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西方打压俄的混合战争将长期持续，不取决于俄乌战事

目前世界的变化进程使人无法对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基本和系统的分析，更不要说预测。我这里只谈一些趋势，我认为，那些做政治决策的人要考虑到这些趋势。

我先谈谈一个显而易见的思想，但这个思想尚未被俄罗斯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包括部分政治精英完全意识到。俄罗斯试图融入由西方创造的国际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个时代如果更早结束会更好。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变成了直接对抗和混合战争。这场战争将长期持续，不取决于乌克兰的战事。

乌克兰是现实问题，是可视的，但并非这场对抗唯一的舞台，甚至有可能不是主要的舞台。于我们而言，这是一项痛苦而必要的工作，对过去 35 年的幻想和错误进行反思，摆脱过去的羁绊。至于以后会是什么样，答案在未来。显而易见的是。现在开启的历史阶段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前所未闻的乱世”，这是亚历山大·布洛克20世纪初为人类写下的预言。显然，新开启的这段历史时期会非常艰难。回到熟悉且相对舒适的原状似乎是不可能的。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从“非西方”到“世界的大多数” ，俄罗斯远离“欧洲-大西洋”文明 截图来自《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

对抗的缘起

目前正在开展一场为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特文明的俄罗斯未来而进行的斗争。俄罗斯正以现在的样态远离欧洲-大西洋文明。这个文明曾经给予俄罗斯很多东西，但现在的俄罗斯已不再需要，更何况西方文明越来越背离俄罗斯的历史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是的，欧洲-大西洋本身正在迅速退化，即使从它自身出发审视也是如此。

笔者在此重申此前的一些观点，涉及国际体系崩溃的基本原因：

1、西方失去了军事优势——这是过去四到五个世纪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基础。

2、现有资本主义模式（世界经济）的枯竭、消费的无限增长、所有行业的金融化、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模糊，导致道德基础受到致命的侵蚀，动摇了曾经一度以此为进步的根基的资本主义（俄罗斯也有类似问题）。

3、在很大程度上是假装（而且是显而易见的自私自利）在解决现实的全球问题，包括自然环境、气候、流行病、社会不平等加剧、很难获得食品、移民等等。而这些问题越来越尖锐。

4、但大变局的主要原因和基本特征，是由于“非西方”的崛起（也是由于西方军事优势的丧失），我们用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和语言赋予其“非西方”的称谓。也许，可以把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综合体，更准确称为“世界的大多数”。因为在人类社会的大语境下，西方很显然是少数派。这个说法是费多尔·卢基扬诺夫告诉我的。其他同事建议把这些国家称为“大东方”看看哪个术语会用起来吧。但“非西方”的说法肯定不行。

大变局也有其他具体原因。其中之一是大多数西方国家领导精英素质退化，原因之一是，在相对民主的政治制度中经历了长期和平发展阶段。当前的精英面对棘手的问题表现出无能为力。这些问题不断累积、矛盾升级，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之力量的重新分配。挑起乌克兰周边的危机，加剧对俄罗斯的敌意，这是从 15 年前开始的，是西方试图维持其特权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俄罗斯不让西方将其作为资源基地。但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树立了不对西方俯首帖耳的榜样。他们还将试图动摇俄罗斯的根基，让未来几十年的主要战略对手-中国的大后方孤立无援。

扼杀俄罗斯的政策会旷日持久

但是，西方自我毁灭的进程将继续下去，只不过因反对俄罗斯而暂时形成团结的局面。西方走弱至少已经十五年了，目前正迈向一个新水平。世界解构的趋势加剧。不断会有新的移民潮，以及与粮食危机相关的冲突。西方一边撤退，一边试图反攻，它会彻底摧毁此前用于调节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体系的其他制度，甚至抛弃了外交习惯和礼节。只有经历三到四轮选举周期之后，西方政治才有可能发生现实变化，前提是政治代际全面更迭。

