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国兰：透过我导师家的“巨变”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民有多惨

导师家的“巨变”

项国兰

盼望已久的去莫斯科终于成行了。坐的是火车包厢，四个人一间。其中一个是建筑工人，虽已退休，但还在工作。他有60多岁，身体很结实。从聊天看，人很正直。他从塔林①回来，专门去那里给母亲办理迁徙手续。他父亲是一名边防军官，他们家在60年代中期曾经在中苏边境地区住过，父亲转业后，他们全家就在塔林定居。他后来到莫斯科工作。而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一个人住在那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族人在爱沙尼亚受到排斥甚至歧视。他不放心年老体弱的母亲一个人住在那里，决定把母亲迁回莫斯科与家人一起生活。

他说他这次给母亲办理手续有两个感觉：一是从莫斯科到塔林，所到之处全是一派原始资本主义社会的景象：一切自然生存，自然死亡，没有有保障、关怀、体贴的政府和社会，一切都要凭个人去筹划，去挣扎;当你接触到政府时，便感觉那里的官僚主义已经不可救药，而且各级都是官僚主义，人浮于事，手续繁杂。他说，苏联时期所到之处都很友好，都是同志，互相帮助，互相体谅;而现在，到处都是仇视，吸毒，卖淫。他说，这不是人民的选择。戈尔巴乔夫的所谓公开性和新思维搞垮了一个好端端的苏联。叶利钦两任总统他都没有投他的票，而且不只是他，他了解的许多人都没有投他的票。

还有一个男的，大约50多岁。建筑工人说话时，他一直听着。建筑工人一说完，他马上表示反对。他说，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大家都很激动，整个社会都在吵，闹，骂，吵够了，闹够了，也骂够了，再看看现实，还不如过去。就有些后悔，但是追悔莫及。他说，苏联解体，俄罗斯走到这一步，是人们情绪化、不理智的必然结果，每个人当时都很激动，都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这是全体人民情绪化的必然结果。

建筑工人接着他的话说，当然，当时不少人激动，也有不激动的，但是说话没有人听，想发表文章也没有人给刊登。我认识的许多人都不激动，他们当时就说，这样下去国家会吃亏，人民会吃亏。还有，即使全国都激动，国家领导人也不能激动，也要想一想国家往哪走，怎么才能提起大伙的精神，拢住大伙的心，否则要领导干什么?要党干什么?全国情绪化是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当时的主要领导。该他做的他不做，所以，不该发生的发生了，一个好端端的大国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认为国家解体是情绪化的必然结果的男子也承认建筑工人的话有道理。他说，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这也许是上帝的安排，咱们认命吧，谁让当时没有出现第二个斯大林……?听着他们的争论，我在想我的导师……

火车是第二天早晨6点多到达莫斯科的。与10年前我在莫斯科进修时相比，莫斯科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商业气息浓厚了，银行、美元兑换处比比皆是，三五步就一个;教堂遍地，钟声悠扬。

看看离买机票的时间还早，我便到了红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列宁墓。这里可以说是物是人非。没有了十几年前那般威武、神气的站岗、交接班的士兵，代之以两个身着雨披的军人在同一个老百姓随便热烈地讨论着什么。再往南面看，进入红场的正门即礼拜门处，有一个神职人员在行乞。礼拜门是叶利钦改革时期修复的，门上镌刻了它什么年代修建、什么年代被毁和什么年代修复兴衰存亡史。这时从门左边的教堂里传出悦耳的钟声，—位老妇人在教堂门前划着“十字”。那里的墙上也记载着该教堂的兴衰史。

其实，教堂和礼拜门记载的不仅是它们自己的历史，也是近几百年来东正教在俄罗斯发展的历史，其中也折射出苏联的兴衰史。

下午到了10年前我在莫斯科学习时的导师家。给我开门的是导师的女儿莉丽娅。我几乎没认出她来，因为几次联系甚至写信都没有提到她。我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这是师母的妹妹，接下来恍然大悟：这是导师的女儿。

莉丽娅今年48岁，大学学的是哲学，毕业后得了肾炎，以后又心动过速，没有继续学习。在普列汉诺夫经济学院的一个教研室工作，每周上两天班。据她说，那里又脏，离家又远，她不爱上班，于是1991年便要求退休。她悄悄对我说，退休金现在每月1365卢布，并且满意地说，已经不少了。她尽管已经快50岁了，可能是由于长期生病，又早早退休在家，不读书，不看报，连电视也不喜欢看，又没建立自己的家庭，所以从思想和心理年龄上看，也就十几岁的样子。如果正常的话，在这个年龄该是上有老，下有小，承担起家里的一切，可是她不但承担不起来，而且还要父母为她操心。

