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德意志的最后挽歌：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悲情谢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非常)会议记录

(1989年12月3日)

汉斯·莫德罗(未通过麦克风发言)：“……不过，区党委第一书记们的磋商仍在进行，由克伦茨同志主持(1)。我本人未能出席那边的会议，但也许应该在此补充一句，以免大家事先从外界听到这件事。我确有义务去处理这样一个事实——其结果究竟如何，我也尚不清楚——但它可能会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产生影响：昨天下午，亚历山大·沙尔克-戈洛多科夫斯基在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谈判结束后返回了我国;因为多年来他一直负责此类谈判工作，而我当时也不可能擅自让他中途退出，另派他人在这一阶段去与(西德方面的)赛特斯对接——我很清楚这里面存在一定风险。直到昨夜，他才从国外——无人知道确切地点——打电话给律师福格尔，通知说他已经离开了共和国(2)。”

(场内一片骚动，众人愤慨不已)

插话：“这怎么可能?!——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莫德罗：“应该说，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想必每个人对此都心知肚明。这一点我刚才已经提过;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发展成所谓的‘勃兰特—吉约姆事件’或者‘莫德罗—沙尔克事件’(3)。能挽救什么、阻止什么，我心中无数。我个人已经采取了以下措施：上周我已指示格哈德·拜尔同志将沙尔克主管的整个部门予以撤销，并将该机构划归由他直接管理(4)。同时，我也要求财政部长采取同样的举措，确保这个机构最终彻底消失。

“然而眼下面临的状况是：我接手了当前的工作，此时一系列谈判正在进行，联邦德国总理即将前来举行会谈，而我所能依靠的人员却均未参与过此前相关工作、对此毫无所知。也就是说，这是我的风险，最终我必须为此承担责任。事实是，事情如今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因此我代表政府准备了一份新闻通稿，我希望现在德通社能够播发，以阐明政府在整个事件上的立场(5)。这就是我目前所处的状况，我也希望自己至少还能努力维持，使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开展工作。”

插话：“真是岂有此理!”

莫德罗：“其他同志一会儿会过来。我想可能还得稍等一下。”

(休会)

埃贡·克伦茨(主席)：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时刻召开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党的生存正受到考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处于危险之中，我们的国际声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害。情况已经无法用比现实更严峻的语言来描述，因为这几天的戏剧性程度已不可能超出我们当前的感受。因此，现任政治局提出建议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就党的处境以及带领我们摆脱困境的一些可能措施发表意见(6)(7)。

“在会议开始之际，我要呼吁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以理性、务实的态度来讨论这些问题，可以说，要形成一种‘理性联盟’。因为现在已经不再是关乎某个同志个人命运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全党命运的问题，这一命运为我们所有人所深切关注。

“我们邀请了现任各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此次会议。如果大家同意的话，我想就此进行表决，看是否允许这些同志参加(8)。

“请同意这些同志列席的举手。——非常感谢。——反对的有吗?——弃权的?——没有。

“还有一点我必须向中央委员会通报：约阿希姆·维勒丁同志并未在会场前排就座。星期五夜间到星期六凌晨，他到我家中留下一封信。但因为大家知道，上周五我刚从政治局会议直接赶赴里布尼茨-达姆加滕，参加那里的县代表会议，然后昨晚才从那里返回，所以我直到后来才看到他的信。我也是通过报纸才得知他决定退出领导岗位及其动机的(9)。我必须说，我将这一批评视作对我个人的批评。是我当初提议他作为政治局委员候选人。我也必须说，不论我们这些天心情如何激荡，都完全没有必要在中央委员会召开前一天半公开宣布此事。

(插话：“非常正确!”)

“——完全可以在这次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而不必提前把它捅到公众面前。我必须表明，我对这种做法表示坚决的反对。我们本已忧患重重，无需再雪上加霜。他有他自己的理由，在工作内容上这些理由我可以理解。但是同志们，我们党仍然有党章，只要党章没有被废除，那么每一位党员至少都必须按照党章行事。我的开场白就说到这里。现在请沙博夫斯基同志宣读一项决议。”

京特·沙博夫斯基：

“鉴于总书记刚才简述的形势，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一项决议建议，内容包括如下几点：

1.开除汉斯·阿尔布莱希特、埃里希·昂纳克、维尔纳·克罗利科夫斯基、京特·克莱伯、埃里希·米尔克、格哈德·穆勒、亚历山大·沙尔克-戈洛多科夫斯基、霍斯特·辛德曼、维利·斯多夫、哈里·蒂施和迪特·穆勒等同志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鉴于他们违犯党章情节严重，且有大量基层代表会议提出要求和动议，决定将他们同时开除出党。

2.开除汉斯-约阿希姆·伯梅、约翰内斯·开姆尼茨、京特·埃伦斯佩尔格尔、维尔纳·穆勒和赫伯特·齐根哈恩等同志的中央委员职务。对上述同志将分别启动或继续进行党内审查程序。

