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阿拉伯之春在欧洲

　　自从西方爆发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并拖累全球以来，再次印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普世真理：经济危机必然导致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伦敦上演了震惊世界的骚乱。加拿大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学潮“魁北克之春”。法国更像一个火药桶，一场庆祝巴黎圣日尔曼队获得法甲冠军的庆祝活动就演变成激烈的暴力骚乱，治安则更是混乱到令人惊心的程度，甚至法国75个奢侈品牌不得不联合向政府呼吁，要求改善治安，保护游客特别是中国游客的安全。至于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和意大利等所谓的笨猪国家，抗议和示威几乎天天不消停。真可谓阿拉伯之春席卷西方。

　　随着危机的深入，最终波及到了西方最后的“净土”：素有“和平绿州”之美誉的北欧。北欧向来以高福利著称。高福利虽然有各种弊病和代价，但也换来了国家稳定和谐，或者说高福利是西方维稳最有效的手段——中产阶级交的税大都变成西方社会的维稳费了。然而，这场西方结构性问题引发的危机，令西方每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北欧自然也不例外。

　　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瑞典政府被迫实施紧缩措施，矫正经济问题，但部分贫困人口遭到重创。2012年经济仅增长0.8%，失业率高达8.8%。而这些所谓贫穷人口的主体是外来移民。由于各种原因，外来移民失业率高，生活艰难，前景渺茫。再加上福利减少，成为经济危机后果的主要承担者。在无力改变现状的绝望情绪下，一个偶发事件，便迅速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力骚乱。

　　西方国家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的根源无需多说，世人皆知。但世人可能忽略的是，当社会危机出现时，西方国家是如何应对。

　　虽然从理论上讲，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下，民众拥有充分的游行、示威、表达不满的自由，而且被上升到人权的高度。然而，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当它统治的信心开始动摇，各种示威有可能动摇到国本时，这种自由的本质便开始显露出来。

　　西方“新闻自由”如何封锁社会运动

　　首先就是新闻封锁。无论是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魁北克之春，还是现在的斯德哥尔摩之春，在事件之初都被本国和国际媒体联手封杀，不予报道。美国的CNN、FOX在全球一有风吹草动无不兴奋无比，大肆报道。而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国家，则激情全无。

　　率先起事、抗议社会不公和严重贫富差距(美国的基尼系数一直超过警戒线0.4，最富有的5%的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迅速遍及全国一千多个城市。其口号更是惊世骇俗：“改变不合理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布蕾•莱姆比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大四学生)说：“我们组织这些抗议活动就是要告诉民众，美国目前的体制已经行不通了，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示威行动发起者、加拿大反主流文化杂志Adbusters主编凯利拉森则说：“我们之所以发起本次抗议行动，是因为感觉美国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刻。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无家可归，整个国家都在受伤害，而造成这些后果的那些人却置身事外，没有受到任何惩罚。”(那些主张向西方学习、以西方为榜样的群体如何看待美国的民意?)

　　美国是全球第一强国，素来是世界关注的中心，至于华尔街，更是全球金融心脏，在如此重要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发生这样大的、政治色彩如此浓厚的事件，全球媒体岂有不第一时间疯狂报道的道理?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西方媒体在美国的带领下纷纷“冷处理”。当然严格说来“带领”一词并不妥，实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无意识的自律。因为美国病在西方各国都不同程度存在，有着相同的诱因，美国如果控制不住，将迅速蔓延到它们自己身上。而后来当媒体再也捂不住的时候，果不其然，星星之火顿时燎原，波及“欧、澳、日、加”等所有发达国家。

　　随后发生的魁北克之春，在初期也面临着同样被媒体封杀的命运。以致曾倍受封杀之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了支持加拿大的学生运动，打破西方媒体的封锁，专门“友情”举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游行。

