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苏共领导集体的蜕化变质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之七）

苏共领导集体的蜕化变质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之七）

——从文明衰落造成的痛苦中汲取深刻教训

李慎明

（注：李慎明老师的系列文章之六——《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史是一部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史》因故今天暂不刊发，先奉上第七篇，以飨读者。）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突出的事件。总结和分析这一最大的悲剧事件，起码我们应该汲取以下经验教训。

第一，必须坚持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正确及时地反对各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理论非常重要。理论正确，党就坚强，政策就正确，思想就统一，经济就发展，社会就稳定。反之，党便涣散，政策便失误，思想便混乱，经济便停滞甚至倒退，社会便动荡。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

从另一角度来说，错误的理论必然产生错误的行动。正确理论是革命的先导，错误理论是垮台灭亡的先导。重视理论的根本体现，就在于勇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相结合，在不断出现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的情势中始终把握正确的方向。

这就需要及时正确地反对各种教条主义。仅仅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词句，不管具体情况和条件的变化去生搬硬套，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东教条”；借口所谓情况和条件的变化，否定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却把西方的种种理论奉为神明，按照西方的理论去进行“思维”和“创新”，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西教条”；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理论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主张从中国儒学等传统文化中找出路并以此为指导，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古教条”。

无论是“东教条”“西教条”或是“古教条”，都在我们坚决反对之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还要反对经验主义，都决不能忽视理论。如果以为正确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只有自己积累的实际经验才可靠，这必然也会或迟或早品尝到忽视理论的苦果。

以上三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不同时候、不同情况下会有各种不同的表现，但在一定时候一定情况下，往往会以一种错误倾向为主。我们应根据情况的不断变化，及时调整我们的相关政策。否则，在反对各种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过程中，就会陷入另一种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窠臼。

第二，必须坚持把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人手里，并始终高度重视培养年龄结构合理的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任何重大事件及其后果，都不是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因为，人类历史演进的最终原因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而不同国家的生产力发展赖以进行的历史环境也对其产生作用，从而使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此外，每个特定的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特定的代表人物，如果没有这些人物，它也会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列宁和斯大林是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突出代表，而戈尔巴乔夫这个特定的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于苏联，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纯粹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但是，必然往往通过偶然开辟道路。这是因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1]苏共20大及其以后的社会条件，决定了这个时候不出戈尔巴乔夫，也必然会有其他的替代者出现。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而历史的逆流，则会推拥出逆动的人物。戈尔巴乔夫们和叶利钦们，是几十年间苏共党内和社会上企图在苏联最终确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力量的代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在苏共党内力量的代表。

戈尔巴乔夫们和叶利钦们要最终在苏联消灭共产主义的动机，决不是其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所决定的。

我们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不会自己消除，光明也不会自动到来。两军对垒帅坐镇，从一定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是其各自政治力量的代表领袖间的较量。

资产阶级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我们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更加注重培养和选拔自己事业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才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经过反复的艰难困苦的斗争，最终把逆历史潮流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

2010年4月底，笔者又一次率代表团访问俄罗斯。4月28日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与俄罗斯共产党代表座谈。参加座谈的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现俄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在谈到苏联解体过程中苏共领导层的责任与西方因素时，逐字逐句地引用了1991年11月18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对出访美国休斯敦的一批苏联炼油和石化专家的公开演讲。

此时的撒切尔刚卸任一年多，她曾在大学学过化学专业。撒切尔说：“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独特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主要的手段是将其拖进军备竞赛。”

撒切尔说：“我们的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利用苏联宪法上的漏洞。苏联宪法在形式上允许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只需凭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简单多数）只要有意即可迅速脱离苏联。当然，由于共产党和强力部门的凝聚作用，长时间里这一权利实际上很难实现。但这一宪法漏洞还是给实施我们的政策留下了未来的可能。”“遗憾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们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

撒切尔说：“专家智囊中间围绕以下一个问题争论激烈、分歧很大：是否推举叶利钦作为‘人民阵线’的领袖，进而推选其进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接下来成为俄罗斯领导人（以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抗）。智囊团多数人的意见是反对叶利钦的提名，考虑到他的过去经历和个性特点。”“不过，后来经过多次接触和约定，后来还是决定‘推出’叶利钦。”“在1991年8·19事件期间，我们也给予了叶利钦以极大的支持。”“这样一来，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2]

果然，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与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在别洛韦日丛林签署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这实际上标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苏联在事实上已经解体了，这距撒切尔演讲仅有20天。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这距撒切尔演讲也只有一个月零七天。

这又一次说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不仅特别注意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而且特别注意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养自己的代理人。这也又一次说明了毛泽东同志强调“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3]的远见和正确，说明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4]的远见和正确，说明了在体制与人的关系上从一定意义上讲“关键在人”的深刻道理。

第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党内监督。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

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那段著名的谈话值得我们永远铭记。黄炎培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5]

