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左翼中的西班牙共产党：发展演进、理论战略与前景
苏东剧变前后，西欧地区的共产主义政党普遍面临发展危机，并大都经历了转型过程。在为应对危机挑战而进行的组织、意识形态和战略变革过程中，西班牙共产党的转型选择展现出显著特点。与其他西欧共产党大都围绕自身的变革调整不同，西班牙共产党着手创建了一个全新的组织——联合左翼(IzquierdaUnida,IU)。经过20多年的发展，联合左翼已经成为西班牙最大的激进左翼力量。本文旨在考察西班牙共产党自苏东剧变以来的发展演变，而鉴于西共与联合左翼在近几十年间已经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不可避免地需要涉及联合左翼建立的前史及其当代发展，并将尤其关注作为联合左翼最主要组成和支持力量的西班牙共产党在其整个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此外，本文还将探讨西共与联合左翼逐渐趋向一致的理论政策，以及西共在最近面临的挑战及其未来发展前景等问题。
一、西班牙共产党的危机与“联合左翼”的兴起
在西欧地区，西班牙共产党是在独裁统治下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三个主要共产党之一(从1939年佛朗哥独裁统治开始至1977年结束，长达38年之久。另外两个党分别是葡萄牙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但与一直坚守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的后面两党不同，20世纪60年代后西共的理论政策逐渐转向独立自主发展道路，“欧洲共产主义”就是其发展转向的直接理论成果。这种发展战略在独裁统治终结后的过渡时期取得过一定成效，尤其在西共的议会选举成绩上有突出表现，但也在西共党内引发了激烈争论：党内支持苏共政治主张的一派坚决反对时任总书记卡里略的理论路线，要求党在政治方向上泾渭分明;而倡导意识形态和政治变革的“革新派”则对党内民主化程度不满(比如，当时的西共虽然否定列宁主义，但却并不反对民主集中制)，开始明确地批评和攻击卡里略。这样，西共在参加1982年选举时基本处于一种分裂状态,其最终选举结果也确实证明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西共只获得了3.9%的选票和总共350个议席中的4席。在内外双重压力下，卡里略被迫辞去总书记职位，并召集部分支持其观点的党员组建了一个新政党——西班牙劳动者党(PTE-UC)，而党内倾向于支持苏联的部分党员则脱党建立了西班牙人民共产党(PCPE)。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西班牙共产党已经一分为三，选举和组织实力遭到极大削弱。
面对政治边缘化的危险，西共积极寻求发展出路。经过党内多次讨论，1983年西共11大提出了建立一种“融合式政治”的发展路线。这一新政治路线的核心内容，是强调“西共不能自视为转型过程的唯一主体”。西共作为社会运动的核心角色概念，被解释为西共在引领走向未来社会主义道路、完成国家权力替代和转型过程中，必须考虑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民主化的迫切任务。而持续发展的反对加入北约的抗议运动，成为西共将这种政治定位付诸实践的基点。在当时西班牙国内，是否加入北约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社会党(PSOE)也正是凭借把这一问题作为其核心议题而最终赢得了1982年大选。但在执政后，工社党出尔反尔地支持西班牙成为北约成员，这引发了民众及其支持者的不满。在对工社党的普遍失望情绪中，西共与一些同持反对加入北约立场的激进小党，如西班牙人民共产党、进步联盟、社会主义行动党、共和左翼建立了一个政治联盟，在1986年是否加入北约的全民公决中开展共同的抗议行动。尽管最终未能阻止西班牙加入北约，但这种联盟的组织形式却保持下来，并在1986年4月建立了一个以西共为主体、包括上述激进左翼组织的正式的选举联盟——“联合左翼”。1988年，西共12大决定超越选举联盟，将联合左翼建设成“由集体或个人以及各种起源的共产党、社会党和左翼人士组成”、“承认共同纲领和集体领导”、“拥有充分自治权的社会和政治运动”。1992年，“联合左翼”公开登记为一个政党，并逐渐发展成西班牙最大的激进左翼政治力量。
二、纵横交错的历史：西共与“联合左翼”的当代演进
联合左翼是西班牙乃至西欧政党体系中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它从结构松散的选举联盟发展而来，在转型成为独立的政党之后，虽然拥有名义上的最高机构——联盟会议(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但原来联盟中的各个组织和政党却仍然保持着形式、法律、组织和政治上的自治。同时，联合左翼本身也向下分解成17个地区组织，在地方上执行自己的政策，与各区域内联合左翼成员党的地区组织平行存在。正是因为这种毫无现代政党组织特点的组织方式，一些西方学者并不认同联合左翼的政党身份，认为其实质只是西班牙社会众多左翼、共产主义和生态主义政党的一个保护伞组织。