　　这一次一向平静的瑞典在首都发生持续一周之久的骚乱，具备热点新闻的各种元素，却又被西方媒体所冷落。法广中文台，哪怕是中国发生一个人的抗议事件，哪怕是偏僻人迹罕至的小小农村，也都会推到头条，绝不放过。这一次瑞典骚乱，竟然连一条报道都没有!美国之音(中文)，号称“你可靠的消息来源”，竟然也完全当它没发生过!一直以客观著称的BBC(中文)也仅仅有一条相关报道——在BBC网站上搜索“瑞典骚乱”，仅有一条，但有关新疆的信息却是一长串，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有网民留言痛斥百年BBC竟然混到和CCTV“为伍”，其实说白了，媒体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西方另一大主流媒体德国之声这一次做到了和BBC看齐，仅有一篇。这和西方强调的新闻原则实在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

　　瑞典媒体呢?可以将《瑞典日报》作为代表。它将矛头指向闹事者，并为瑞典的政策进行辩护。文章称，瑞典已是世界上最容忍外来移民的国家，社会的确有不公平现象，每人收入也不同，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瑞典的贫富悬殊还是比较小的，而且瑞典有最低生活保障。显然它的逻辑是这些人不但不应该骚乱，还应该感恩戴德。怎么真实民意和媒体观点差距如此之大呢?

　　西方媒体的表现，原因也十分简单。这些媒体背后都是大财团和大老板，而占领运动针对的就是这些1%们，怎么可能让媒体做到公正客观呢?

　　当然，在全球化时代，信息封锁显然已经很难奏效。于是西方媒体便使出了第二板斧：丑化。

　　于是，一个个拥有选票的民众——按照民主理论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在西方媒体面前却成了暴民、性乱者、吸毒者、犯罪分子，实际上不少参与者却是白人为主的中产阶级。美国媒体打破沉默之后，集中报道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出现的负面现象：打架、性乱、偷盗、吸毒、毁坏财物、混乱和环境肮脏。把占领华尔街运动描述为“小打小闹的街头话题”，说什么是乌合之众，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在他们眼里，示威者是一些“只考虑眼前利益的肤浅之辈”，是一群“无所事事、痴心妄想的傻子”，警方拘捕700多名示威者只不过是因为“交通占道问题”，完全不应受到批评。明明美国大众已经对制度完全失望了，美国媒体却说这套制度没出任何问题。英国伦敦发生骚乱后(同样的事件发生在其他国家，西方媒体使用的字眼就变成革命、起义)，媒体一边倒地指责参与者是暴徒、暴民，甚至呼吁动用军队镇压。这一次在瑞典，也是故计重演。

　　加拿大媒体表现得最为优秀。明明学生抗议示威已经打断了正在举行的F1比赛，媒体却声称一切正常，丝毫不受影响。当学生面对政府的强硬和冷漠而出现个别暴力事件时，媒体则立即一拥而上，“积极”报道。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媒体如此丑化抗议的民众，那么众多需要民众选票的政治人物又如何看待这些抗议者呢?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坎特将示威者称为“刁民”。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之一罗姆尼认为这一运动“很危险”，是“阶级斗争”。另一位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凯恩则说：“别抱怨华尔街，别抱怨大银行。如果你没有工作，你不富有，只能怪你自己。”不少议员更公开指责“占领”示威者是“破坏公共秩序的暴徒”——既然是暴徒，只能镇压。而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将骚乱归罪“小流氓”。

　　其实，西方媒体尽管自己感觉在卖力地出演，竭力体现它的工具性、功利性，但在西方政府眼里，实是可有可无。叙利亚内战至今，联合国调查组发现叙利亚反对派使用化学武器——而不是媒体一向营造出来的政府所为，更发生记者前去采访反政府军竟被强奸的丑闻，反政府军军官生吃政府军阵亡士兵心脏的视频也被放到网上。假如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政府军身上，西方早就有了动武的借口了。尽管如此，西方仍然铁了心支持这样的“革命者”和“民主斗士”。欧盟竟然就在这些背景之下，解除了对叙利亚反对派军事援助的禁令!