3.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宣布集体辞职。

4.中央委员会认为，为履行其仍剩余的职责，有必要向即将召开的特别党代表大会作出问责报告。为起草关于统一社会党和国家危机原因的报告，决定成立一个由中央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包括：维尔纳·埃伯莱因、沃尔夫冈·赫尔格、维尔纳·亚罗温斯基、齐格弗里德·洛伦茨、沃尔夫冈·劳希富斯、京特·沙博夫斯基、赫尔穆特·泽梅尔曼和京特·齐伯尔(10)。”

埃贡·克伦茨(主席)：

“我还想提出第二项决议建议。《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决议》：政治局接受广大党员对现任党的领导的批评，即现任领导未能按照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和第十次全会的指示，充分揭露前政治局成员所犯错误的全部严重程度并据此采取必要措施。尽管现任政治局的一些成员在当时的领导层中曾为贯彻人事和政策决策、启动党的领导层更新过程作出了重要努力，但为防止党存在受到进一步危害，并为确保代表大会的政治和组织筹备工作，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宣布集体辞职(11)。”

“在我们继续讨论之前，我请韦策尔同志发言(12)。”

罗兰·韦策尔：

“同志们!我受各区党委第一书记(他们已获特别党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委托，提出如下建议：

1.组建一个党的工作委员会，负责筹备特别党代表大会，由一批坚定致力于建设一个新型统一社会党的同志组成;

2.组建一个调查委员会，彻底揭露滥用权力和特殊特权的问题，并对相关同志在党内追究责任。”

维尔纳·埃伯莱因：

“我请中央委员会批准我的动议，同意中央检查委员会宣布辞职。”

埃贡·克伦茨(主席)：

“……我并没有逃避责任。但与各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讨论表明，我们之间缺乏继续共同在党的最高层合作的信任关系。

“我认为，将惩处并开除原政治局成员与现政治局宣布辞职这两项决议分开是正确的;前者是对于旧政治局成员的惩戒和开除，后者则是现政治局的辞职声明。我们曾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的更新，但由于我们并不了解那些违纪违法行为的全貌和严重程度，这一努力未能成功。

“我建议现在休会半小时，让同志们彼此商议一下，然后继续开会。我们将在13点50分恢复。”

(休会)

埃贡·克伦茨(主席)：

“同志们!现在当然可以展开讨论了。不过我感觉得到，每位同志可能都有发表意见的迫切愿望;有些同志也对我说过，他们想为自己作些辩解。我在想，在当前形势下，这样做是否还有建设性。我本人其实也有很多话可以为自己辩解。

(会场骚动)

插话：“我们能就此进行表决吗?”

埃贡·克伦茨：“现在我们必须在一点上取得一致：当我们从这里散会走出去时，必须全力支持现政府。

(热烈鼓掌)

“毫无疑问，由于旧领导班子的某些作为，我们的政府也承受了一些包袱，但我相信政府有能力摆脱这些包袱。我在此还想就当前议论纷纷的市政选举问题说几句个人的话。我个人无意超出自己迄今公开表明的立场。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很显然，我也充分意识到，并且从今天的视角看得很清楚，当时公布的选举结果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与国家的真实政治状况不相符。然而，当时并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公布不同的计票结果，因为各地根据现有选举记录汇总出了那么一个结果(13)。

“如果我们现在——正如有些人建议的那样——重新翻出这个问题，同志们，我担心我们就不仅是放弃目前还保有的一些阵地，而是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我拜托各位，不要将我这番话记录在正式会议纪要中(14)。

“各位市长、人民议会执委会主席及其班子需要我们的支持。坦率地讲，说不能以新的谎言开启改革，这样的表态当然无可厚非;但同时，我认为让那些目前依然享有信任的干部背上包袱也是不可取的。是以，我呼吁大家，我们共同的目标只能是：在那些确有舞弊行为且已由司法机关介入调查的地方，该调查当然应继续进行、就地查清真相，但除非万不得已，不应再把这些问题汇总成全国性的总体结论。而我相信，更具有建设意义的是，着手制定新的选举法，确保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不再发生那种选举，而不是迎合某些情绪——因为这些情绪并非仅仅希望我们改正错误。我最后要非常明确地表明一点，同志们：每场革命的内部都潜伏着反革命的因素。如果我们不考虑到这一点——”

伯恩哈特·宽特(插话)：“这种情况已经有三年之久了!”

埃贡·克伦茨(主席)：“什么?”

伯恩哈特·宽特：“已经三年了!你们现在才意识到吗!”