在2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联合左翼的成员不断发生变化，唯一具有相关性、拥有全国性基础的只有西班牙共产党。作为联合左翼的创始党和最大的成员党，西共自始至终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而从西共自身看，虽然一直在反对各种取消党的斗争中坚守着党的独立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依然继续存在，但其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联合左翼的建设与发展中，党的实际政治活动已经极大减少。无论在理论战略、政策主张方面，还是选举动员、群众斗争领域，西共与联合左翼早已结成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但也正是西共的主导地位及其与联合左翼的这种紧密关系，导致西共党内以及联合左翼各成员党间围绕是否取消党、选举提名、资金分配、联盟纲领导向等问题的分歧、冲突不断。这种紧张关系充斥着西共和联合左翼的整个发展进程，构成其当代演进的主线。依据这一主要线索，可以将西共和联合左翼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联合左翼建立到1996年前后。这是联合左翼总体实力迅速提升的10年。20世纪80年代末，执政的工社党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愈益引发民众不满，主张替代政策的左翼力量获得了巨大发展空间。以西共为主体的联合左翼趁势组织了推动政府实现“政策转变”的大规模罢工运动和抗议斗争，极大增强了联盟的影响力。在1989年议会选举中，联合左翼赢得了9.1%的选票，一举跃升为西班牙政坛第三大政治力量。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联合左翼的选举优势继续保持并有所扩大，全国议会和欧洲议会的最好选举成绩均出现在这一时期。
但与此同时，西共内部潜藏的矛盾冲突也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再次浮现出来。苏东剧变发生后，西共党内围绕党的角色和定位、党中央与地区党组织的关系、西共的组织结构和发展方向、西共与联合左翼的关系以及西共与工社党的关系等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在1991年西共13大上，以党的总书记安吉塔为首、坚持西共独立性以及保持“联合左翼”“政治和社会运动”性质的“主流派”，与主张彻底埋葬老西共、将联合左翼建设成一个“新左翼”政党的“取消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尽管“主流派”最终否决了“取消派”的建议，但后一思想的众多捍卫者仍然留在联合左翼内，并建立了一个新党——新左翼民主党(PDNI)，继续与西共主流派相对抗。
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二者在两个重要国内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一是在西班牙加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问题上，新左翼民主党坚持一种批判性的支持态度，而西共和联合左翼主流派则持坚决反对立场;二是在对待工社党冈萨雷斯政府(1982年-1996年)问题上，新左翼民主党明确的支持立场也与安吉塔等主流派的替代性政策尝试相对立。除此之外，联合左翼内部围绕民主、西共与其他政党的作用等组织问题也一直争论不休。这些冲突和对立，造成西共和联合左翼士气低落，并直接导致数百名独立人士退出联盟。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8年。从议会政治实践看，这是西共和联合左翼从致力于实现选举超越到为生存而战的时期。在这十余年间，联合左翼在全国议会选举中的支持率一路下滑，从2000年的5.4%，到2004年的4.9%，直到2008年的3.8%，西共与联合左翼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挫败。
从组织上看，西共和联合左翼内部围绕政治、战略与纲领的争论和分歧日益加剧，联合左翼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新左翼民主党于1997年脱离联合左翼，并在2000年加入了工社党，而西共和联合左翼也在20世纪90年代末实现了领导层的替代：1999年弗鲁托斯接替安吉塔担任西共总书记，2000年西共党员利亚马萨雷斯以微弱多数当选联合左翼总协调员。利亚马萨雷斯上任后，致力于联合左翼的“重建”，其主要观点是主张将联合左翼建设成为一个红—绿政党，坚持认为“后共产主义”政治力量能够与绿党以及各种“左翼”民族主义政党结成联盟,并在政治实践中倾向于工社党政府。这些主张尤其是在2004年-2008年间支持工社党萨帕特罗政府的做法，在党内引发了巨大分歧。“批评派”认为，与工社党建立密切联系，将导致联合左翼失去那些具有“左倾观点”的工人的支持。2008年3月大选后，面对史无前例的低选票以及持续不休的党内争论，利亚马萨雷斯宣布退出党的领导层。
