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种文化视角的回溯与思考

十月革命：一种文化视角的回溯与思考

吴晓都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阐明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时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1。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句名言对于评价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创举也完全适用。虽然十月革命距今已整整一百年，列宁和他领导布尔什维克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复存在，但是，十月革命及其后由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就像一首伟大的史诗，依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和文化史上熠熠生辉。

一、十月革命：历史必然性与当今俄国社会的理性认知

　　当代俄罗斯社会与学界从未忘却，原本落后的俄罗斯社会与人的精神面貌实实在在是在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得以焕然一新的。十月革命的深远影响在俄罗斯至今仍是一个无可争辩也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这从当今俄罗斯社会对它的种种认知就可见一斑。今天，依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俄共对十月革命的态度无须多言，就连普京总统在2016年12月的国情咨文中也依然沿用苏联时期对这一划时代事件最传统的称谓：“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他早在2014年还这样表述：“2017年我们将迎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或称十月剧变100周年……这需要深刻的专业的客观评价”3。作为当代俄罗斯大多数民意的代表，普京强调要诚实地研究十月革命，必须诚实地分析十月革命的本质。在苏联解体20多年来，俄罗斯社会在对待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历史问题方面，尽管评说不尽一致，但没有回避，而是十分关注。应特别指出的是，普京在这次国情咨文中使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样苏联时期的标准称谓，在苏联解体以来，由最高领导人讲出来，还是首次。这可以看作是俄罗斯在祖国历史文化认同上的评价指针部分地向传统回摆，也是普京时代的十多年间，民间对苏联的怀旧思潮对官方话语的一种显著影响。

　　无独有偶，2014年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上，十月革命这一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历史重大事件的舞台呈现几乎还是苏联传统式的，舞台空间的光芒为鲜红颜色，一台巨大的火车头造型通过电视直播出现在千百万观众眼前，熟悉马克思主义文化语境的人们，一眼就明了编导是在展示苏联传统历史文化符号：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确，俄罗斯社会至今没有忘记改变旧俄国落后面貌的那场伟大革命。因为，人们不会忘记，这不仅是前辈工农大众的革命，也是他们崇尚的20世纪文化先哲当年呼唤的革命——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别德内依这些俄罗斯进步文学家不用说了，就连忧郁的乡村歌手、诗人叶赛宁也由衷地呼喊：“我将把自己全部的心灵献给十月革命和五一劳动节”4。温和的“诗人中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曾把十月革命比作历史洪流，荡涤了沙俄与资产阶级肮脏的“奥吉亚斯牛圈”。“白银时代”的先锋勃洛克、布留索夫们也都积极投入到开创俄罗斯乃至世界新纪元的社会变革中。特别是从旧俄国知识精英转向十月革命立场的象征派诗人勃洛克，他不仅写下了包括《十二个》在内的歌颂十月革命的不朽诗篇，而且在1918年初写的《知识界与革命》一文中，激情呼唤他的同伴们“用全部的身体、全部的心灵、全部的意识倾听十月革命”5。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参加了十月革命，还在俄罗斯第一个人民政权中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戏剧处处长，勤勤恳恳地为工农文化事业服务。知识分子之所以同情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改变俄罗斯的伟大创举中看到了自普希金到托尔斯泰近百年来知识界渴求解放下层民众的理想之光。

　　尽管苏联解体前后，前苏联社会舆论或后苏联学界出现了一些质疑、否定十月革命的声音，但正直的学者还是能比较客观地评价先辈走过的那段艰难而光荣的路程。前苏联学者、爱沙尼亚美国商业学院主席瓦列里·帕乌里曼教授在十月革命九十周年出版的学术专著《人类命运的预测》中，批驳了攻击十月革命为“政变”的戈尔巴乔夫幕僚雅科夫列夫的谬论，实事求是地“还原”了十月革命爆发的社会内因，揭示了这场伟大革命兴起的历史必然性。他写道：“1917年前在俄罗斯革命的局势成熟了。当然，这是长期的历史进程的结果。”6作者具体阐述了十月革命爆发的五个原因与条件：首先是沙皇专制威信扫地并且注定倒台;其次，被沙皇体制和后来的临时政府用来镇压人民怒潮的军队的腐化在1917年夏天达到了极致，总部和参谋部越来越失去对军队的控制;第三，被地主和富农及沙皇政权压迫的俄罗斯农民极度失望，已开始自发地分地主的土地;第四，工人运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第五，加速革命局势成熟最强有力的催化剂是造成俄罗斯经济危机的世界大战。难怪人们说：战争与革命是一对孪生姐妹。7