埃贡·克伦茨(主席)：“你说得没错。我想说的是：我们固然必须反复倾听街头表达的声音，必须准确了解党内的形势，也当然不能事后诸葛亮地被动因应。我完全承认这些。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对一切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来处理，着眼于我们将来必须维护的东西。我所说的并非仅仅近三年来如此，伯恩哈特同志，而是不幸多年来一直如此，这其中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因此中央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必须引咎辞职。

(会场一阵骚动)

“请开姆尼茨同志发言。”

约翰内斯·开姆尼茨：

“尊敬的同志们!也许我现在的发言显得有些以自我为中心，但我实在无法理解——请诸位见谅——为什么仅仅因为区党委工作秘书处对我提出了党内审查建议，我就要被作为中央委员在例外情况下被开除。我可以坦率地说，在我被免去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之后，有关部门围绕一些指控在诺イブ兰登堡区对我展开了调查。前天，报纸和电台公开了该调查委员会的结论，认定虽然我确有某些被指责的问题，但并未构成任何刑事犯罪，只是纯属道德层面的问题。这些指控有三项：第一，大约十年前，我曾着手自行出资改建一座林间小屋，使其面积略微超过了40平方米的审批上限;第二，我曾向中央委员会购买过一辆旧汽车;第三，在我参与的一家正规狩猎协会的狩猎活动中存在夸张失当之处，但已确认其中并不存在足以让我和那些由党的领导造成的问题相提并论的情节。上述情况已经公布于众。如今却突然提出要对我启动党纪审查，这实在令我大感意外。我恳请诸位同志对我的情况作出客观评判。对我来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由此引发的后果无异于政治生命的终结。我恳请再次对这一决定进行审慎考虑。”

埃贡·克伦茨(主席)：“请哈恩同志发言。”

埃里希·哈恩：

“同志们!我也主张尽快进行表决。今天我也不赞成展开冗长的讨论。我支持刚才提出的各项决议提案。然而我不得不提出来一个严重的忧虑。这忧虑涉及埃伯莱因同志刚才简短提出并执行的关于中央检查委员会集体辞职的问题。

(众人插话)

“同志们，我还是得再提一下党内目前的情绪。我也同意不能一味迎合所有要求——当然，如果我们现在还有选择迎合与否的余地的话。然而在我看来：目前我们党所面临的最深重的危机在于道德方面，毫无疑问是道德上的危机。广大党员对领导层丧失信任首先就是基于这些道德问题。许多同志对中央检查委员会今天的工作报告寄予厚望，……”

“……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按照提议的方式行事——我再次强调，我完全同意其他所有决议——但唯独在这个问题上若如此处理，我认为就存在一个极大隐患：人们会说、会质疑：中央检查委员会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却宣告辞职，又把一切移交给一个新的委员会去处理。我担心，这将在这些天再次引发舆论哗然，进一步加深信任危机，并导致党员继续大量流失。

“休会时我和埃伯莱因同志谈过。他说他无法在今天提交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报告。这一点我无法判断。”

埃贡·克伦茨(主席)：“今天?还是以后?”

埃里希·哈恩：“就是今天，对。”

(插话：“可这已经列入议程了。这在报纸上都登了!”)

“我无法评判这是否可行——就是提交一个中期报告我也可以接受。”

(热烈鼓掌)

“我并不在意那些耸人听闻的细枝末节，我所在意的是要对我们自上次中央全会以来的工作，有一个更加明确的交代和承认。或者说，我建议明确指出：沙博夫斯基同志所提议的第1和第2点决议，其实就是党的领导依据中央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所作出的处理决定。这样我们就表明：中央检查委员会确实开展了工作，取得了上述成果，我们对此表示认同，并且今后将随时根据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我再强调一次：我的这些建议也许欠考虑，但它们源于我强烈的忧虑——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更进一步，我们就会造成损害。”

(热烈鼓掌)

埃贡·克伦茨(主席)：“请阿恩特同志发言。”

奥托·阿恩特：

“我完全赞同你刚才的讲话。如果让我想起上一次人民议会会议(15)，说真的，我感到无地自容——实在太羞愧了。托普利茨在会上发言，把我们党——俗话说——当成猫一样耍弄，而我们却没有提前、提前主动出击，要求中央检查委员会告诉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们没有——赫尔格同志!(阿恩特转向赫尔格)——没有这么做，结果只能在那里宣读那样一份檄文，说我们支持对这些事情采取这样的态度，而不是主动说：我们已经就某些问题展开调查，并得出了若干结论(16)。

(插话：“完全正确!”)

“托普利茨在那里把我们党羞辱到了极点，可是哥廷一句话不说，我们自己也没有对此……。”

(场内众人插话：“的确如此。”——热烈鼓掌。——插话：“不能因为他说了这些就指责托普利茨。他所说的一切都非常客观中肯。”——插话：“他也并没有这么做!”——其他插话嘈杂难辨。——主席铃声响起。)

奥托·阿恩特：

“我并没有反对托普利茨报告的内容。我所不满的是，这些情况竟然需要由他在人民议会上曝光，而我们中央委员会事先对此毫不知情。”

(插话：“非常正确!”——热烈鼓掌)

某不具名代表：

“同志们!我主张不要让讨论漫无边际。我们有责任接受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提出辞职，这是我们能为党所做的事情。但是关于中央检查委员会——我从未听说有人批评它。不满针对的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

(插话：“对!”——插话：“并非如此!”)