第三阶段是从2008年末至今。这是西共和联合左翼进行艰难重建的时期。2008年12月，西共党员卡约•拉腊在联盟政治委员会中获得55%的支持率，当选联合左翼总协调员。拉腊就任后立即宣布要实行“纯净党的策略”，避免走入“误区”，并在随后解除了与工社党的战略联盟，开始再次强调联合左翼的自治。在实践中，拉腊主要从三个方面推进联合左翼的重建进程：一是重新建构党的组织，仿照西班牙最大工会——工会联合会(CC.OO,该工会与西共联系密切)的模式，建立具有持续性的党员入党和备案制度，目标是扩大党内的参与民主，改善诸如不支付党费等状况;二是着手进行地区党组织改革，2009年10月后多次组织召开地区党组织改革论坛，议题涉及党在生态、女权、世界发展、捍卫社会式国家(social state)等领域的联盟定位，以及减少失业、解决移民和保护公民自由等迫切问题上的纲领革新，并在2010年5月举办了全国论坛对地区党组织协商结果进行讨论，旨在从组织上解决联合左翼未来发展的政治和战略问题;三是扩大党的联盟范围，呼吁党向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以及除工会联合会之外的工会组织，比如西班牙总工会(UGT)、联合总工会(CGT)和工人工会(USO)开放。
2008年后，西班牙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经济水平急剧下滑。2009年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受紧缩政策影响出现的失业率激增、实际收入和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等，更是使普通民众生活水准一落千丈。在这一背景下，如同多数欧洲国家一样，西班牙执政的工社党面临合法性危机。在2011年全国议会选举中，无法提出任何实质性危机解决方案的工社党得到自20世纪70年代末西班牙民主化以来最差选举成绩(28%的支持率和110个议席)，2004年后的连续执政地位再次终结;同持紧缩立场、在战略和纲领上与工社党几乎难辨差异的中右翼人民党(PP)，尽管最终成为议会绝对多数党(44%的得票率和186个议席)，但实际得票数比2008年获胜的工社党少了约60万张。联合左翼成为此次选举的大赢家，得票率几乎增加了两倍(从3.77%到6.92%)，获得了来自失望的工社党选民和抗议运动的大量选票。有西方学者因而认为，卡约•拉腊的“重建和民主化”纲领取得了巨大成功，推动联合左翼从一个处于分裂边缘的政党，在党内改革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高度自信的现代进步政党。三、理论战略的融合：“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与“七大革命”
西班牙共产党是“欧洲共产主义”三大创始党之一(另外两个是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探寻一条不同于俄国革命的、“在和平与民主自由中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与意识形态重构的结果，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合法身份登上政治舞台时，西共已经与传统上带有明显激进特征的共产主义政党呈现显著差异，比如它不再提无产阶级专政、不再强调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反对列宁主义组织原则(1991年正式取消民主集中制)、用马克思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等。在此后30多年间，西共基本沿袭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思路，意识形态和理论政策的温和化倾向愈益明显，改革、民主、平等、联盟等中性词成为党的理论主张的核心，比如强调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硬的教条和刻板的理论，应根据时代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对党自身进行更新;主张民主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以及现实资本主义改造中的作用;倡导推进男女平等，使女性能够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以及在实际斗争中加强左翼力量团结，建立左翼联盟甚至欧洲联盟等。
2009年11月召开的西共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以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21世纪的社会主义”。作为“欧洲共产主义”理论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延伸，“21世纪的社会主义”成为当前西共一面新的理论旗帜。
总的来说，“21世纪的社会主义”是西共围绕如何从现实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构建的一种发展模式。西共之所以提出建设“21世纪的社会主义”问题，主要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变革资本主义的需要。资本主义不仅是这次危机的始作俑者，同时也是食物、能源、水资源、医疗教育等现实问题的主要责任者。西共认为，需要关注现实斗争，提出应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短期而具体的替代方案，但同时也不能放弃变革资本主义体制的斗争，因为“充分的民主发展与资本主义不能兼容”。其次，是推动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当前阶段资本主义统治机制正在不断完善，工人必须从主观和客观上推进资本主义体制的改进，但同时必须明确，关于阶级斗争已经消失的说法是错误的。