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康：大危机、大萧条与长波收缩期

大危机、大萧条与长波收缩期

许建康

      摘要：大萧条是经济长波收缩期的谷底部分，大危机是谷底的震中。大萧条、大危机和经济长波收缩期是三个相互联系但有着不同内涵的概念，不应彼此混淆。为什么由结构性危机酿成的长波收缩期最终会突然进入下一轮扩张期，什么是转折的基本条件，长波“第二个拐点”的发生学问题是各学派争论的最大焦点。

关键词：大危机 大萧条 经济长波收缩期 结构性危机 第二个拐点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自从十九世纪产业革命的胜利在西欧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进程中作为特殊的社会形态的历史地位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曾多次发生持续多年的大萧条。过去的大萧条都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1]的收缩期；也正是在收缩期，大萧条和长波问题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经济增长的波动来看，通常是“退一步进两步”——在复苏中逐渐达到危机前的繁荣期高点，在本繁荣期超出前一高点，然后再跌入危机，因而呈螺旋式上升。而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大萧条则指一种“失去常规和常态”的周期性现象——“进一步退两步”，即在一个以上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延续中，尽管中间有乏力的复苏，经济总量却无力向危机前的高点回归并超出，因而出现长达多年乃至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包括负增长），也称“慢性萧条”。历史上的大萧条是由连续发生的一个以上经济危机组成的持续衰退或不景气过程，以为大萧条仅指一次性的深刻危机，是对历史的误解。与大萧条不同，大危机是指大萧条期间若干连续发生的经济危机中最严重的那次危机，作为大萧条的震中或核心构成，其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往往超出了一般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乃至为此前几十年所罕见。频繁而深刻的危机与短促而微弱的高涨相互交替，构成了经济长波收缩期的基本特征；反之，则有经济长波扩张期的出现。包括扩张与收缩在内的一个长波周期与另一个的交替，历史上大致半个世纪发生一次。总之，大萧条是经济长波收缩期的谷底部分，大危机是谷底的震中。大萧条、大危机和经济长波收缩期是三个相互联系但有着不同内涵的概念，不应该彼此混淆。鉴于大萧条与经济长波的密切联系，需要了解长波研究的发展与现状，以及有关的理论解释与争论。

一、历史上的三次大萧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

（一）1929-1938年的大萧条

历史上典型的大萧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准确的提法，是将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称为“大危机”；而“三十年代大萧条”则指1929-1938年的10年经济大衰退。后者包括1929-1933年和1937-1938年两次连续的经济危机，以及二者期间1934-1935年的特种萧条和1936-1937年的乏力复苏。在1929-1933年的大危机期间，世界工业生产创纪录地持续四年下降，美国、德国的工业生产按月度计算分别下降了55.6%和43.5%。各国工业产量纷纷倒退到20世纪初或19世纪末的水平。美国有14万家以上的企业倒闭。它的汽车工业开工率仅为11%，钢铁工业开工率仅为15%。西方国家的失业率高达25%左右。其间，工业危机与农业危机并发，商品滞销，批发物价下跌1/3。大危机使世界贸易额缩减2/3，资本输出基本停止，大部分国际债务无法偿付，货币信用制度瘫痪，金本位制完全崩溃。美国有10500家银行破产，占银行总数的49%。它的证券贬值额超过了1928年的国民收入总额。

苏联经济学家瓦尔加对这场大萧条作过较为细致和系统的研究。他把自1929年秋开始的大危机到1937年秋第二次危机爆发之间的八年按季度做了大致分布：“四个危机年份（从1929年秋至1933年年中），两个萧条年份（从1933年年中至1935年年中），两个复苏年份（在某些国家是高涨年）（至1937年秋）。” [2]在表1中，他以1929年的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为100，给出的下列指数变化清晰地说明了进入1937-1938年第二次危机前，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急剧震荡。其中尤为注目的是，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1937年尚未复苏到大危机前的生产水平（只及96%），又跌进了1937-1938年的第二次危机。