未来十年，上述因素以及其他一系列的体系性因素将导致国际的不稳定和冲突加剧，尤其是在南方和东方，然后再回到欧洲。无论特别军事行动何时以及如何结束，在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对于我们国家，战争的风险仍然很大。也可能因为这次或者其他不可避免的冲突升级而发生战争。

今天的对抗比20世纪下半叶的冷战时期更激烈。西方不仅要遏制俄罗斯，而且企图以目前的方式摧毁俄罗斯这个国家。由于俄罗斯联邦有强大的核潜力，所以战争（暂时）尚未升级为直接的军事对抗。规范和法律体系的全面危机已经蔓延到军事政治领域，这大大增加了风险。

西方（尤其是美国）正试图通过改变军事力量来调整世界的发展方向，因为发展方向对西方不利。会出现新一代武器，目的是中和俄罗斯的现有优势。无论如何，国际战略稳定水平都会下降。希望今天的对抗能够在不进一步加剧危机的情况下让对手清醒，但指望不大，因为政治领导人的水平差强人意。而且存在跨过核门槛的危险，原因是精英素质水平太低。必须努力降低核战争、特别是热核战争的风险。说实话，都不知道去找谁展开这项工作。

与西方的关系

西方的巨大敌意产生的原因，不仅是俄罗斯拒绝按旧规则行事，以及西方想阻止世界力量的重新分配，或者说欧洲人害怕回归传统次大陆的必然性，包括军事竞争方面。首先是西方世界的内部动机。他们需要把俄罗斯树立成敌人，并团结起来应对，这样就可以在失败的情况下保留住精英的权力，经济、社会和政治组织模式日益衰微，他们是在这套组织中成长起来的，而这套组织正在崩溃。

西方不可避免的尖锐危机将中断反俄“共识”，引领一些精英集团和个别国家克服全面对抗的局面。但另一方面，结构性问题又会为了转移人们对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注意力，结果会让问题更加复杂。在可预见的未来，西方（希望个别国家除外）是一个充满敌意、而且完全没有能力谈判的对手，他会要求划界和遏制俄罗斯。

有一个问题比较特殊，即在文化上保持距离，考虑到 300 多年来俄罗斯精英对欧洲的倾慕，以及500 年来欧洲的西方文化对日渐崛起的非西方文明的渗透。我们的出路可能是：我们是集多种文明于一身的文明，是“世界的世界”，而且作为古典欧洲的最后堡垒之一，因为大部分欧洲已经在“旧世界”消亡。无论如何，俄罗斯继承的欧洲文化的遗产，并不是俄罗斯文化多向度和文化多样性政策的妨碍，而是其支柱和前提之一。毕竟，欧洲在其最好的时代和最佳表现期，努力打开了新的世界视野。从鞑靼-蒙古身上我们继承的是宗教宽容性和文化开放性。我们与欧洲人的不同在于，我们在建立帝国时没有去摧毁，而是吸纳了当地的文化和精英，早在欧亚主义理论提出之前就成为欧亚人。应该说，之前那些压迫伟大亚洲文明的国家，将“亚洲主义”的羞耻感强加给我们，而现在“亚洲主义”则代表成功。

了解以下内容极为重要。这场冲突只存在于当前的西方建制派之中，建制派是在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化中成长起来的。但对西方国家而言，这场冲突并非命中注定的。当然，近几十年的“自由的全球帝国主义”对建制派极为有利，如果没有冲突，他们也可以过的不错，虽不奢华，但更平静，不会卷入其绝大多数公民不需要的危险和冒险之中。

从理论上讲，在未来（大约 10 到 15 年）我们可以期待关系的相对正常化，前提是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的精英获得权力，并且这些人承认俄罗斯国家的利益。必然出现的更加威权政权的体制也可能带来额外的危险。即使出现积极的发展态势，也回不到相对可预测的过去。

应该主要依靠自己，以及那些与俄罗斯互动并从中获利和受益的国家，还有那些以国家利益为导向，而非以超国家利益甚或违背国家利益为导向的精英。幸运的是，这样的国家很多，而且还会更多。

