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宝瑜:关于美国民主问题的讲座

作者:金宝瑜 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821

金宝瑜:关于美国民主问题的讲座

2008年7月

    中国的民主有待改进,这是事实。在外地,底层民众想到北京上访,申诉一下不法官员给他们带来的冤屈和困扰,也都会被阻挡而不能成行。跟一些工人接触,他们也不认为中国民主。特别美国之音这样的广播总是在说中国没有民主。可是,民主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美国民主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像了解的人不是很多。

    这次西藏事件发生,美国媒体就说中国是集权政府,所以压迫西藏,压迫少数民族,也压迫汉人。这次西藏事件,美国媒体的宣传很厉害,把照片拿出来,说中国怎么样压迫西藏,西藏的文化怎么样被损毁。Google上有很多资料讲西藏要求独立,美国情报局怎样帮助达赖喇嘛和他的兄弟,怎样拿CIA的钱帮助西藏独立。最近看到好几篇英文文章很确定地说,西藏从来没有独立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过西藏是独立的,西藏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且还很清楚地讲,当初中国解放以后,并没有将西藏政权强夺回来,而是逐渐地一步一步地将其收回,整个西藏的解放是农奴的解放。这些文章把事实都说出来了。可是一般情况下,美国的大众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

    和我的那篇文章(即《美国“民主政治”六讲》)相联系,以前美国很多媒体舆论是中央情报局给钱的,现在是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但美国大众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组织。

    为什么把美国的政治称作民主政治呢?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张选票。可是,选出来的人是否能代表你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假如不行,你就不能达到自己参与政治的目的。所以,选票的意义正是我们应当仔细考虑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得很坦白地说,美国的选举制度就像卖商品一样,大量的“广告”贴出去,你只是在候选人里选出一个人来,但这个人是否能代表你的利益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为什么说不能代表大众的利益呢?我举几个例子。例如大豆等转基因食品,美国80%的人希望其包装上能贴出是否有转基因的标识,但政府却做不到。一些大的食品公司对政府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威胁到自身利益,这些大公司就尽量使政府不要去做这样的规定。比如MonSanto这个公司,他生产一种很有名的杀虫剂(除虫除杂草),叫RoundUp,这种杀虫剂对大豆生长有影响。结果MonSanto后来把大豆基因改了,这个转基因的大豆不怕杀虫剂,它的种子就可以卖好价钱。本来农业多年来都是经过大家的知识累积、培育、选择好的种子,这叫做common property,即“大家所有的财产”,不是你有或者我有的关系,而是所有人的辛苦培育出来的种子。但MonSanto把它的种子每包卖到5块钱,渐渐的变成如果你不再买它的种子就没办法继续种,因为这种种子只能繁殖一代。它的目的就是怎样能赚钱,这种子果然卖得很好,MonSanto的股票大涨。但MonSanto这样的大公司它不希望食品消费品包装上写有“转基因”这样的标识,因为一般消费者还是不喜欢买这类产品的,MonSanto有能力使政府不要规定在包装上标明“转基因”。

