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国际政治中的“乌克兰悲剧”

　　乌克兰正上演着当代国际政治的一幕悲剧。类似的悲剧并非第一次发生，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人们可以把此类悲剧称为“乌克兰悲剧”。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这个悲剧，即地缘政治或者大国政治，较小国家的国际生存空间，较小国家的内部民主化。

　　从地缘政治看，乌克兰的局势首先说明了，到了21世纪的今天，国际政治的本质仍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仍然是大国政治。乌克兰处于西方和俄罗斯两大力量之间，本身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大国政治中求得自主的生存空间，包围着乌克兰的这两大阵营，也从来没有真正考量过乌克兰的利益;相反，两个阵营随时都可以牺牲乌克兰，来获取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曾经签署协议，保证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但在和西方竞争地缘政治利益的过程中，俄罗斯很轻易地撕毁了这个协议。

　　主权国家概念的产生已经数百年，人们对此也深信不疑，但对很多中小国家而言，主权仍然是纸面上的，而非实际上的。很少有大国尊重小国的主权，俄罗斯是这样，其他大国也是这样，只是在干预他国的时候，各大国的话语包装不同而已。例如，美国也同样没有主权概念，从来就没有尊重过其他国家的主权，随意制裁、出兵、占领他国领土等等。所有大国的国际行为原则是利益，而非他国主权。

　　中小国家很容易成为大国政治的牺牲品。在这个层面，“乌克兰悲剧”给人们的教训是：主导国际政治的仍然是基于“大炮”原则之上的强权政治。人们可以谈论主权、民主、人权等原则，但这些原则在强权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和西方表面上都有漂亮的话语，双方都表现出“高尚的道德”;但实际上，俄罗斯的强硬和西方的软弱，其背后是赤裸裸的实际力量的对比。对中小国家，尤其是处于地缘政治夹缝中的国家，要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是要依靠自己，任何大国都难以依靠。只有自身具有了足够的“大炮”，才可享有主权、民主和人权。

　　在第三个层面，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乌克兰悲剧”说明了民主仍然需要屈服于地缘政治。追求民主价值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但民主的发生、生存和发展，从来就离不开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一旦民主化背离了地缘政治原则，悲剧不可避免。乌克兰的民主运动就是这样。民主化的需求来自内部，但外在的因素无疑促成了乌克兰民主的激进化。在反对党组织的反政府运动期间，欧盟一些政治人物大力推销西方民主，支持乌克兰的激进民主化运动，给反对派造成一种假象，相信欧盟会全力支持乌克兰的民主。但实际上，欧盟已经没有这个能力。被赶走的总统亚努科维奇也并非一定要亲俄，他在任期内也在积极寻求欧盟的帮助，只是因为没有得到欧盟的支持，才转向俄国。民主运动一旦激进化，造成了内部的巨大纷争，就很容易招致外部的干预。中国人的老话“内忧外患”也可适用在这里，内部党争不休，外部势力就会乘虚而入。但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如果一个国家，不论大小，内部出了大问题，要依赖外部力量求生存，就必然变得毫无希望。

　　国际政治的悲剧

　　在国际政治上，人们一直在讨论大国政治悲剧，说的是大国之间的关系。这个理论认为，国际政治的历史就是大国兴衰的历史，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要挑战现存的大国、现存大国必然恐惧于另一个大国的崛起、一个大国被另外一个大国所取代，战争因此不可避免。(这里所说的大国并非国土的大小，而是实际力量的大小。)不过，国际政治更是中小国家的悲剧历史。历史尽管充满了大国政治悲剧，但处于大国之间的中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更为艰难，大国政治悲剧必然延烧到中小国家，很少有国家能够逃避这种悲剧。乌克兰的处境可以说是较小国家的国际政治悲剧。它表明，如果今天国际秩序发生剧烈变动，很多较小国家就会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困境。

　　世界已经经历了几个国际政治大格局，这些大格局由大国决定，较小国家所能做的，就只有向既定的格局调整，否则就会发生生存危机，更不用说是国家的发展了。

　　帝国可以说是第一个国际秩序。在帝国产生之前，存在着很多非常地方化的地方共同体，包括部落、诸侯、宗教政权等等。帝国产生之后，这些地方组织纷纷被纳入帝国，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帝国往往是通过武力征服形成的，帝国的形成所带来的生命代价难以估计。当然，在帝国产生之前，地方化的组织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它们很难独自存在下去。帝国的产生符合国际政治权力运作的一般规律。

　　但帝国也带来了正面的因素。例如在帝国之内，往往能够形成较大的市场，促进经济交往;因为有帝国政权的协调，帝国之内各地方共同体尽管仍然处于分散状态，但它们之间的冲突大大减少。如果人们把帝国产生之前的各种地方共同体，看成近代国家之前的“前中小国家”，不难看出，在帝国产生之后，这些“前中小国家”就失去了自主的生存空间。当然，如果帝国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也会出现更大规模的杀戮和牺牲。