俄罗斯国防部此前公布的在哈尔科夫地区增援视频的一部分 图自欧洲通讯社

乌克兰问题

未来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别军事行动的结果，其最终目标尚有待确定。保卫顿巴斯、“解放”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这些目标是显而易见的。“去纳粹化”（或消灭侵略性民族主义）只有在完全占领乌克兰领土并进行政治清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项任务（即使在俄罗斯的最强硬政权下）在当今世界也很难实现，而且这有背我们人民的基本价值观。

必将实现的是彻底且强硬的非军事化，不可能是别样的，还有乌克兰国家的中立、东部和东南部的“解放”和恢复是可以实现的。但要达到这个目的，俄罗斯就需要在政治、伦理道德和经济上做长期军事行动的准备，不断平衡西方的升级，包括达到有限核战争的水平（如果没有这样的威胁，美国和西方未必会退缩，并同意临时休战以外的协议）。要想“解放”全部或者更多的乌克兰领土（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除外），就要进行长期动员，战事成本急剧上升，会牺牲更多的人。

中期来看，存在社会产生疲劳的风险。战争疲劳是 1917 年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忆历史，并非危言耸听。如果乌克兰的战斗不以胜利告终，就会失去民众对最高权力的信任，现行政治体系和国家本身的公信力将受到损害。新的 1917 年 2 月的几率会上升，这是自 17 世纪动乱时期以来俄罗斯政治史上最大的悲剧。1991 年 8 月，至少有一部分精英（既有党内的，又有党外的）准备夺取政权，结果很糟糕。当前风险与 20 世纪末的风险之间的差异在于：当时西方世界没打算伤害俄罗斯，不相信俄罗斯能够复兴为世界大国。但俄罗斯做到了。现在，如果我们绊倒了，他们会尝试彻底打垮俄罗斯。

正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言，1917 年 2 月，精英的背叛是事件的催化剂。现在这种可能性还不大，因为克里姆林宫近年来的状况和政策促进了精英的“民族化”。但对社会提供长期支持并非易事，尤其在经济战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下。西方的生活水平也在下降。尽管如此，也不要赌西方会先摇摇欲坠。我们回顾一下1916 -1917 年的历史，当时德国人正在输掉战争，陷入社会深渊，但俄罗斯却先倒下了，由于俄罗斯内讧，德国总参谋部就培育出了布尔什维克。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要在国内进行调整，在国内进行动员，将当前与西方（包括乌克兰）的冲突宣布为“新的卫国战争”。但这种氛围的改变可能会使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局及国家疏远，因为他们已经过上了相对富裕、舒适的生活，在此之前则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穷困。

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领土“解放”后，就可以开始谈休战问题。尽管尚不能达成相对稳定的和平协议。此外，只有在共同协议的框架内才有可能实现，包括建立一个新的欧洲/欧亚安全体系。其轮廓尚未显现，其潜在参与者也没有相应的准备。

无论如何，无论乌克兰的局势如何，在世界冲突和混乱状况越来越普遍的背景下，都应该做好与西方进行长期（约十五年）此起彼伏对抗的准备。

不孤立的堡垒

俄罗斯要活下去并转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新的国家和社会组织能力。必须进行动员。动员的本质首先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鼓励内部的经济、技术、智力、精神和人力的发展。当然，被排除在一些国际机制之外会造成障碍。但另一方面，也能激发另辟蹊径的想法，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集中和引导资源，摆脱外方合同方对己有利的系列限制。

未来用“俄罗斯堡垒”这个隐喻也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它预设的是自我隔离、自给自足的情况。但自我隔离本身也是一种威胁，历史规律已经印证。在经济战中，对手就是要把俄罗斯国家推到闭关自守的地步。

我们理解的“堡垒”，首先是牢固的防御，以应对周围的混乱世界，促进自主选择，决定与谁以及如何做事儿。

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俄罗斯不能关闭与“世界的大多数”合作的大门，包括智力方面的合作。也包括那些准备进行建设性互动的西方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定会有的。

