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辩证唯物主义与苏东剧变

作者：鹿野来源：察网 2019-01-04 1215

抛弃辩证唯物主义与苏东剧变

鹿野

抛弃辩证唯物主义与苏东剧变

据报道，新改版的《求是》杂志2019年第1期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文章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应该说，总书记的文章提出的问题非常关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0年前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哲学领域用西方的人道主义取代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笔者在这里想简单的谈谈相关情况。

一、苏东抛弃辩证唯物主义，兴起了一系列“伪马克思主义”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苏联和东欧国家哲学界相继兴起了一系列所谓“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苏联以伊里因科夫为代表的“认识论主义学派”和科普宁为代表的“基辅学派”，波兰以科拉科夫斯基和沙夫等人所代表的“哲学人文学派”和诺瓦克为代表的“波兹南学派”，南斯拉夫以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派”，匈牙利以卢卡奇、赫勒、马尔库什等人为代表的“布达佩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以科西克和斯维塔克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人类学学派”，等等。

应该说，这些所谓“伪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间本身的观点也不完全一致。但是除了分歧以外，这些哲学流派主要方面还是一致的，有一系列重要的共同点：

首先是在本体论上，他们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人和人的认识是世界本源，人决定一切。像波兰的科拉科夫斯基就提出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哲学命题——“太阳因人的存在而存在”。其宣称，太阳从物理学上讲和其他的恒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将其称之为星星，而称之为太阳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人居住在太阳系，所以它的影响比其他的恒星就要大的多。如果要是我们人居住在其他的恒星附近，那么，我们称之为“太阳”的就会是其他的星体了。因此，决定太阳存在的是人的认识而不是太阳本身的物质性。

在此基础上，他们又把这种哲学观点推衍到了社会历史领域，强调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像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就认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强调的集体主义为出发点是完全错误的，应该把个人的自由和个性放在社会建设的第一位。因此，哲学领域应该坚决反对三个观点。第一是必须反对用阶级分析引领哲学的观点，第二是必须反对把哲学从属于政治和共产党革命斗争的观点，第三是必须反对把某种哲学作为指导思想或意识形态的观点。只有清理了这三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才能够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发展，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导之下，这些“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主要政治观点就是反对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主张多党制。像波兰的沙夫就在他的代表作《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一书中公开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表示过社会主义要搞一党制，列宁也只是强调由于俄国的经济文化落后这种特殊环境暂时需要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因此，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当中主张实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本身就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多党制才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可参见黄继锋著《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从以上几个主要的共同点可以看出，这些所谓的“伪马克思主义”学者实际上已经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其世界观的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和诡辩论，历史观的基础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取向则照搬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可以说，他们的所谓“理论创新”，只不过是把西方的反共宣传加了一层马克思主义的包装而已，几乎完全沦为了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宣传工具。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并不单纯是书斋里的学者，同时也大都是政治活动家。像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当中，卢卡奇和他的几个主要弟子都积极参与，并起了重要的作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存在人类学学派”也在1968年的时候就积极支持杜布切克，后来1977年又参加了所谓的七七宪章运动。波兰的波兹南学派则是在一开始就积极支持团结工会，成为团结工会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一系列事件成为了苏东剧变的先导。

二、苏东领导层抛弃辩证唯物主义与国家剧变

当然，苏联东欧方面也对于这些“伪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进行了一些处理。像南斯拉夫就把“实践派”的大多数学者解除了教职，波兰在1983年的时候把沙夫开除出党，匈牙利也对“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人士采取了一些组织措施。如果单纯是这些“伪马克思主义学派”从事的政治活动，还不能说就足以撼动苏联东欧的政治根基。

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些国家的社会各界特别是领导层当中也逐渐受到了“伪马克思主义学派”那些观点的渗透，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的由辩证唯物主义转向所谓“人道的社会主义”。

像苏联认识论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伊里因科夫虽然在1979年的时候因为受到公开批评而自杀，但是其众多的追随者，包括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仍然十分活跃。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代表的“60年代人”早在苏共20大以后就普遍接受了他的观点，因此到8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人就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了指导思想：

