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为何再次左转？

摘要：2018年以来，拉美形成第二波左翼政党执政浪潮。左翼政党的再度崛起根源于拉美当前的复杂经济社会形势，它是对第一波左翼政党执政浪潮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拉美当前所处政治发展周期的内生结果。在这一波浪潮中，拉美左翼政府强调以发展模式转型作为探索新自由主义替代方案的前进方向；以国家权力结构改革为主要政治目标，大力推动制定新宪法；注重依靠直接民主动员大众、推进政治议程；强调发挥国家在经济社会领域的积极作用；努力提升政府责任和政策回应能力。实践表明，左翼政党是拉美国家推进改革的主要政治力量，但诸多限制因素导致它们在执政期间对国家的改造只能是渐进的和长期的。

2018年以来，拉美左翼政党在选举领域呈现崛起之势，推动地区政治格局再度“向左转”。左翼政党在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玻利维亚实现长期执政，在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秘鲁、洪都拉斯等国取得执政地位。在这一波浪潮中，左翼政府面对迥异于上一波左翼执政浪潮的环境，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倡导政治改革和重视发挥国家作用等传统立场的同时，根据新形势、新需求调整了自己的主张和努力方向，继续谋求对现状的突破和对国家的改造。

一、拉美再度“向左转”

拉美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末掀起第一波左翼政党执政浪潮。1998年，第五共和国运动候选人乌戈·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成为这一波浪潮的起点。此后十余年间，左翼政党在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尼加拉瓜、萨尔瓦多等国取得执政地位，十多个左翼政府一度连片分布于该地区。在拉美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左翼政党在同一时期执政。

以阿根廷2015年大选为标志，拉美出现一波从左至右的政党轮替，第一波左翼政党执政浪潮暂时退去。“变革联盟”候选人毛里西奥·马克里在这一年当选阿根廷总统，结束该国左翼政党连续12年的执政局面。此后，巴西、秘鲁、智利、乌拉圭等多个拉美国家出现“向右转”。这种状况源于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频繁爆出的腐败丑闻、持续恶化的社会发展状况和不断加剧的大众不满情绪。处于执政地位的左翼政党面对着极为不利的选举环境，而右翼政党借机提升了自身的吸引力。

2018年可以被视为拉美第二波左翼政党执政浪潮的起点。在这一年，多个分别以6年为选举周期的国家（例如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以五年为选举周期的国家（例如巴拉圭）和以四年为选举周期的国家（例如巴西、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举行大选。左翼政党稳住阵脚，连续取得两场重要的选举胜利：在委内瑞拉总统选举中，尼古拉斯·马杜罗实现连任，使上一波浪潮的重要成果得以保留；在墨西哥总统选举中，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以显著优势胜出，国家复兴运动党首次执政。墨西哥的选举结果意味着拉美三大国（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不再全部处于右翼政府控制之下，也意味着一个左翼政府能够在未来6年（2018—2024）成为拉美左翼阵营的关键支撑。

在此后三年间（2019—2021），左翼政党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取得执政地位。2019年，正义党左翼与多个左翼政党结成政党联盟“全民阵线”，赢得阿根廷总统选举。2020年，路易斯·阿尔塞当选玻利维亚总统，从而使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在下台一年之后重新执政。2021年，左翼政党连续取得四场选举胜利：在秘鲁，佩德罗·卡斯蒂略当选总统，自由秘鲁党首次成为执政党；在智利，加夫列尔·博里奇当选总统，新兴政党联盟“赞成尊严”首次执政；在尼加拉瓜，丹尼尔·奥尔特加连续第四次当选总统，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自2006年以来连续执政；在洪都拉斯，希奥玛拉·卡斯特罗当选总统，自由与重建党首次执政。

左翼政党正在取得新的选举胜利。在哥伦比亚2022年总统选举中，左翼政党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候选人古斯塔沃·佩特罗取得胜利。巴西将在今年10月举行大选，劳工党领袖、前总统卢拉被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候选人。此外，以前总统费尔南多·卢戈为首的左翼政党联盟“瓜苏阵线”有望在2023年巴拉圭大选中挑战长期执政的红党。

