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迈克尔·赫德森 著 嵇飞
国外理论动态 11期
面对当前金融危机，美国著名进步金融理论家迈克尔•赫德森于2008年7月31日在美国http：//www zmag org网站和2008年6月在《海湾》杂志上分别刊登了题为《下一次大拯救：州、地方和私人养老基金》和《中东应该如何用其不断增加的贸易盈余进行投资》的文章，前者认为美国当前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事实上仍是在维持投机资本的利润不致下滑和破灭，正确的办法应该是拯救美国人民的养老和医疗事业，打击食利性的投机的金融部门。作者说所有的媒体在谈到金融危机时，对金融部门的投机和食利本质避而不谈，而这正是问题所在。后一篇文章认为中东国家可以用自己的石油和东亚国家交换基础设施建设。两篇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应该拯救养老基金，打击食利金融部门
7月30号一大早，布什总统签署了参议院在前一个周六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通过的法案。这部新的“住房法案”（比较诚实一点的名称应该是“2008年金融拯救法案”）授权财政部和美联储向对住房抵押贷款进行打包和提供保险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提供数额不受限制的信贷，以及对联邦住房署（FHA）和各地方机构注入3000亿美元的新放贷权限，以支持“房地产市场”。
这部法案的新闻发布稿宣称它的目的是“为美国40万户处于挣扎之中的有房家庭提供抵押贷款救济并稳定金融市场”。但其真实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和机构投资者去掉账面上的抵押贷款坏账。而抵押贷款是当今的大部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主要资产项。针对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住房署增加的注资是1 4万亿美元政府信贷紧急供给的一部分，其目的是防止住房价格跌到比较可以支付得起的水平——美联储和财政部将齐心协力地吹胀资产价格，使经济体之中涌入越来越多的免费信贷，而对借款人而言则是昂贵的债务。这笔资金本可以用于救助个体债务人，让他们的住房免遭没收，以及将他们的抵押贷款额重新确定在比较合理的水平之上。但有房家庭并不是财政部和美联储的选民，华尔街才是，而华尔街的利益完全没有反映经济体之中其余组成部分的利益。这部法案的目的非但不是将债务减轻到比较可以接受的程度，而是把住房价格恢复到高水平，要求新的买房人为获得住房而陷入甚至更为沉重的债务之中。
最终支撑打包抵押贷款的价格的，是作为担保而抵押的房地产的市场价值。经由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住房署，政府将以其自身的信用，为银行和机构无法偿还的、整个经济也无力支撑的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债务提供担保。公共部门的贷款和担保将要取代现有抵押贷款持有者们深陷于其中的坏账。地产价格有可能在已经下滑15%之后再降25%。这种程度的价格大跌会将打包出售给美国养老基金、其他机构投资者和外国银行的贷款背后的担保品价值冲掉一大半。自由市场现在意味着政府为金融部门的损失承担责任的市场。
这一点为什么没有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到？原因在于经济意识形态的短视。我们的社会已经对未来视而不见，它已经丧失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和“进步时代”的改革者们所着力关注的长期视角。大部分人都没有看到正在进行之中的金融战，而是想当然地认为金融、实业和劳工正在为着同一类经济增长和财富而奋战。现实是金融的目标和产业的目标之间存在着冲突。
一般情况下，每一方都出于各自的利益而投票和采取行动。至少这是民主政治理论和有效市场的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最好不要明目张胆地欢庆胜利。最近对不负责任的抵押贷款放贷人的金融拯救被描述为让更多人拥有自有住房的一项住房法案（当然，以成为房奴的价格），而不是对金融利益的让步。最好不要承认金融体系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政策的控制有可能将经济进一步拖入资不抵债的境地，或者这会严重挤压各州和地方的财政以及公共的和私人的养老资金。花言巧语的欺骗已经成为了一项决定性的策略。而最为普遍的一种欺骗方式，就是让公众对不断上涨的房地产价格和负债的相应增加产生认识上的局限。
要做到这一点，奥妙在于让人们确信，增加的坏账可以以由政府担保形成更多债务而加以拯救。甚至连《华尔街日报》都承认这是“面向富人的社会主义”，让抵押贷款承销和放贷机构的利润流入私人腰包，而让公众承担损失。但是，在“社会主义”一词发明之前的几千年里，政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以债务融资的资产价格膨胀
尽管格林斯潘先生曾臭名昭著地将住房价格的疯涨赞美为“财富的创造”，但它基本上是债务的创造。住房价格在大跌，而推动价格上涨的债务却并不见减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
