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思想及其启示

作者：辛向阳来源：《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7年第6期 2017-08-02 2664

辛向阳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思想及其启示

100年前的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伟大的革命，在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由劳动人民群众掌握政权的国家。当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掌握政权，而其他国家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持住这个政权，保持住这个社会主义的火炬，使它不断地迸发出更多的火花。如何保持住这个火炬？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进行了不懈探索，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

1 列宁强调苏维埃政权建设必须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该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这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面临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列宁十分明确地指出:这就是苏维埃类型的政治道路。列宁在1918年12月23日明确说:“只有用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或苏维埃类型的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内)，才能开辟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687苏维埃政权不是别的什么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形式。“新的世界，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以苏维埃共和国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1]568苏维埃类型政治发展道路包含什么要求呢？这一道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认为，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真正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必须打碎和彻底破坏旧的即资产阶级的官吏和法官机构的目标。“巴黎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迈出了第二步。”[1]701这一道路始终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正如列宁所说:“工农苏维埃，这是新的国家类型，新的最高的民主类型，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是在不要资产阶级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来管理国家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民主第一次为群众为劳动者服务，不再是富人的民主，而在一切资产阶级的、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国里，民主始终是富人的民主。”[1]568

列宁的思想告诉我们:在当代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要求。习近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正确道路。”[2]首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偏离这些制度。

只有正确地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才能不会为一些片面的观点所迷惑。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的改革属于帕累托改进，绝大部分人都受益，改革共识非常高。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和加快，中国社会进入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长周期，也就是“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前半段。在这个跨度数十年的长周期中，随着相对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在这个阶段不能贸然启动以民主化为大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其结论是:政治民主化之路必须走，但是一定要在“库兹涅茨倒U曲线”跨过转折点，基尼系数降到0.4以下的历史条件下启动。这种观点实际上认为当前中国不具备发展民主政治的条件，应当在适当的条件下进行政治民主化。这种观点看似有道理，仔细分析是站不住脚的:一是中国的民主发展一直都在推进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从来没有止步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一直在稳步前进，中国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建设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二是其所谓“政治民主化”无疑就是西方的竞争性民主，也就是说，到基尼系数降到0.4以后，中国就可以搞多元竞选了。这种认识偏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要求。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要求，我们决不会搞西方的多党竞争性民主。只要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多党竞争性民主就不可能在中国实行，因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这样一个本质、这样一个制度就决定了多党制、议会制的所谓民主化在中国是永远行不通的。

2 列宁强调苏维埃政权建设必须建立在人民群众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民主管理基础之上

列宁十分重视民主发展的空间和物质条件问题，多次谈到苏维埃政权要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实现自身政治权利的物质空间。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民主之所以是虚伪的，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资本家、剥削者、地主、投机商掌握着十分之九可供开会的最好的建筑物，掌握着十分之九的纸张、印刷所等等。“无产阶级专政则要从资本家手里把地主宅第、最好的建筑物、印刷所、纸库夺过来供劳动者使用。”[1]686“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了，就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更加‘民主’百万倍，而没有集会权利，民主就是骗局。”[1]606在1919年2月拟就的《俄共(布)纲领草案》中，列宁指出:“劳动群众能对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施加更直接的影响，即民主制的更高的形式的实现，在苏维埃这种类型的国家，同样是靠下述两方面达到的:第一，选举的程序和经常进行选举的机会，以及改选和罢免代表的条件，对于城乡的工人来说，比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好形式下都容易和方便得多。第二，在苏维埃政权下，基层选举单位和国家建设的基本单位不是按地域划分，而是按经济和生产单位(工厂)划分。”[1]722-723苏维埃政权能够提供最好的条件让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不断实现自身的政治权利。

在当代中国，人民群众对国家的管理不仅是实质性的，而且是有多种途径的。首先，在我们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不仅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行使自己的民主选举权利，而且要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不仅要有效地防止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也要防止日常工作中的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落空的问题。其次，我们不断扩大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层次丰富、措施有力的当家作主。我们真正建设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在各个层面上增强了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保证了决策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再次，推进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平等投票的权利，是否能够方便地行使这一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是否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有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完整科学的制度程序，而且有使人民群众能够保障权利实现的完整的参与实践。所以，我们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习近平曾经讲过:“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3]73实现这样的协商，就需要建构平等协商的制度。什么是平等协商制度？一方面，协商主体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是平等的，对问题是可以进行充分讨论的，各方面的意见都能够在协商时完整清晰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协商的结果必须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共识或者交叉共识、重叠共识，不能是与协商主体看法毫无关联的意见，也就是说，协商就是要把协商者的所有合理意见和建议加以吸收。

3 列宁强调苏维埃政权建设必须以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根本前提

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紧密相连。列宁一再强调:在我国，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因为，“只有共产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再通过本阶级跟全体被剥削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充分信任——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一切势力的最无情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4]342。列宁还强调作为执政党存在着变质的危险。1920年4月5日，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词》中就讲: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因而自然也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之后就有可能掌权的党，我们在这个时期不得不进行斗争，防止坏分子，防止那些旧资本主义的渣滓钻进和混入执政党里来。他还强调:坏分子在攀附我们的党，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是一个执政的党。