     1929-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和美国的工业总产量指数（1929年=100）

年份                       资本主义世界      美国

1929                              100.0             100.0

1930                               85.8               80.7

1931                               74.3                68.1

1932                               62.6                53.8

1933                               71.1                63.9

1934                               77.0                66.4

1935                               85.9                75.6

1936                               96.2                88.1

1937年前十个月平均             104.6           96.0

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地考察1929-1938年的大萧条，人们不难发现，当时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生变量的自发作用或政府的宏观调节，已经不可能经由复苏走出大萧条、进入周期性的繁荣期；于是，国民经济军事化、战争成了唯一的出路。1929-1938年大萧条的直接结果，就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这是达到顶点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危机。没有后者的爆发，大萧条将继续下去，那就不仅仅是10年的经济大衰退了。所以，研究大萧条问题，绝不能离开政治危机，离开战争与革命问题，孤立地从经济上看。中国国内的现代史教科书叙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史，如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件”，一般很少分析那场世界经济大萧条如何构成了日本侵华战争必然爆发的紧迫经济原因。

毛泽东不是这样静止和孤立地看问题。他当时就指出：“重分世界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结束之后，不到二十年工夫，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又爆发了，帝国主义各国又来了一次重分世界的战争。这个新的战争的开始阶段，它的第一阶段，是建立在上一次全世界经济危机之上的。1929年至1933年的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过去之后，接着的不是繁荣而是特种的萧条。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用战争来脱离经济危机，避免资本主义的崩溃。”“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二阶段，德英法波等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均将直接间接地卷入战争，这是建立在新的经济危机之上的。从1937年开始的新的世界经济危机，这几年来是侵淫于英美法这些所谓‘和平’国家之内的，并且正向德日意发展。在经济危机之上，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就认为除了扩大战争，除了把片面性的战争扩大为全面性的战争，除了打坏他们的帝国主义朋友，不能逃脱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不能避免自己的死亡。”[3]“正因为日本帝国主义陷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深坑之中，就是说，它快要死了，它就一定要打中国，一定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它就断绝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路。”[4]

提到大危机和大萧条，人们不会忘记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概念。“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是否仅仅是政治危机或仅仅是经济危机呢？二者都不是。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5]它以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根本转折点，表明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新时代，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崩溃、进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过程。面对史无前例的1929-1933年大危机，1934年1月斯大林就提出：“这次工业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条件下爆发的。这时候，不论在各主要国家里，或者在殖民地和附属国里，资本主义已经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在战前和十月革命前有过的那种力量和巩固性；这时候，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承受了帝国主义战争遗留下来的企业经常开工不足的现象和千百万人的失业大军，再也无力摆脱它们。”[6]应当承认，当时，斯大林对大危机的认识具有相对真理的性质。但他没有、也很难预见到，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美国霸权模式）全面取代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英国霸权模式）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更不要说他身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受的重大挫折了。

（二）1873-1895年的大萧条

这类超出周期性危机之常态或常规的大萧条，早在十九世纪晚期就引起了恩格斯的极大关注。1885年2月他在评论1876-1885年的英国经济状况时说：“从1876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停滞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工业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萧条，所有部门的所有市场都出现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就是我们在其中生活了将近十年的状况。”[7]同年10月恩格斯又说：“在英国，在法国，在美国，经常萧条继续笼罩着一切关键性的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铁业和棉纺织业，虽然这种状况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但它是前所未有的：生产过剩达到如此庞大的规模，以致它竟不能引起危机！”[8]1886年他在《资本论》的英文版序言中写道：“1825年至1867年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看来确实已经结束，但这只是使我们陷入无止境的经常萧条的绝望泥潭。人们憧憬的繁荣时期将不再来临；每当我们似乎看到繁荣时期行将到来的种种预兆，这些预兆又消失了。而每一个冬天的来临都重新提出这一重大问题：‘怎样对待失业者’；虽然失业人数年复一年地增加，却没有人解答这个问题；失业者再也忍不下去了，而要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几乎指日可待了。”[9]此后又经过八年的观察，1894年10月年恩格斯在整理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时的一个注释中，再次肯定了他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对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的判断，并继续写道：“周期过程的急性形式和向来十年一次的周期，看来让位给比较短暂的稍微的营业好转和比较持久的不振，这样一种在不同的工业国在不同的时间发生的比较慢性的延缓的交替。但这里也许只是周期持续时间的延长。……现在我们不又是处在一贯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的崩溃的准备时期吗？”[10]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恩格斯的论断预示了1914年世界大战的爆发。

