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我所知道的NGO

我所知道的NGO

 李少君

      我对NGO并不陌生。NGO，非政府组织，在媒体上和书刊中早已耳熟能详。我个人此前也与国内外一些NGO有过接触，但心理上还是觉得那离自己还很远，离我们的生活还很远。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NGO就在身边，NGO走入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还是最近的事情。

     NGO以一种特别的形象进入了我的生活。在2004年9月在河内举行的第五届亚欧人民论坛上，我恰巧认识了好几位在国内非常活跃的NGO成员，比如绿家园志愿者组织的汪永晨女士。我亲眼看到在会上，在参观途中，她忧心如焚地向每一个刚认识的人游说，并散发资料，号召捐款，为怒江地区的失学儿童筹集学费，我当时毫不犹豫地掏出钱包，成了她忠实的拥护者。在过后两个星期，我又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额尔古纳市邂逅自然之友的会长梁从诫先生，他递给我的名片是用一张废纸印刷的。此前，我已听说过粱先生的很多事迹，比如他在给人回信时总要在信后附上一句：“保护森林，废纸再用，请支持”。自然之友这些年在启蒙群众尤其是儿童环保意识等方面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如提醒管好水龙头、不用一次性筷子、清除公用场地垃圾等。自然之友也在保护藏羚羊、保护原始森林等方面做了大量发动组织工作。梁先生对呼伦贝尔草原的环保也非常关注，常来此地调研。又过了一个星期，等我从草原回到海口时，在电子邮箱里蓦地发现汪永晨女士已经在发动一场环保斗争----为反对在长江第一峡虎跳峡上建水坝发起签名，这一次是九家NGO集体行动，发出呼吁书，大声疾呼保护长江第一峡，制止对当地居民生存环境与生活状态的进一步恶化。已经在呼吁上签名的人当中包括著名学者汪晖、王绍光、王晓明、李陀、刘禾、梁治平及作家韩少功、格非、诗人北岛等人。我毫不迟疑地把这份呼吁贴在了我熟悉的天涯社区关天茶舍，短短几天，响应签名者达数百人。在浏览那些悲愤的充满激情的签名留言时，我几乎不能自己。我立即决定将呼吁书在我任主编的《天涯》杂志第六期上全文刊登，包括网友们的各种签名意见。与此同时，我陆陆续续在全国各地的一些报刊上看到了汪女士大声疾呼保护长江第一峡的许多文字。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NGO已经真的来到我们身边了，真正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不必隐瞒NGO的起源，它最早是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对抗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全面渗透而支持的一种反共产主义的社会群众运动，但是，这样的运动一旦真正落实实践，尤其是在农村推广，为吸引普通民众参与，又不得不祭出追求平等民主公平公正的左翼诉求，这样，NGO就不能不被左翼理论思想指引或与左翼合作，往左翼方向转变及发展，并最终被左翼力量改造。在公民社会，NGO逐渐成为表达各类异议及非主流意见的领袖。近年来，NGO更成为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出另类声音的主要力量，在民权运动、环保运动、和平运动等社会运动中扮演主要角色。在西方社会，正是由于一次又一次的社会运动，一点一点地争取人权和其他社会权益，使得本来剧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得以减缓，使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得以持续。完全可以说，正是社会运动挽救了资本主义。

    我最初对NGO的关注当然首先与NGO经常发起各类运动、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有关。比如每一次权贵与富翁荟萃的财富论坛或世界经济论坛的门外，必然伴随数以万计的NGO成员的游行、呐喊与抗议。我们的世界在全球化的同时，与NGO也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其次，则是源于我对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看法，我个人认为，随着时代的剧烈变迁及利益的分化、社会的分层，现代化的列车在急驰之中将越来越多的人以抛物线的方式不断甩出去，抛开，并最终将之淘汰。其权利乃至生命被极度忽视乃至抹杀。作为一种反抗，一种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一至理名言的印证，弱势群体必然自我组织起来，争取民主，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就是愈演愈烈、风起云涌的所谓社会运动、民主运动，而在这一潮流之中，NGO必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个人预言NGO在中国近几年会有一个大发展，虽然其前期可能更多以社团形式出现。但这些年社团增多，其实就是一种寻求群体认同，保护个人权益的表现，一种在极端不稳定状态寻求稳定，寻求安全，寻找属于自己的小圈子、小团体，寻求一个避风港。