金融泡沫在其早期会赢得广泛的支持，这是因为资产价格膨胀的速度超过了债务的增加。这促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即运用债务杠杆——相对于自己的钱，最大程度地使用借入的资金——是实现经济体富裕的一种快速且几乎毫不费力的方式。通过将注意力从实际的生产方式的改善和生活水准的提高上转移开来，转而关注反映资产价格相对于债务增长的膨胀步伐的金融资产负债表，这种幻觉得到了强化。
在房地产泡沫期间，通过以越来越高的评估价格以其房产再融资，有房家庭、商业性的投机者和公司掠夺者们得以从未来挤出利息。但当金融和地产从经济体的其余部分攫取了越来越多的利息和租金时，问题就出现了。经济体的收缩导致地产价格的下降。投机者（最近几年他们构成了住房市场的15%左右，六个买家中就有一个是投机客）不再买入，而被债权人强行收回以及遭抛弃的地产则加速涌入市场待售。银行缩减抵押贷款的借贷，而价格的下降导致利用债务杠杆买房的有房家庭、随后是银行和其他不幸的抵押贷款持有者们陷入负资产的境地。打包抵押贷款的买入者们发现他们坐在一堆纸面资产之上，其价值根本就不是三A的债券评级所说的那么一回事。
正在被拯救的是持有最近几年发放、打包和出售的抵押贷款坏账的那些金融机构。陷进去的还有“单一险种”（业务单一）的保险公司，它们的资本金不足以支撑为这些贷款的面值承保所产生的风险。在面临破产的威胁之下，它们的股价大幅下滑，低到无法筹集大量的新资本，为它们已经承保其价值的那些债券和打包贷款支付保费。这就是房利美和房地美为什么正在被要求去“拯救房地产市场”的原因，这么说的意思是抵押贷款债务在呈几何级数地增长。
这样的增长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半私人性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为了提供“流动性”不仅仅大量买入并打包抵押贷款，而且为这些抵押贷款的收入流提供了保险。正如自1998年至2008年担任美联储圣路易斯银行行长的威廉•普尔（William Poole）所指出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存在的目的是为市场上所交易的证券化抵押贷款提供担保。其业务就是保险业务。”这种针对抵押贷款违约（最终是针对银行和抵押贷款承销商发放超出买房人偿付能力的不良贷款）的保险，是导致其销售具有如此不负责任的证券的原因。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今年仍有两到三百万美国有房家庭预计会违约，进而导致住房遭债权人强制收回。
普尔先生接着指出，政府接手这两家上市机构承销和担保的抵押贷款在技术上造成联邦债务的翻番，即从5万亿增加到10万亿美元。政府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也增加了，但现实世界里的会计核算很快变得乱成一团。
从“财富创造”到债务收缩：作为经济成本的金融财富
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房利美和房地美所承销和提供保险的债务的呈几何级数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是因为它造成了国内债务的收缩。如上面所指出的，格林斯潘先生所称的“财富创造”——以信贷吹起房产和股市价格——实际上是债务的创造。资产价格取决于银行的放贷量。如果它们在放松放贷条件的基础上增加放贷量，地产价格将会疯涨。但承担推动这个过程的债务导致越来越多的收入无法用于消费和支付税收。不断增加的巨额利息和分期付款收费造成用于商品和服务开支或者税收支付的收入的减少。因此，对债权人的这些支付压缩了国内市场，挤压了企业的利润以及公共财政。许多个人面临信用卡债务、汽车分期付款和其他债务的拖欠，迫使银行针对它们的不良贷款计提更多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它们收缩放贷，导致资产价格的急速下跌。
在财政部那里，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亨利•保尔森希望进一步增加贷款，为购买否则注定要遭债权人强制收回的房屋提供融资，以此来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梦想是保持高房价，从而为抵押贷款的那些放贷机构提供支持，而不是让价格跌到新的买房人无需深陷债务泥沼就能买得起房子的地步。要支撑起房地产价格就必须维持账面上现有的债务量，实际上还要增加债务量。经济将会收缩，因而将更为无力承担其债务负担。这件事的教训是每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往往都会造成新的、无法预见的问题——问题的规模往往更大，又需要有新的解决办法，进而带来规模更大、更加无法预见的问题。这就是社会如何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而改变自身的，无论改变的结果是好是坏。
作为金融链条上新的最薄弱一环的养老金债务
在房地产之后，经济的最大一笔债务是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这个问题日趋严重，但却一直没有受到大部分公众媒体的注意。私人部门的养老金由联邦层面的养老金收益担保公司（PBGC）提供保险，而这家公司为了让企业避免支付合理的保费，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资本金不足。这一切都是最近几十年里迅速蔓延开来的会计掩饰手法的一部分。严重得多的一个问题是州和地方一级的养老金安排。它们不仅资金不足，而且它们根本就没有保险！原来指望的是公共部门的养老金可以由不断增加的地产税收入和金融投资的资本收益来支付。但对地产征税现在很可能会导致拖欠抵押贷款的归还，而股市自从格林斯潘的互联网泡沫在2000年破灭之后就再也没有真正上涨过。这是经济试图维持抵押贷款债务几何级数的增长而把自己逼入的一个死角。
