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正视中国共产党与列宁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

作者：陈学明来源：《理论与评论》 2018-07-13 2298

陈学明

必须正视中国共产党与列宁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当前社会中存在这样一种思潮，它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仍是当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却竭力割裂列宁主义与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内在联系。理解列宁主义与当今中国共产党还有没有内在联系，有着怎样的联系，是认识当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其思想基础的现状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理论问题。

一、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阶段

陶德麟曾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前提性问题》一文中，开宗明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无疑，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是从俄国学来的，或者说，“中国人学的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从苏俄‘送’来的”。从史实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阅书籍一般是从苏俄介绍而来的论著以及列宁、斯大林的几本书，少数人读过恩格斯的论著，马克思本人的论著的确读得很少。严格地说，中国人学到的是列宁主义。①由此看来，陶德麟提出中国人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确实很有针对性。提出这一问题的宗旨是要人们回答列宁主义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

当然，陶德麟的回答是明确的。他指出：“说列宁的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也是曲解。列宁在当时的新条件下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以及他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年中提出的许多设想，都是马克思在世时没有提出过的新论断，这是事实。但这些新论断正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特别是哲学原理）分析当时现实的结果，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②在陶德麟看来，列宁提出了一系列在马克思的论著中所找不到的设想，并且这些设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这两个方面都是“事实”。他特别强调，列宁的具体论断是否全部正确，我们当然可以研究和讨论，“但这与他的理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③。这就是说，即使列宁的一些具体结论现在看来不正确，也并不影响对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的认定。

陶德麟甚至提出：“无论列举斯大林多少错误，也说明不了他的理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④当今人们指责最多的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对此，陶德麟特别指出，斯大林这本“小册子”的任务是向党员简要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是全面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思想发挥得很充分。这种性质的“小册子”虽有缺点错误，但并非一无是处，更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赝品。陶德麟指出：“说斯大林的理论对中国人掌握马克思主义有特别巨大而恶劣的影响，以致使中国人学不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并不符合真相的。”⑤

有人把列宁称为“基督教中的保罗”，确有一定道理。正如基督教如果没有保罗在教义和实践上的贡献，就没有后来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倘若没有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也就不可能在后来如此吸引着广大人民群众。马克思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而列宁则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马克思晚年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正是列宁在探索俄国社会发展理论及实践的过程中，使马克思的这一设想得以实现。列宁曾如是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同又不同于俄国。”⑥列宁对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进行了科学分析，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论”，领导俄国共产党和俄国人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列宁第一次提出并实践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而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又进行了开创性探索，领导苏联人民完成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他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作出了全面总结与概括，为后人探索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嘱”。⑦对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所作出的这一不朽贡献，无论怎么估量都不会过高。这一点不会因为后来苏联解体而有丝毫改变。

正如安启念所指出，随着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苏联的奠基人列宁再次受到许多人关注。一些观点把苏联解体视为社会主义的失败，进而认为列宁在俄罗斯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彻头彻尾的错误，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背离。这不是别有用心的偏见，就是一种目光短浅的误解。也正如安启念所分析的那样，列宁把马克思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俄罗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外的广大地区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列宁主义由此诞生。俄罗斯的落后与东方色彩，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野蛮与残酷，使得列宁选择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早期思想，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这是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成功运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过去和现在都有人指责列宁和斯大林创建的社会主义苏联缺少民主，有悖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念，这反映了列宁的批评者自己在思想方法上缺少唯物辩证法的灵活性，从而陷入了教条主义的窠臼。⑧

二、没有列宁主义就没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

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的，欲问列宁主义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有着怎样的关系，只要考察一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与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便可明了。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列宁民族殖民地学说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义革命理论有三个要点：其一，这种革命的对象和任务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推翻封建主义。这样的革命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二，这种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离开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根本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其三，这种革命的前途是经过民主主义革命到达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而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⑨显然，这三个要点都是列宁民族殖民地学说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首先，列宁提出，民族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斗争，就国内来说，“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⑩；就国外来说，必须致力于开展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因此这些国家的革命在性质上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正是在把列宁的这一思想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性质。其次，列宁强调，在民族殖民地国家的整个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担负起了领导者的作用，并且也应该担负起领导者的作用”⑪。倘若无产阶级政党不去领导以农民运动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在这些落后国家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⑫。也正是基于列宁的这一判断，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提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的观点。再次，列宁指出，民主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切不可把二者混为一谈；与此同时，又不能把二者截然分开，“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⑬，民主革命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更是把列宁的这一思想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中国革命区分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步骤。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是列宁的过渡时期学说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⑭列宁曾经这样说道：“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⑮列宁认为，落后国家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毛泽东说：“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⑯这就是说，毛泽东是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又基于中国的现实，才提出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列宁指出，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能够懂得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参加进去”⑰。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直接导源于列宁的合作社理论。毛泽东认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必须逐步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再加上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农民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成功地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并把它作为实现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途径。毛泽东在研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时，反复研究和学习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确信“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⑲，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通过和平“赎买”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变革的设想在中国变成现实。