巴西2022年大选是观察拉美左翼政党崛起走势的重要“风向标”。该国在经济、人口等领域都是拉美第一大国。如果卢拉再次当选总统，拉美将首次出现地区三大国全部由左翼政党执政的局面。

二、拉美左翼政党再度崛起的动因

拉美的复杂经济社会形势为左翼政党再度崛起创造了整体环境。2014年以来，该地区一直处于经济增长乏力的状态。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沉重打击下，该地区陷入12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6.8%。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还暴露了地区各国在社会领域的脆弱性。

持续的经济萧条、失业人数的激增、收入状况的恶化和政府应对疫情的失当加剧了拉美国家民众的反建制情绪。“拉美晴雨表”的民调结果（2020年）显示，该地区受访者对政党的信任度仅为13%，系1995年以来最低值。许多选民迫切渴望改变现状，拒绝支持建制政党、反对在任者，从而使传统的执政党和右翼政党遭受打击。2018年以来，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经历了从右向左的政党轮替；墨西哥实现“二次轮替”，成立仅4年的国家复兴运动党成为该国自1929年以来第三个通过选举取得执政地位的政党；在洪都拉斯，自由与重建党成为该国在1982年恢复民主体制以来第三个取得执政地位的政党。

拉美左翼政党的再度崛起可以被视为对第一波左翼政党执政浪潮的继承和发展。第一波浪潮引领拉美国家形成民主深化、社会进步的风潮。在政治上长期被排斥的社会群体（农村居民、非正规就业者、原住民和黑人）实现了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左翼政府猛烈抨击新自由主义制度，强调消除不平等、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性。它们积极扩大社会支出，实施众多社会项目，以改善下层民众的生活。2005年至2012年，拉美国家用于社会政策的公共支出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社会支出从相当于地区经济规模的14%上升至19%。2002年至2014年，拉美的贫困率从45.4%降至27.8%，极端贫困率从12.2%降至7.8%，6600万人实现脱贫。

实践证明，左翼政党是拉美国家敢于触动现状的主要政治力量。它们的发展源于自下而上的政治斗争，因而与下层民众具有更紧密的联系。它们或是脱胎于反政府游击队（例如萨尔瓦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或是源于政治抗争行动（例如洪都拉斯自由与重建党），或是建立在工会运动之上（例如巴西劳工党），或是依托于原住民的政治斗争（例如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拉美左翼政党以现状挑战者的姿态登上本国政治舞台，展现强烈的改革意愿，在扩大政治参与、转变国家权力运行方式、推动社会发展方面作出各种尝试。许多中间立场的政党（比如基督教民主政党）同样强调财富再分配和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但只有左翼政党真正把再分配政策和社会公平列为政治纲领的最核心部分。

从中长期来看，两波左翼政党执政浪潮都是拉美当前所处政治发展周期的产物。1978以来，该地区经历有史以来最广泛和最持久的民主化浪潮。大多数国家相继确立代议制民主体制，并在此后近40年间延续这一总体政治框架。拉美国家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得到提升，政治参与的渠道日益拓宽，政党政治进入一个空前活跃时期。妨碍结党的制度障碍被取消，成立政党的门槛降低，众多新兴政党涌入政治领域；选举的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传统政党不再享有特殊待遇。简言之，新兴政党赢得越来越大的活动空间。

拉美左翼积极适应形势变化，大力组织政党、动员选民，以选举斗争作为主要行动方式，逐步实现政治崛起。就社会基础而言，左翼政党主要代表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利益，依托两大核心诉求——“深化民主”和“社会公正”——来动员选民，强调不但要争取政治权利，还要捍卫社会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一批又一批极具个人魅力的左翼政治领袖涌现出来，既有上一波浪潮中的卢拉、查韦斯、埃沃·莫拉莱斯、拉斐尔·科雷亚，也有这一波浪潮中的奥夫拉多尔和博里奇。另一方面，民主化产生的政治动员效应极大地推动中下阶层的政治参与，大众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得到空前强化。历史上长期被排斥的社会群体表现出超乎以往的政治参与热情。地区各国出现大量的原住民运动、社会组织、新兴工会和城市居民自治团体，它们致力于推动政府实施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成为左翼政党的重要社会基础。