    如此,很多对老百姓生活上有益的政策就完全没办法推行,又比如医疗保险。美国没有实行全民健康保险,美国1/3左右的人没有健康保险。如果大家看过Michael Moore(即《华氏911》的导演)的新电影叫《Sicko》,讲的是在美国,很多人没有保险,而有保险的人自己却又要支付很多钱,要把自己房子卖掉才能看得起病。911的时候有一个人自愿去救人,吸入很多灰尘结果他的肺就坏了,没有氧气就不能维持呼吸,但他没有保险所以不能看病,这个Michael Moore就带着他还有其他有病不能治的人到古巴去了,古巴很好的帮助他们治病。这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最近连《华尔街报》都说了,有一个妇女得了癌症需要治疗,但必须自己先拿出4万3千块的现金,太不合理了。如今困扰许多美国家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负担他们的医药费用,美国这样一个富有的国家有近五千万人没有健康保险,他们生了病无法看医生,小病拖久了变成大病,最后只有等死。另外,有保险的家庭中有很大一部份,如果生了大病,保险公司多半不负责, 就连中等收入的家庭都会因为生了大病而倾家荡产,有时连住房都得卖掉来还欠医院的债。还有就是一些人长期生病,保险公司认为医药费过多了,就将他们退保。保险公司只保健康的和不生大病的人,因此是赚钱的好生意,但是却苦了一般老百姓。美国的游说公司,在华盛顿注册的就有4万个,他们受雇于美国的大医疗公司,就去说服政府使它不照顾老百姓的医疗保险。再比如这次国会有人提议,想通过法律使老人买药能够省钱,结果那些大的医药商就派游说团,说有政府的保险,我们不能要求消费者继续向其买药、去向政府报销,于是药价依然高居不下。美国这么富有,又花了这么多的钱在医疗上——像日本GDP的6%是花在健康、医疗上的——而美国有百分之十几,却还有这么多人看不起病。在所有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没有全民健保的国家,为什么美国那么富裕,花10%以上的钱在医疗上,还是有那么多人看不起病。这么多年来,美国国会不能通过立法建立一个大家都可以去、又有预防性的的健康医疗制度,使人不要等到大病又花不起钱,美国国会甚至通不过一项益于国民健康的法案。这就说明一般人的利益没有办法通过法律过程来实现。其实美国的立法过程相当民主,这是很有意思的,他们有民主党、共和党,每个议员都能提出法案,再经过多数通过,通过了总统又可以进行否决,但议会如有2/3的人支持的话仍然可以通过。其实美国是相当注重不要一党专政、不要总统专政、不要一个部门的权力太大,但它就是没有办法选出能够代表老百姓的人、能通过法律实现老百姓的利益。所以在美国一般人的政治参与率非常低。总统4年选举一次,参议员每6年,众议院是每2年选一次,总统选举每次投票率只有1/2,参议员的选举投票率只有1/3。一般人认为,投不投票实在是没有意义。2006年民主党胜,其实主要是因为伊拉克战争花钱太多,又死了很多美国人,大家反对得不得了。开始打的时候是谎称伊拉克有杀伤性武器,跟911有关系,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于是,大家现在就反对战争,选民主党,希望民主党改变政策。但民主党上台以后一点用都没有,反而是一上台就征兵、增加预算,现在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事,一个月的花销就要110亿美元。

    所以在美国,没有钱的人说话就像是在嗡嗡的说悄悄话,而有钱的人则是大吼大嚷,因为有很多渠道让它说话,电视、电台、报纸都反对医疗社会主义化。这些说明,只要经济上不平等的话,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平等。

    伊拉克战争谁赚钱呢?像美国陆军包给哈里伯顿的子公司KBR为士兵建军地的住房、供给士兵伙食、给士兵洗衣服等等。因此一旦打仗,哈里伯顿的生意就兴隆起来。在美国对伊拉克开战后,KBR的收入从2003年的第二季度的三亿美元增加到第四季的二十亿美元,上升了快七倍。随着战争不断的延续,哈里伯顿的收入也继续增加,至今已经超过八十亿,还可能再升到一百八十亿美元。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第一年中,KBR建了六十四座食堂,供给了四千万顿伙食,洗了一百万捆衣服。处理了一百五十万立方公尺的垃圾,和递送了八百万包的邮件。KBR在伊拉克有七百辆大卡车专门为美国军队运送这些供给。所以哈里伯顿在政治上就有影响力,而一般士兵却没有。

    士兵回来以后却是好惨的。中国去援朝,去的人都知道为什么要去打仗,但去打伊拉克的士兵就不清楚,他们回来后精神上都很错乱,比越战老兵的情况还要糟糕。但这些人也根本找不到代表替他们说话。这次有个有利于他们的法案就被否决了。穷人的声音很微弱,有钱人的声音很大,影响很大。今天的中国也是一样,大家看是谁有声音呢,谁可以去改变政府的政策呢?是农民有,民工有,还是下岗的工人有声音?有没有选票并不是最重要的,如何影响政治才是最需要关注的。