让我们再简短地回顾一下恩格斯的以上论述，所针对的1873-1895年的世界经济状况。自19世纪70年代至1895年，英国经济陷入了慢性的长期萧条——频繁而深刻的危机与短促而微弱的高涨相互交替。其中，1874-1886年在英国历史上就被称为大萧条时期。它包括1878年和1882年的两次危机，中间只有一个短暂的微弱高涨；还包括从1874年到1878年危机爆发前主要部门经历的长期萧条；以及1882年危机后到1886年主要部门又一次遭受的长期萧条。后来，英国经济学家把这个大萧条的跨度扩大到从1873年危机起到1895年的整个时期，因为1890年再次陷入危机，持续到1893年，接着又是连续两年多的萧条，到1896年才进入高涨。再后来，主张长波论的学者，则把这一时期直接论证为“长波的收缩期” ，即将这次经济长波的收缩期与其中的大萧条重合。大萧条的谷底，就绝大多数主要工业国的经济状况来看，无疑发生在1873年开始的崩溃时期。据罗斯托估计，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以1913年为100，从1870-1880年的10年只增长了7.4个百分点(库钦斯基估计为7个百分点)，而1880-1894年的15年该指数增长了22.7个百分点((库钦斯基估计为22个百分点)。[11]

历史长程中出现如此罕见的奇特现象，是因为资本主义在此期间发生了历史分期上重要的制度性变迁。1916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引述了1914年德国出版的一本垄断组织形成史中的以下内容。它的作者泰·弗格尔施坦指出：“如果从欧洲范围来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现代垄断组织的真正开始，最早也不过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但“大转变开始于1873年的崩溃时期，确切地说，开始于崩溃后的萧条时期；这次萧条经历了欧洲经济史中的二十二年，只有在八十年代初稍有间断，在1889年左右发生过异常蓬勃然而为时甚短的高涨。”引证了这段话之后，列宁随即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上述长期波动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部分质变内在地联系起来，总结道：“总之，垄断组织的发展史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基本时期：（1）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到顶点的最高阶段。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点不甚明显的萌芽。（2）1873年危机之后，卡特尔有过广泛的发展，但是卡特尔在当时还是一种例外，还不稳固，还是一种暂时的现象。（3）十九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这时卡特尔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一种基础。资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12]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指出股份公司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的地方，恩格斯于正文中增加了下面一段话，较好地解释了上述历史现象。“自从马克思写了上面这些话以来，大家知道，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在大工业的一切领域内，生产现在能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增加，与此相反，这些增产的产品的市场的扩大却日益变慢。大工业在几个月中生产的东西，市场在几年内未必吸收得了。此外，那种使每个工业国家同其他工业国家，特别是同英国隔绝的保护关税政策，又人为地提高了本国的生产能力。结果是全面的经常的生产过剩，价格下跌，利润下降甚至完全消失；总之，历来受人称赞的自由竞争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13]