    这两年，我还有幸参加了首届亚洲和平联盟大会，那也是亚洲NGO及左翼团体的首次大集结，及第五届亚欧人民论坛，接触到大量的NGO及其成员。他们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带给我强烈的冲击。

    在马尼拉的首届亚洲和平联盟大会上遇到的大桥成子是一位日本女性，已四十多岁，但看上去神采奕奕，干劲十足。她三十多岁才投身社会运动。在此之前，她是一个非常朴实、过着平凡生活的女孩子。成子毕业于一所教会女子大学，在大学读书期间，正值1968日本学生运动开始逐步衰退，社会氛围趋于保守压抑，教会大学又尤其沉闷封闭，以至很长时间，她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大桥成子天性不是活跃之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更是远离政治与社会。再加上日本社会越来越富裕，人们物质上也感到满足。参加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大桥成子都循规蹈矩，过着与一般女孩子没有什么不同的生活。1980年代初，一次偶尔的机会，她被一位朋友作为日本大学生代表拉去参加在泰国举行亚洲学生会议。由于听说食宿免费，成子抱着出去开开眼界的想法去了。没想到此行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1980年代是亚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许多国家实行的都是极其残酷的军事独裁统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此，反专制、反极权的社会运动在亚洲各国风起云涌，为争取民主、自由、人权不惜牺牲自己成为众多充满理想主义与激情的热血青年的奋斗目标。在泰国，成子遇到了来自亚洲各国的学生代表，他们带来了亚洲各地民主反抗运动的消息，互相交流，彼此鼓励，于是气氛陡然升温，大学生们越来越热情高涨，群情振奋。成子被这种氛围深深感染。会议期间，也有人问成子日本的学生运动情况，成子一无所知，深感羞愧。尤其在会议中听说日本的一些大公司和政府还支持当地独裁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更是感到耻辱。会议结束后，成子要求留下来参加斗争。但泰国的学生领袖们劝她回日本去组织学生运动，反抗本国统治者的压迫与不平等不公正现象。成子回到日本，开始向身边的同学老师谈她所看到的一切，想与人探讨，却无人理睬，得不到共鸣。她很失望，就自己看报纸，翻资料，想自己寻找答案但找不到，她感到非常孤独、苦闷。直到1980年代中期菲律宾的“内格罗斯（NEGROS）事件”发生。内格罗斯是菲律宾的第四大岛屿，当地自十六世纪西班牙殖民菲律宾以来，一直保留封建制度，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岛民被强迫封闭在深山里的大庄园里从事单一蔗糖业生产。几百年来，在大地主和政府联合的高压下，他们每一次反抗总是受到最残暴的军事镇压，手段及其残忍。他们的生活长期没有任何改善，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在深山老林里辛勤耕作，看不到任何希望。1980年代，内格罗斯由于种植品种单一，且过于依赖国际市场，所以当国际糖价大跌时，当地大量蔗工被辞退，大部分居民家庭立即陷入挨饿、无以为生的境地，百分之六十的蔗田闲置荒芜，蔗糖工人们面临饥荒，不少儿童活活饿死。于是开始爆发暴动，工人们攻占蔗田，与政府军血腥对峙。危机与暴力在升级。一些不堪忍受的岛民选择逃亡，宁愿烈日暴晒、海水浸泡，也要在大海中漂流逃亡。经常动辄上万人的逃亡，却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很多难民在流亡途中死亡，尸体漂浮在海面上。这一事件传到日本，引起震惊。一些正义人士决定救助内格罗斯人民，1986年，一个名为“支持内格罗斯岛行动委员会”的组织成立了。这个组织一成立，一方面通过媒体报道真相，呼吁日本人民关注内格罗斯人民的生存状况，发起捐款，提供紧急援助；另一方面筹划如何帮助内格罗斯人民永远走出困境。他们很快找到了一个好方法，就是说服引导内格罗斯居民改种香蕉，不再依靠单一蔗糖生产。他们并负责将所种植的香蕉运输到日本销售，号召喜欢吃香蕉的日本人民尽量选购内格罗斯岛出口的香蕉。于是，在内格罗斯和日本都相应地组织了许多合作社，来负责香蕉的种植、收获、销售的一条龙工作。大桥成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到了声援帮助内格罗斯人民的运动中。成子她们还组织从小就生活在富庶中的日本学生去内格罗斯住上一个星期，让他们体验一下那儿没水没电、物质极端匮乏的辛苦艰难，明白香蕉背后的苦与汗与泪甚至血。很多学生深受震撼，回来都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运动，帮助底层劳苦百姓。由于持续地关注内格罗斯人民的命运，成子后来干脆到了内格罗斯的一家儿童康复中心，帮助那些失去父母或濒临生命危险需要救助的儿童。在康复中心多年，成子还负责把内格罗斯人民的情况告诉日本国内，使帮助声援内格罗斯的运动得以持续。后来，成子遇到一位先前当过游击队长、后来专门组织帮助难民的当地男子，两个人觉得相处很好，就不顾别人的白眼和家人反对，结了婚。结婚后，成子来往于日本和菲律宾之间，想方设法帮助那些土地改革后分到自己耕地的内格罗斯人民，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复兴经济，帮助他们组织合作社，扩大再生产，把自己生产的产品销到日本。直到现在，差不多二十年了，成子还奔波于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帮助那些无力自力更生的人们。