　　关于十月革命必然胜利的当代认同，从政论作家伊波利托夫对居住在意大利的沙俄时代的大公尼古拉·罗曼诺夫的电话追问中也可得到证明。1999年，这个沙俄时代的遗老在卫星电话中也坦承，“在俄罗斯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力量，除了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夺取政权并对国家的事业肩负起责任”8。所以，伊波利托夫在专著《邓尼金》中直言：“若想证明1917年政权归于布尔什维克是历史的捉弄，那就是对历史的强暴。”9

　　正是在铁一般的史实基础上，帕乌里曼指出：“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首都夺取政权只是在其规模宏大的进程上的一个环节(尽管是重要的)，这个进程在1917年之前很早就开始了，并一直持续到1917年之后，其中包括国内战争的形式。十月革命扫除了剥削者的政权，剥夺了私有制，更换了政府，整个社会体制随之而得到了改造。”10

　　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以及苏维埃国家后来社会改造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在苏联解体多年后出版的一本流行著作《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性》中再次被承认。作者追述道：“在世界历史上，妇女第一次在一切权利与自由中与男人平起平坐。……1930年我国消除了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劳动、休息、居住，健康与教育保障的权利是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苏联人民前所未有的劳动激情，他们科学上的、劳动的和军事的胜利是这些成就的基础”11;“1929年在工会、党和共青团组织的积极参与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包括劳动突击队、斯达汉诺夫积极分子等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力量的工作产出了“真正神奇的结果”12;“苏联学者在20年代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3格奥尔吉耶娃对十月革命给俄罗斯及其他加盟共和国带来的社会发展的历史回溯，在苏联时代司空见惯，但在苏联解体后思想舆论一度混乱的俄罗斯文化界教育界，就显得难能可贵了。十月革命与巴黎公社一样，是俄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在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探索，一次艰辛实践，它有失败，有教训，也有胜利，有经验。其实，只要不带偏见，就可以看到十月革命给俄罗斯及原来沙俄统治下地区的广大劳动者带来新生活的事实，是受到包括泰戈尔、罗曼·罗兰等东西方进步人士高度赞扬的，他们在访苏中亲眼见证了苏联人民沿着十月革命伟大道路所取得的成果，亲身体验了下层民众生活的根本改善。泰戈尔写道：“1917年这里爆发了革命，在这之前，这个国家的农民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没有见过现代的农业机械。那时候，他们也同我国农民一样，完全是虚弱的大力罗摩形象，他们忍饥挨饿，孤立无援，不声不响。而今天，在他们的土地上出现了成千上万部农业机械……在他们这里，土地开发和智力开发同时并举。这里的教育事业充满了生气。”14他还写道：“我亲眼看到，俄国农民超过我们印度农民多远啊!他们不仅学会了读书，而且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成了真正的人。”15

　　俄罗斯“共产党人网站”当下对十月革命的评价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至少是19世纪中期以来在俄罗斯社会积累的社会内在矛盾的结果，是由这些矛盾产生的革命进程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结果，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保证了在全球实验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十月革命具有全球化的性质，而在事实上完全改变了20世纪的人类历史，并且在世界政治版图上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16这是从当代全球化语境来阐释十月革命。