“反正不是针对我们。而我支持让中央检查委员会继续开展工作。”

(会场骚动)

埃贡·克伦茨(主席)：“宽特同志，请讲话!”

伯恩哈特·宽特：(哭泣着)“亲爱的同志们!今天在这里，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听到我们这个光荣的党有可能解散，这让我感到万分沉痛，几乎无法理解。

“我不想讲我的身世。我16岁加入金属工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有一年是社会民主党党员，1922年在汉堡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从那时起我始终忠诚战斗——很多时候在梅克伦堡我孤军奋战。例如在争取贵族退位补偿的问题上，我曾孤身在许多地区与整群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现在难道我们的党就要完结了吗?绝不可以，同志们!绝对不能!中央委员会必须有足够的力量从自身产生出新的政治局，而这个新的政治局必须与旧政治局的那帮犯罪分子——请原谅，我要这么称呼他们——毫无瓜葛!

“我主张，昂纳克同志和克伦茨同志——我们当年在国务委员会废除了死刑(17)——我主张现在把死刑再请回来，把那些将我们的党置于如此耻辱境地的人全部拉出去就地枪决!他们让全世界见证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特大丑闻!

“请原谅，我实在太激动了。我眼前仿佛看到了三万多人——他们当年被人民法院血法官弗莱斯勒判处死刑，三万多人昂首走向了断头台。而我们中央委员会如今却尾随在这样一帮罪犯的后面团团转。这真是让我脑子都无法接受!因此，昨天下午我从睡梦中醒来后，不禁失声痛哭。这是绝不能容忍的!我是坦荡的。我始终身着一袭白衬衣(比喻清清白白)。我从未利用职权攫取半分私利。我一直为我们党、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大家也将看到：今后我仍将这样做，我想我们已经到了非如此不可的时候了。

“有些事情我看着很不是滋味。有些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历史学家，现在甚至开始对恩斯特·台尔曼说三道四了。我亲身经历过他与露丝·菲舍尔、与朔勒姆、与海因茨·诺伊曼、与伊万·卡茨这些人的斗争。台尔曼被单独监禁了十一年半，最终遭到了卑劣的暗杀。

“我不能理解这种东西居然还会出现在我们的报纸上。但媒体如今可真是自由啊;每个编辑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他想写的东西(18)。”

(插话：“完全正确!”)

“同志们，我想问问：人民议会上我真是惊呆了。我没敢发言，因为我坐在国务委员会的位置上;否则的话，我本来也会像另一个发言的同志那样，把媒体上所说的什么瑞士日内瓦藏着金块、白金之类的事统统抖出来。我本来会问他：这是谣言呢，还是有确凿根据的消息?显然他就是在有意散播谣言!那些人就是一群反革命分子，他们攻击的目标不是个别领导人，而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妄图摧毁我们这个工农国家。对此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管，必须坚决斗争!

“至少在我看来，亲爱的同志们——如果现任政治局全体辞职(对此我也看不出其他出路);前几天我就曾高声对亚罗温斯基同志说过：‘你可真是撇得一干二净，这些年来你也是政治局一员啊。你早就该知道这些事，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在第七、第八和第九次全会上说出来?那样的话，一切都会不同!我们当时就会撤换政治局。那现在中央委员会的脸面还是干干净净的。可如今我们全都被抹黑了。’但对此我不能苟同!我没有被抹黑!我和那些罪犯毫无共同之处!

“至少在我看来，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中央委员会里集聚的智慧仍然足够用来在两小时之内起草出一份告全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号召书——以我们这个卸任的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澄清所有问题，让自己重获清白，再次站到人民群众面前，同时动员起我们那些目前陷于无力状态的同志。

“我想讲一个事例，看事态已经发展到何等程度;我们正一步步滑向无政府状态。那次人民议会开得很晚，我就留在柏林过夜。我晚上九点半上床时，我岳母打来电话。她说：什未林区医院的院长多次被人勒令交出党证。他回答：‘我入党23年了，还会一直是党员。’而就在星期四晚上，有人把他家所有窗户的玻璃都砸了，却没有人出面管这事。我回来之后，当即驱车赶去看望了他，并去了县警察局，要求他们派刑事警察介入调查。这件事就这么严重了，亲爱的同志们。今天他们敢对他这样，明天他们就会砸我家的窗!