　　西方政府的强硬手腕如何对民众下手

　　丑化之后自然就要“师出有名”的采取强硬行动了。美国警方可以借“干扰交通”的名义强行逮捕大批占领运动者。并且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对占领运动的大本营清场。尽管西方媒体已经如此贴心配合，警方依然要封杀媒体：纽约警方封锁了曼哈顿空域，防止媒体用直升机航拍，并用面包车遮蔽祖科蒂公园场景，设置警戒线让媒体无法抵达现场。那些身处祖科蒂公园或设法抵达的记者则遭到警方逮捕，甚至被喷洒胡椒粉。

　　纽约市长对此则回应称，不让记者靠近是为了“确保安全”——原来美国也开始向中国某些乡村的村长学习了(曾有德国记者试图到某乡村采访而被粗暴阻止，当地官员说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云云)。逮捕记者也是为了安全!当然这位民选市长还振振有词的表示：警方必须尽一切可能确保公共安全，并防止事态变得更糟。

　　加拿大更为夸张，在一次针对学生的示威中，加拿大警方创造了一个新词：预防性逮捕。也就是说有34名学生只是因为警方认为他们可能采取暴力而提前将之逮捕。真的是做到了“有罪推定”。而在之前，政府更直接迅速(在任何国家，制订法律的周期一向很长)立法，出台了第七十八号紧急法：限制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五十人以上的游行必须提前八小时向警方报告路线(!)，在学校建筑50米内禁止示威，如果封锁进入学校的道路将罚款3万5千美元。至于组织示威的各个学生组织更成了此法律“关照”的对象：切断拨款，重罚12万5千美元，并承担示威活动过程中造成的损坏!

　　英国是美国和加拿大的文化母国，其表现自然也是不凡于众。除了大肆抓捕给人印象深刻之外，更令人难以忘怀的则是司法部门连夜审理和重判。看来特殊情况之下，应有的司法程序也就搁置一边了。或者英国属英美法系，历史上的判例就是法律的源头，过去数百年来面对这样的骚乱都是如法炮制?现在的英国也必须“遵守先例”?

　　不过，英国和中国有一点很类似，都是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民族。它处理伦敦骚乱的方式颇有重庆打黑的影子。虽然批评重庆模式的人认为“打黑”是“黑打”，但借鉴英国的经验，恐怕我们也必须承认，真要打黑，也只有黑打一途。试想，黑社会势力庞大：有钱、有人、有保护伞，如果按常规手段打黑，只怕连一个证人都不敢出庭。像英国这样老牌的民主国家，遇到突发事件，尚且将治制抛弃一边，更何况一向注重人治的中国。

　　当然，站在中国人的经验上来看，这些抗议行动最后之所以都失败了，除了媒体封杀、政府强硬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们得不到任何国外势力的支持：没有物质资助、没有道义声援，更没有各种奖项虚位以待。其亟需的资金、食品、帐篷、药品、发电机、宣传品、活动指导和培训都是“浮云”。然而任何一场仅凭激情的运动都不可能持久。相当年乌克兰颜色革命时，每个上街的人都能得到相当于10美元的补助，而且住在偏远地区的“示威者”还有车接送。这样的补助三天就相当于当时乌克兰百姓一个月的工资!各种来自西方的先进设备一应俱全(发电机、传真机、各种通讯设备)。除些之外还有颇佳的伙食供应，甚至民众只要带着橙色的袖章就可饱餐一顿。假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能有这样的外界支持，怎么可能失败呢?

　　中国人能从危机以来西方的各种群体性事件中看到很多。比如，何以一个自诩有着充分表达渠道的国度，生活在低层的民众仍然选择暴力表达自己的意见。难道他们也认为，暴力是民主国家唯一能够听懂的语言?正如瑞典一名骚乱青年告诉电台，种族歧视在他居住的地区非常猖獗，诉诸暴力是引起当局对这一问题重视的唯一方法。

　　更令世人不太明白的是，何以西方现在面对和平抗议的群体也坚不让步，而不是如同过去一样，花钱买稳定，买平安?比如，加拿大魁北克之春不过是因为学费涨了而已。而且这也是老问题了，过去之所以能够迅速平息，都是政府让步了事。看来，表达渠道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有能力解决问题。当西方债台高筑，再也没有钱来维稳时(减少福利，提高学费，缩减医疗报销范围等等)，那就只能是暴力对暴力了。