    现在美帝国有三方面的霸权:经济、政治、军事。

    政治霸权。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就是,二战后,美国一直都支持独裁政权,早年时如中国的蒋介石,南韩的李承晚,前南越的吴庭艳等政权,还有智利的皮诺切特等拉美的好多大独裁者。但后来发现这种支持行不通,迟早会被人民起来推翻,十几年就被从下到上的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世界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很快,各个地方都要求民族独立,推翻殖民统治。就连美国本身在60年代也有从下到上的大规模运动,要求民主、要求改变现状。像反越战、学生运动,很了不得。但这些其实受中国影响很大。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把教室都占了,要求学校改变录取标准、不再对付学校周围的穷人、不再占用周围农民的的土地以扩张学校面积。不过他们的意志并不坚定,有些人后来甚至去吸毒了。

    后来,就有一个“三边委员会”,出了一份报告叫《民主的危机》,说因为从上到下的运动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不稳了,所以需要一个 “低强度”(low intensity)的民主,即由权力中心设定出的民主。就是说,以前处在殖民统治之下的第三世界国家刚刚独立,就像小孩一样,他们需要父母很坚定的管制,但独裁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最好的出路就是在民间宣传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比如派出大量NGO。这是你们有感觉的,不过中国算比较少了,因为政府有所抵制,其他国家多得不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NGO多半是西方国家支持的,美国第一,英国第二,德国第三,他们希望用这些民间组织来代替群众组织。真正的群众组织是为群众服务的,而NGO是为资金支持方服务的,因而是要与给钱的人、统治者的意志政策目的相合的。各种NGO,包括妇女组织、农民组织、教会组织、学生组织都会找当地的精英来替他们工作,而避开农民和工人。这些组织对各种问题所发表的言论影响很大,几乎是舆论的导向,经常能在他们的宣传广播里听到反对政府、赞扬西方的言论,而实际上他们代表的是亲西方力量,从而它影响了舆论。印度是NGO最多的国家,我在04年去印度参加过一个“世界社会论坛”(WSF),发现那里遍地都是境外资金支持的NGO。这就是由三边委员会这份报告之后,实施的一整套政策。从里根政府开始,基于这份报告美国建立了两个机构,其中一个就是NED,NED代替了名誉不好的CIA(CIA曾经一手策划了暗杀阿连德总统),像达赖原来是CIA给钱,后来变为NED给钱。他们笼络了一大批专业人员,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影响当地社会,办许多大活动如学术交流、大型会议等来影响当地思想,这使NED看起来似没有多少政府色彩在里面,但实际上全部的经费都是美国政府给的。

    经济霸权。经济上,美国怎样影响世界呢?新自由主义更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影响,其真正的经济霸权是建立在美元是世界货币这一基础之上的,大家都知道美国欠中国很多钱(外汇储备),美国在国外的美元都是他们的债务,美国可以通过印美元,而达到买东西不付钱的效果。世界各国家当时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接受了这一安排。凯恩斯说,我们需要世界货币,美国说那就用美元吧,我们有世界上75%的黄金,你们用钱来换黄金吧。因为世界上需要货币的流通来进行贸易。当时不是美元太多而是太少,因为美国大量出超,所有的地方,西欧、日本,都必须买美国的东西,美元一出去就会又转回来。但1984年开始,美国出现大量赤字,就开始不断印钞,所以现在才会有那么多的美元在全世界流通。所以从经济上来看,中国,欧洲,日本都在帮美国打伊拉克,伊拉克战争的钱,一个月110亿美元的开销全部都是借来的、是印钞票印出来的。

    到今天为止,发生危机了,美国军事很强大,但经济没办法继续下去,欧元升值,人民币升值。欧元如果继续升值的话,央行就会喜欢欧元,把美元换成欧元。以前全世界100%的外汇都是美元,如今下滑到66%。这样继续下去,美国的经济霸权更会大受影响。而世界上出口的一半都是要接受美元,世界贸易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石油,由于石油出口国家决定他们只接受美元,这样就能使美国的危机减轻。当时萨达姆宣布自己要接受欧元,成为伊拉克战争的重要原因。现在一旦大家都决定开始接受欧元,美元就会垮掉。