对拉美国家而言，左翼政党的执政是对传统政党格局的重大突破，代表着政治力量的大规模重组，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在委内瑞拉和乌拉圭，第五共和国运动和广泛阵线的执政意味着日渐僵化的传统政党格局被完全打破；在巴西，卢拉成为该国历史上首位通过直接选举取得执政权的左翼领导人；在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成为该国建国以来的第一位原住民总统。在第二波浪潮中兴起的左翼政党同样给本国注入了新的政治发展动力。自由秘鲁党长期活跃于安第斯山区，代表被边缘化群体的利益；智利总统博里奇所在的社会融合党是该国学生推动教育改革、追求社会公正斗争的产物；国家复兴运动党是墨西哥左翼政治力量挑战建制政党的领导者；自由与重建党是洪都拉斯反对2009年军事政变的政治力量的集合。它们都是在成立之后首次执政，都代表着对本国传统政党格局的巨大突破。

左翼政党的持续活跃为拉美第二波左翼政党执政浪潮打下了组织基础。巴西劳工党、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等左翼政党在第一波浪潮中崛起，并继续保持选举竞争力。与此同时，新兴左翼政党在许多拉美国家崛起。在墨西哥，成立于2014年的国家复兴运动党迅速取代民主革命党，成为本国左翼阵营的领导者；在智利，新兴左翼政党先是在2017年组成广泛阵线，后重组为政党联盟“赞成尊严”，并逐渐在选举中超越传统左翼政党联盟。

多个拉美共产党在两波左翼政党执政浪潮中持续活跃，为本国政党政治注入新的活力。在第一波浪潮中，巴西共产党成为以劳工党为首的执政联盟的成员，委内瑞拉共产党成为本国执政联盟“大爱国中心”的成员，乌拉圭共产党加入本国执政联盟“广泛阵线”。在第二波浪潮中，智利和阿根廷的共产党表现突出。智利共产党的3名党员在博里奇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另一位党员丹尼尔·哈杜埃一度成为2021年总统选举的热门候选人。阿根廷执政联盟“全民阵线”包含该国的三大共产党组织：阿根廷共产党、共产党（非常代表大会）和革命共产党。这种状况折射出该地区各国共产党在长期坚持自身理念和组织独立性方面形成的选举吸引力，也展现出它们坚持左翼联盟合作策略的有效性。

三、两波左翼政党执政浪潮：理念与政策

拉美在20多年间经历两波左翼政党执政浪潮，它们的形成和生存环境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差异。

第一，两波浪潮面对的经济形势大相径庭。第一波浪潮与拉美的大宗商品繁荣时期相重合。2003年至2008年，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接近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3%。这一状况有利于左翼政府获取财政资源，实施强有力的社会政策。随着大宗商品繁荣时期的结束，拉美经济陷入低谷。2014年至2019年，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0.3%。在遭遇2020年严重经济衰退的打击之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

第二，两波浪潮面对的社会阶层结构差异巨大。第一波浪潮建立在贫困人口占比极大的社会阶层结构之上。时至2002年，贫困阶层人口占拉美地区人口的比重达到45.4%。左翼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有力地顺应了贫困阶层的需求。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不平等的改善，该地区的社会阶层结构出现极为显著的变化。2003年至2019年，中间阶层的人口数量从1.03亿增至2.3亿；2019年，该阶层人口大约占地区总人口的38%，而贫困阶层人口的占比降至30.4%。在第二波浪潮中，左翼政府将更多面对如何满足中间阶层诉求的考验。

