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难民回家！ ——别人的战争与我们的责任

作者：卞江来源：经略 2015-09-09 675

　 9月2日早上六点，爱兰·科迪(Aylan Kurdi)的尸体被冲回到了海滩边。这是希罗多德的故乡，土耳其穆拉省的港口城市、度假胜地博德鲁姆(Bodrum)。这个三岁的叙利亚小男孩，同他5 岁的哥哥贾利普(Galip)以及他35岁的母亲芮晗(Rehan)一起，最终丧生于一场延续了数年的大流亡中。科迪一家原本是居住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库尔德人。3年前，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初，科迪一家在父亲阿卜杜拉(Abdulla Kurdi)的带领下，从大马士革搬到了阿勒颇(Aleppo)。随着内战的扩大，他们又从阿勒颇迁徙到了科巴尼(Kobani)。然而，这场在西方媒体中以自由为名的战乱仿佛幽灵一般，一直追随着他们。不久，伊斯兰国的黑旗便飘扬在科巴尼城外。科迪一家便不得不又一次随着难民潮，涌进了土耳其。就在今年六月，科迪一家向加拿大提交的难民申请被拒绝。三个月之后，悲痛欲绝的父亲阿卜杜拉带着三口棺材，重新回到了被战火吞噬的家园。在他妻儿的新坟前，在西方媒体的镜头下，他问：为什么自己的家乡不能变得更好?

　　的确，为什么叙利亚，甚至是整个中东世界没有变得更好?阿拉伯世界的动乱至今已经进入到第五个年头。最初在西方媒体中那个“春天”一般的迷梦，已经在战火、鲜血与伊斯兰国的黑旗面前沦丧为一场噩梦。映照着那种在铁与血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的人道主义理想。在这场延续了数月的难民浪潮下，欧洲被撕裂。而北美对此的沉默态度，也将那个在“自由和平”旗帜下放佛团结一致的“西方”斩成了碎片。

　　在世界媒体面前，这场难民浪潮开始于今年4月地中海上，一艘从利比亚驶向意大利的难民船遇难。一船500余名难民，大约400人葬身大海。实际上，随着中东动乱的开始，试图穿越地中海偷渡进欧洲的难民就与日俱增。这些难民，无论是因为家园被战火毁灭，还是因为试图寻找更好的生活环境，他们都将这场艰难的偷渡旅程看做是通往希望的必经之路。他们或者穿过土耳其，或者驶过地中海，最终都想前往德国、英国、法国这些经济相对发达的欧洲国家。在那里，他们或者投奔早已移民的亲戚朋友，或者试图从零开始。总之，在他们心中，这些欧洲国家像天堂一样，充满着一切新的可能。

　　然而，很快他们便发现，天堂不但有一道铁闸门，里面还住满了不食人间烟火的欧洲人。更令人担忧的是，天堂里也有经济危机。随着希腊债务危机的进一步蔓延，欧洲天堂似乎重新回到了200年前。欧盟再也不是心同理同的一家人，而重新各家有了自扫门前雪的架势。在承受了几轮难民潮之后，意大利政府再也坐不住了，开始要求欧盟国家共同担负责任。意大利政府这一要求基础凿凿。根据《里斯本条约》，欧盟国家在遭到大规模第三方国家难民涌入的情况时，可以强行安排各国按配额接收难民。然而，“光荣独立”的英国则第一个站出来表态，自己不接受这样的安排，让这群为了谋取过上好日子的“经济难民”们自生自灭去吧。随后，匈牙利、斯洛伐克、法国、德国都开始采取不同程度的措施，试图将难民挡在自家门外。

　　然而用脚投票的难民竟然不听欧洲指挥。他们历经千辛万苦，经过匈牙利——当然，他们是不愿意呆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距离最近的天堂大约还有八个多小时的火车车程——来到法国、来到德国、来到英国。就在几年前，当利比亚人聚集起来，推翻卡扎菲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天堂的守门人们告诉他们，推翻了卡扎菲，你们便会在自己的国家建立起地上的天堂。几年之后的今天，卡扎菲已经死了许久，而天堂却离他们越来越远了。同样的故事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也门都在上演。许诺给他们以天堂的还不只是欧洲，还有那些富有的海湾穆斯林“兄弟”们。在那诸多从天而降的许诺之后，受难的叙利亚、利比亚、埃及、阿富汗人民们发现，天堂还是要自己去寻来。但是，历经千辛万苦偷渡到欧洲天堂的难民们发现，天堂的门不但锁紧，天堂的地界也缩小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尸体被冲刷上岸。原本应当是挤满了欧洲各地旅客的地中海沿岸沙滩，现在成了寻找天堂道路的难民们的临时家园。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就这么赤裸裸地在人道的欧洲人民面前展开。的确，自从二战以来，欧洲人再也没有见过如此成规模的死亡。在他们享受生活的沙滩上，在他们日常用以穿行与工作与住家之间的火车站里，那些从未经历过二战的年轻一代欧洲人，第一次与结构性的不平等、与死亡和冷漠、与饥饿和绝望站的如此接近。一场他们原本可以通过电视屏幕看到并同情的战争，现在终于带着污秽与汗水站在了他们面前。与今天欧洲人的父辈不同，刚刚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人们带着解放者的光芒，迎来了那批从殖民地涌来的新移民。他们不少人虽然肤色不同，但却衣着光鲜，他们带着家人与行李从船上下来的那一刻起，便成为了一个百废待兴的欧洲迫不及待需要的建设者。然而，70年后的今天，欧洲似乎从二战的废墟中走了出来，然而这批新的来自于第三世界的人们，却发现自己早已成为一群不受欢迎，且需要被管制的多余人。在骄傲的西方政治与经济精英主宰下，西方用了短短70年，从二战之后建立的平等与和平的理想秩序，走回到了19世纪那种霸权主义下社会与国际的大分裂中。