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工人阶级缺乏一种集体意识，难以推动斗争达到更高水平，因此有必要明确设计一个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以组织和协调反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斗争。再次，是确立明确斗争方案的需要。反资本主义斗争应该有具体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方案，而不是抽象地反对权力和保守主义。如果民众不能获得任何具体建议，单纯地发出反权力吁求毫无意义。只有提出一个多数民众能够参与其中的政治解放计划，才能实现必要的变革。最后，在资本主义危机的关键时刻缺乏有效的替代模式。欧洲左翼力量在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中，未能提出一种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替代模式，这极大制约了欧洲反帝、反资本主义斗争和抗议活动的发展，因而需要对欧洲工人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组织等战略方向方面的缺失进行反思。 “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提出，也建立在西共对当代资本主义革命方式转变的认识基础之上。在西共18大上取代弗鲁托斯当选西共总书记的森特利亚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职业革命家夺取政权已经不再可能，通过游击队发动革命进而建立革命的人民军队来夺取政权也不存在成功的可能性。真正的革命过程，是在广泛的社会基础上最大可能地动员民众参与人民政权的建构，参加社会运动成为革命的主角。这一过程的起点是参与资本主义体系强制推行的一些规则，即使是“虚伪的”选举体制，西共也可以首先设法通过选举进入政府。但进入政府是一回事，而掌握政权又是另一回事。因此，寻求最广泛的参与以及渗入国家机构(包括军队)，应该成为转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什么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在西共看来，“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就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民主过程，“是民主的连贯发展和充分实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承认和保障个人自由的价值，坚持世俗国家原则和多元政党的民主衔接、工会自治、宗教和个人信仰自由，以及保证质询、艺术和文化活动的充分自由。
民主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方案的核心内容。西共认为，断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发达的民主形式，应该是民主思想传统和民主实践的产物。民主是任何一种社会主义定义的必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从人民权力还是绝大多数人的意义上理解都是如此。“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不是将人类还原或标准化为原子化的消费者，它是人的各方面能力以及独特性发展的必要条件。“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各个层面的参与和民主决定，任何政治和社会运动提出的各种措施需要在各个运动层面达成一致，并运用国家的民主机制清除阻碍其实现的障碍。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包括在理论方面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推进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以及关于经济和公民充分参与构建无剥削社会的具体建议，是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要素。
此外，建立“21世纪的社会主义”也需要加强国际团结。西共强调，拉美和亚洲的政治和经济解放进程，是一个积极因素，是人民反帝斗争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同时也极大促进了人类的全球解放。因此，欧洲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必须比以往更加具有国际视野，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其他各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由于西共在联合左翼中占主导地位，因此联合左翼的政治主张很大程度上是西共立场的翻版。作为一个新左翼政党，自建立伊始，联合左翼就在尝试强化其多元主义形象，向全球化批判者和新社会运动敞开大门，是西班牙在地区、全国、欧洲甚至全球层面各种社会论坛上积极的反全球化参与者。