第三，左翼政府在第一波浪潮中暴露出来的局限性对第二波浪潮中的左翼政府形成明显制约。第一波浪潮中的左翼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扩大初级产品出口来提振经济、扩大财政收入。在批评者看来，这种做法加剧了拉美国家对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的依赖。此外，许多左翼政府未能有效推动政治改革。例如，巴西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病是总统制和碎片化多党制相结合所导致的行政效率低下。尽管政治改革的诉求从一开始就存在，卢拉或迪尔玛·罗塞夫都没有在执政期间发起针对性改革。

以上三大因素使第二波浪潮中的左翼政府面对着非常不同于第一波浪潮时的执政环境。由于经济低迷和疫情的冲击，它们难以获得充裕的财政资源；由于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它们需要在提升国家能力、满足新社会需求方面做出更大努力；它们还需要针对上一波浪潮中出现的问题，调整自己的主张和努力方向，以便争取选民支持。这种相对被动、更具挑战性的执政环境使第二波浪潮中的左翼政府较多呈现出政治调和的色彩。

就政治理念而言，第二波浪潮中的左翼政府严厉批评新自由主义，但以较为温和的方式探索新自由主义替代方案，强调以发展模式转型作为探索方向。在第一波浪潮中，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的左翼政府在猛烈抨击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整体性方案（例如“21世纪社会主义”和社群社会主义）。它们相对激进的政治理念引发左翼力量与保守力量的激烈碰撞和冲突。在第二波浪潮中，左翼政府更注重理念与现状的调和和兼容，避免加剧政治的极化或不稳定。它们继续坚持反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但没有对替代方案作出清晰描述或界定。例如，奥夫拉多尔政府强调实现国家的“第四次转型”，笼统表示“寻求向世界展示一个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方案”。博里奇政府强调了智利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新模式的描述则是强调其“可持续性”。在卡斯特罗看来，洪都拉斯国家重建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波浪潮中的左翼政府在借鉴第一波浪潮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推动发展模式转型为关注重点，谋求引领国家实现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许多拉美左翼领导人高度关注如何降低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因而被称为“环境左翼”、“生态左翼”。博里奇呼吁推动智利发展绿色经济，摆脱依赖出口低附加值产品的经济模式。卡斯蒂略政府提出，秘鲁要在保持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实现和谐的社会经济发展。阿尔塞政府和费尔南德斯政府在强调能矿产业作用的同时，强调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前者表示要依托进口替代推动本国的工业化；后者希望促进工业生产，提高制造业水平。

就政治目标而言，在第二波浪潮中新成立的左翼政府强调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力推动制定新宪法。在第一波浪潮中，多个拉美左翼政府谋求通过制宪为推进经济社会改革注入动力。1999年委内瑞拉宪法、2008年厄瓜多尔宪法和2009年玻利维亚宪法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随着第二波浪潮的到来，该地区形成新一波制宪风潮，智利是其引领者。在2019年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压力下，该国在2020年启动制宪进程。博里奇总统把新宪法视为本国摆脱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一步，承诺在执政期间完成该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民主方式制定的宪法”。2021年，秘鲁总统卡斯蒂略在总统就职当日就提出制定新宪法，表示将为此举行公民投票。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同样在就职当日提出制定新宪法。在她看来，现行的1982年宪法形成的政治模式已经丧失活力，该国需要通过制定一部新宪法来重构国家政治秩序，建立真正活力有效的民主体制。

就斗争策略而言，第二波浪潮的左翼政府注重依靠直接民主来动员大众、推进政治议程，但直接民主的应用范围和实际收效不及上一波浪潮。第一波浪潮是拉美应用和推广直接民主的一个高峰，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西等国的左翼政府形成多种形式的直接民主实践。查韦斯政府、莫拉莱斯政府和科雷亚政府均在成立第一年就发起公民投票，批准了有关制定新宪法的提案。在第二波浪潮中，墨西哥、智利、秘鲁、洪都拉斯等国的左翼政府强调公民投票和公民咨商机制的重要性。由于政治体制的约束、民意支持的不足和避免政治极化加剧的需要，这些政府或是难以启动公民投票，或是无法使投票结果产生实效。