    在河内举办的第五届亚欧人民论坛上，李大勳是一位非常活跃的韩国人，无论大会小会上，都能看到他慷慨激昂的身影。和他私下交谈过几次。李大勳早期对政治也是漠不关心的，只关心个人生活。大学二年级时，一个事件彻底改变了他。他那天刚从宿舍出来，突然几个警察冲过来，抓起他身边的一位学生就打，并拖倒在地，拖上警车。年轻的李大勳亲眼目睹，大受刺激，他想：我们周围的生活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他开始思考，观察，关心政治问题。他也从此参加社会活动，逐步走向运动的中心。在韩国，知识分子有一种特别的影响，因为在推翻韩国军人独裁专政的过程中，学生和知识分子前赴后继的献身精神，赢得了民众的尊重。而且也确实起到了效果，最终实现了韩国政治的民主化。所以民众对学生与知识分子刮目相看，期待他们对社会的进步不断有新贡献，对整个时代的发展有指导作用。在这样的氛围中，知识分子一方面感到自己的努力有后盾，有价值，也有信心；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感到某种压力，鞭策他们不断督促自己有所作为。但在韩国政治逐步民主化之后，社会热点也转移了，学生知识分子运动相对沉寂了许多。这就需要寻找新的兴奋点，李大勳所参加的团体名为“推动参与性民主的人民团结阵线”。顾名思义，这个团体的主要任务是发动更多的人参与政府的民主决策。比如他们发起一个“国会议员监查”运动，建立所有的议员档案，里面包括他们的财产之类资料，监督他们的工作、生活与家庭，监督他们有无违规犯法行为。不仅议员，他们还监督法官、检察官等，所以媒体称他们为“公民中情局”。为促使政府关心底层，让政府官员切身体会一下低保家庭的生活，他们举行邀请部长到最贫困家庭住一段时间的活动。他们向部长们发出邀请，再请媒体跟踪，效果非常好，很多实际问题得到了解决。还有请环境部长体验环境恶劣地区生活等等，都非常成功。有意思的是，所有被邀请的部长基本都欣然赴约，因为若是拒绝，一旦被媒体曝光，部长们的社会公共形象肯定大打折扣，起码是不够体贴民情。

    李大勳关注的是在政治民主后如何继续社会运动的可能性。在相对和平稳定的时代里，日本的社会运动则从宏观的大问题转向微观的涉及个人具体利益的小问题，转向生态政治乃至生活形态，如消费者维权等问题。