在2003年12月第7次联盟会议期间，联合左翼明确宣称支持社会主义，呼吁建立一个“参与性、批判性、替代现存统治模式”的社会。在2011年11月全国议会选举中，联合左翼提出了“反对危机、为建立社会替代和真正民主动员起来”的选举纲领。该纲领在反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共识基础上，提出了“七大革命”的基本主张。这“七大革命”不仅是联合左翼的反危机替代纲领，同时也可看作西共“21世纪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短期目标，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革命。这被视为全球资本主义替代的基础，核心观点是认为目前正在发生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危机，其全球特征表现为经济、金融体系、环境、原材料、食物、能源以至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多层面的危机;主张各种抗议斗争的客观目标，是解构当前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政治和文化模式，为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创造条件。
第二，民主革命。即替代左翼力量必须在联邦、共和制和以团结一致为基础的国家中推动实现发达民主，从而扩大自由和参与，保证公民获得经济、社会和文化福利。联合左翼认为，社会及其决策结构的民主化正是西班牙实现社会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出发点。
第三，生态革命。即建立一个能够推动人类发展，以及能够保证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因而必须改变自然资源的过度耗费以及日益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倾向等。
第四，公共服务革命。强调左翼面临的任务是捍卫社会福利体系和建立一种发达的社会式国家模式，教育、医疗、公共交通、运动和文化等不是商品，而是依赖于国家责任的公共服务。诸如此类的服务必须导向公众需要，而非经济利益，因此必须反对这些领域的私有化。 第五，平等革命。女性主义是联合左翼的语言、行动和政治实践的哲学依据，也是其转型社会政策的支柱，因此联合左翼反对一切性别歧视或建立在性别偏好基础上的统治。
第六，文化革命。呼吁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支持文化工作以及不同收入者都能接触文化。强调如同教育一样，文化工作不应再受市场机制影响。
第七，和平革命。认为人类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发展的结果，各种暴力手段、违背国际法、国际军事贸易的增长等，都是争夺资源的工具。这种争夺阻碍了许多国家的发展，令无数人遭遇死亡、饥饿和贫困威胁。因此，联合左翼呼吁全面改革联合国，批评欧盟的民主赤字。
四、西班牙共产党面临的挑战与前景
从近年的实践看，西共和联合左翼完成领导层替代(尤其是拉腊当选联合左翼总协调员)之后，内部分裂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观。有学者这样评价2012年12月召开的第十次联盟会议，“会议是在一种振奋、祥和的氛围中举行的……如果说第九次会议展现的是黯淡、痛苦和分裂，那么第十次会议则处处洋溢着团结和愉悦”。与曾经提交了五份联盟政治委员会竞选名单的第九次会议不同，在这次主题为“变革：动员形成组织、反抗建立替代、替代掌握政权”的会议上，没有发生严重的派别斗争和私下冲突，拉腊获得85%的高支持率，在联合左翼发展史上第一次几乎毫无异议地再次当选总协调员。同时，党的政治和经济文件、关于重构联合左翼和修订党章的建议等，也全部获得了90%以上的支持率。
2012年9月，“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倡导者、西共前总书记卡里略去世，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这个一直在尝试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共产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欧共产党普遍面临发展困境和危机的关键时期，正是这个党率先迈出了改革步伐，其一手创立的“联合左翼”也成为欧洲现存最悠久的左翼联合组织。迄今20多年过去了，西共的变革存在哪些问题?笔者10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探讨21世纪初西班牙共产党发展状况的文章，从目前发展看，西共当时面临的核心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依然是今天需要面对的主要挑战。 第一，联合左翼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发展目标仍然没有实现。西共最初建立联合左翼的目的是通过左翼联盟的形式拯救濒临危机的共产党并扩大影响，之后它虽然正式登记为一个政党，但在组织、结构等方面缺乏传统意义的政党特征。