“接着，在这一片混乱中我又接到一个电话，问我是否在家。——是的，我刚从柏林回来。——‘有位同志马上到您那里，有一项特殊任务。’——来了一个年轻的同志，我根本不认识他。他说：‘宽特同志，我奉命来收回您私人的武器。’(20)——我告诉他：‘请你转告施瓦尼茨同志，就说我的那支私人武器我会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亲手交给他。那支武器是我一直用来保卫革命的，现在我要当面在中央会上把它交出去。’”

埃贡·克伦茨(主席，神情尴尬地)：“阿希姆同志，请你发言。”

汉斯-约阿希姆·伯梅：

“亲爱的同志们，在宽特同志刚才那番发言之后，现在要我站出来说几句实在是非常艰难。我完全赞同总书记同志的观点：此刻所关乎的已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我们党的命运。我在这里也不想发表任何自我辩护的讲话，或者就我个人的责任进行表态——这类话我已经在第十次中央全会上讲过。我愿意承担我作为旧政治局成员应负的全部政治责任。但是，亲爱的同志们，对于一些与我毫不相干的犯罪行径，我决不承认自己有所牵连。因此，当我看到今天提出的第二点决议建议中，包括要开除我中央委员职务并对我启动党纪程序时，我感到万分震惊——直到此时此刻，从来没有任何人向我提出过任何指控。”

(伯恩哈特·宽特插话：“这是在惩罚!惩罚已经在呼唤了!”)

“据我所知，这个要求是哈雷区党委第一书记提出来的。休会时我与他谈过。他不得不告诉我，他并不了解任何新的情况。我们在周三刚刚召开了哈雷区党委会议，当时也没有人向我提出任何指责。可今天却要通过这样的决议。

“亲爱的同志们，一个共产党员是有个人尊严的。用这样一个决议来玷污我的名誉，是我所无法容忍的。当然，集体辞职我举双手赞成，我自己也包括在内。但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针对我个人的指控。我已经询问过总检察长，他也表示并不了解有这方面的情况。那么，为什么今天要在这里把我打成罪犯呢?这一点我无法理解，亲爱的同志们。”

(插话：“我与阿希姆·伯梅同志共事多年。他的为人一向光明磊落，此事让我很不解。我不知道——倘若要论道德上的过失，我们大家谁能幸免呢?那岂不是我们所有人都该被处分?!为什么偏偏单挑出两三个人来?”)

埃贡·克伦茨(主席)：“好的，请讲。”

罗兰·克劳斯：

“同志们，我想就此说几句。不错，这个提议事先并没有讨论过，但它确有必要提出。我原本一直认为，追究前政治局成员责任的调查应由现任政治局负责。我也可以在这里明确地说，目前并没有出现任何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然而今天中午，当政治局在此提出上述调整建议时，我却发现原来的名单上根本没有出现阿希姆·伯梅的名字。而我必须指出，有一个情况我们原本没有考虑到：就是在哈雷区党组织内部，尤其是我们党内同志当中，强烈存在着要求对阿希姆·伯梅同志在党内予以惩处的呼声。因此，我认为采取这一举措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他本人，故提出了将他列入名单的建议。

“我很遗憾我竟然陷入这样一种状况，没能事先将此事讨论一下。这同今天事态的发展急剧有关。”

(会场一片哗然——众人插话嘈杂——伯恩哈特·宽特插话：“惩罚已经在呼唤……!”)

埃贡·克伦茨(主席)：“同志们，我恳请大家切实把个人问题放一放。”

(有愤怒的插话：“现在问题已经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关乎全党的事!”)

“请稍等，让我把话说完!同一个哈雷的第一书记甚至在给我写信之前就已通过媒体公开宣称，建议我不要再担任总书记，他通过媒体把这个意见公开发表了(22)。还有从联邦德国方面，有的同志也公开鼓吹必须退出领导岗位。这其中有些不光彩的操作手法，我是不认同的。但是我认为，现在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事情。因此对这些问题我没有作出回应。我本来可以列出一长串问题来发表意见!但当前当务之急是，我们要为这个党做我们还能做的最后一点事情。如果我们现在在中央委员会内部自相残杀起来，同志们，在基层组织、在各地方、各地区又会怎么样呢?最糟糕的就是大家自相残杀，而无法形成共同的行动。

(插话：“没错!”)

“好的，那么下面请里希特同志发言。”

赫伯特·里希特：

“我们工厂在星期五开了党员代表会议。会上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讨论，大家的忧虑和这里别无二致。但会议最后形成了一条共识：还没有一切都完了。我们仍然在这里，我们还要继续斗争。所以我必须提一个请求。我认为，现在提出坚决同那些在党内犯有罪行的人划清界限——而且要彻底划清界限——是十分必要、十分负责的做法。我将完全支持今天决议草案的第一点，并贯彻到底。

“同志们，其次，我赞成我们在筹备特别代表大会过程中也必须明确一点：本届中央委员会已无法在筹备工作中作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我赞成中央委员会集体辞职的决定。

“第三，我主张中央检查委员会应当继续工作，凡有对某位同志的指控存在一天，就继续工作一天，直至代表大会作出新的安排。

(插话：“对，就该这样!”)