正当州和地方一级需要支付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正在猛涨之时，地产税的减少有可能造成它们的预算出现赤字。在资产负债表的开支一方，地方政府必须要花更多的钱应付空置的房屋给当地带来的影响，这些空置房屋或者建筑材料被搬走，被不明身份的人所占住，被烧毁，或者成为了社会治安的一个隐患。在收入一方，州和地方政府面临着平民主义的压力，对承诺削减地产税的政客要给予支持。这场运动是大房地产利益集团所精心设计的，那些一般会假惺惺地同情背负着抵押贷款债务的退休人士和其他有房家庭的人，则在背后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乍看之下，拯救房利美和它背后的房地产市场、为美国的有房家庭维持高房价，似乎与企业、州和地方的养老金安排并没有紧密的联系。但拯救抵押贷款的放贷机构最终必须以牺牲州和地方一级的地产税收入为代价。打算用于支付利息的收入无法拿来交税。急剧增长并需要支付更多分期付款利息的债务迫使征税的对象转为劳工和产业。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金融部门步步为营，把政府的职责和权力揽到自己身上。信贷的分配权让银行和华尔街得以将经济的资源规划权集中到它们的手中。当今的自由主义反税收的“自由市场”言论只不过是对金融部门取代了经过选举上台的民主政府的一种掩饰罢了。前瞻性的规划正在遭到扭曲，目的是为金融部门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促进长期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一点由本周的拯救房地产市场措施之中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特色所体现了出来：这就是“负抵押贷款”的推出。这些抵押贷款在本金之上加上利息，这样它们越滚越大，而非自行分期偿还。推出这种抵押贷款的表面理由，是这种系统化地增加越来越多的信贷的创新能够让低收入的有房家庭以最低的分期付款和当期利息支付而保有它们的住房，借入利息而不是从当期收入或者其他收入来源中拿出一块支付利息。
这样做的结果，是以前归有房家庭或者他们的子女所有的“资本”（土地价格）收益自此以后将归抵押贷款的放贷机构所有。一个多世纪以来，大部分美国家庭实现财富增长的主要方式是呈几何级数增加的土地价格这样一份免费的午餐。现在要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将是它们的债务负担了。金融部门将得到土地价格收益这份免费的午餐。在过去的十年左右时间里，它是通过每一次以比前一次更高的价格对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而做到这一点的。从此以后，抵押贷款余额将自动增加，为债务人越来越高的利息费用提供贷款。
在本金之上加上利息费是庞氏骗局所玩的把戏。这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实体经济无法跟上“神奇的复利”的增长。布什和保尔森的拯救计划要让抵押贷款额变得越来越大，无论地产价格是否与之保持同步。利息收入一开始归作为抵押贷款放贷者的联邦政府所有，但这项创新实际上是商业银行在这方面的一次试运行，它们将开始提供不仅让它们得到利息、而且获得地产的“资本”收益的抵押贷款。这样，贷款永远也还不清。它不断增加，为银行部门带来越来越多的利息收入——这真是自动扩大市场的销售战略！
这些收益之中包括州、地方和联邦政府无法得到并用于整个经济的土地价格上涨的收益。因而这项安排将迫使公共部门转向地产之外的其他地方以获得其收入——具体而言，也就是消费者和产业。
谁将得不到偿还：银行人士和债券持有人还是靠养老金生活的人？
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到当今的州和地方财政赤字，乍看之下是养老金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金融化（债务）的问题。为了实现股息支付的最大化，汽车、钢铁、民航和其他行业的企业与劳工达成了一项协议，将劳工的工资以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形式推迟支付。而劳工——他们比企业里的财务经理们有长远眼光——选择了推迟取得他们的收入，这样长期而言可以获得更大的保障。
公共部门养老金资金的不足是金融部门力推的反税收意识形态造成的结果。政客们对房地产和金融部门中为他们提供政治献金的捐款人投桃报李，从富人那里借钱，发行债券而不是对传统的房地产征税，以此为这些部门的预算融资。
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的发行机构指出，没有足够的收入用于偿付所有的债券。它们雇用的游说人员迫使各城市——从纽约到圣地亚哥——不要提高税收。这导致开支的缩减——而遇到抵抗最小的一条缩减开支之路，是对于为公共部门雇员已经通过谈判获得的退休收入和医疗保健提供资金视而不见。这需要让选民在惊慌之下同意它们不履行这些承诺并就此“重新谈判”，为了为此铺路，金融部门的游说人员正在推行一种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他们把责任归咎于企业和公共部门的养老金安排，归咎于人们的寿命比以前更长，说这增加了每一个在职人员或者纳税人要养活的退休人员的数量。