（三）1837-1844年的大萧条

尽管马克思判断，“从1820年到1830年”，“大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14]而且大萧条通常发生在长波的收缩期，但他当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长波中扩张和收缩两个时段的分野，这十分突出地表现在英国产业革命的主导部门——棉纺织工业的大起大落上。他写道：“可见，不列颠棉纺织工业在最初的45年中，即从1770年到1815年，只有5年是危机和停滞状态，但这45年是它独霸世界的时期。在第二个时期，即从1815年到1863年的48年间，只有20年是复苏和繁荣时期，却有28年是不振和停滞时期。从1815年到1830年，开始同欧洲大陆和美国竞争。从1833年起，靠 ‘毁灭人种’[15]的办法强行扩大亚洲市场。谷物法废除之后，从1846年到1863年，有8年是中常活跃和繁荣时期，却有9年是不振和停滞时期。”[16]马克思他还逐年记叙了1815-1863年间，该部门随着资本以商品形态向海外输出的剧增而繁荣，又随着接踵而至的过度饱和的世界市场以及原料来源的枯竭，而陷入“严重萧条”直至“完全崩溃”。从马克思考察并记录的这49年间英国棉纺织工业的波动看，平均约4-5年发生一次经济危机或不振，但1936-1945年的情况超出了常态，出现了“W”形长达8年的经济萧条。“1836年，大繁荣。1837年和1838年，不振状态和危机。1839年，复苏。1840年，严重萧条，发生暴动，军队出动干涉。1841年和1842年，工厂工人遭到可怕的穷困。1842年，工厂主解雇工人以便迫使废除谷物法。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向约克郡，又被军队驱回，工人的领袖被提交郎卡斯特法庭。1843年，严重贫困。1844年，复苏。1845年，大繁荣。”[17]这在当时对于整个英国经济的波动来说具有代表性。

以经济周期的前后两个高峰为始端和末端，英国产业在1836-1839年和1839-1846年间发生了两次周期性危机。其间不但连接这两个周期的复苏乏力；而且在1839-1846年的7年中，有4年为下降期，这7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幅度为4.25%，为整个19世纪产业周期波动幅度之最，国内固定总资本形成的波动幅度高达22.57%，更是创下了1836-1937年一个世纪中的最高纪录。[18]长波论者一般认为，1826-1848年是第一次长波的收缩期；而马克思描述的1837-1844年经济停滞时期大致就是其长波收缩期的谷底——大萧条；其中的1840-1844年又是大萧条期间的大危机（下滑的最低年份为1843年）。

以上我们从后向前依次追述了产业革命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三次经济长波收缩期各自的大萧条和大危机之简况，它们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先后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极大关注，蕴育了《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重大历史文献在烈火中的诞生。

二、经济长波论及其各学派分歧的最大焦点

长波理论[19]最初是俄国和荷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巴瓦斯（Parvus）和格得伦（J.VanGelderen）以及考茨基在1896年到1913年间提出来的。托洛茨基1921年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和1923年给《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的信中，也谈到了长波现象的存在。苏联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康德拉季耶夫1925年写成了《长波周期》一书。他研究了36种价格、利息率、工资、贸易额和实物产品产量等指标在140年中的时间序列，观察到经济运动中存在着约40余年至60年为一个周期的长期波动，每个长周期内有两个分别为20余年的扩张期和收缩期，并把从1780年到1920年间总计140年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划分为两个半长周期。该书的大部分是实证统计数据及其分析。

1997年，刘崇仪等对近一个世纪来长波研究的进展做了总结：“1.尽管中间经历了反复，但对结构性危机和长波问题的研究毕竟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进展，这些已有的成果，为进一步进行对此问题的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2.自英国的产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经历了四个长波，表现出明显的规则性循环，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3.自7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意识形态的经济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资产阶级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学者）都在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对结构性危机和长波问题进行研究，并有愈来愈多的人趋向于在不同程度上承认结构性危机和长波的事实；4.在这一阶段，虽然经济学界的具体认识还存在严重分歧，但结构性危机和长波问题总的框架已经坚实，并已经形成了以不同理论体系为标志的各种流派，这一学说在各国经济学界已具有引人注目的影响。”[20]

对于四次长波的时段划分，由于使用的统计数据或经济学选择的标准不同，在众多的长波研究者如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罗斯托、门斯（又译门施）、范. 杜因（又译冯. 丹因）、福雷斯特、弗利曼和曼德尔等之间，不可能达到在年份量度上的精确和统一。[21]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等各学派对经济长波的理论解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或对立。[22]粗略地说，长波论者形成了两大学派：以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概念为代表，强调技术革命的创新、成熟和扩散是引起经济长期波动的决定性因素；以曼德尔的“破坏性适应”概念为代表，强调资本积累条件的变化是造成经济长期波动的决定性因素。这里的述评围绕后者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展开。

