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苏联解体不能归因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作者：李燕来源：《历史评论》2021年第6期 2022-02-26 435

20世纪上半叶，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工人大批失业的情况下，苏联完成了工业化建设，并且基本消灭了失业，实行免费医疗、社会保险、退休金制度等。这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强的生命力和更大的优越性。

苏联解体已经30年。在分析苏联解体原因的各种观点中，认为苏联经济制度不可行的所谓“制度说”仍存在一定市场。这一观点忽视了苏联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制度基础，也背离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动苏联快速发展

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有人提出，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二月革命”后没必要再进行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然而，无论“二月革命”前的沙皇专制政权还是“二月革命”后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都无力解决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拯救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政策，包括实行大企业国有化、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等，得到工人、士兵和广大群众的拥护，革命呈现凯歌行进的大好形势。

在战火中孕育形成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体制，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克服生存危机提供了坚强保障。苏维埃政权初建之时，根基未稳，白卫军趁机从各个方向发动进攻，美欧日等资本主义国家也进行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实行以余粮征集制为标志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政策一度成效显著，但在内战结束、打退帝国主义进攻后，问题便暴露出来：农民对余粮征集制执行过程中的偏差产生不满，部分地区甚至发生暴动。与此同时，城市居民因粮食供应不足处于半饥饿状态，城市工业产值下降。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等反革命残余借机煽动和破坏，怠工和罢工频出，部分产业工人回流农村。面对社会危机，苏维埃政权及时作出调整，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废除余粮征集制，恢复市场和自由贸易，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建立起以国营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该政策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改善了粮食供应，国家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国民收入有了较快增长。从这一经济政策的转变可以看出，在俄国革命和建设初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十分注重理论结合实际的探索与创新，体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尊重事实、勇于实践，主动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精神。

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转变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1925年，联共（布）十四大确定了国家工业化方针，就是要使苏联从输入机器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设备的国家，保证苏联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附庸。1927年，联共（布）十五大对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作出具体规定，随后在全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37年，苏联工业生产水平由1913年的世界第五位、欧洲第四位跃居到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任务。与此同时，苏联在农村开始农业集体化运动，改变小农经济为主的落后生产状态，推动农业生产从个体经营向大机器生产的转变，国家粮食收购量大幅提高，基本保证了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当第二个五年计划宣告提前完成时，农业集体化也基本完成。1928—1941年，苏联在冶金、机械制造、机器加工、燃料动力、石油化工、仪器仪表等工业部门中新建了近9000个现代化的大中型企业，这在世界工业发展史上都极为罕见。苏联在短短十几年里完成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路，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动苏联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战胜法西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1928年到1941年，苏联顺利完成前三个五年计划，发展了国家交通运输体系，建立起国家农业机械、农田水利灌溉体系，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生产全部工业品的国家之一。在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前夜，苏联已经建立起部门齐全的军工企业，生产的飞机性能和速度都居世界前列。1940年苏联工业总产量比1913年增长了11倍，其中机器制造业增长超过49倍。仅1942年和1943 年，苏联制造的坦克就比德国多2.6万辆，生产的飞机也比德国多2万架。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物质基础，苏联才能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主力军作用，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巨大贡献。

反观同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各国，一战后普遍陷入恶性通货膨胀，1920—1921年，欧洲制造业下降9.5%；英国失业率达到11%，美国失业率达到11.5%，德国同期物价上涨了15倍。随后，1929—1933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大萧条”，并迅速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导致资本主义各国出现长期大规模失业。在此背景下，欧洲右翼思潮兴起，助推德国纳粹党和法西斯主义上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伏笔。

体制逐渐僵化致使苏联经济陷入困境

在肯定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必须承认，这一经济制度是在特殊历史条件和环境下确立的，它的具体机制和政策措施必须随着情势的发展而调整，否则就会走向僵化。

苏联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如何在一个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制度选择和所确定的目标来看，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是解决苏维埃政权面临的短期问题；斯大林时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仅是对新经济政策的重大改变，还肩负着开创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使命。当时，苏联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一座孤岛，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不断强化对苏联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堵，并策划进行武装干涉，而当时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很落后。面对这样的状况，斯大林认为，处于资本主义重重包围中的苏联，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和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他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

经过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以及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苏联最终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和基本制度。1936年11月，苏维埃召开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讨论制定新宪法。新宪法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有计划地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果，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从后续的发展来看，它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不少弊端，主要有：第一，三大产业发展不平衡，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得国内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缓慢乃至停滞不前；第二，计划经济管制过严，片面强调产量和产值，造成了商品种类少、质量差等问题；第三，高度控制国家资源配置，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致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高；第四，国家权力高度集中，政府机构容易滋生腐败。但必须看到，上述弊端并不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然导致的，对此应作具体分析。比如，社会生产各大部类之间、各产业之间按比例发展，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或者说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为此提供了制度性条件。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如何做到这一点，应该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条件及其变化，并为此建立能够比较快速、准确反映这些变化的体制机制，单纯依靠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则容易导致有计划无比例并衍生出其他问题。