“第四，同志们：我赞成成立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但我要强调，一切进入这个筹备委员会的同志都必须敢于问心无愧地宣称：他本人在道德上没有任何良心上的愧疚。我们需要这样的共产党员。如果一个人在某个岗位工作了二十年，阶级敌人总能找出他的某个错误。我们要找那些真正能够领导这一筹备委员会的同志。我们必须向前看。剩下的百分之八十的党员都在等待我们这么做。

“最后一条，同志们：我赞成尽一切努力支持我们的政府。莫德罗同志在最近几周内采取了切实的举措，引导我们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共同前进(23)。我主张全力以赴做到这一点。我们不需要每天党内又爆出新的丑闻。我们需要的是像莫德罗同志已经开启的那些举措，向人民展示我们的国家将走向何方。因此，我主张对政府给予充分的支持。同志们，我们……”

“……我们在这里可以无休止地讨论下去。我认为，我们应当明确表示赞成前面提出的第一批决议。

“我还有一个请求，请埃伯莱因同志考虑由他领导的中央检查委员会能否把调查工作完成，以免我们在这里就一些具体问题展开纠缠。这种工作应由中央检查委员会去做!就这么去做!”

(热烈鼓掌)

埃贡·克伦茨(主席)：“拜尔同志，请发言!”

格哈德·拜尔：“我想先……”

埃贡·克伦茨(主席)：“……好的……”

埃里希·波斯特勒：“克伦茨同志，我想就会议程序提个问题。”

埃贡·克伦茨(主席)：“请说。”

埃里希·波斯特勒：“我必须向大会通报：外面局势严峻，我们必须尽快作出决定，拖不得了。现在柏林的党员群众正集合起来准备示威，他们正向我们大楼涌来。而我们这里迟迟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如果我们冗长拖延，我们就会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我并不是反对再让一些同志发表意见，但我们必须尽快作出决议。”

(众人插话：“是啊!”——“很对!”)

埃贡·克伦茨(主席)：“好的。那么最后请拜尔同志发言，然后我们就进行表决。我需要把决议的准确表述再确认一下，因为我们还要把关于中央检查委员会的问题纳入决议。京特，请你费心，试着把相关内容措辞出来。另外我们还需要准备好那个临时工作小组的决议。”

埃里希·波斯特勒(续)：

“……现在柏林大楼前聚集的可不是普通群众，而是一批我们党的党员同志，他们要求在下午3点之前得到答复(24)。”

(众人插话：“天哪!”——“赶紧表决!”)

埃贡·克伦茨(主席)：“那么——”

某不具名代表：“但是，克伦茨同志，他们提出要求是希望真的组建这样一个工作委员会。这也是我们昨天不少县代表会议的呼声，我们不能再对这一要求置若罔闻了。”

埃贡·克伦茨(主席)：“我提议我们现在就通过这些决议。还有什么问题吗?”

维尔纳·埃伯莱因：

“我还必须再说几句。很抱歉耽误时间，但我不能不讲。说到中央检查委员会。由于工作不彻底、不坚决，这个中央检查委员会受到了批评——应该说是理所应当的批评。因此，中央检查委员会全体——这并非只是我个人的意思，而是整个委员会共同——决定辞职。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中央检查委员会确实准备了一份报告。但这份报告只说出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因为就在昨天各地召开的县代表会议上揭露出了完全不同的情况，提出了更严厉的指控。所以这份报告今天已经没有意义了。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如果现在决议中写道‘根据中央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将某某人开除出党’，那中央检查委员会是无法同意的，因为这违反了党章规定。我们正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并未找相关同志谈过话。我可以现在这里一一点名我找哪些同志谈过，但没有谁承认有违法乱纪行为。我们的确作出了若干决定，但我不能同意任何违法、违章的做法。因此，我请求将中央检查委员会从决议中摘出来。若全会这么决议——作为委员我会服从，但以中央检查委员会名义我无法同意。”

某代表插话：“如果决议表述为‘根据中央检查委员会迄今工作的结果’，这就不等于以中央检查委员会的名义作出决定!”

(插话：“对!”)

埃贡·克伦茨(主席)：“决议是中央委员会作出的。而且，同志们，我还想说一句：我们要脚踏实地。一旦一个国家被引向崩溃的边缘，那就是一种罪行。”

(插话：“大罪过!”)

“我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罪行了。”

(插话：“简直是胡作非为!”)

“对此我们必须在这里有清醒而明确的认识，而不管是谁对此负有责任。因此，现在我要就沙博夫斯基同志宣读的决议案——包括序言部分——提请全会表决。”

(会场有人同时高喊：“不要序言!”——另有人同时高喊：“要序言!”)

“我说，包括序言部分——”

(场内同时呼声：“要!”——“不要!”)

“凡是赞成沙博夫斯基同志所宣读的序言和各项决议的，请举手。——谢谢。反对的?——弃权的?——没有。这样，这些决议就通过了。没有必要鼓掌。那么，下一项是政治局的决议。要我再念一遍吗(25)?”