　　随着小爱兰的死，阿拉伯世界的战争终于彻底摆在了欧洲人面前。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抗议自己政府在难民潮面前表现出的冷漠。媒体也开始将这场难民潮称为一场欧洲“人道主义的危机”。对媒体反映颇为敏感的政治精英们很快也做出了回应。9月4日，英国首相卡梅伦一改之前强硬的抵制态度，表示英国要尽人道主义责任，再行划拨上百万英镑，以便接收“数千名”难民。这一在民间人道主义诉求压力下做出的妥协，为今天经济危机仍旧阴云不散、与穆斯林社群冲突不断的欧洲出了一道难题。在选票为王的欧洲政治格局中，今天的难民危机好像一道分水岭。一方面，以理想主义人道秩序为基础的欧洲政治，仍旧占据着欧盟政治理想的形式中心。一群在基督教世界主义关怀下的白人中产阶级选民们，在这场挑战他们道德底线的危机面前，再也无法容忍各自政府的冷漠态度。而另一方面，在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困境面前，大量涌入的难民不但成为欧洲社会的不稳定组成部分，更对本已千疮百孔的社会福利及就业市场造成了巨大压力。

　　对政治精英来说，如何消化如此大规模的难民，特别是大量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经济与政治难民，这是一个严峻的选举政治问题。究竟是向右走，用关门主义保护本国经济，用族裔民族主义拉拢广大社会中下层选民，还是向左走，用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拉拢潜在的新移民选民与知识分子?这无疑还将继续发酵。而与此同时，西方的领袖——美国，却在冷眼旁观。

　　本已千疮百孔的欧洲，在这场人道与政治的双重危机中，在终于烧到家们口的战争面前，不但需要一次国际主义的人道援助。更需要通过这场援助，来重新改造他们——甚至是整个西方——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那种世界观。今天这个起火的世界，正在进行一场构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主义变革进程中。正在燃烧的，是新自由主义观念下那种霸权主义的世界秩序。

　　随着阿拉伯世界动乱愈演愈烈，也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等现状，涌向经济发达与政治相对稳定地区的政治与经济难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必定还会增多。同时，相比欧洲国家来说，黎巴嫩、土耳其、约旦等阿拉伯国家接受的难民数量则大得多。由此产生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则又为新的大危机埋下了隐患。

　　欧洲目前所采用的救助办法，主要集中在内部消化。通过互相扯皮的办法，确定各国消化的总人数。这一过程漫长，且充满着复杂的法律制约。大量难民无法合法得到难民庇护资格，因此便不得不长期生活在法律的灰色地带。不但无法合法工作，更没有办法支持家庭正常生活与子女教育。无论是管理还是人道救助，都将产生大量费用。为了防止这场结构性的危机继续扩大，欧洲也到了不得不需要世界援助的地步。与坐视不管的美国不同，那原本被遗忘的第三世界国家及其人民却开始积极表态。埃及富商纳吉布·萨维里斯表示，愿意自掏腰包购买希腊小岛安置难民。让他们在岛上进行自主建设，开始新生活。阿根廷内阁首长费南德兹 (Anibal Fernandez)也在9月4日表示，愿意进一步收容更多的叙利亚难民。面对这一场骄傲的西方世界造下的烂摊子，希望建设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自然不能像美国那样，蒙上眼睛，梦想坐等将这场人类共同的危机烟消云散。我们一方面应当向欧洲伸出经济援手，另一方面，也更应当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呼吁尽一切可能，协助广大遭受战争苦难的中东国家尽快恢复稳定，并帮助他们尽早开始恢复家园的重建工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第三世界不应当是世界秩序的边缘，更不应当被看做是一个需要被管制起来，乃至可以在其土地上肆意妄为的区域。对第三世界的帮助，是希望创造一种发展机会的平等，也是一个人类共同发展与进步理想的世界主义政治实践。

　　让阿拉伯难民回家，让阿卜杜拉和小爱兰的家乡变得更加美好。这才是一场世界秩序变革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