对自身存在的弊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苏联也开始改革探索，主要目的是改变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激发企业活力，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些改革探索包括扩大地方自主权、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等，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苏共中央缺乏总体战略规划，指导思想上忽“左”忽右，政令无常，反而产生了很多新的矛盾和问题。60年代后，又提出了新的改革措施，包括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减少中央指令性计划指标等，但只是对原有体制进行了一些修补。

客观地说，苏联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改革，尽管力度不大，且改革措施反反复复，既没有实现重大理论突破，也没有形成长期规划和总体布局，但是，苏联的经济发展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到70年代，苏联的社会经济建设进行得还算顺利，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得到进一步加强。即使到了80年代，苏联经济每况愈下、社会危机日渐加剧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还相当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因此，应该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苏联在几十年间通过国家有计划地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之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二是苏联经济体制机制在具体运行中确实存在着僵化等弊端，而且并未得到合理的改革，最终导致经济发展走向停滞。因此，把苏联解体简单归因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片面的和错误的。

放弃共产党领导和错误改革路线终致苏联解体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国防部发布了《苏联军事力量》研究报告，根据该报告，苏联的地面部队共有180个师、5万辆坦克、2万门火炮、7千枚战略核弹头。苏联的常规武力和核武器均属世界前列，在衡量战略武器威力的13项重要指标中，苏联有10项居于领先地位。在那时，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敢于宣称有能力使用武力消灭苏联。然而，堡垒却从内部被攻破了。

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使改革走向歧途，酿成“颠覆性错误”。1985年4月，被寄予改革厚望的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上任伊始即提出“加速战略”，启动经济改革，先后推出《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苏联合作社法》《租赁法》等法规，试图“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但由于延续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粗放增长的老路，且改革措施不力，“加速战略”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导致新旧问题叠加，经济增速从改革前的3.2%下降到1989年的2.4%，1990年更是降到了-2%。于是，戈尔巴乔夫把经济改革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所谓“保守力量”和苏联社会制度的阻滞，将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领域，并提出“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多党制”等口号，使苏联的改革进程一步步脱离正确轨道。

1990年3月14日，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放弃了苏联共产党的法定领导地位。与此同时，新宪法去除了原本国名中的“社会主义”之称，改为“主权共和国联盟”，从名称上改变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同年7月，苏共召开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和新党章，“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成为苏联改革纲领和苏共的思想政治路线，国家政体、党的领导地位和奋斗目标由此改变。8月，由经济学家沙塔林组织制定了全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沙塔林计划”与苏联总理雷日科夫负责制定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纲领”同时出台，这两个观点截然不同的纲领，在苏联引起了巨大反响和激烈争论。戈尔巴乔夫宣称支持“沙塔林计划”，但该计划很快归于失败。经济改革的失败和政治改革的“转向”导致党和政府的威信急剧下降，各种社会矛盾凸显。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商品短缺、企业停产、失业剧增、工人罢工、农田荒芜等现象的出现，预示着国家经济的整体衰败。

在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下，苏联经济改革被彻底断送。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西方领导人纷纷称颂，“戈尔巴乔夫也许会成为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最有吸引力、最有创新精神的领导人”，“有他，许多东西都可以改变”。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谋士和美国情报部门联手为苏联“量身打造”了一个又一个“改革计划”，还许诺上千亿美元经济援助。但这些援助往往附带各种政治条件，目的是逼迫苏联采取激进市场化手段，全面开放市场，使国有行业全面私有化，将苏联经济纳入西方自由市场的模式中。这种脱离苏联国情的改革措施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苏联经济形势加速恶化。戈尔巴乔夫多次向西方大国乞求财政和经济援助，得到的却是各种托词。1991年前后，苏联经济濒临崩溃。戈尔巴乔夫给英、美、德领导人写信，寻求贷款或援助，但被西方国家政府和商业银行以苏联政局不稳定为借口拒绝。即便之前有些财政支持，也是以贷款形式落实。戈尔巴乔夫执政的6年间，苏联政府外债从130亿美元猛增到1130亿美元。苏联解体后，这些外债成了俄罗斯的沉重负担，严重影响俄罗斯的经济恢复。戈尔巴乔夫政权不但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抵制西方的西化、分化策略，反而为博得所谓“民主派”、“改革派”等名声一味迎合西方，对西方作出各种让步，最终付出惨重代价。

1991年“8·19事件”后，苏联加速走向解体。12月8日，俄、乌、白三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别洛韦日森林秘密召开会议，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地缘政治体停止存在”。12月21日，以叶利钦为代表的11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签署议定书，决定创建“独立国家联合体”，以代替苏联。12月25日晚，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最终解体。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不容置疑的；同时，苏联的经济体制机制在其发展中也日益表现出严重弊端，但这绝非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误，更不意味着必须放弃这个基本经济制度。历史的真实是，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和错误的改革路线，最终酿成了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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