　　诚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舆论界出现了有关十月革命的另类称谓与表述，例如，有影响的俄罗斯百科全书网站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表述，除了“十月革命”，还列举有“十月剧变”，或称“布尔什维克的政变”、“第三次革命”等。这里，“剧变”或“政变”称谓使用的俄语词汇是“Переворот”17，这个俄语词原本不具有褒贬之义，比较中性。该网站还回溯了“十月革命”这个称谓的缘起及其演变历史，“最初，布尔什维克及其盟友把十月事件称为‘革命’，因为在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代表会议上列宁发表了著名演说：‘同志们!布尔什维克一向谈论有必要进行的工农革命成功了’。而‘伟大的十月革命’(十月这个词是大写的)最初是在制宪会议上拉斯科里尼科夫以布尔什维克名义宣读的宣言里出现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在苏联官方的历史文献中才确定下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其中‘伟大’与‘十月’两个词的首个字母为大写)。在革命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十月革命’也曾被称为‘十月剧变’，因为，这个称谓不具有负面的含义(至少在布尔什维克自己口中)，在1917年统一的革命概念中，这个称谓呈现出更学术化的意义。列宁1918年1月24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也曾说：‘当然，工人、农民和士兵常常愉快而轻松地观察到在十月剧变后，革命在继续向前进’;同样的称谓在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富尔曼诺夫、布哈林和肖洛霍夫的言论中也可以见到。在斯大林为十月革命一周年(1918年)撰写的文章中，其中一个段落的题目就是‘论十月剧变’。”18后来，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在苏联官方历史文献中被正式确立下来。至于当代俄罗斯谈论十月革命时把俄语的“Переворот”一词用作“政变”含义的负面表述，则始于戈尔巴乔夫“重建时期”的俄国侨民和反对派对苏联政权的批判。19

　　新世纪前后，还有把十月革命看作是全球化进程的一种表现，这种文化历史定位的观点，在俄罗斯学术界也时有所见，只是在这种观点中，十月革命被视为俄罗斯在20世纪初对全球化反应的俄国方案，而且是一种布尔什维克的方案。20

二、十月革命的文化使命：从精英文化到人民文化 

　　如果说，十月革命在俄罗斯和后来苏联的文化上完成了什么具体的历史任务，那就是开始全面实施列宁设想和计划的重大文化举措：实现从精英文化到人民文化的根本转变，使获得解放的俄国劳动民众掌握全人类文明成果(在文学上是从俄罗斯文学到世界文学)，给予最广大的劳动大众，特别是下层民众充分享受文化和受教育的权利。

　　首先，苏维埃国家在教育领域给予全体人民受教育的权利，培养全体民众崇尚劳动的社会主义意识。在列宁起草的《党纲中关于国民教育的条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要求落实这样的任务：“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1)在苏维埃政权的全面帮助下，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在教育方面的主动性……(3)对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儿童实行免费的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一切生产部门)……(6)吸引劳动居民积极参加国民教育事业(发展国民教育委员会)。”21列宁还在给人民教育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的信中明确指示不能给富人教育特权。22列宁不赞成在苏维埃国家经济困难，印刷纸张匮乏时出版只有少数精英才读得懂的现代派诗歌，主张把有限的文化资源首先用于工农的文化普及。列宁的名言是：“难道当工农大众还缺少黑面包时，我们要把精致的甜饼干送给少数人吗?……我们必须经常把工农放在眼前。我们必须学会为他们打算，为他们管理。即使在艺术和文化的范围内也是如此。”23

　　其次，在文艺领域把创作和欣赏的权利归还给劳动人民。关于在苏维埃国家里劳动人民开始尽享艺术权利的史实，最有力的证据只能是那些亲历者的所见所感，假如有人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劳动人民成为文化主人有质疑或偏见，那么，还是让当年亲自访问社会主义苏联的泰戈尔来“现身说法”吧：“你一定很想知道这里的美术馆的详细情况吧。在莫斯科有一个著名的绘画收藏馆，名叫特列吉亚科夫美术博物馆。从1928年至1929年的一年时间里，就有三十万人来这里参观画展……在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前，能参观这一类画展的都是一些有钱的贵族和受过教育的趾高气扬的人，还有那些被称为资产阶级，即依靠别人的劳动而生活的人。现在来这里参观的人，多数是依靠自己劳动为生的人，如石匠，铁匠，裁缝，食品店店员等。此外，还有苏联军队的士兵和军官，以及学生和农民。”24十月革命后，在社会主义文化政策保障下，苏维埃国家真正成为由劳动人民做文化主人的国度。