就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而言，第二波浪潮中的左翼政府强调国家在经济社会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但难以实施较大规模的国有化。在拉美地区，国有化是左翼政府提升国家作用的重要手段。在第一波浪潮中，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依靠有利的政治经济形势实施了大范围的国有化，玻利维亚、厄瓜多尔、阿根廷等国左翼政府也在能源、矿业、电力、公共事业等领域实施了力度较大的国有化。相较于第一波浪潮，本次浪潮中的左翼政府明显受到经济形势、政治体制和财政状况的约束，难以大范围或高强度地推行国有化。例如，卡斯蒂略在2021年竞选秘鲁总统期间一度提出实行矿业国有化，但很快因政治实力不足而搁置了这一主张。

随着矿产品价格上涨和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矿业的某些关键部门在拉美成为国家作用消长博弈的主要领域，也成为左翼政府实施国有化的潜在目标。近年来，价格的持续上涨和巨大的应用价值使金属锂受到极大关注。玻利维亚、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都拥有很大的锂矿储量。这些国家的左翼政府倾向于使这一矿藏的开采和提炼国有化，以获取更大份额的市场收益。例如，博里奇表示将推动成立国有企业开发锂矿资源。

相较于第一波浪潮，第二波浪潮中的左翼政府在公共政策领域面对着更加多元的社会需求。在第一波浪潮中，左翼政府通过实施各类社会项目，帮助下层民众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从而动员大众、争取政治支持。在本次浪潮中，左翼政府面对着新兴中间阶层带来的显著压力。该阶层成员对生活水平有着更高的预期，在经济萧条时代的受挫感更强，对低质量公共服务和腐败丑闻的容忍度较低。换言之，左翼政府必须提升国家的责任能力和政策回应能力，必须努力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以便争取该阶层的支持。在提升政府责任能力方面，奥夫拉多尔政府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在他看来，墨西哥已经出现一个脱离大众、操控国家的“政治阶层”，大众不再相信自己能够通过选举参与影响和改变国家的发展轨道。因此，他希望通过设定议题、举行公民投票对“政治阶层”作出制约。在以政策回应中间阶层诉求方面，智利走在拉美国家的前列。该国是中间阶层人口占比最大的拉美国家之一。2019年，该国这一阶层的人口占比约为63%（仅次于乌拉圭）。中间阶层要求国家提供更好的教育、养老和医疗服务，切实减少社会不平等。博里奇政府响应这一诉求，提出以公立养老金体系取代私营养老金体系，建立面向全民的医疗卫生体系。

四、前景展望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两波左翼政党执政浪潮在拉美接踵而至，展现了拉美政治发展进程的前进动能。左翼政党怀揣追求公平公正、推动社会进步的理想，力图冲击现状、改变现状，但在执政过程中受到经济条件、社会环境、权力结构和选举政治的诸多制约。它们不仅要赢得选举，更要实现良好执政；既要敢于承诺带来改变，又要做到兑现承诺；既要推进改革，又要维持政治稳定。在这一过程中，它们面对如何兼顾眼前需求与长远利益的二难抉择，对新自由主义替代模式的探索和对国家权力结构的改造也呈现出渐进性和长期性的特点。

就本次浪潮而言，左翼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面对的一大挑战是如何平衡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与实现经济复苏、扩大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拉美经济的持续低迷和增长乏力折射出现行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的巨大局限性，凸显出实现发展模式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转型意味着降低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各国政府必须寻找替代收入来源。由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以及拉美国家自身发展基础薄弱，这一目标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在政治领域，左翼政府为推动发展模式转型而发起的重大改革势必遭到反对党的抵制；在社会领域，重大改革带来的利益调整很可能加剧社会的不稳定。

扩大能源矿产业收入仍然是拉美左翼政府提振经济的现实选择。一般而言，它们需要依靠经济增长来扩大就业和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因抗击疫情导致的公共债务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费尔南德斯政府希望为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吸引投资；阿尔塞政府提出实现锂矿和碳氢化合物的工业化；卡斯蒂略政府和博里奇政府希望扩大国家对锂矿收入的占有份额。但是，这些具有短期应急色彩的做法无助于降低拉美国家对能矿产业的依赖，与左翼执政党寻求发展模式转型的远期目标并不一致。