    武滕一羊是日本乃至全亚洲的一个NGO领袖，是一个自六十年代以来基本上参与了日本每一个大的社会运动并起一定指导性作用的人物，也是一位非常有反省精神的知识分子。他说：六十年代青年男女参加学生运动的形象里就蕴涵某种男女不平等的特征，比如男生的形象是扔石头，女生的形象确实在一边捡石头，女生捡到石头递给男生，男生很威风地扔出去，这里多多少少地暗含了某种大男子主义倾向。所以，不少社会运动本身值得反省或警惕。七、八十年代以后，由于日本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一个“消费者运动”的潮流，卷入的人很多。有意思的是，和以往的运动不同，这个运动以女性主导。因为日本社会日渐富裕，人们开始关心健康、环境，尤其女性由于作为母亲和家庭主妇，开始关注食物与水的污染等问题，并渐渐关心起政治及社会问题。这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大冲击。因为日本传统上是一个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并且大部分人的生活终身依赖一个大企业，男的上班负责赚钱，女的作为家庭主妇负责照顾男人和孩子，所以家庭生活用品的主要消费者是女性。女性站出来进行消费维权，就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压力很大，一是社会舆论会认为男人无用，管不住女人，二是大企业由于产品质量等问题受到女性消费者的挑战，为了自身声誉和利益想方设法打压参与运动的女性，并威胁男人。女性面临双重压力。所以组织对敢于站出来的女性的声援非常必要且必须及时，许多主要联络女性的NGO开始成立，女性参与者与日俱增。“消费者运动”使许多女性脱颖而出，成为女性乃至社会的代言人，她们写书，上电视，一些人还因此进入议会。女性逐步参政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女性关注的话题也逐步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话题。如反化学清洁剂，反核污染，及生活用品环保化等议题，触及了日常生活的微观领域，改观了传统生活模式尤其是大企业控制人们日常生活的模式，从内部抵制了资本主义特别是大企业系统对日常生活领域的殖民化。使得日本人的生活浮现清新健康的一面。武藤一羊肯定日本出现的以环保为主题的消费者运动，但也指出，日本的环保问题还应该放在一个国际视野来看，日本本土的重污染工厂关闭了，却转移到了其他落后国家与地区，其废气所产生的污染并未消失，只是转移了。所以他们曾组织日本工人去棉兰老岛等第三世界地区看那儿的污染情况，让他们思考日本的环保问题决不仅仅是日本本国的问题。

    2001年在巴西召开的首届世界社会论坛，其主旨是反对“由自由市场控制的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过分做法导致的灾难、不平等不公正现象”，并针对新自由主义忠实信徒撒切尔夫人的所谓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的断言，提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由于世界社会论坛首次将全世界的NGO联系起来了，有人称之为“社会运动也在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地的NGO关注共同社会议题成为可能，比如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示威抗议行动。参加首届世界社会论坛的人员有两万多人，此后逐年增加，2002年为六万人，2003年为十万人，今年在印度孟买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有十一万人参加。

    比利时的弗朗西斯科·哈塔特教授，是世界社会论坛的发起人之一及论坛的国际委员会委员之一，他对NGO的发展有着深思熟虑的思考。哈塔特认为：随着意欲统一支配全球获取更大利润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作为一种反抗，新的社会力量也在全球逐渐集结。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不能对资本的无限灾难性的侵袭坐视不管，不能再任由类似达沃斯论坛之类支配世界和人们的生活，不能任贫富差距的鸿沟无限扩大，世界不能再如此下去，这也是世界社会论坛所要表达的。近年来，资本的注意力转移到生物多样性，农业和公共服务三大领域。比如对森林的私有化，很多跨国公司在亚马森砍伐原始森林，把珍贵树种移植作为城市观赏树种；还有在生物制品与医药知识方面，将少数民族几千来就掌握并运用的技术申请专利，据为己有，然后再迫使少数民族购买专利使用权，如此荒唐行径竟获支持；农业更是堪忧，跨国资本力图在全球消灭小农经济，拼命压低农产品价格，使得小农无利可图，只好将土地低价转让给大公司，跨国公司采取如此手段将农业全部耐入其大规模机械生产，导致无数农民破产，变成廉价劳动力，对生活失去信心，绝望乃至自杀；在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跨国资本也一直试图推行私有化，从中榨取巨额利润……资本的贪婪无休无止，尤其伴随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生产性资本主义减弱，投机金融资本主义异常活跃，为其短期投机性活动不顾一切，世界经济的不稳定不安全的非正常因素增多。如此庞大而脆弱的体系，一旦崩溃，将是灾难性的。有预见的人们已经提前行动，各国NGO也已敏感到此一问题的严重性，寻找对策势在必行，加强团结联合行动刻不容缓。世界社会论坛的成立是一个尝试，其目标主要是反新自由主义，反对资本对世界的支配，以及寻找社会发展的替代性方案。哈塔特根据自己的体会，谈到知识分子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时说：在这些运动中，只用那些真正投身进去的知识分子才会得到尊敬，并具有威信。如果仅仅是隔岸观火，就算再有学问，也很难被接受，被认同，获得承认，更说不上发挥作用。而且，真正的知识应该是有针对性的，具有批判性的。哈塔特最后补充书：只有实践，知识分子才会产生批判能力。