    军事霸权。美国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假如它先出手打核战争,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反击的力量,而且其武器的增长速度也是中国的十倍。美国指责中国军费开支每年400亿美元,但美国自己却要花费4000亿美元。从军事上讲,它是百战不败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美国是不可能征服世界的。这是为什么呢?拉姆斯菲尔德、切尼等人在1992年的时候就出台了一份军事计划称,要使武器变得既轻便又狠毒,用极少的人就可以统治世界,使得任何国家都不可以挑战美国。当时德国和日本都可以挑战美国,这份报告泄露出去后德国和日本都很愤怒,所以没有能正式成为美国的军事计划。布什01年上台刚好给这些人施展的机会,马上就借口伊拉克战争来实现。

    我06年写一篇文章时找的资料,有一个人叫做Prueher,他是太平洋区的总司令,1996年他在复旦大学演讲,说美国在亚洲要dominate,进行军事控制,要成为最大最有权力的、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挑战的,“我们的利益是从美国西岸到非洲海岸,43个国家都在我们的势力范围之内。”“美国在亚洲的支配和控制是长期的,我们不会容许任何人来挑战”。这种话讲出来,就好像理所当然的认为美国就应该统治太平洋地区。他07年的报告说“我们的很大注意力要转移到亚洲来”,要跟日本建立一个和欧洲NATO(北约)那样的军事联盟。07年在印度洋,印度、日本、澳洲、美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和他所有的伙伴在亚洲要围堵中国,这是相当明显的。

    但美国人的军事计划纯粹是痴人说梦。现在伊拉克部署有十六万军人,阿富汗有两万七千名士兵,美国的军力被当地人民的抵抗运动拖住,完全动不了——因为虽然武器很好,但是没有人可以去打仗!本来募兵制下,军人服役满一年或十五个月就可以回家,但现在美国政府不许那些服役期限已满的人离开,军人都很不满、士气很坏。有很多人已是第三次被征到那边去了。所以现在美国的兵力已到极限,再想打仗就只能靠继续征兵,而美国的老百姓是很反对征兵的。

    总之,我想说的就是,虽然它的军事、经济依然很强大,但支持其帝国霸权的力量已在破解之中,不可能再支持太久。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所以它才能在世界各国投资,有那么多的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这是它称霸的基础。但它已不能够继续称霸。

    提问:

    问题1:在西欧资本主义世界里,民主的发展情况如何,与美国有什么相似或不同的地方?

    金: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打起来的,二战后,美国成为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看起来跟欧洲和日本可以和平共处了。世界各国联系更加紧密,确实如此。欧洲本来有一些比较强的社会保障制度,因为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比较强,可以依靠工人的选票来为民众争一些利益,但从80年代开始,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冲击。

    资本需要流动,所以假如德国的社会保障过多,工会力量太大,工资过高,对资本家的要求太多,资本就会转移到别的地方,所以迫于压力,保障制度必然会减少。不过还是比美国要好一些,可是它们的失业率也很高。我去年去德国的时候和93年第一次去已经相差很多了,不过还是比美国好的。但欧洲国家毕竟不是帝国之首,他们的民间力量、工会力量较大,工人觉悟也比较高。

    不过在很多方面,西欧、日本与美国还是一体的。比如,WTO里的农业条款,美国和西欧都不肯放弃对农业的补助,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办法与其抗衡。欧盟、日本与美国之间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它们的经济在70年代赶上美国之后开始向其挑战。欧元产生后,更与美元对抗。它们既想与美国竞争,又担心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垮掉之后,因为他们自身也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问题2:美国当年学生运动的情况如何?

    金:美国教育制度是阶级分明的。好的学校学生进去以后就开始建立紧密的关系,组织自己的关系网。一些最高学府学生毕业后就是管人的,而一般学校学生毕业后就是打工的、干活的。一般学校的教育不注重让学生去思考,你学好本科,出去工作就好。但大的学校里就会有很注重思考的教育,因此学生运动往往在知名学校里发生。伯克利、密歇根、哥伦比亚等学校的学生当时都不相信权威,他们占教室、罢课、查究教师,反对老师拿国防部的钱来做研究;他们很反对当时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各种不好的政策、父母那一代在思想价值观上的东西,包括现在中国学生最喜欢的东西如学位、好工作、很有钱。出身美国上层社会的年轻人很悲惨,一进幼稚园就决定了一辈子的道路:好学习、好工作、好退休、最后进坟墓,没有其他的道路。那时候的学生十分反感这个,反对自己的人生被决定了。出身高层家庭的学生思想非常解放,他们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很大,学生起来造反、“炮打司令部”,不相信权威,提出应该自己决定自己这一代的人生,同时反对对少数民族、穷人的不公平政策。他们占教室、查档案,把老师与国防部的勾结揭露出来,看起来真的是很有希望的一代。但他们坚持不住,很重要的原因是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严重,也有点像中国文革的时候一样,个人爱出风头、难以团结。他们挑战具体的政策,但看不到大的制度背景,从而他们的运动层次得不到提高,因而不可能去挑战资本主义制度,进而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教育。