（一）曼德尔关于长波两个“拐点”的“非对称”说

下面是曼德尔关于四次经济长波的历史分期表，他认为自己的分期清楚地表明：“长波远远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率的有节奏的起伏。各个长波实际上是相互之间有明显区别的不同历史时期。”[23]

　　1.  1789-1848年：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工业品的国际市场建立时期。“上涨”——1789-1815（25）年；“下落”——1826-1848年。

2. 1848-1893年：工业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上涨”——1848-1873年；“下落”—— 1873-1893年（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长期萧条）。

3. * 1893-1913年：传统的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极盛时期。“上涨”。

4. * 1914-1940年：资本主义衰落时代，帝国主义战争，革命和反革命时代的开始。“下落”。

5.  1940（48）-？年：产生于世界革命的滞延和30-40年代工人阶级的挫折之后的晚期资本主义，但伴随着这一制度进一步衰落和解体的现象。“上涨”（但限于显著减少的地理区域）——1940（48）-1967年 ；“下落”——1968-？年。

曼德尔对长波论的主要贡献，是从理论上为康德拉季耶夫经验性的实证统计奠立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他明确提出，牵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速度长期波动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积累过程中利润率的长期变化趋势。“我试图对长波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长波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利润率的长期变动最终决定着（从而也决定着世界市场上的经济增长和扩张的步伐）资本积累在长期内较快一些或较慢一些的步伐。”[24]“从方法论的观点来看，关键指标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长波论与当前其他纯学术理论相区别的首要特征。马克思主义学者拒绝接受经济史学家们在长波的分析中以价格和货币的变动为中心的观点。他们并不否认这些变动与对长波的判断有关，而且他们甚至承认货币现象的相对独立性。但是他们从下列假设开始，这个假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至关重要：资本主义制度运动的基本规律是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源于商品的生产，是价值及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它们的最终实现。因此长波的关键指标是有关商品产量和商品销售的运动趋势。”[25]他主张用世界工业产量和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长率这两个关键指标，去衡量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动的长期波动；并进而用平均利润率与平均资本积累率这两个起着提纲挈领作用的关键指标的长期波动，它们与经济增长率的内在联系，来解释前面那两个指标的变动。

曼德尔明确提出了经济长波运动的“非对称性”说。每个长波周期内从扩张期到收缩期的转折（即“第一个拐点”），是由资本主义内在的经济规律、尤其是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决定的。但是，从一个周期的收缩期到下一个周期的扩张期的转变（即“第二个拐点”），却受“外生变量”的制约，即受“第二个拐点”发生期当时具体的历史地缘条件中，不可能事先预计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全面冲突之结果的制约。他提出了自己对四次经济长波中三次引致 “第二个拐点”形成时期，当时特殊的社会和地理环境发生哪些突变的具体分析。大系统基本环境的突变性改造，对于处于长波收缩期大萧条中的投资者重建预期利润率的信心，重新开始对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投资，推动复苏迈入下个长周期的扩张期，是绝对必要的。由于在扩张期和收缩期这两个历史时段先后发生转折的动因，分别来自经济的内生变量（包括技术革命）和外生变量（绝不限于经济的），因而是“不对称的”。

