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自“普世价值”开始
从接受“普世价值”开始
——美国驻苏联大使马托洛克谈苏共放弃阶级斗争理论
编者按：此文摘自美国驻苏大使小杰克.F.马特洛克公开出版的回忆录《苏联解体亲历记》。这段摘录叙述了苏共高层用“普世价值”取代阶级斗争理论的过程。此书虽不涉及美国在这个过程中的秘密活动，但从这位大使积极地介入这一事件的相关活动推测，其秘密干预的程度应当是非常深的。
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没有它，冷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也就随之消失。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基于各自在生产方式中所处的地位，社会被分成了不同的阶级。各阶级为在社会中取得支配地位，注定就要发生斗争，而最终的胜利者将是人数众多并处于被剥削地位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在此基础上，它将建立其对社会的专政，消灭其他阶级，最终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天堂。
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唯一权威代表被赋予对全社会实行专政的权力。
可以想象，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苏联就是如此，只是纯粹的共产主义阶段尚未来到，但曙光常在。
用这条阶级斗争理论来处理与非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关系，其含义是很明显的。这些国家可能还处在“资产阶级”或“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之下，这种统治注定要被胜利的无产阶级所推翻。因此任何与非共产主义政府的联合或合作安排只能是暂时的，一旦其策略依据消失，就要摈弃这种联合或合作。核时代所需的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在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结束，只是表明当时有必要采取战争之外的斗争方式。
70 年代，西方与苏联之间曾出现过短暂的缓和期，即使这时，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也向苏联公众清楚表明， 1972 年反弹道导弹之类的军控协议的签订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理论有所改变。那时经常出现的口号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没有什么缓和期”。虽然上层官员在亲近属于“资产阶级”的西方人，但是苏联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封闭的，政府采取措施防范西方思想的腐蚀，如严禁出国旅游，控制新闻媒介，干扰外国电台广播，等等。
不仅如此，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观念还为支持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革命斗争以及 1979 年进军阿富汗提供了决策的理论基础。尽管现实与这个理论并不相符，但上述行动却被勃列日涅夫集团看作是为了阶级的团结而采取的，因而也是合法的行动。如果上述行动能够成功，那就会增强他们的实力，提高他们的威望。他们认为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要他们实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愿望。
由于亲身经历过苏联 70、 80 年代坚持阶级斗争理论所带来的后果，我注意到了逐渐修正或废除这一理论的种种迹象。在这一理论真正由官方抛弃之前，表明我们之间关系好转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是虚幻的，最多也是暂时的。只要共产党坚持阶级斗争不放，就很难想象共产党会轻易放弃政权上的垄断地位，或者容忍党内派别羽翼丰满。因此改变苏联国内政策的风险很大。
一开始，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三人总是含蓄地采取行动，以削弱这一理论，仿佛是故意避开直接的辩论。政策上的变动隐含在“新思维”这个模糊不清的词语里。它的确切含义有待于一步一步的剖析才会清楚。但是到了 1988 年夏，随着雅科夫列夫与利加乔夫在国内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辩论终于走向了公开化。
谢瓦尔德纳泽7月就国际事务召开了一次由苏联高级外交官和学者参加的吹风会，主要是告知与会者苏联在其外交方式与实质内容上的一些变化。这次会议不让外国人参加，但《真理报》登载了谢瓦尔德纳泽开场白的概要。7 月 26 日吃早饭时，我打开《真理报》，很快浏览了该文。下面这段话一下子跃入我的眼帘：
(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他的讲话中说，新的政治思维要在核时代的现实环境中考虑到和平共处。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在和平共处时期不存在什么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