    那些学生领袖确实很有能力,但他们后来都被吸收到政府、公司了,赚钱、开公司。如今,当年参加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运动、民权运动等等的人都已逐渐销声匿迹了。

    当时有美国学生来到中国参加文革、坐火车走遍大江南北、写记录。也有学生毕业以后就去工厂、想要组织工人但没有成功,美国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的差距非常大,结合起来很困难。

    问题3:为什么那时候文革在美国的宣传能达到这样的程度?是不是那时的新闻控制力量比较弱,比较倾向于民主,背后的民主色彩不是很强,跟现在不一样?

    金:尽管现在媒体方面确实更垄断了,但主要原因是和整个风气也有关系,那时候东风压倒西风,的确是这样的,很难抑制住。连那些新闻记者都很好奇,到底中国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很喜欢报道。《纽约时报》上就大篇幅地讲文革的事情,我们那有一个天主教学校的修女,她把有关新闻全部剪下收集起来有十大盒。尼克松访华后,中国派红色娘子军的剧团到华盛顿去,大受赞美,我上次给一些年轻人放了纪录片,他们完全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完全不能相信红色娘子军的剧能在美国成为大片,能在全国广播、电台上出现,报道都是“你看!那些人跳得多好!”那确实是一个不同的时代。

    问题4:我们要怎么样打破大家对美国民主的误读呢?

    金:看《少数人的民主》一书,可以多了解美国民主。中国现在太过于崇拜美国了。还是要多宣传,多了解。而且,你如果只是去了解美国政治、民主制度,而不去真正了解资本主义的话,认清事实还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往往只看到美国表面上的强大,事实上在五大湖区域的城市,现在已经变得像鬼城一样,破败不堪使人难以置信。我想,世界上对于资本主义好不好、全球化好不好了解的人非常多,是大多数,因为他们并没有没得到好处,结果是更多人更贫困。获得好处的人只是在讲很空的抽象的自由、民主。一定要回到整个经济关系上,才能深入了解,一步一步地打破这种过分崇拜。

    两党政治,为什么不能有第三党呢?有第三党参选过,但一点希望都没有。而且,两党之间如今已没什么差异。民主党当政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多思考一些,一个资本主义制度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体来支持它?这就是所谓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它不可能让大家起来,不可能让大家有发言的机会,有参与的机会,有改变现实的机会。

    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假如经济不平等,政治能不能平等?少数人控制的经济,少数大资本家垄断的的经济之下的政策必须对这少数人很有好处,政治家就是要实行这些政策。要从这些方面来想,当少数人垄断了经济,垄断了意识形态,垄断了教育,能不能有真正的民主。

    还有自由,美国人的自由度比中国大多了,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去利用这些自由,一个大的现象就是对政治冷漠,一个主流杂志的调查显示,80%的美国人相信美国走在错误的路上,“on the wrong track”,但没有人站出来,因为没有人觉得有办法可以改变现状。

    少数人垄断媒体,而媒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国也确实有很多东西不能报道,但地方好的报纸有地方新闻的特色,而美国却没有,全国都是一样的,五家大的媒体垄断了全国的舆论,一些独立的媒体都被关掉。他们要讲什么话被听到的就是什么,你就一天到晚被洗脑,被训练不思考、不关心。越来越少人相信美国现在还是最好的国家,因为宣传和现实相反。美国当政的人已经连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强国的意愿都没有了,建立资本主义强国,必须要有强健的公民,但它已经失去这方面了。所以,之所以说“帝国主义的末路”就是这个道理。美国人如今已太注重眼前利益,没有了长远的理想,美国人应当有知识,有好的教育,有思考能力,有健康的公民,这些都已不在其思考范围之内,更不再是其目标。当一个国家不注意国民的一些基本东西的时候,只能走下坡路。

    现在是很重要的时代,而我们要破除认为美国有民主自由的这种迷信。

    问题5:美国有没有个人腐败?