曼德尔写道：“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般不愿接受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发展长周期理论模型。该理论认为经济本身有一个内在机制，通过这个内在机制，一个大约25年的扩张性长周期会导致一个同样长的停滞性周期，这又自动导致另一个扩张性的长周期，如此等等。说得更清楚些，虽然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内在逻辑能够说明每个长波（一旦它开始）的累积本性，虽然它也能够说明一个扩张性的长波向一个停滞性长波的转变，但是不能说明从后者向前者的转变。资本主义经济加速增长的不可避免的长期结果（精确地说是平均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和持续25年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之后突然又长期上升，这两者之间没有对称性。这个上升不能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本身推断出，也不能从‘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的运动来推断。只有在某一既定环境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具体形式（‘诸多种类资本’的所有具体形式及矛盾）都发挥作用时，才能明白这个上升的问题。这些指的是一系列非经济因素如战争掠夺、资本主义运行领域的扩展与收缩、资本家间的竞争、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等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生存的所有社会与地理环境的这些激烈变动反过来引起资本主义增长的基本变量的激变（即它们可以导致平均利润率的激变）。”[26]这种不对称突出地表现在劳资双方于长波扩张期和收缩期不同的力量对比上。在长波衰退期，“旷日持久的大批失业侵蚀实际工资和工人的自信心、战斗精神和组织水平”，因此，“工人经常以相对较弱的地位进入长波扩张期”；“但是在长波扩张期，工人阶级的力量将逐渐恢复，这要得益于就业的增加、组织和斗争条件的改善以及雇主抵制工资上升力量的减弱。”[27]收缩期劳资矛盾的激化“在长波衰退期最后阶段成为阶级矛盾加剧的主要原因”。[28]

这样，曼德尔便把长波收缩期发生大萧条的原因实际上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有别于周期性危机的“结构性危机”，其特征及缓解的路径，既不同于市场“看不见的手”自我调节的作用或国家“看得见的手”干预规制的作用，也不同于斯大林僵硬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概念。长波“第二个拐点”的发生学问题——为什么一轮长波在经历了收缩期后会突然再次进入下一轮长波的扩张期，什么是转折的基本条件，这是长波理论研究中各个学派包括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新老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等争论的最大焦点。

（二）关于长波“第二个拐点”的争论

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哪怕在此期间出现了大萧条，靠市场机制也能将经济运行的非均衡状态转变为均衡状态，进而达到帕累托最佳。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学派主张靠政府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对“有效需求”不足的管理度过难关，同时坚持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两派争论的高峰起自1929—1933年的大危机。

列宁在1916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已经把第二个长波收缩期发生的慢性萧条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历史转变内在地联系起来。而希法亭和布哈林则认为，资本主义有能力自动恢复经济增长的均衡态势。托洛茨基1923年发表的《论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 一文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可以使其从萧条性长波自动转变为扩张性长波的内在机制。曼德尔在1972年的专著《晚期资本主义》中赞同托洛茨基的分析，称希法亭和布哈林的观点为“新调和主义”。麦迪森（Angus Maddison）1977年发表《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一文，进一步提出了“制度休克”说（system shocks）。他认为，经济长期趋势变化的上下波动，“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是由制度休克所引起的。这些制度休克可能来自现实对上一个阶段某些基本特征的失却缺乏预见性。但是转变发生的时间通常为无法预测的外生的或者偶然的事件所支配。”麦迪森实际上是企图用“制度休克”同时解释两个“拐点”的变化。曼德尔批评了麦迪森的“制度休克”说，麦迪森“对于从停滞性长波向扩张性长波的转变是正确的，但对于从扩张性长波向停滞性长波的转变就不对了。”[29]

曼德尔还批判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后者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能自动地将收缩期推入扩张期。“我们已经说过，虽然关键的转折点明显是由外生的非经济因素所引致的，但是它们只是启动了可被资本主义运动方式的内在逻辑来加以说明的动态进程。就在这一点上我们像马克思自己所做的那样，认为技术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对长波的阐述，和康德拉季耶夫以及熊彼特的长波理论相比较，有下列优点，即我们在解释长波及其起源和结束时，不是用25年或者50年期间的所谓 ‘趋向长期成熟的投资项目’ 这一可疑的概念（很显然，这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只起到边际作用），或者，我们也不是用大量的 ‘创新人物’（即由于生物学或者遗传上的偶发事件）的突然出现，而是用平均利润率的长期上下波动来解释。”[30]曼德尔用自己的 “破坏性适应”[31]的概念取代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以概括和说明“不对称”的“第二个拐点”的突现。他说，这“不会是某种经济变动和现行经济发展自动生成的产品，实现它们，至少在足以释放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新的长期加速增长过程的程度上实现它们，需要大大改变在一系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以及在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社会政治关系。换言之，这一点能否实现取决于社会和政治斗争的结果。”[32]