所谓的共处是建立在不侵犯他国领土、尊重他国主权及国家独立、不干涉内政等等这样一些原则之上的。它不能等同于阶级斗争。两种对抗性制度的斗争已不再决定当今时代的走向。现今，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依靠先进科学、现代化设备和尖端技术来加快物质财富生产与合理分配的能力，以及我们开发和保护那些人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资源的能力。
我一直孜孜以求的东西终于呈现在我的眼前。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对外政策实质的理论被官方人士宣布予以放弃。如果苏联领导层普遍接受这个改变，那么在未来的几个月内，我就可以听到其他领导人，当然包括戈尔巴乔夫，发表类似的言论。
然而，事与愿违，谢瓦尔德纳泽的立场非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出现了驳斥的言论。就在外交部那次会议之后不久，利加乔夫访问了高尔基，这是位于伏尔加河上的一座古城，因它是该地区国防工业的中心，所以禁止外国人参观。传统上该城称做下诺夫哥罗德，不过至今还未恢复旧名。利加乔夫利用这次访问的时机发表言论，驳斥谢瓦尔德纳泽的观点。 《真理报》8月 6 日报道了利加乔夫的讲话，利加乔夫在讲话中最直言不讳地维护着“阶级斗争”这个传统思想：
我们的出发点是国际关系中的阶级特性。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其他解释只会造成苏联人民以及国外朋友们的意识混乱。积极参与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的解决，决不能人为地用来作为停止社会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理由。
利加乔夫是想鱼和熊掌兼而有之：方便时就一起解决“共同问题”，平时只要有可能就推行冷战策略。
外国大使们一般不把一场意识领域里的争辩写进自己的报告里，这不是一个合适的话题。尽管我们的使馆人员向华盛顿详细地报道了莫斯科在意识领域里的辩论，但似乎只有研究共产主义事务的专家们给予了重视。对于天性讲究实际的美国政客来说，这种争辩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穷究一些深奥的理论问题而已，与真实生活没有明显的瓜葛。在他们看来，这种争辩就像中世纪神学家们的唠叨，不会伤及他人，只是徒费时间而已。讲究实际的人们最好不要理睬。
在这种态度下，我们从未接到任何指示，要求我们同苏联官员一起探讨或阐明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观点，不过，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只是，我总觉得这场辩论的结果将会决定事态发展的命运。我想让苏联领导人知道我们中有些人对事态的发展非常感兴趣，并认为其结果将会影响我们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诚意的信心。因此，我决定下一次遇到谢瓦尔德纳泽时一定与他探讨这个问题，不是作为官方的探询，而是个人之间的交流。
事有凑巧，为了向谢瓦尔德纳泽传递国务卿舒尔茨的一些口信，我在
谢瓦尔德纳泽向来不喜欢搪塞敷衍，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有点不习惯与我进行讨论，这毕竟是国家内部的争辩，他在座椅里不自在地挪动着身体。他向我保证说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具有权威性，戈尔巴乔夫已明确说过他们压倒一切的任务是避免核战争。阶级斗争是在国家内部出现的东西。他评论说利加乔夫的言论肯定是指这个意思。
我根据《真理报》的报道向他说明，利加乔夫很清楚地指出阶级斗争是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于是，谢瓦尔德纳泽避开我的话题，间接地肯定了这种争论，他说道：“好吧，你们的政府领导人不也常常出尔反尔吗?温伯格与舒尔茨的观点有时就不一致。”他在最后向我担保说苏联政府对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抱有坚定的信心。
我向谢瓦尔德纳泽提及利加乔夫的讲话，目的并不是为难他，而是为了加强他在苏联国内这场辩论中的地位，不过前提是他得利用我的看法，向他的同僚们挑明说，美国了解这种争辩的含义，继续坚持阶级斗争理论会使两国之间的关系改善变得步履艰难，我认为这么做没有什么不妥。
究竟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当时心里也没谱。然而，就在一周之内，亚历山大· 雅科夫列夫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对利加乔夫的讲话作出了反应(没有指名)。他对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重新做了明确的解释。他用哲学术语作掩饰，而且不时选用复杂的句型，不通过反复的阅读不能完全掌握它的含义。
而且，支言片语的摘引也无助于理解。下面引用的这段话是他争论的中心部分，我在翻译成英语时力求做到准确：
防止核威胁、以和平的名义裁军、以安全的名义相互信任与合作、关心人类的生存——所有这些都是当今世界所要完成的任务。但是如果我们在历史的范畴里进行思考，完成上述任务只是公正地、民主地、合理地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其他问题的一个主要的、最根本的前提。这些问题包括：