　　苏联著名文艺学家梅特钦科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十月革命一胜利，人民就表明他们这些勤奋的当家人是能够正确评价成功的艺术品的。我们还记得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一日大包尔廷农民大会记录中的一段话:‘在这儿’要永久纪念伟大的诗人普希金，‘跟纪念我们伟大的俄国革命节日一个样’。这样，在人民心目中普希金就和社会主义革命合成一体。包尔廷的农民不可能知道列宁的名言：‘艺术属于人民’，但是他们正确地懂得了伟大革命对于他们精神上的觉醒所具有的意义。”25是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国家的文化政策为普通劳动者构建了分享文化艺术成果的人民文化空间，实现了俄罗斯劳动者做自己民族文化主人的梦想。

　　十月革命后的新俄罗斯面临着新文化建设的艰巨任务。新的文化环境充满生机却又十分复杂，一方面社会主义文艺思潮逐渐占据了文艺舞台，然而，在创建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初步实践和探索方向不清晰不成熟的幼稚状态;另一方面，古典文化遗产遭遇现代文艺思潮的强烈冲击，从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黄金时代”转入20世纪新文化时代的俄罗斯文坛面临考验，文化重建的道路并不平坦。正如列宁所言，“新一代人所面临的任务就更复杂了。”26

　　就俄国现代主义冲击古典遗产而言，古典作家和批评家都遭到现代派文艺家形而上学式的横冲直撞，未来派诗人无知又傲慢地声称要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从现代轮船上抛下去;形式主义的文艺理论“创新者”也蔑视雄踞俄罗斯文论高地近一个世纪的别林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理论，自以为是地践踏揭示艺术本质与规律的形象思维论。对古典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还有自封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他们从极左的文艺观念出发，“天真地”要建立所谓“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新文化”，他们不仅否定优秀的古典文化遗产，还错误地要在新文艺中取消创作个性的地位，极端虚无主义地把社会主义文艺与古典遗产对立，把创作个性与集体主义对立，制造虚假的“集体主义”。波格丹诺夫妄言：“诗人如果用了‘我’这个名义的话，他就不是无产阶级。‘我们’——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标志”。27

　　针对形形色色的错误文化思潮，列宁做了最犀利的批判，同时对在苏维埃国家如何创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创建为人民大众的文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科学的路径。他指出，“应当明确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的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28其实，关于文艺创作个性权利的问题，列宁早在1905年就给出了答案：“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就从指导思想上确保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和自由，“……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收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成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作用。”29十月革命后，在列宁倡导下，由高尔基领衔，苏联在1918年就成立了世界文学出版社，专门出版世界文学经典作品普及本，向工农读者普及世界文学知识，为工农作家开设文学培训学校，提供发表园地，在后来的苏联科学院成立了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开展对包括俄罗斯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的广泛系统的科学研究，这些文化举措是对俄国文坛虚无主义态度的有力回击，践行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是对人类全部文明成果的合乎规律继承的思想与政策，让劳动大众享受世界文化的丰富成果，让劳动大众的新文艺吸纳与传承世界文艺的精华，切实推进由精英文化向人民文化的转变。

　　当今，尤其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列宁是带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战略家的文化自信开启俄罗斯人民新文化建设的伟大征程的。列宁的文化自信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其次是以包括俄罗斯民族文化在内的欧洲文化遗产作为新文化建设的坚实基础;第三是拥有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和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实践的新一代俄苏新人。列宁说，“我们在天然财富方面，在人力后备方面，在伟大革命为人民创造力提供的广阔天地方面，都有足够的材料来建立真正强大又富饶的俄罗斯。”30列宁对苏维埃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是这样充满自信，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同样如此。积极参与实施列宁文化建设构想的俄苏文学家们也充分认识到，苏维埃共和国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把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财富送给人民”31。