　　帝国解体之后，人类进入了民族国家时代，在民族国家之上又建立了主权国家。这种现象首先在欧洲发生，欧洲也是近代主权国家的发源地。在主权国家的概念下，不仅每一个民族有权利建立自己的国家，各国都拥有自己的主权独立性，其他国家没有权利来干预内政。民族平等和主权平等成为后帝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原则。从实践层面看，这个原则也往往停留在字面上，很难成为现实。和帝国的形成一样，主权国家的形成也往往是暴力和战争的结果，而且主权国家形成之后也没有减少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在欧洲，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在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

　　主权国家和帝国无本质不同

　　实际上，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秩序，和帝国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帝国把很多地方化的政治体纳入进来，而主权国家之间则盛行结盟政治。帝国和结盟只是量的不同，性质是一样的。结盟政治是导致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大国来说，为了对付另一个大国，需要和其他较小国家结盟;对小国来说，为了求得安全和生存，也必须选择和某一个大国结盟。一旦结盟，联盟本身就成为不安全的主要根源。一旦两个盟主之间发生冲突，其他所有国家都要卷入。

　　在美苏冷战期间，国际秩序再次表现为新型的帝国关系。当时，世界一分为二，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较小国家很难有自己的选择，要不加入苏联集团，要不加入西方集团。这种“加入”往往是被动的。在两大集团内部，较小国家没有力量和集团的首领对抗。当时的苏联镇压了集团内部一些东欧国家的“反叛行为”。西方集团内部要好一些，主要强调国家之间的协调性。不过，“镇压”也好，“协调”也好，只是集团首领行使权力的方式不同罢了。冷战之所以成为冷战，是因为冷战在当时成为了保障世界和平的一种有效手段。苏联负责其集团内部的稳定，美国负责西方内部的稳定，两个集团之间则是武力对峙。当两个集团之间都存在可以足以摧毁对方的能力的时候，谁也不敢发动战争。

　　苏联和苏联集团的解体表明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尽管人们也把后冷战时代称为多极权力的时代，但不管有多少极，美国当时并没有面临任何挑战者。因为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美国又占据着世界经济的顶端，俨然成为整个世界秩序的领袖。

　　但是，今天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解体，而解体的主要原因正是美国本身，而非来自美国所认为的其他原因，例如中国的崛起。冷战之后，美国没有及时调整战略，尤其是联盟战略。冷战时代美苏关系实际上是两个战略联盟之间的关系。苏联联盟解体之后，西方之外就不再存在有能力挑战美国的战略同盟。这个时候，美国实际上可以调整同盟战略，或者改变冷战时代所形成的联盟性质，或者甚至解散联盟。不过，美国没有这样做。

　　美国不仅没有改变和放弃联盟政策，反而强化联盟，使用联盟战略巩固其霸主地位。美国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利用联盟到处扩张西方势力，尤其是收编苏联帝国解体后所出现的新兴国家。这种大规模的收编，必然对苏联的主体即俄罗斯构成地缘政治上的威胁。为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一旦有了足够的实力，必然要重新夺回这种地缘政治利益。乌克兰就是明显的例子。第二，美国开始寻找新的“敌人”。联盟必须面对“敌人”，没有“敌人”，联盟就很难生存和巩固。顺着这个逻辑，美国开始物色新的‘敌人”。以美国为主导的联盟的存在，也对其他没有联盟的国家构成了威胁。因此，那些受美国联盟影响的国家也会倾向于去组建新的联盟，以对抗美国为主导的联盟。一旦两个对立的联盟形成，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加剧。

　　亚太地区现在就面临这种情况。在冷战期间，存在着美日联盟、美韩联盟、美国—澳大利亚联盟等等。美国把中国作为“假想敌”，努力强化这些冷战时代的联盟。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走上联盟的道路，主要是因为中国理性的选择。中国如果学习美国或者苏联，今天的局势会严峻得多。中国选择的是多边主义，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六方会谈等等，这些都是以议题和解决特定问题为主轴，并非针对任何第三国。现在，美国要“重返亚洲”，在强化原来同盟的同时结成新的同盟。一些小国家实际上已经开始选择站边。如果中国也实行结盟政策，就很容易形成对峙局面。一旦这种局势形成，对较小国家来说可能是个灾难，不仅它们的外交会变得非常困难，它们的国内政局也会变得动荡起来。

　　德国先哲康德著《永久和平论》，成为经典，是现代“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的“民主和平论”的理论依据。在康德看来，在每一个国家都成为民主共和之后，世界就会变得和平。但现实并非这样。首先，要所有国家都成为民主共和，或许是一种不可能的使命。其次，走向民主共和的过程也是暴力和战争丛生的过程。其三，即使所有的国家都变成民主共和，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否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呢?人类的本性是否会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化而变化?这些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看来，人类追求国际和平的旅途仍然漫长。对较小国家来说，如何避免像乌克兰那样的国际政治悲剧，仍然是最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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