【赖莎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比戈尔巴乔夫高一届。她在哲学系的同学弗罗洛夫，后来成为苏联哲学人道化思潮的主要代表，另一位同学马尔达什维利则是学术界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叛逆。赖莎还对马尔达什维利的哲学才华推崇备至。赖莎本人长期从事哲学教学，70年代末随戈尔巴乔夫到莫斯科工作以后，与弗罗洛夫及其夫人（也是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同学）过从甚密。列克托尔斯基也曾不时的受到戈尔巴乔夫的召见。弗罗洛夫在改革开始以后很快成为戈尔巴乔夫的理论助手，并且先后担任《共产党人》与《真理报》的总编辑，后来又被提拔为苏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上述情况使得苏联哲学对戈尔巴乔夫并通过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社会生活的发展直接产生重大影响。

曹长盛、张捷、樊建新主编，苏联演变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页。】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哲学观点集中体现在两本书当中。一本就是著名《改革与新思维》。这其实是弗罗洛夫领导的一个写作班子写出来的，基本观点就是用人道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另外一本书则更系统，也就是苏联高校的哲学教科书《哲学导论》，可以说是完全的采用了“认识论主义学派”的观点，由原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四大板块变成了以人为中心一线贯通。

该书共分为十九章。其中除了一至五章讲哲学的一般观念和哲学基本问题以及哲学史以外，从第六章起分列为《存在》、《物质》、《发展》、《自然界》、《人》、《实践》、《意识》、《认识》、《科学》、《社会》、《进步》、《文化》、《个人》和《前景》等章。教材编者强调，人的存在是哲学问题的核心和理论出发点，必须彻底批判强调物质决定意识的教条主义观点。不是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人的存在高于一切。因此，哲学的中心问题是人道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其最后结论的标题就是《人道主义哲学和哲学人道主义》。可以说，这已经与马克思和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没有多少关系了。

东欧国家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像匈牙利1985年的时候就隆重举行了纪念卢卡奇诞辰100周年活动。此后，卢卡奇和布达佩斯学派的思想当中的诸多严重错误基本上不再被提及。其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匈牙利哲学界的主流。

苏联东欧国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抛弃辩证唯物主义转向人道主义的后果是严重的。随着那些“伪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世界观被接受，其所鼓吹的多党制等政治观点也迅速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剧变就好像洪水决堤一样发生了。

三、中国应吸取苏东的教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从80年代开始，中国也受到了这种抛弃辩证唯物主义转向人道主义的思潮的影响。像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谈话——《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就重点批评了当时一部分人热衷于谈论人道主义，而抹杀阶级分析的做法：

【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但是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人道主义），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

但是，在苏东剧变以后，仍然有一些人鼓吹用人道主义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潮。像某某某就曾经在南斯拉夫留学，基本上接受了“实践派”的观点。他所出版的一系列介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著作当中，普遍对于这些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其在所谓“反对斯大林主义”方面有着重要贡献，并且宣称“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敢无条件断言，斯大林主义时代已告结束！”（可参见丛大川，孙咏《"斯大林主义"与东欧"人道主义化"的"新马克思主义"——读某某某教授<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大连大学学报》2007年02期）

而且，某某某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今天的中国哲学界当中，仍然有一些人在高度肯定苏联东欧这些用人道主义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思潮，鼓吹中国应该吸取其所谓理论成果。甚至还有一些著作在谈及那些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时，也持肯定的语气：

【从60年代初开始，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非斯大林化运动的深入，捷克新马克思主义者极为活跃，不仅通过学术讨论抨击时弊，而且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力图对现存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根本改革。他们都是1968年被西方称为“布拉格之春”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这次运动被苏联等国出兵镇压下去后，有的流亡到了国外，多数人留在国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受到了沉重打击。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1977年他们又签名散发了“七七宪章”，在知识界掀起了要求人权和自由的运动。他们持久不懈地斗争，一直到1989年底社会剧变，终于迫使共产党交出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