    哈塔特先生的话一下激起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也是很多人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能力是如何越来越减弱的。我们当然可以归咎于外在的压力之类，但我想，从知识分子自身寻找原因或许更准确。我曾经和一个朋友开玩笑似地说了一句：自从布尔迪厄揭示文化是一种资本之后，拥有文化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也个个成为资本家了。确实，厉以宁先生就曾断言：如果北大的教授不能个个都住别墅开洋车，就说明改革还不成功。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中产阶级化，使得知识分子已经完全与普通老百姓脱离了原来那种唇齿相依的关系。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社会和经济地位的相对边缘化，还能使知识分子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比如当时大家都挤在一个楼道里或大宅院里；比如每一次物价上涨，知识分子与民众都能共同感受到其带来的窘迫影响。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随着经济社会地位日渐升高，温饱早已不成问题，个个小康且抢先一步忽然中产了，物价上涨对他们基本没有影响，油价上涨他们倒都关心一下，因为很多人有车了。其学术研究也逐渐不关心具体社会问题，而热衷于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学术了，并反过来抨击八十年代的知识界是宏大叙事的高腔高调。其真实的原因，在我看来，倒应该是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一旦中产，自然是既得利益者了，就要告别革命，反对乃至有意掩盖社会真实声音了。我曾在一次研讨会开玩笑，问在座的各位教授们：你们现在还有谁坐公共汽车吗？是啊，不少人都买起了私家车，没买私家车的，也出出进进都打的了。什么穷人，底层，自然也全从其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知识分子都住进富人区或高尚住宅区之类的准富人区里，穷人、底层自然还在胡同里或拥挤的小街巷里……不在同一个道上走，不在同一个空间生活、呼吸，那么，现在的知识分子怎么还可能有八十年代的那种对于普通民众所处环境的感同身受的体会呢？那么，知识分子还怎么可能替他们说话，为他们代言呢？知识分子逐步被体制软化、同化并最终利益与共，这恐怕才是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退回书斋、弱化其批判性的根本原因。这个原因其实很多人都恐怕心知肚明。只是，最好不要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还急于跳出来自我辩护自我美化一番，借口什么专业化回避现实重要问题，却又要动辄教训他人，如最近在郎咸平事件中狗急跳墙似地跳出来叫嚣一通的权势阶层代言人张维迎之流。当然，如果知识分子真的具有良知与自我反省精神，透过NGO之类的中介介入和参与社会实践行动，应该能有所作为，就如现在还在为保护虎跳峡奔走的汪永晨女士等。

    在河内开会的最后一天，我和来自上海的雷启立兄四处走了走。本来连着开着好几天会，我们对那些反全球化的讨论都有些麻木了。偶尔地走到河内的西湖，湖边和风习习，杨柳依依，令人心旷神怡。先是看到紧挨着湖边的一排排民房。房子离西湖很近，每间房子的门和窗都对着湖水。人们就搬条小凳子，坐在自家的屋檐下，摇着扇子，享受自然赐给自己的美景；还有一些不住在湖边的人，就在湖边的草地上，铺一床竹席，然后或坐或卧，面对湖景怡然自得；也有一些人干脆深入湖的深处，在荷叶青青的水中央的小船里或搭建的小竹楼上，垂下钓杆钓渔……按中国人现在的现代化生活观念，他们的生活方式似乎有些老土或者说过时了，尤其在一个大城市的中心区，但我却被眼前的这幅真正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如此和谐温馨共处的画面感动了，在那一瞬间，我流下了眼泪，同时，又突然被另一种情感揪住，怒不可遏。一想到资本主义全球化即将把眼前的这幅景象摧毁，将这些千百年就如此但在他们看来是拥挤的不规范的房屋拆除，将这里建成千篇一律的麦当劳、肯特鸡、沃尔玛之类，我就怒火中烧：就为了眼前这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景，我也要反对无孔不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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