    金:美国的个人腐败也是很严重的。游说人找政府代表商谈,而政府代表往往更考虑其自身利益。比如外交官常常被收买,为其它国家游说;国防部的官员退休后做军火公司的经理,靠国防部以前的旧关系来拿到合同或订单。哈里伯顿包下的许多工程就脱不了它和美国副总统切尼的长远和深厚的关系,早在切尼仍是国防部长时就将许多国防部工程给了哈里伯顿。切尼自国防部退下来就当了哈里伯顿的总裁,切尼做了副总统后又对哈里伯顿给予各种照顾,许多合同都是未经招标就给了这家公司。为了要商谈一个法案,政府方面的代表如议员的助理在同大企业派来的游说公司谈判后往往就成为那些大公司的经理、游说公司的成员了;外交官也是,他们在国外认识很多人,辞职后反过来为外国游说自己的政府,因为这能挣很多钱,比原来的薪水多得多;国防部的人离职、退休后就去军火公司,利用自己的旧关系去游说国防部。

    美国资本家和政治的结合,和中国的方式不太一样。美国的结合看起来是有一套制度的,很清楚是怎样结合,但中国似乎是只知道要结合。我想,中国是先有权,然后再赚很多钱,从大资本变为大政治家的情况比较少,还是比较多由权到钱;美国则是钱到权。今年的奥巴马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由网上的小额捐助支持起来的候选人,之前都是通过那种大的宴会募捐。这里值得继续关注,这是第一次,捐助人数多人均金额小。

    揭露出来的腐败实际是统治阶级矛盾的反映。资产阶级之间有矛盾,会有很多事实因此暴露出来。一些大公司之间有矛盾,相互竞争利益,眼红对方就会去找对方的问题。

    问题6:如何使代议制的民主成为真正的民主呢?

    金:我觉得至少需要人民的觉醒,看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觉得选举只是一种方式、一个程序,而不是民主的实质。伊拉克战争明明是大多数人反对的,却仍然得以实行,那么问题在哪里?这是值得深思的。

    问题7: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有什么潜在影响?

    金:很大影响,我想中国经济危机是不能避免了,是相当严重的。

    首先,出口必然减少,沿海已有很多工厂关闭,有很多人失业。美国商场上没人买东西,从中国进口的那些商品拼命降价,半价之后再半价,很便宜就卖了。中国商品多得简直没办法,我在超市看到那种成套成套的锅,谁能总买锅呢?一般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卖不出去只好杀价。而美国人的消费能力不会好起来,因为他们的信用卡已经用到上限了,利率从7.8%涨到15%,甚至涨到了32%,基本上就是高利贷,以前是用房子骗钱来花,现在房子降价,平均每间从60万美元降到40万美元,借不了钱了。不但借不了钱,银行还会把房子收走,佛罗里达、加州、底特律很多房子都被银行收去,没人住。美国一般民众的消费能力不会好转,而这些人就是买中国东西的。

    全世界油价上涨,对中国也是很大的冲击。中国的房地产也差不多到头了,恐怕泡沫就要破灭了,因为一般人已经买不起了,付不起房贷了。国内消费市场不大,像北京这样的高消费城市很少,农民工人的消费能力不够,出口再减少,经济危机几乎是不可避免了。还有很多长期性的很大的问题,比如农业问题,环境问题,长期忽视农业的基本建设、解决河流污染、水源减少等环境问题没有出路;还有教育和医疗问题,政府对这些问题也都还没有长期的规划,钱也没花在这些上面。

    我的看法就是,以美国为主的世界经济危机是一个大危机,不会是一个普通的几个月就过去的短暂萧条。危机产生的原因有:长期的低利率,扩张的货币政策,很多钱去了房地产,金融管制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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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瑜
金宝瑜
台湾著名进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