三、从苏维埃到“苏维埃性”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是十月革命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口号。苏维埃俄国、苏维埃政权、苏维埃联盟，乃至苏联国名的全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系列由十月革命产生的政体术语，其关键词就是“苏维埃”(совет)，它的核心意涵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由劳动人民选举出来的新型工农政权的组织形式。在列宁创建的工农新型国家中，它体现、充溢、象征着社会主义的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随着苏联的建立与长达70余年的发展，原本以工农革命政权为核心的苏维埃体制、以革命工农为主体的苏维埃、苏维埃文化也渐渐有了更复杂多样的内涵与外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化界出现了一个以苏维埃(совет)为词根的社会学术语——“苏维埃性”(советскость)。与西方的文论家相比较，俄罗斯的现代文论家有一个理论思维特点，似乎更喜欢提炼文化现象的抽象性质。形式主义文论家的一个理论发明就是“文学性”概念，雅克布森希望文学研究者，特别是理论研究者不止于研究文学作品与流派，而要更深入研究使文学成为文学的那个东西，即“文学性”。而早在十月革命40周年的1957年，苏联人文学界又提出了“文化性”的问题，“我国工人和农民的高度文化性在类似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竞赛的出色生产生活现象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32与此相类，后苏联的人文学界近些年则提出了“俄罗斯性”这个概念。苏联学研究中，这些新术语主要在新俄罗斯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层面展开。例如，在人类学研究中，“苏联性”被认为是一种新的民族族群。2008年《莫斯科大学导报》第7辑发表了《俄罗斯灵魂与苏联精神作为我国文化的两种现象》，古德科夫在《社会科学与当代》2007年第6期上发表了《列瓦达社会学中的苏联人》，此外还有扎雅尔纽克针对当今俄罗斯社会出现的怀旧现象(主要是怀念苏联)推出网文《后苏联时代日常生活中的苏联性》。2015年的俄罗斯《社会学研究》第2期上尼热哥罗德国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索莫夫就以《苏联性现象：一种历史-文化观点》为题探讨了他所理解的“苏联性”。索莫夫建议对苏联的社会历史要避免情绪化政治作秀式的评价，对作为社会和文化现象的苏联，应该做冷静的研究。他认为30年代是“苏联人”形成的“摇篮”。“苏联人”现象的起源与苏维埃国家让青年一代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33当然，“苏维埃性”或“苏联性”在文学批评和教学领域也有所论及。例如在喀山联邦大学就举办了一场有关当代作家叶里扎罗夫创作中的“苏维埃性”的学术讨论会，参加讨论的学者把叶里扎罗夫的作品《天国联盟》中的“苏维埃性”与苏联文学中的乌托邦传统联系起来，认为其创作为探讨“苏维埃性”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34与此相类似，还有一些学者把“苏维埃性”理解为“充满未来想象的现在”。尽管一些学者对“苏维埃性”或“苏联性”有这样那样的理解，有些甚至是完全负面的阐释，但对十月革命后不久出现的近十年的新经济政策时代的苏维埃文化还是持肯定态度的。“1920年代在苏维埃文化史上尽管有共产党专政的军事管理文化的风格，但仍然是一个繁荣的时代”35。当代著名文化学者康达科夫如是说。

　　然而，对于文艺学来说，究竟什么是“苏维埃性”或“苏联性”依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笔者也想结合对十月革命的历史文化回顾简单谈谈文学中的“苏维埃性”。我的粗浅体会是，文学中的“苏维埃性”首先是与十月革命前后那个特定时代相联系的，这个概念让我们联想到高尔基的《母亲》、马雅可夫斯基的《好》、勃洛克的《十二个》、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巴别尔的《骑兵军》、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也就是说，这个概念主要是与革命文学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文学中的“苏维埃性”和“苏联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与文学中的“俄罗斯性”有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特别是与19世纪的俄罗斯进步文学有直接的继承关系。2000年《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过一篇当代文学评论，在这位评论者看来，“苏联文学才更像是俄罗斯文学”。显然，他指的是苏维埃文学才更像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比如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倡导的要敢于写生活的理念，以及高尔基提倡的写劳动者所期盼的理想生活的那种文学传统。而后苏联的某些作家盲目跟风西方后现代主义，结果他们的某些作品“非驴非马”。