拉美左翼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面对的又一大挑战是如何推动重大体制改革，打破不利于国家发展的权力结构。左翼政党作为体制内的进步力量，更多承担了大众赋予的改革使命，但在推动改革时面对诸多制约。一方面，它们以“融入”姿态加入现行体制，为此需要使政治立场温和化，而这无疑抑制了它们发起改革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它们是体制内的新兴力量，其政治基础相对薄弱，在发起和推进改革时易于受到保守势力的掣肘。在执政过程中，它们甚至可能因为作出太多妥协而被“体制化”，巴西劳工党在执政期间（2003—2016年）的状况就是如此。巴西共产党批评卢拉和罗塞夫错失宝贵的机遇，没有发起对政治体制的改革。

没有新的权力结构，左翼政党就难以稳定执政基础，无力在经济、社会领域发起重大改革。卡斯蒂略政府恰恰面对这样一种困境。新千年以来，该国历届总统都无法在国会得到多数支持。卡斯蒂略政府同样属于弱势政府，受到反对党成员占多数的国会制约。从2021年7月成立到2022年2月，卡斯蒂略总统已任命3名总理，更换12名部长。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卡斯蒂略政府的施政，使其难以有所作为。

鉴于拉美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动，拉美左翼政党需要高度重视中间阶层崛起带来的新挑战，也就是要考虑如何提升政府的责任和政策回应能力。本次浪潮中的左翼政府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但其成效有待观察。为提升政府的责任能力，奥夫拉多尔政府先是在2021年8月发起公民投票，就是否对5位前总统发起犯罪调查进行投票；后在2022年4月再次发起公民投票，就是否允许奥夫拉多尔总统完成任期进行投票。两次公民投票的投票率都很低，以至于投票结果无法产生法律效力。这种状况表明，提升政府的责任能力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需要体制保障，更需要争取大众的信任和支持。在以政策回应中间阶层诉求方面，博里奇政府作出尝试，承诺实现大众期待已久的结构性转型。博里奇在选举纲领中提出以公立养老金体系取代私营养老金体系，建立面向全民的医疗卫生体系。另一方面，他也深知，上述两大体系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因而表示要以均衡方式推进变革，不要让“压力锅”爆炸。在当前困难的经济形势下，博里奇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兑现选举承诺依然有待观察。对拉美国家而言，提升政府的责任能力和政策回应能力意味着国家能力的提高。由于国家能力与不平等之间呈现负相关，因而具有较高能力的国家能够为民众提供较好的福利待遇，更能够解决不平等问题。

拉美左翼政党还要面对组织建设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拉美政党政治持续活跃。在此过程中，政党组织的重要性趋于下降，而魅力型政治人物的作用显著上升。许多候选人能够在没有强大政党作为依托的背景下赢得总统选举，许多政党完全是围绕一位魅力型候选人成立和运转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新兴政党能够在短时间内崛起为执政党，但在下台之后即失去战斗力（例如秘鲁和危地马拉近20年的情况）、乃至完全解体。这样的政党往往沦为政治人物的个人执政工具，不可能成为推进宏大政治事业的力量基础。

在这一政党环境下，左翼政党组织建设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政党，左翼政党更重视组织建设，强调保持固定的党员群体和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但是，它们在选举过程中也存在高度依赖魅力型候选人（而非纲领主张）的状况。

玻利维亚和乌拉圭的左翼政党的斗争经验凸显了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无论是来自前者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还是来自后者的广泛阵线，都坚持以政党（而非候选人）为中心的发展道路，构建广泛的基层组织，依靠党员深入基层、动员大众，避免因一次选举失利而丧失战斗力。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在2019年经受本国十几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的考验，在失去执政地位之后保持党内团结，并在2020年夺回执政地位。这一状况充分说明了以组织建设保障政党战斗力的必要性。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本杂志纸质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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