减少饥饿，维护生命赖以存在的地球环境，合理利用地球上远非取之不竭的资源。
人类共同利益不是哪一位思想家在象牙塔中通过苦思冥想而假设出来的抽象的哲学范畴。在我们这个时代，当整个地球似乎已小得不可思议之时，当人类的命运与历史只要按一下按纽就会结束时，当不用几个时辰全球 50亿人便对某一事件家喻户晓时，这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就是具体而又生动的了。
这些确是全人类的利益所在。这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部分，而且还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把人类凝结在一起的正是这些利益，这意味着它们能够超越几个世纪以来阻碍人类文明发展的那些力量，即分裂、矛盾、对峙以及战争。正是这种共同利益将使对立各方走到一起，因为当哲学的、抽象的、历史的分类与纯粹实践的、世俗的、日常经验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之时，这种共同利益便使个人的利益融入到了大家的利益里。
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从历史观的角度、从所有人类发展的前景出发，是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诠释。它不是只考虑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阶级、民族、社会团体的利益。它把那些受剥削的社会最底层的利益放在首位，并在特定的社会结构里将之单独作为一个阶级划分出来，以承担解放人类的历史使命，我们能说社会主义的谛造者们是以这个阶级的利益来对抗所有其他阶级的利益吗?当然不能。
优先考虑人类共同的利益，这个观点很有价值，因为它包含着发展的客观趋势。它要求放弃僵化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它有助于我们现实而又理智地把政体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共处看成是历史的要求，是国际主义者追求全球发展的体现.
这是《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吗?用雅科夫列夫的话来说，当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的确确把“无产阶级”的利益凌驾于其他阶级的利益之上。而且，这一基本理论还导致了他的许多其他错误。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人类的确有它的共同利益，如果苏联领导人能认识到他们的利益也包含在其中，那么冷战就会成为历史。
……
以我们探讨过的上述国内大辩论为背景，东西方关系迅速实现了和解。戈尔巴乔夫在国内进行政治改革的决定，既要求也有助于同西方建立友好关系。毕竟，人们不可能在支持建立法制国家的同时依然抓住“阶级斗争”理论不放，正如人们坚持阶级斗争观念就不可能结束冷战一样。
……
利加乔夫尽管过去一直维护——现在仍在维护——“阶级斗争”观念，但他似乎并不反对苏联为改善与西方的关系而采取的大部分具体步骤。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分歧在于后者拥护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推行更加激进的经济改革措施。利加乔夫曾一度赢得了对叶利钦的胜利，但却正在输掉同雅科夫列夫的一场战斗。
……
戈尔巴乔夫 1988 年 12 月在联大会议上的发言标志着苏联这一年在国内外发展变化的顶峰。他单方面宣布削减苏联军队的举措，证明他已掌握了苏联军队。就在几个星期之前，包括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在内的军方高级将领还在坚持一定要经过谈判协商之后才能答应裁军，而且要求这种裁军必须是双方的。可见，当时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完全支持把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石，明确无误地抛弃了阶级斗争观念。
在他的这个发言里，还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选择的自由是条普遍原则;它不应该有任何例外。”
……
越来越经常听到的一种批评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明确的前进方向。正如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所指责的那样，他已把政策置于情感之中，对于政策意欲实现的目标则不明确或者说不理解。就在离开莫斯科对意大利和梵蒂冈进行国事访问并准备同布什总统在马耳他举行首脑会晤的前夕，戈尔巴乔夫发表了一篇回应这种批评的长篇文章。
文章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的改革》，刊登在 1989 年 11 月26 日即周日的《真理报》头三版上。文章的署名为“米·戈尔巴乔夫”，没有官衔，表明文章代表的是他个人的观点，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我读了这篇文章，戈尔巴乔夫自 1987 年十月革命周年讲话和《改革》一书发表的两年来，思想变化之大深深打动了我。文章一方面仍表示坚持“社会主义”，但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把这个词的内涵做了新的界定，其内容与其说是属于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毋宁说更接近于西方的社会民主。