(众人插话：“不用!”)

“好，那也算通过了。”

(插话：“这本来就不需要!”)

“政治局的这个决议，即我们集体辞职的决定，并不需要中央委员会再予以确认。”

“第三，我提议由沙博夫斯基同志立即向新闻界说明这两项决议，并告知目前一个特别党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委员会正在组建中。”

“这样可以吗?”

(众人插话：“可以!”)

“克罗克同志，我这样理解对吗?”

(有人回答：“是的!”)

“这样做可以吗?”

(赫伯特·克罗克插话：“可以!”)

“好，那就拜托了!”

某代表插话：“我还是想问，那份将提交代表大会的问责报告的起草小组需要对外宣布吗——”

(会场骚动——有人插话：“这是两码事，不要混为一谈!”)

埃贡·克伦茨(主席)：“我提议：那几位负责起草问责报告的同志，这是党内事务，不必对媒体讲。大家同意吗?”

(插话：“能不能说克罗克同志将来会负责这份报告……?”——众人插话：“不、不!”)

埃贡·克伦茨(主席)：

“好了，同志们，我们还是需要统一一下认识。现在我也面临一个不知道如何回答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已经自行解散，各项决议都通过了。接下来应该由工作委员会开展工作。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宣布会议结束了?”

(众人插话：“是的。”——会场稍许骚动——有人插话：“也许应该告诉新闻界，在这个工作委员会里不会有任何原政治局成员!”)

埃贡·克伦茨(主席)：“不，我想……不过，我想请阿尔布莱希特同志——阿尔布莱希特同志在哪儿?”

(有人答：“到!”)

“请问你是否愿意现在就出去，向外面的同志们说明我们作出的各项决议?”

(场内有人插话：“……并告诉他们，工作委员会将于今天下午4点成立，随后会发表一个声明。(32)”)

埃贡·克伦茨(主席)：“好的。这样可以吗?——同志们!会议到此结束。”

(全会结束)

注释

1.由于中央全会的正式开始被推迟，莫德罗利用这段时间向中央委员会通报了沙尔克外逃的情况。当天1989年12月3日上午，政治局曾先行召开会议。那次统一社会党政治局最后一次会议的决议记录刊载于：Stephan，《Vorwärts immer, rückwärts nimmer!》(《永远前进，决不后退!》)，第268页。随后，尚在任的政治局与各区党委第一书记举行了会晤(参见Edwin Schwertner〈爱德温·施韦特纳〉：《Zur Bildung des SED-Arbeitsausschusses》(《论统一社会党工作委员会的成立》)，载于Lothar Bisky等编《Die PDS – Herkunft und Selbstverständnis》(《民主社会主义党：渊源与自我定位》)，1996年柏林版，第160–162页)。原定于13时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因上述会议稍有延误。

2.关于亚历山大·沙尔克逃往国外，参见《新德意志报》1989年12月4日;1989年12月4日《柏林晨邮报》号外;1990年4月4日《世界报》(刊载A.沙尔克的访谈);以及《“我已经正式销假离境”。亚历山大·沙尔克-戈洛多科夫斯基在<时代>周报上的一篇访谈》，载《时代》周报1990年1月11日第3期，第9页起。

3.莫德罗将此事同1974年因吉约姆事件导致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辞职的情形相提并论，但事实证明这种比喻并不恰当。

4.参见莫德罗：《Aufbruch und Ende》，第57页起。

5.关于此事的德通社通稿见《新德意志报》1989年12月4日。

6.关于本次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未经订正的速记记录全文，参见Stephan，《Vorwärts immer, rückwärts nimmer!》(《永远前进，决不后退!》)，第268页起。由于会议过程混乱，速记员未能始终逐字记录会议内容。

7.本次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原由政治局于1989年12月1日召集，最初预期议程是“加强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采取进一步措施加速党的更新进程”(参见1989年12月1日中央政治局第57次会议记录，以及会上通过的埃贡·克伦茨致各区、县党委第一书记的电报，藏于SAPMO-BArch档案DY 30/J IV 2/2 A/3264号卷)。

8.1989年11月，所有统一社会党各区党委第一书记均已被更换。其继任者获准列席本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但无表决权。

9.汉斯-约阿希姆·维勒丁于1989年12月2日通过德通社宣布辞去一切职务。维勒丁表示，党的领导层正将统一社会党引向自我解体。政治局“未能满足我国和我们党实现革命性革新的要求”(参见1989年12月4日《新德意志报》)。

10.关于该委员会所作《统一社会党和社会危机原因》报告，参见Hans-Hermann Hertle等著《Der Honecker mußweg》(《必须赶走昂纳克》)，1990年柏林版;亦见京特·沙博夫斯基著《Das Politbüro》(《政治局》)，第179页起。