师娘苍老了许多，但是却比10年前胖了许多。她女儿说她是世界上最胖的人。我想她这是长期吃治疗高血压和心脏病的药所致。据导师说，师娘年轻时很漂亮，是他们部队司令部里的一枝花。②是的，尽管已经70多岁，但是脸上仍旧依稀可见韶光年华的影子。听导师说9月30日将是她74周岁生日，我便送她500卢布让她买个蛋糕庆祝一下。③她说给得太多。我说，你不要把这看作是500卢布，权当作是晚辈的一份祝福吧。她高兴地收下了。接着便给我讲起了导师再版一本书花了5000卢布的事儿，语调激动，神情气愤。我知道她的用意。因为他们原本要还给我2000年我给导师买药的1000多卢布。但是我早就对他们说，我不能要那1000卢布。因为我10年前在莫斯科时，他们一家对我很好，更何况，导师现在年事已高，又生病，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收那买药的钱。我安慰她，事已至此，随它去吧，别再因生气加重病情很不值得。

在这三个人中，变化最大的还是导师。10年前那位健康、自信教授的神情已无踪影。

可能是几年的左手左脚活动不便、长期不到户外活动的缘故，他头发、面色苍白，只能靠拐杖行走。但他思维清晰。下午睡醒觉，我们聊了两个小时，关于“9·11”事件，苏联的剧变，中国的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等等。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相同或者相近。他对许多问题，包括对现在的俄罗斯都看得很透，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依旧。中风三年多，还一直带研究生，写了两本书，其中一本还要再版。

导师家是千千万万俄罗斯普通家庭的缩影，是俄罗斯10年改革的真实写照。

昨天一进门，我刚想把外衣挂到过道的衣架上，师娘一把夺过衣服说，不行，现在只有衣柜里没有蟑螂。说着便把我的外衣挂到客厅的衣柜里。在她挂衣服时，我看衣柜，包括多用柜，有几个柜门都关不上。所以蟑螂便在那里自由出入。多用柜的表面和里面的隔板上落满灰尘，好像有几年也没有人擦一把。

昨天下午一边同导师聊天，一边看他书架上的书和杂志，那上面也满是灰尘，而不像10年前那般整洁干净。厅里的大电视机上④放一台小电视机，导师说这是三年前，那台大的坏了后买的。电视机柜上也满是灰尘。只要稍往地板上溜一眼，就会看到或大，或小的蟑螂们优哉游哉地或爬，或觅食，如仔细看地板，就会发现那上面满世界是蟑螂屎。地板上的漆，除边角外，多已脱落，变成灰色。客厅里的几个长沙发和一个小沙发上全盖着毛巾或毛毯，原来，沙发的靠背、扶手和座位上全破了，这是权宜之计。客厅里，有两把椅子，一个方凳。只有方凳坐上去还稳，两把椅子坐上去总有要倒的感觉。也不能在饭桌上写字或者看书，因为稍微一碰，桌子就晃起来，还吱吱作响。

厨房也不如10年前那般整洁干净，也不见了那般浓浓的家庭的气氛。碗架上，餐桌抽屉里，水池旁，油垢、蟑螂随处可见。

在吃饭铺桌布时，师娘从多用柜里拿出一块桌布，边铺边说，你看这褶皱，可我连熨烫它的力气都没有。

师娘送我上汽车时，我看她穿的毛衣胸部也有个大洞。她不好意思地说，毛衣也破了。

这还是女儿的。她外出也穿这件。她本来是让女儿送送我的，可女儿躲到屋里不出来。我说真的不用送，她说喜欢的客人不能不送，这是她家的习惯。她坚持把我送到车站，看着我上了车，才转过身蹒跚而回。

在去车站的路上，我们聊了起来。其实只是我问。因为我实在为他们一家以后的生活担心，三个病人，怎么生活下去啊!老人说，她有个姐姐，大她两岁，患了癌症，自顾不暇。导师有个妹妹，也年届70岁，还有个外甥。但是这孩子很小气，也贪婪。总之，亲戚都指望不上，只能靠自己。

真是10年巨变，10年前那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那般讲究、那般气派都踪迹全无。

从导师家出来，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什么都不能使我激动起来、高兴起来。在莫斯科地铁里，在大街上到处都能看到乞讨者。看着他们，我想，导师家离这些人可能也只有一步之遥。一如2000年春导师给我写信时所讲，中国的前程一片光明，而俄罗斯则是隧道尽头不见光。其实我想这也是他家及千万个俄罗斯家庭所面临的境况。国弱，对大多数家来说，谈何家兴啊!俄罗斯现象不禁使人想起国家这个并列词组的真正含义：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国家强大，家才能兴旺，国破，家必亡。国家这个词似不能做为词组来理解，它是一个政治和地域概念，分割开来理解似不妥。(当然作为引申义可以这样讲，当指国家这种政治理论和区域概念时就不能拆解开来)。另外，似无必要从词语结构上解释这个词组。吉卜赛人⑤没有国，所以到处流浪。不管如何全球化，国的作用，起码在过渡时期，是不可忽略的。而这里国的作用主要是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决策作用。

从这个角度讲，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注释：

①爱沙尼亚首都。

②她卫国战争期间参军当兵，退役后，在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工作，后因病提前退休。

③因为俄罗斯人很看重生日，不管多大年龄。生日，如同盛大节日，届时亲朋好友相聚，少则庆祝1天，多则2-3天。

④这是我10年前曾经看过的彩电，大约有二十几英寸。

⑤俄罗斯称之为茨岗人。

(本文原载项国兰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的《亲历俄罗斯 一个访问学者的观察和思考》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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