫长演变。这期间经历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公民社会的形成、市场经济和法治意识的建立、成熟的政党政治、投票权的逐步扩大等等。然而，后起的国家则往往是一步到位，失败自然是必然的结果。

　　特别是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民主制度而言，“一个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公民社会”极为重要，只有这样，意见不同的人才会愿意合作。埃及之所以对抗取代妥协，也和世俗派、伊斯兰派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密不可分。中国这方面也有惨痛的教训。1912年中国一夜之间就建立共和制，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结局则是复辟、乱政、内战、军阀混战。国弱则加速了日本对中国的觊觎，最终爆发了惨烈的八年抗战，国本几乎耗费殆尽。而亚洲四小龙以及日本都以各种方式长期维持一党执政，实现经济起飞后才逐渐实行民主化。

　　另一个根本的原因则是上文提到的世俗化与伊斯兰化的张力。从目前看，相对成功的只有伊朗和土耳其。埃及、突尼斯、也门、利比亚则以失败告终：从军人、强人强行推动世俗化到伊斯兰化借助民主化重新复兴，几十年走了一个来回。而中东石油国家则还没有破题，依然是传统伊斯兰文化主导一切的社会。假如石油资源耗尽，“能源诅咒”现象出现，其结局恐怕还不如今天的埃及等失败国家。

　　土耳其采用的是军人扮演世俗化保护力量的角色，一旦民选政府过度倾向伊斯兰化，则不惜发动军事政变干预，然后再还政于世俗化色彩的文官。但随着伊斯兰色彩浓厚而又政治能力非凡的埃尔多安的出现，这一模式显然已经走到尽头。他不仅利用执政成功带来的高威望摆平和清洗了军方，同时利用其民选的合法性，强硬镇压抗议和反对的民众。取得这一决定性胜利的埃尔多安，将在修改宪法之后，谋取总统权力，继续统治土耳其，从而成功实现其伊斯兰化的转向。届时，民族英雄凯末尔开创的土耳其模式将寿终就寝。

　　伊朗则一方面接纳西方的多党普选制度——也因此被称为中东最民主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又在之上建立由伊斯兰教法学家担任的国家最高领袖及宪法监督委员会。最高领袖不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但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是伊朗在宗教上及中央政治的最高领导人及伊朗军队的最高统帅，并终生任职。伊朗最高领袖则由一个八十六名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组成专家会议按照宪法选举、监督甚至罢免最高领袖。宪法监督委员会有权否决不合符伊斯兰教的律例、筛选政府官员及罢免不合伊斯兰教义的官员。这种将神权统治和民主选举相结合的“伊斯兰共和国”迄今仍是独一无二的政治体制。可以说是介于完全的世俗政府与完全的神权(正统伊斯兰教)政府之间的中间道路。也被视为纯正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与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世俗政权融合的产物。

　　从目前看，伊朗模式比较好的解决了世俗化与伊斯兰化的结构性矛盾。尽管伊朗一直遭到西方的敌视、打压和渗透，但其稳定性总体上是超过伊朗的。就在土耳其面临前所未有的民众抗议之时，伊朗则顺利地完成了大选。

　　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伊斯兰教已是伊斯兰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方通过宗教改革走向世俗化的道路并不适合今天的伊斯兰文明。伊朗虽然被称为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但其创始人霍梅内依能够从自己的国情和文化出发，创立一套前所未有而又融合世俗化与伊斯兰化的制度模式，显然值得所有非西方文明的国家所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埃及活生生的教训，伊朗、土耳其的不同表现，都在提醒中国，只有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顺应国情，走自己的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当然这个道理既是“知难”，也是“行难”。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先是学习美国，后又学习苏联，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都没有成功。只有三十五年前走出改革开放之路，才使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重焕生机。现在虽然各界都在热议政改，然而儒家文化和它所代表的价值观根本不可能放弃，对道德、责任、秩序、社会人情、集体的重视永远会远远高于自由、人权、法治、个人主义等西方价值观。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和伊斯兰文明一样，根本不可能采纳西方的政治制度。

　　中国政治制度的创新，曾有人拿来与伊斯兰世界中独一无二的伊朗相比。现代的立法和行政架构之上还有一个常委制。这种比拟是否妥当暂且不论，在这里只想说的是，这种制度的生命力和卓越的表现。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一切制度的合法性都取决于其绩效，也就是经济发展。那么这里不妨引用即将离位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帕斯卡·拉米在六月底接受法国《快报》(l’expresse)杂志专访时所所评论的：自从邓小平在1979年决定经济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呈现出很多优点，中国是四十年来在经济领域犯错误最少的国家。拉米解释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建立在孔子的君主理念基础上，主要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过去的四十年大幅减少。

　　当我们目睹埃及陷在一场又一场革命中时，是不是应该庆幸中国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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