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西方“制度决定论”的迷思

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 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试图通过宏大的叙事和简洁的理论框架解答国家间贫富差距的根源问题。其核心论点是“制度决定论”，认为制度类型决定国家经济命运。他们将制度划分为“广纳型”和“榨取型”两类。“广纳型”制度鼓励大众参与经济活动，促进创新并保障产权，从而带来繁荣;而“榨取型”制度集中权力、缺乏制约，导致国家衰败。这种二元对立的分类，忽视制度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从历史角度看，制度形成往往是复杂的社会博弈结果。例如，英国光荣革命不仅是单纯的制度进步，还是资本主义力量与封建势力长期博弈的结果。同样，中国改革开放是生产力需求与社会变革力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将这些制度变化简单地归因于“广纳型”或“榨取型”的选择，是对复杂历史的过度简化，进而误导读者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

社会制度的演变是生产力发展、社会阶层博弈、文化因素和国际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变化并不是自上而下简单推行的过程，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基础之中。例如，法国大革命不仅仅是对封建专制的简单反抗，更是新兴资产阶级与旧贵族阶层之间长期斗争的结果。新兴的经济力量要求政治制度变革，以保障其经济利益，这种历史条件才最终推动了制度的演变。这种演变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伴随利益冲突和社会动荡的长期过程。

进一步看，制度并不是独立于社会历史进程而存在的“万能钥匙”。很多国家在推行所谓“广纳型”制度时，忽视了当地社会结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国际环境对制度演变的限制，简单移植“广纳型”制度的尝试往往失败。例如，非洲一些国家在殖民地独立后模仿西方的“广纳型”制度，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尚未发展成熟，缺乏足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参与，这些制度的推行未能带来预期的繁荣，反而导致更大的社会混乱和经济停滞。这一现象再次表明，制度的作用必须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理解，而不能简单作为决定性因素。

制度决定论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对“成功”和“失败”的定义本身存在高度主观性。所谓“广纳型”制度和“榨取型”制度之间的划分，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西方国家的制度被视为普遍的成功范例，而那些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制度则被简单地归类为“榨取型”，从而被定义为“阻碍发展”的因素。这种视角忽略了制度背后的社会需求以及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发展路径。许多被视为“榨取型”制度的国家在特定时期内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些成就不能简单被忽略或贬低为制度问题。

因此，西方“制度决定论”将制度作为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掩盖了生产力发展、社会矛盾以及国际力量等对制度演变的深远影响，进而导致对国家发展道路的片面理解。这种误导性叙述不仅无法帮助人们真正理解发展背后的复杂动力，还可能导致政策制定者陷入制度模仿的误区，忽略对自身历史条件和社会需求的真实分析。

因此，正确认识制度演变的复杂性，及其背后深刻的社会、经济和历史动因，是理解国家兴衰的关键所在。只有从历史的辩证视角出发，理解制度与社会条件的复杂互动，才能更有效地为国家发展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

(原题《制度决定论的迷思与现实——对〈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批判性解读》，微信公众号“上堵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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