俄罗斯需要实现虽然虽未宣布但显而易见的目标。

第一，把俄罗斯精英彻底民族化，去掉买办和亲西方的因素和情绪。由于最激进反对派因担心被赶出体制精英而移民海外，因此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经济施压的外部措施和西方恐俄症也起到作用，产生了“正在殴打我们的人”的效果。然而，但到目前为止，文化和知识的西化问题，即通过西方信息来源感知事件的习惯，依赖来自西方的评估和理论，这个领域几乎还没有被触及。

今天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人，都深受西方世界观的影响。要对知识分子群体进行意识“去殖民化”的强化工作，摆脱外交政策、文化、信息的西方导向。这种转型的涵义不是用反向的、带有攻击性的反西方主义取代之前的西方主义。这样做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任务不同，需要为我们的政治和我们的社会打开更广阔的视野。

西方的国际影响力正在下降，所以没必要给予过多的关注。西方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只是一部分而已，而且越来越不重要。但在俄罗斯的信息和知识图景中，几乎没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南非、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甚至中国和印度的人物、现象和事件。需要迅速加强与世界不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扩大东方研究、非洲研究和拉丁美洲知识等学科的研究和人才培养。

第二，国家、公民和企业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生活和发展的环境是：日益严重的国际混乱，习以为常的关系中断，经济、信息和人类的去全球化。这就需要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上面是可控的，但下面是更自由主义、更相互联系的。目标似乎已经明确。但进展仍然几乎是自发的，被官僚的惰性阻碍，被精英消极抵抗，他们的利益和心态与之前的体系有关。全社会必须明白，这并不是个别人的主观愿望或雄心壮志，而是在险象丛生的世界为国家和社会而进行的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任务--确保俄罗斯经济最大限度的自给自足。目前不仅面对来自西方的敌意，而且1980-2000年代的全球化模式正在崩溃。社会必须了解，其中原因具有客观性，在过去 15 年（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开始后），西方针对俄罗斯的行动和经济战急剧加速，对全球化模式采取了自杀性手段，经济战从2014年开始，2022年达到顶峰。要让大家理解，全球主义的自由经济政策不仅对俄罗斯不利，而且我们眼见着在全球范围内崩溃。世界各地的相互依存都走向反面。

第四，知识界应该对社会和精英自己的主权化进行系统工作，获得意识方面的独立性。社会科学不可能是超国家的、万应的，这些学科要反映所在国家的精英的利益，以及这些国家的地缘政治和历史特性。我举过很多例子证明过这个论点。还有一个例子。有一种观点曾经认为，未来疆域和自然资源不如金融或数字经济重要，军事的重要性在下降等等，这类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专注的是特定的国家和精英群体的需求。领土价值下降的论点主要是海上强国推动的，为了获益，他们有意破坏大陆内部的交往和交通，特别是在欧亚大陆。结果造成俄罗斯疆域之内的互相联系仍然很少，尤其是在西伯利亚，连接我们与亚洲的“南北”走廊严重欠发达。这是不加批判地引入外国有害思想的另一个例子。不久前，包括我们在内的人几乎普遍相信，经济全球化将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俄罗斯版麦当劳重新开业 图自路透社

全球化的要素——金融、能源、商品、信息、经济联系——不会完全消失，但会被削弱。全球化要素在政治和经济民族化和区域化的浪潮面前退却。未来十年真正的全球性问题实际上不会在国际层面上得到解决。最激烈的竞争会使这些问题变成次等问题甚至被遮蔽。亨利·基辛格在大约 25 年前提出的悖论完全正确：问题的全球化已经出现，但解决问题的工具却在国家范围内。尽管如此，也要在智力和组织方面做好合作的准备，首先在“世界的大多数”合作框架内。有朝一日，这可能会成为与西方积极互动的基础，但也是一个无限遥远的前景。