　　笔者以为，如果不是曲意理解苏联进步文艺，而是历史主义地理解苏联文学的光明面的话，大体还是可以从高尔基《海燕之歌》、马雅可夫斯基《放声歌唱》、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波列伏依《真正的人》、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伊萨科夫斯基《喀秋莎》、西蒙诺夫《等着我吧》、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苏联经典作品中抽象出作为苏联文学共同特征的“苏维埃性”，这些作品大多以革命者、社会主义劳动者、革命战士和进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充满革命理想信念，崇尚坚毅品格，歌颂劳动光荣，鄙视自私自利，情调明亮或略带感伤，文字清新质朴且诗意盎然，等等，这些满满正能量的文学品质似乎就应该是文学中“苏维埃性”的最好注解。有学者把苏联文学的这种文化特质称作苏联文学的“光明梦”。其实，要说苏联文学有光明梦的特点或传统的话，其源头也不完全在苏联时代，或许应该在十月革命后文化史地位更加崇高的普希金的文学传统中。“同志，请相信，那迷人的星辰就要升起”，由普希金政治情诗开创的积极浪漫主义理想之光在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文学中依然闪亮，它烁在高尔基笔下丹柯的红心上，闪烁在伊萨可夫斯基的《灯光》里，闪烁在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晨曦中……

　　当今俄罗斯左翼评论界之所以认为苏联文学才更像从普希金到契诃夫时代的俄罗斯文学，是因为作为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忠实继承者，经过十月革命洗礼或受十月革命精神哺育成长起来的苏联文学这些大家们，忠实地践行了列宁对待古典文化遗产的光辉思想。因而，他们创作中的“苏维埃性”又怎能不与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作品中的“俄罗斯性”的光明基因一脉相承呢?当然，苏维埃文学也好，苏联文学也罢，不可能用一个抽象的“苏维埃性”概括出一个有近80年历史的文学传统的全部特征。苏维埃文学是一个流动的创作过程，时而辉煌，时而暗淡，经验很多，教训也不少，这也是在阐释“苏维埃性”时必须注意的。

　　苏联文学史家利哈乔夫院士在《沉思俄罗斯》中写道，“俄罗斯古典文学就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宏大对话”，这个传统是从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那里传承下来的。十月革命时代开创的苏维埃文学继承了这个传统，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引领下为这个传统注入了新的内涵——苏维埃文学深化和扩大了普希金开启的文学与劳动者的精神联系，提升了劳动者的审美素养，培养了社会主义时代的一批文学新人，为世界文学宝库贡献了新的经典。这就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最为重要的文化贡献之一，这个贡献现在仍然值得认真研究。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39页。

　　2 《普京声称必须诚实分析1917年事件》，俄罗斯《观点报》网，2016年12月1日。

　　3 《普京：1917年革命需要深刻与客观评价》，俄塔社新闻，2014年11月5日。

　　4 《俄罗斯苏维埃诗歌选集　1917——1957》，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7年，第187页。

　　5 《亚历山大·勃洛克选集》，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5年，第228页。

　　6 瓦列里·帕乌里曼：《人类命运的预测》，塔林卡贝德出版社，2007年，第161页。

　　7 同上，第161—163页。

　　8 伊波利托夫：《邓尼金》，(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2000年，第492页。

　　9 同上。

　　10 《人类命运的预测》，第166页。

　　11 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性》，俄罗斯，优耐特出版社，1999年，第424页。

　　12 同上，第426页。

　　13 同上，第426页。

　　14 泰戈尔：《俄罗斯书简》，董友忱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0-51页。

　　15 同上，第44页。

　　16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词条，俄罗斯共产党人网站，百科知识。

　　17 “十月革命”词条，俄罗斯百科全书网。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参见斯捷皮扬：《理解世界的意义》，梁展主编：《全球化话语》，三联书店，2002年。

　　21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65页。

　　22 参见《列宁论国民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

　　23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435页。

　　24 泰戈尔：《俄罗斯书简》，第66-67页。

　　25 梅特钦科：《继往开来——论苏联文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石田、白堤译，中国生活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0页。

　　26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0页。

　　27 伊万诺夫：《苏联文学思想斗争史》，作家出版社，曹葆华译，1957年，第76页。

　　28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48页。

　　29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71-72页。

　　30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489页。

　　31 《苏联文学思想斗争史》，第103页。

　　32 М.П金：《苏联文化四十年》，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1957年。

　　33 索莫夫：《苏联性现象：一种历史-文化观点》，俄罗斯社会学研究网。

　　34 《当代文学中的“苏联性”在课堂讨论》，喀山联邦大学网。

　　35 康达科夫：《文化学——俄罗斯文化史》，莫斯科，奥梅加-Л出版社，第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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