刘崇仪等著的《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性经济危机》一书，多次提出战争特别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种外在的、超经济的力量”，“应当视为非正常因素对长波运动的干扰”，主张将它们“从长周期中剔除”。[33]这样“切割”经济史是笔者所不敢苟同的。曼德尔批评了对长波机械的以至经验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反对随心所欲地剪裁历史过程。“对资本主义发展长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略述之后，我们势必得出最终结论：长波不是仅以经验能够证明的；给定时间跨度内的统计平均数不完全代表长波；也无 ‘规范的’ 或者 ‘惯常的’ 长波可言，这种规范或惯常的周期从著名的库兹涅茨长期趋势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长波表明了历史实际，即具有确切可区分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历史的各个部分。出于非常相似的原因，其持续时间是不规则的。马克思主义着重于内部经济因素、外部环境的变动，及它们通过社会政治发展（即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内部力量关系总体平衡的周期性变动，以及重大阶级斗争和战争的结果）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交织和作用，对长波做了解释，从而赋予长波历史一个完整的特点。”[34]曼德尔在该书第二版新增加的最后一章自我评价说，关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着与长波扩张期和收缩期密切联系又相对独立的“阶级斗争长周期”的观点，“是本书对长波理论的主要新贡献。”[35]

（三）对战后长波特征及时段划分的探讨

以上主要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历史发生的三次经济长波，关于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以及第四次乃至第五次经济长波的研究，也是争议纷纭，而且更为人们所关注。曼德尔试图用“持久的结构性危机”这样较为宽松的概念来包纳斯大林“总危机”概念下的许多有关内容，他的“晚期资本主义”历史范畴的提出概出于此，以表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迈入“解体时代”。他写道：“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持久的结构性危机，这是一种根本上由制度的内在矛盾的质的深化而致的危机。准确地说，由这种制度的运行规律所致。在这个意义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大战之后发生的革命起义，俄国的脱离资本主义，及1929-1932年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只是以一种集中的形式反映了那种结构性危机的深度。这些大变动(cataclysms)使资本主义的情况进展产生迥然不同的结果。”[36]曼德尔强调，在没有世界政府的资本全球化条件下，金本位制以及以美元为中心的金汇兑本位制的崩溃所建立的以一国纸币充当 “世界货币” 的美元霸权，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行与稳定带来了持久的根本威胁。20世纪70年代持久的世界性通货膨胀，以及此后各种形式的固定或浮动汇率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造成的巨大冲击，靠信用膨胀支撑起来的国内外庞大债务，所有这些金融动荡的根源都可以“套用一个英国发言人的著名成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资本主义在债务海洋上漂向扩张。”[37]曼德尔“持久的结构性危机”一说似乎仍显僵硬，低估了美元霸权下国际金融体系的弹性或可塑性，第四次长波收缩期的“第二个拐点”还会出现，或许已经出现。

1994年大卫·科兹等美国左翼学者较系统地提出了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理论，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业已发生的周期性长期波动。[38]“社会结构”的制度安排是指资本主义的体制，转换成唯物史观的术语，是指与每轮持续50年左右（包括扩张期和收缩期）一个长波周期相对应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一定阶段表现在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方面的特殊性或个性。当时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劲头正盛，SSA学派一般将始于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时期，视为同一轮长波中，继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扩张期之后的收缩期现象，即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分属同一轮长波的扩张与收缩这样两个分时段。这次战后罕见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大卫·科兹修正了过去关于新自由主义历史分期的观点，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规制资本主义及1970年代的滞涨是一个独立长波周期扩张和收缩的两个时段，在社会结构上具有相对独立的制度安排；而继之发生的新自由主义时期也是一个独立的长波周期，即第五次经济长波。他肯定了新自由主义在上升期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同时强调，正是扩张期新自由主义制度安排掩盖的内在体制矛盾，它们随后的外化和显形终于将世界经济推入了当前的收缩期；这次危机的爆发可能预示了本轮长波新自由主义体制安排的行将终结。[39]当前已经减缓势头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是否可能演变为一场大萧条，其前景如何，要探究这些重大问题尚有待于实践的发展和时间的考验。