西共对联合左翼这种“党中有党”的结构形式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未来发展方向必然是“能够对资本主义提供真正替代，致力于实现21世纪社会主义的政党、运动和个人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的保护伞”。而联合左翼本身的组织章程也明确规定，联合左翼是“一个满足于拥有合法和独立自主政策的社会运动”。 但从实际来看，联合左翼作为“社会运动”的身份特征并未得到普遍承认，与广泛社会运动的联系也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在经济危机下西班牙风起云涌的社会反抗风潮中，联合左翼面临认同困境。比如始于2011年5月的西班牙占领运动——“愤怒者运动”，虽然与其拥有共同的反危机的政策立场，却把联合左翼排斥在外，并不承认联合左翼是它们的“政治声音”。因此，在联合左翼第十次联盟会议提出的四大挑战，即扩大宣传联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替代方案、将民众的民主反抗运动组织起来、把联合左翼及其联盟建设成为两党制政权的真正替代力量以及进行深入的内部变革中，最后一大挑战被视为西共面临的所有挑战的核心，因为如果不实现所谓的“内部革命”，联合左翼将会继续被视为许多现实斗争的异化者甚至“政治阶级”的组成部分。
第二，联合左翼分散的组织形式无法确立统一行动的政治战略。西共将联合左翼视为其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战略工具”，虽然强调自身在联合左翼中的主导地位，但一直反对联合左翼成为一个统一政党，反对西共和各成员党融于联盟之中，主张各党保持自治，尤其强调西共保持独立性以及强化西共自身结构和社会动员的重要性。因此，联合左翼虽然拥有形式上的中央领导机构，但却无法对联盟各党以及地区和地方组织形成有效约束力。从实践上看，这种多元、分散的组织模式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虽然能够制定统一的政治路线，却不能转换为现实中的统一行动。这在对待工社党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西共和联合左翼发展史上，如何处理与工社党的关系，一直是其面临的主要问题。2008年后，西共“重建”联合左翼的关键步骤就是解除了与工社党的合作关系，推动联合左翼重新导向自治发展的轨道。但这一战略在实践中却因地方组织的独立性而难以形成集中一致的行动。目前，在联合左翼的地方组织中，至少存在三种对待工社党的不同倾向，比如在安达卢西亚，联合左翼作为少数派参与了工社党领导的地方政府;在埃斯特雷马杜拉，联合左翼反对工社党，却是通过部分地支持右翼人民党的少数派政府来实现的;在阿斯图里亚斯，联合左翼没有参加工社党政府，却通过反对人民党的批评动议而对工社党形成了部分支持。对于这些与联盟决议不一致的做法，尽管联盟内部存在诸多批评声音，指责“这种实用主义只能导致政治犬儒主义”，但鉴于地区组织相对于中央的自治性，实际上并不能制约或者改变其决定。
此外，采取何种战略策略，是西欧所有公开放弃了激进式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共产党(主要是法共、意大利重建共、西共)共同面临的问题。虽然不如法共党内围绕“新共产主义”理论的分歧那么巨大，但西共和联合左翼内部在具体战略策略问题上目前仍然存在争论。比如，“革命派”主张强化西共理论战略的革命性，反对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走第三条道路，呼吁打破资本主义的逻辑，用“争取劳工、社会和民主权利的持续斗争”，替代西共作为危机解决方案的“生产替代新模式”，强调“21世纪的社会主义”只能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温和派”则认为，西共在现实资本主义中进行的反抗斗争，比如捍卫公共卫生和教育改革，本身就具有革命性，而且历史上没有在野党建成社会主义的先例，因此西共当前的主要目标仍然是通过议会斗争赢得政权，等等。
尽管党内存在争论，但从历史和现实发展趋向看，拥有“欧洲共产主义”渊源的当代西班牙共产党，不太可能重新转向希腊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等带有激进色彩的社会主义革命战略。而问题在于，虽然能够因反紧缩战略而在2011年吸引了大量对工社党采取紧缩政策感到失望的左翼选民，但随着在野工社党重新导向“反紧缩”立场，西共和联合左翼与工社党缺乏明显区别的这些理论主张，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其支持优势呢?显然，尽管2012年年底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把联合左翼打造成西班牙的“激进左翼联盟”的发展目标，但至少从目前来看，联合左翼缺乏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异军突起的主客观条件，在议会斗争中实现根本突破仍然面临巨大挑战。(注释略)
参考文献：
[1] 圣地亚哥•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钟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2] 肖枫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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