要解决上述问题，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但不能是新的思想统一。苏联时期我们经历过，是苏联俄罗斯失败的原因之一。我们根本不知道也不了解现实世界。全面的谎言，真相的隐瞒已经导致了我们之前的失败。例如，在日俄战争期间。现在，西方的政治正确和“取消文化”正在导致思想和政治的贫乏。有必要保持讨论自由和智力创造的自由。要对自己、对社会、对当局说实话。这的确很难，特别是在与我们曾经在许多方面都仰望过的那个世界公开对抗，以及国内政治体制不可避免的强硬化的态势下。但这项任务必须系统地解决，包括用行政手段。否则，我们将再次失败。

必须有效加强当局与社会、行政机构和思想精英之间相互反馈系统。曾经的沟通欠缺在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起到了负面作用。社会上大部分人尚未对采取的措施做好准备，不理解采取措施的必要性。如果反馈工作顺利，一些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比如几年前，2014年“俄罗斯之春”的热情没有被充分利用，包括当时基辅及其西方支持者的不知所措。我个人认为， 2017-2018 年就有必要激化问题，当时已有战争危险了。另当别论的是对一些邻国的专业判断，这些邻国是我们政策的优先选项，需要深入、准确地了解当地进程。似乎，对乌克兰情势的评估就不准确。

我不止一次地说提出新“俄罗斯思想”的必要性，一种全民的意识形态，包括在这本刊物上。现在尤其迫切需要，不仅是为了调动社会的精神力量，而且可作为内政和外交的实用工具。自伟大的卫国战争以来，这种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提出。在顿巴斯，俄罗斯的多民族人民的代表在英勇地并肩战斗，前赴后继。在这种情况下，之前曾担心“俄罗斯思想”有可能成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反国家意识形态，这种担心就显得多余了。

于世界而言，俄罗斯思想更加鲜明。我们是多文明的文明，是反新殖民主义的桥头堡，是多种文明和文化自由发展的保护。我们主张人人有权按照自己的原则和习俗生活，反对任何霸权或宣称接近终极真理。我们目前反对西方的扩张及恶的斗争，集中在乌克兰，这是一场为了建立新的公平世界秩序而进行的斗争。几乎所有这些理念都被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提到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只需列出它们，并目标明确地前行。

当然需要新的外交政策。俄罗斯以特别军事行动的方式解决最严峻的安全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在战术上削弱了它在世界大舞台上的地位，使它被迫将资源集中在乌克兰和欧洲方向上。但这也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方式。我们在为过去的幻想和精神上的懒惰付出代价。如果军事行动以成功告终，那么莫斯科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实质加强。首先，降低西翼的脆弱性。其次，也可能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将向世界宣告，自己是一个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改变整体力量平衡并决定世界政治方向的国家。

接下来的外交政策应主要服务于内政。

俄罗斯已经起到并仍将起到把世界从西方强权中解放出来的作用。

但是，一直为大家堵枪眼是没有意义的。是时候意识到一个简单的，但与我们而言相当新颖的想法了。俄罗斯对形成世界新秩序的最大贡献在于，在世界动荡的情况下成功发展自身并保证欧亚大陆的稳定。外交政策战略与其更多地着眼于经济利益（尽管不能没有经济利益），不如更多地着眼于在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条件下，确保国家内部发展。

我再说一遍，在与世界重要组成部分——西方进行长期系统性对抗的背景下，所有这些问题都将无解，如果当局和社会不进行意识形态和组织方面的动员。现在的问题只在于，这种动员应该是怎样程度。当局或者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敢说“没有战争的20年”结束了。他们已经把战争强加于我们，这是一场生存之战，我们必须赢得战争。如果我们坚持不住了，退缩了，他们就会彻底击垮你。

过去四十年的经历令人沮丧：有太多的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或不想理解。我们犯了错。尽管如此，我们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还开始获胜。让我们吸取教训，鼓足干劲儿，发展俄罗斯文化的开放性，今后我们还能继续获胜。尽管挑战很大，且非同寻常。要放眼未来，当然，还要恢复俄罗斯的血气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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