（四）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再思考

我们要结合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实际，加深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就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庞大计划来说，他的危机理论尚未完成，在其著作中找不到系统阐述的独立章节。但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原理、基本框架在《资本论》中是能够找到的。其中的本质关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做了明确的、通俗的高度概括，包括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所导致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及其在经济上的两个表现形式——个别企业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对立，以及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对立，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本原因。但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不能长期仅仅停留在恩格斯概括的这些关于本质关系的抽象形式上，需要探究《资本论》中马克思动态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规律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框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主要表现形式的对抗性质，突出地通过周期性经济危机表现出来，危机以外部对抗的形式用暴力暂时解决了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因而得以暂时平衡。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不是每年每月都以外部对抗的形式在运行，潜在的对抗性矛盾如何积累演变为公开的对抗形式，又如何回归非外部对抗方式的增长，我们必须悉心研究其动态的具体变化过程。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考察来研究经济危机问题，因为危机周期性地构成了对资本积累增长最大的干扰和破坏，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充分暴露了资本积累的历史局限和条件限制。马克思对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考察不限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尤其是第23章），还包括第二卷第三篇（尤其是第21章）和第三卷第三篇。资本积累一般规律是资本主义基本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的展开形式，马克思通过揭示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和剩余价值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系统地阐述了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当上述三个方面的条件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时，经济危机必然周期性地爆发。以往的研究往往只关注第一卷的相关部分，割裂了它与第二卷、第三卷相关部分的内在联系。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形成了“消费不足论”（主要依据第一卷第七篇）、“比例失调论”(主要依据第二卷第三篇)和“利润率下降论”（主要依据第三卷第三篇）三大流派的对立，[40]各持己见地单方面寻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明证。其实，这三个方面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是辩证统一的有机体。

资本有机构成是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核心概念，它所反映的资本技术构成代表物化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其价值构成则以物化形式体现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在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中集中表现出来。真正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地位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它决定了资本有机构成必然具有不断提高的长期趋势。这是资本积累的基本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第一卷揭示相对剩余价值和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从而无产阶级相对乃至绝对的贫困化，是剩余价值生产的主要条件；第二卷揭示社会总资本两大部类构成在再生产和流通中保持均衡的比例，是剩余价值生实现的主要条件；第三卷揭示利润率下降同时利润量增长的双重性作用是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条件。《资本论》一至三卷考察的关于资本积累这三个方面的条件限制不是平行的关系；它们中的后一方面要以前一方面的存在为前提，在螺旋式上升中，日益逼近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现实关系。有必要探讨将这些复杂的条件限制彼此之间的动态关系用数学方式表达出来。当着新增加的投资在推动利润率下降而却不能使利润额同时增长时，资本积累的历史过程在这一时刻就会出现资本的绝对过剩，于是资本投资增长的突然停滞会直接触发经济危机的爆发。信用制度的发展软化了资本积累上述条件限制的刚性，但不能取消它们的作用。信用的作用积累到一定程度，脱离实体经济并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迟早会发生大规模的贬值，金融货币体制的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反馈，将加深经济危机的广度与深度，以致形成长期萧条。

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危机有短期和长期两种形式。周期性经济危机是暂时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总供求不均衡的内在机制。在长期波动中发生的结构性危机，是资本主义暂时解决由体制改革和发展阶段引起的经济结构失衡的内在机制。联系实际重新发掘和再思考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将使它对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研究的指导作用更加深入、更具活力。

  2009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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