一开始，他承认自 1985 年执政以来他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声称：“我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许多事物。”接着，他解释道：起初我们以为，改革基本上只是一个纠正我们社会机体中的个人歪风、完善已经发展了的制度的问题，而今我们要说，必须从根本上重塑整个社会制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包括)改革产权关系、经济机制和政治制度，同时改变社会的精神和道德风气。
接着，他既排除了保存现有的计划经济的可能性，也排除了接受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其取代方案是主张创建一个“人道的、自由的和理性的社会”，他声称这是一个与“马列主义理论相联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将排除“官僚集权主义”，有利于“劳工集体自愿联合会”管理。工人将拥有其使用的生产工具，农民将成为其土地的主人。
在政治方面，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平民社会和一个法制国家。“民主和自由”被誉为“伟大的人类文明价值观”，它只需再加一项“社会主义的内容”就会成为合适的目标。考虑到强硬派会反驳说西方民主不是真正的(也即经济的)民主，他指出，虽然他的目标是创造真正的民主，但经验表明形式上的民主也很重要。
这一公式间接但明白无误地否定了传统的共产主义论点，即“资产阶级”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戈尔巴乔夫似乎是说，民主就是民主，如果我们必定要有民主的话，就必须在西方民主的基础上重塑我们的政治体制。接着，他话锋一转又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不得不同“经过时间考验”的代议制民主“机制”相结合，包括立法、行政和独立的司法明确分立。
他的结论是，共产党在“新的社会体制”中将起“一种特殊作用”，因为它是苏联社会的“政治先锋队”。但这也要求它停止计划经济，并进行自身内部改造。他坚持认为在“目前社会变革的复杂阶段”，维持一党制度是“有利的”，但他警告说，党本身必须发展思想上的多元化和竞争，并扩大公开性。戈尔巴乔夫虽未称赞叶利钦在过去两年里一直表达的那种思想，但却沮丧地写道，作为一个整体，社会正迈向民主，而党始终落在后面。
抚卷沉思，我多了一些勇气，少了几分气馁。我生性乐观，通常更多关注的是注入空瓶里的水，而不是还有多大空间没有灌满。我不能说戈尔巴乔夫究竟是给改革目标的瓶子注入了 20%、还是 40%、抑或 60%的水。可以肯定的是，瓶子中仍留有很大的空间。但看得出戈尔巴乔夫正在从经验中学习。由于他所遇到的困难，他的目标正变得更趋于激进而非谨慎。
这篇论文避而不提阶级斗争，其基本的民主制度概念与西方也没有什么两样。然而，戈尔巴乔夫的经济观念却相当混乱。充斥于他 1987 年“周年”讲话中的那种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公式已经荡然无存;现在他模模糊糊地选择了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营思想，并继续坚持捍卫作为一般概念的“社会主义”。他没有指出走向市场关系制度的重要性，也根本没有承认没有私有财产权就不可能有政治民主。
当然， 我不能奢望即使是最有眼光的苏联领导人在 1989 年会撰文为资本主义辩护。如果戈尔巴乔夫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他苏联领导人的位置也就不会维持多久了。他对西方社会民主半推半就的心态在当时也许只能走到那一步。
……
戈尔巴乔夫在对外政策方面也留下了重要的遗产。不过短短几年，他就从一个传统民族主义的、排外的、苏联偏狭观念的教 条主义卫道士，变成了一个为人类普遍价值而战的战士。他抛弃了阶级斗争观念，这对克服由布尔什维克革命所造成的孤立、敌对和同外部世界的长期紧张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只要主要大国不处于苏联的直接控制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就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苏联不放弃其制度的意识形态核心——阶级斗争观念，冷战就决不会停止。而一旦它放弃，该制度自身就不再具有任何理论依据。既然共产主义统治和冷战都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那么，只要摧毁了这个基础，两者便都难以存在。
……
结束共产党在苏联的统治并非美国政策的明确目标，我们应该承认，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是促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因素……如果我们要确认某一个人应对苏联共产党统治的瓦解负责，那么这个人只能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毕竟是他所坚持的改革最终把共产党从统治地位拉下来，他拒绝同意使用武力去维护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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