毛泽东关于人人负起责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根本目的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人人负起责来则是达到这一根本目的的根本途径，舍此别无他途。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事业唯其艰难，就是真正让人人负起责来的艰难。

全体党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平等，均享有党章规定的直接或通过代表间接地处理党内所有事务，其中包括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权利。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讲真话、实话、心里话。这就是要保障党员能够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充分发表不同意见。党内对任何问题的讨论，应该是平等的、自由的。

只要是从党的利益和工作出发，就要允许充分发表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在党内真正形成敢说真话、畅所欲言的良好政治氛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党内团结，有利于行动的高度一致。那种压制不同意见、搞一言堂的做法，是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格格不入的。

第四，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时时依靠群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始终不变的价值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真理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是我们始终不变的动力观。我们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论者，是价值观、真理观和动力观的有机统一论者。立场、观点、方法，价值观、真理观、动力观，全部有机统一到人民群众这一主体上。

我们深知，离开群众，任何人、任何集团和政党，必然一无所成。群众中的个体是一滴水，一滴水很容易干涸，但一滴滴水汇聚在一起，便成溪成河，成江成海。对于各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歪风邪气和错误潮流，群众在一定条件下、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无能为力，显得风平浪静，但在特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掀起巨浪、翻江倒海。正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站立在人民这块大地上，我们才能永久成为力大无比的英雄安泰。

第五，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他们所阐发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我们必须坚持和遵循，而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6]物质是运动的，情况是经常发生变化的。我们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及时进行改革，采取新的举措，以不断适应新的发展变化着的新形势。

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各自的优秀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各种特有资源，这都需要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派，进行学习借鉴和引进；与此同时，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十分需要被介绍到世界上，并用我们的各种资源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互通有无、互利合作。

这就需要我们长期坚持开放的政策，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都是不能成功的。正因如此，坚持改革开放应是我们长期坚持不变的强国战略。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改革开放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这就是方向道路的问题。我们的改革开放，都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与自我完善，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因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独立自主，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否则，就会如邓小平所说，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第六，必须坚持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阴谋。

从一定意义上讲，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就是要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这里所讲的，不仅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指战争与和平各自独立形态时内部的相互关系。

巴黎公社革命揭开了全人类解放事业的新篇章，但由于无产阶级自己的仁慈和天真，没有处理好战争问题，结果惨烈地失败。无产阶级深刻地汲取了这一教训，此后，社会主义的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中国和朝鲜、越南又先后取得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胜利。

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无产阶级在处理战争问题时，由于人民群众和正义的强大力量，往往比较得心应手；但在处理和平问题时，即在对付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问题时，却往往缺乏经验，结果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样重大悲剧的出现。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前总统威尔逊便宣称：“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国内秩序，由此当然也能普及于国际秩序；“新的自由民主”将是美国“重要输出品之一”；要确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

二战结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乔治·凯南和前国务卿杜勒斯先后提出“和平演变”的理论，但美国当局重视不够。美国在经历主要运用“硬实力”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之后，便进一步知晓“民主、自由、人权”等“软实力”的重要性。

这一转折发生在尼克松政府时期。1968年年底，尼克松当选为美国第37届总统。此时的美国在世界上30个国家驻军100万，对全世界近100个国家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特别加上已陷入近6年的越南战争，使其财政经济状况逐渐衰落，国际收支发生危机，从而不堪重负。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中说：“经过一段对抗时期，我们正进入一个谈判时代”；“历史所能赐予我们的最大荣誉，莫过于和平缔造者这一称号”，“我们邀请那些很可能是我们对手的人进行一场和平竞赛”。[7]此后的美国历届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其“软实力”的运用，这才有煌煌苏联的解体与庞大苏共的垮台。从此，美国各届政府与其他各国特别是大国、强国打交道时，便更加重视“软实力”的运用。

我们应当清醒认识，西强我弱局面有可能较长时期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将长期并存，有合作、有竞争，同时有激烈的较量。两种制度的根本战略目标不可能共赢。

因此，我们在高度警惕西方对我运用“硬实力”的同时，更应高度警惕对我运用西化、分化的“软实力”“巧实力”。我们还应特别注意到，在新的形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软实力”中“金融操纵”“意识操纵”“非政府组织渗透”“信息干扰”等新武器的新作用。

我们深信，俄罗斯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俄罗斯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故乡绝对不会长久沉寂。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一巨大历史灾难，必将以俄罗斯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新的巨大的历史进步为补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随着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的国际垄断资本占有这一全球范围内的基本矛盾的日益加深，并有着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这一难得的反面教材，历史车轮的前行，总要碾过一个个帝国的废墟，人类历史必将在曲折的苦难中逐步迎来又一个绚丽多姿的春天。

[1]《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4〜265页

[2]记录人：谢·尤·巴甫洛夫，http://www.contrtv.ru/print/2025/。

[3]《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19〜720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7]《理查德德·尼克松第一次就职演讲》，http://chouky.blog2.cnool.net/Article/2006/03/25/1973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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