11.克伦茨所宣读的这份决议文本是1989年12月3日早8:30–10:30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见SAPMO-BArch档案DY 30/J IV 2/2/2367号卷)。另参见《新德意志报》1989年12月4日。

12.罗兰·韦策尔自1989年11月5日起任统一社会党莱比锡区党委第一书记。他以下的发言内容所依据的是中央全会召开前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与各区党委第一书记协商达成的意见。

13.埃贡·克伦茨曾担任1989年5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市政选举选举委员会主席。关于克伦茨上述言论的背景，参见Hans-Hermann Hertle著《Der Fall der Mauer》(《柏林墙的倒塌》)，第122页。

14.根据要求，速记员并未将以上这一段内容记录在正式会议纪要中。

15.参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九届人民议会第十三次会议速记记录，1989年12月1日(星期五)，第343–353页。在该次会议上，1989年11月18日成立的“审查滥用职权、腐败、中饱私囊及其他涉嫌违法行为临时委员会”主席海因里希·托普利茨(基民盟)作了一份石破天惊的中期报告，在公众中引起强烈震动。

16.在海因里希·托普利茨的报告之后，沃尔夫冈·赫尔格代表统一社会党议会党团宣读了一份声明，对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滥用职权、中饱私囊行为表示“极度愤慨”，并要求对此予以毫不留情和彻底的查明(参见同上，第346页)。

17.东德国务委员会根据1987年7月14日政治局的一项决定废除了死刑。参见SAPMO-BArch档案DY 30/J IV 2/2A/3039–3040号及DY 30/J IV 2/2/2230号卷。

18.尤其参见《新德意志报》1989年11月25/26日和1989年12月2/3日对相关问题的报道。

19.伯恩哈特·宽特此处指的是1989年12月1日人民议会会议上德国国家民主党(NDPD)议员施泰格曼教授的发言。该议员转述了一个谣传：“有一千亿马克的资产，不仅以现钞形式，而且以黄金、白银和白金条块的形式，储藏在瑞士的匿名账户上”，并要求就这些“遗憾至极、令人痛心的事情”作出交代(参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会第九届第十三次会议速记记录，第348页)。

20. “鉴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自1955年以来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开始配发武器(首次见SAPMO-BArch档案DY 30/J IV 2/3A/457号卷，最后见DY 30/J IV 2/3A/2128号卷)。1989年12月1日人民议会的辩论中，东德官方首次公开承认统一社会党、各盟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都配发有手枪。几天后，内务部收缴了这些武器。

22.罗兰·克劳斯于1989年11月12日当选统一社会党哈雷区党委第一书记。1989年11月下旬，关于埃贡·克伦茨能否继续担任总书记的疑虑日益加重，主要原因是德累斯顿市委第一书记沃尔夫冈·贝尔格霍弗接受《明星》周刊采访时并未排除自己作为克伦茨竞争对手参选的可能性。

23.关于莫德罗政府自1989年11月中旬以来采取的举措，参见莫德罗：《Aufbruch und Ende》，第27页起。莫德罗任总理后最初几次部长会议的记录见联邦档案馆(柏林)档案DC 20 I/3-2870号卷等。

24.聚集在中央委员会大楼前的示威者由两部分队伍汇合而成：一部分是柏林的统一社会党员举行的抗议集会，在中央大楼前与另一批示威者合流。后者是自腓特烈城宫剧场临时起步的游行群众。他们是在听闻亚历山大·沙尔克出逃以及全国各地档案被焚毁的消息后自发组织起来向中央委员会大楼进发的。1989年11月4日柏林大游行的组织者于当日10时在腓特烈城宫剧场举行了一场题为“接下来怎么办?”的讨论会;而游行队伍的组建完全是对沙尔克叛逃及各处烧毁档案传闻的自发反应。关于柏林党员的这次示威活动，参见1989年12月4日《新德意志报》;以及格雷戈尔·居西、托马斯·法尔克纳合著《Sturm aufs Große Haus. Der Untergang der SED》(《冲击中央党部——统一社会党的覆亡》)，1990年柏林版，第66页起。

25.该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已刊载于1989年12月4日《新德意志报》。

26.同上。本次“特别党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汉斯·阿尔布莱希特、汉斯-于尔根·奥德姆、沃尔夫冈·贝尔格霍弗、洛塔尔·比斯基、埃伦·布龙巴赫、罗兰·克劳斯、格雷戈尔·居西、汉斯-约阿希姆·哈恩、克劳斯·黑普克、达格玛·惠尔森贝格、诺贝特·克尔彻、迪特·克莱因、赫伯特·克罗克、埃娃·马莱克-莱维、贝恩德·迈尔、彼得·佩曹夫、乌尔里希·佩克、沃尔夫冈·波尔、埃里希·波斯特勒、格尔德·舒尔茨、沃尔夫冈·蒂尔、海因茨·菲策、马库斯·沃尔夫、罗兰·韦策尔和布里吉特·齐默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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