毛泽东的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载体。仅从在毛泽东著作中引用列宁原话之多这一点，就可见列宁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四卷本）和《毛泽东文集》为例。前者共引用马克思著作9处，恩格斯著作6处，而列宁著作则有32处。后者共引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16处，列宁著作21处。⑳毛泽东引用列宁原话如此之多绝非偶然，这反映了他对列宁主义的高度关注与重视。毛泽东曾这样说道：“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我们看列宁……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㉑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离不开对列宁主义的科学认识

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没有放弃列宁主义，而且更加重视对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发展。邓小平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还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㉒。他一再强调：“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㉓邓小平在这里把列宁与马克思、毛泽东并列，强调要读他们的著作。事实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形成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对列宁主义的科学认识。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正是对列宁主义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列宁主义的认识达到更为科学的水平。㉔

我们知道，邓小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生产力来推动社会发展，围绕改革来发展生产力。我们就以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为例，说明邓小平理论与列宁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㉕首先，邓小平提出的“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继承了列宁关于通过改革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面临发展生产力的重大任务，其基本思路就是通过改革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来解放生产力。他当时所做的主要工作就围绕这一点展开。邓小平继承列宁的这一思路，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㉖。其次，邓小平关于改革是促使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动力的思想，继承了列宁关于全面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变革的理论。列宁不仅提出改革可以发展生产力，而且把改革视为社会全面进步的动力。他强调，改革不是单方面的改革，而是涉及社会各个方面，是一种全面的改革。邓小平同样认为，改革不仅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而且是实现整个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他也强调，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再次，邓小平把改革与开放联系在一起，把开放视为改革的理论，继承了列宁把改革与开放共同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思想。可贵的是，列宁在那样的环境下也不搞“闭关自守”，而是强调在进行改革的同时还要实施开放，不仅要对内开放，而且要对外开放。邓小平也如列宁一样，把改革与开放紧紧联系在一起，从不撇开开放谈改革，有时干脆把改革称为开放，亦把开放称为改革。在他看来，二者互生共长，共同构成生产力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离不开列宁主义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同样需要以列宁主义作为理论资源。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我们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也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在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过程中继续得以完善和发展。列宁主义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在于能为解决这些重大问题提供理论启示。

例如，如何反腐倡廉就是当今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问题。列宁曾就反对腐败、保持执政党的纯洁性进行过深入思考。他在晚年所写的大量文章、书信、提纲及所发表的讲话中，阐述了丰富的反腐倡廉思想。这一思想不仅指导了当时苏联的反腐倡廉实践，对于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反腐斗争也有重大启迪意义。㉗还如，当今中国共产党必须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而列宁那里便有着丰富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思想。列宁创造性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的发展规律，强调青年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要同沸腾的实际生活相联系，告诫人们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载体作用，都对中国共产党胜利实施这方面工作具有重要借鉴作用。㉘又如，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是当今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列宁在领导苏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纯洁性的思想。列宁这方面的思想主要包括：纯洁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项重要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政党纯洁性建设的根本目标，无产阶级政党纯洁性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协同进行，等等。列宁所有这些论述，对于当今中国共产党加强纯洁性建设是珍贵的理论资源。㉙再如，当今中国共产党正把践行群众路线、加强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视为生死攸关的问题，而在列宁那里有着鲜明而深刻的人民群众观。列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坚持尊重群众、相信群众、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立场，自觉发扬民主，接受群众监督，反对官僚主义。他的人民群众观对于中国共产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有着重要指导意义。㉚更如，当今中国共产党提出发展的全面性的理念，正引导人们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列宁思想的主旨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列宁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不仅在于“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还在于“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㉛他在晚年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发展的战略构想中，更是把实现人的改造，塑造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看作社会发展的中心和归宿。列宁主义的这一主旨可以也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旨，可以也应当成为当今中国共产党实际工作的主旨。

注释：

①陶德麟：《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前提性问题》，载陶德麟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②陶德麟：《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前提性问题》，载陶德麟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页。

③陶德麟：《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前提性问题》，载陶德麟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页。

④陶德麟：《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前提性问题》，载陶德麟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页。

⑤陶德麟：《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前提性问题》，载陶德麟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页。

⑥《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275页。

⑦张士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域中的科学“列宁主义观”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1期。

⑧安启念：《列宁对马克思的继承与发展：关于列宁主义的再认识》，《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3期。

⑨胡运锋：《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的理论关联》，《求实》2011年第6期。

⑩《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页。

⑪《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