如何使无产阶级执政党不变质呢？在列宁看来，就是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体有三个办法:第一，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实施过程中把工人和其他阶级中最可靠的人吸收到党内来。在1919年10月11日，列宁就指出:我们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第二，推广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活动，在征收过程中，把那些保持着蓬勃朝气、对苏维埃政权无限忠诚、具有高度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热情的人吸收入党。在苏维埃共和国处于极其困难的时期，俄共(布)彼得格勒党组织于1919年8月10-17日、莫斯科省党组织于同年9月20-28日相继举行了征收党员周活动。俄共(布)中央全会总结经验后，9月26日决定在各个城市、农村和军队中举行征收党员周活动。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仅苏俄欧洲部分38个省就有20万人入党，作战部队中入党的人达到7万人。这些党员在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此，列宁指出:我们举行征收党员周并不是为了炫耀一番，而是为了把真正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入党的将都是一些真正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真正忠诚于工人国家的人，正直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下受过压迫的群众的真正代表”[4]223。第三，进行清党活动，通过清党尤其是重新登记，把“混进党内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社会主义信念的人留在党内。列宁十分重视这个方面的活动，他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不止一次地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4]222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新的党纲，通过了改善党员成分和全党重新登记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党的各级组织决不应当以降低党员的质量为代价，来换取党员数量的增加。根据这项决议，俄共(布)在短期内很快就清除了不少混进党内的投机冒险分子、坏分子等。到1923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党员人数由1920年第十次代表大会时的73.25万人下降到了38.6万人，下降了47%的比例，但党的战斗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大提升了。

我们党也一直强调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着力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着力增强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能力，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5]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不断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为什么要作为毕生追求？从根本上说，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决定的，是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严密最科学最彻底的思想体系。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6]111。邓小平讲:“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7]63他又讲:“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7]63习近平2015年9月11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8]。

第二，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认识深化的结果，也是对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确保我们党始终能够驾驭市场经济的要求。2014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9]。如何防止渗透到党内生活中的商品交换原则不扩散？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这个方面，我们党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成效显著。2016年12月初，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22人，给予纪律处分的中管干部212人；谈话896人次，函询1863人次，了结2753人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0余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0余万人。这些举措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10]。

第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没有自身特殊利益的政治本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15年10月29日，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明确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党章中的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11]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党章，自觉地按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去要求自己，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4 列宁强调苏维埃政权建设必须自觉接受广大人民的监督

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出发，列宁认为，人民有监督一切国家公务人员的权利。他非常重视人民群众行使检举、揭发和控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乱纪行为的权利。列宁指出:“我们应该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杜绝毒害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反复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12]186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利，列宁领导苏俄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第一，切实把人民监督权放在突出的位置看待。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苏俄就颁布了由列宁起草的《工人监督条例》。根据条例，成立了全俄工人监督总委员会和地方工人监督委员会，由工厂委员会、工会和工人合作社的代表组成，直接行使监督企业的权力。1918年11月，列宁在起草的一份决议中规定，任何一个公民对苏维埃机关或者是负责人的任何措施(或拖拉作风，等等)提出控告，该负责人或机关必须写出简要记录，以及事情的实质，并将一份交给控告人，一份呈报上级机关，拒不写简要记录的负责人，法院要予以追究。第二，设立并且不断改进专门监督机构的工作，使监督效率得到保证。为了扩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力，十月革命后立即就成立了苏维埃监督委员会，1918年3月设立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1920年1月，又改组为工农检查院。1920年2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工农检查院条例》，目的是使工农群众独立行使对国家机关的监督权，要求检查机关只受中央领导，保留检查机关依法对地方政权一切决议提出抗议的权力和职责，从而提高监督机构的权威。工农检查院与其他国家机关不同，它完全依靠工人农民群众，实现工人化和农民化。但是，在实践中，工农检查院的工作并不令人满意。因此，列宁在1923年1月23日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改组检查院的建议。主要包括:其一，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他们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其二，把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人员缩减为300～400人，这些人能够认真负责，了解国家机关，了解科学组织劳动特别是管理、办公等方面劳动的原理，能够职业化地工作。第三，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工作，以使工农检查院有很高的威信，能够更好地行使相应的监督权力。

我们党一贯重视人民群众监督权的行使，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落实人民的监督权利。我们党始终强调，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领导干部使用权力，使用得对不对，使用得好不好，必须要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习近平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13]136如何实现这种监督，我们党做了大量工作。

第一，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们国家，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所有的人大代表都要自觉地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原则和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要受到人民的监督。我们要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人民的监督权从各个环节上得以落实。

第二，十分重视国家监察机构的建立健全。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其中规定在政务院之下，各部委之上之外设立人民监察委员会，其职能是负责监察政府机关和政府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1954年，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后，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监察部。1959年4月，因国家管理体制调整，撤销了监察部。1986年12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恢复行政监察体制，组建监察部。1987年7月1日，监察部正式对外办公。1993年，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与监察机关实行合署办公。随着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国家监察机构面临的任务更加繁重，需要进行更加科学的改革。2016年1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要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14]。为此，2016年11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方案》强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这一体制的建立不仅会进一步提高监督的效能，而且能够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

第三，完善党内监督制度。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条例》尽管是党内法规，但一直强调人民监督。《条例》提出党内监督必须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要求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自觉接受党内监督、社会监督、群众监督，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应当认真对待、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推动党务公开，拓宽监督渠道，虚心接受群众批评。可以说，党内监督的成效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群众监督的落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