　　“多元文化政策已经失败”

　　2008年以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不仅折射出西方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还有更深层的种族危机。这正如英国首相卡麦隆所承认的：多元文化政策已经失败。

　　由于历史原因，大量穆斯林进入西欧和美国。并借助西方的福利制度和人权价值观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是高出生率。伊斯兰教有着严格的教义和相对封闭的体系：比如穆斯林不得和异教徒婚嫁，除非异教徒改信伊斯兰教。这种只进不出的宗教和社会习俗，一方面令西方的伊斯兰社会迅速扩大，另一方面极难同化。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最多五十年，穆斯林就成为欧洲和美国的多数。这在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下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今年法国通过了同性恋婚姻法，一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在自己的博客上这样写道： “无论如何，当15年后伊斯兰主义者在法国掌权，他们还是会废除这项法律的。”而这个留言，也被七十多岁的多米尼克•温纳的最后一篇博客所引用。这恐怕也直接促成了这个著作等身的极右历史学家在游人如织的巴黎圣母院前开枪自杀。他的死，并非仅仅是为了反对同性恋，更有对法兰西文明未来的绝望。正如法国媒体所评论的：在“接受同性恋婚姻”和“接受伊斯兰统治法国”之间，温纳无路可走，只有在圣母祭坛前，以自己为祭品，来为他心目中纯粹的法兰西文明献祭。

　　西方迫在眉睫的文明危机，世人早就心知肚明。全球最著名的华人之一李光耀最近对美国的点评被《华尔街日报》所采用。其核心是：能够毁灭美国的是多元文化主义，他讲的不是对所有文化的欣赏，而是美国自创始以来的基本文化被逐渐侵蚀。这一文化，它的创造力与耐久力，它的政治和经济传统，是非常伟大的，美国即使只是部分地被改变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是来自南部的大量移民被改变，还是美国变得更像拉丁美洲?美国必须继续邀请全球最聪明和最勤奋的人来美国，但美国不能失去自己的文化，因为它是美国成功的秘密。

　　说白了就是，当初来到美国的哪些白人所奠定的价值观和在此基础上创造的美国奇迹，正在面临空前的人口考验：没有人口承接的文明将自然走向毁灭。

　　和经济危机、种族危机相对应的便是极右势力在西方的崛起。这正如索罗斯在《欧洲的价值观危机》一文开头所说的：“仇外心理和极端主义是深刻社会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症状”。2012年，极右政党金色黎明在危机最为深重的希腊赢得了议会21个席位。这种现象在匈牙利得以复制。在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在即将举行的地方选举中一枝独秀。在德国，这个深入和全面反思纳粹罪恶的国家，新纳粹主义再度兴盛。其发生的致10人遇害、号称战后最大的极右翼谋杀案更是耸人听闻。在这种背景下，种族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在伦敦，一名士兵竟当街被两名移民袭击和碎尸。随后英国发生一百六十多起攻击穆斯林事件。紧接着法国也发生类似事件：一名士兵遭到袭击被砍伤颈部，而凶手逃之夭夭。根据监控录像，此人阿拉伯风格装束，疑为北非移民。显然是对伦敦事件的模仿。

　　虽然事件规模不大，但从攻击平民到袭击军人，其含义截然不同。

　　西方困境的一切一切恐怕都可归之于两难：它的民主和人权解决不了种族问题、经济问题(无法削减福利，债台高筑又不可持续)。而要放弃民主和人权，则又反过来摧毁它们的价值观。这正如《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马丁•雅克在上海中国学论坛的闭幕式上所讲的：中国可以没有民主，但西方没有民主，便一无所有。西方究竟命运如何，或许三十年就见分晓。

　　最后本人还有一问，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时，西方的结论是：亚洲金融风暴的产生是由于缺乏法制、司法独立、民主选举制度、开放和负责任的政府以及对人权的尊重，危机的爆发是东亚神话的破灭，充分暴露了亚洲价值观阴暗的一面。那么，今天，当西方发生百年一遇、规模远远超过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危机之时，请问根源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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