真正需要提出的问题，是被大肆吹嘘的科技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为什么不能承载人口压力。原因在于经济无法既承载人口的压力，同时又支付急剧增长的债务清偿和货币管理费。有些东西只得放弃——而对于金融部门来说，要放弃的是劳工的工资、产业的利润和公共税收。这种教条主义的观点没有看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经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盈余，它远远超过了生产成本和基本的生活成本。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表明，劳工并没有以消费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形式获得这些盈余。相反，债务清偿和相关的金融费用、垄断定价以及对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激增的税收减让正在侵占经济增长的这一成果。
金融部门强调支付给劳工的工资和养老金过多，实际上这是烟幕弹，它掩饰了放贷机构发放了大量的贷款，而这些贷款只有切割和出售资产以及减少和外包劳工的雇佣才能偿还。当今的债务——还有地产的价格——以复利在增长，超过了经济的偿还能力。
我们之所以陷入这种混乱的境地，首先在于以牺牲劳工和产业为代价而给予了房地产和金融以特别的税收优惠。劳工并没有要求政府承担责任，像大部分文明国家那样为雇员和退休人员提供足以维持生活的收入和医疗保健。相反，这个责任落在了私人部门的身上。这导致美国的劳工和他们的雇主要承担起其他大部分国家的劳工和雇主都无需承担的成本。企业的养老基金只得通过金融投机预先进行储蓄，从资本收益之中拨出一块支付养老金和医疗保险。
这些资产价格的收益要由政府加以保证，即通过减税给企业留下较多的利润和其他收入，对它们进行资本化，形成更多的贷款，从而推高资产价格，从中支付养老金以及开展商业活动、维持生活和进行管理的其他成本。这种绕道而行的金融化在美国的商业活动和劳工雇佣开支之上加上了一笔非生产性成本。不过当权者之中几乎无人愿意指出如何才能从我们已经走上的这条错误道路上走回来，唯恐这会对当今金融化的世界观造成干扰。
只要人们相信政府只会无益地增加成本——而金融部门只会“节俭”并提高经济的效率，那么就几乎没有另寻他途的动力。毫无疑问，人们可以指出像纽约市针对公共运输工人、警察和消防员的养老金安排给予的退休金过高了。这几个地方行业工会获得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待遇远远超过了整个劳动力的待遇水平。但是，在目前的这个体系之中，由于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是由一家家企业、一个个城市和一个个州分别进行谈判，而不是像在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中那样在国家层面确定下来的，所以这样的例外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在地方层面进行的税收谈判的情形也是如此。各家企业和房地产投资商让各个州和各个城市为将自己坐落在（或者仅仅是留在）某一个地方而相互打架，从而获得特殊的税收优惠。政治游说和内部人交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变得普遍而盛行。
美国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上对公共服务和税收的反感。“二战”之后，企业对“公费医疗制度”表示反对。这导致企业从收入之中拿出一块支付医疗保健费用，而不是由政府进行组织，从综合税收之中作出支付。当既得利益集团承担着累进税的大头时，这对它们很可能是一种合理的安排。但是，最有钱的那些家庭现在已经成功地将税收负担转移到相对不那么富裕的家庭身上，而前者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态度已经不再符合它们自己的利益了。通用汽车公司最近抱怨说汽车行业比钢铁行业的平均医疗保健成本还要高。不过总得有人支付医疗保健费和退休金。如果不是政府，那么应该是谁——除了雇主之外？人们不禁怀疑通用汽车公司想多得到点什么：是享受过时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高谈阔论呢，还是让消费者以“使用费”的形式支付他们的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费用，而无需高收入家庭像在实行更为累进的税收制度的国家里那样承担起责任？
回过头来看，当企业把提供价格飞涨的医疗保健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时，它们的行为似乎并不是出于自身的利益。医疗这个职业本身已经被金融化的健康管理组织（HMOs）所取代，后者正在成为“火爆”部门（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之中一个日益兴旺发达的部分。它对医生和病人都实行定额制——医生是按提供的服务收费，对不幸患病的投保人则给予定量的医疗。颇令人吃惊的是这被描述为自由市场对中央计划的取代。
企业为什么看上去如此自挖墙角？原因可以追溯到累进税的时代。两个多世纪的经典经济分析已经表明，对掠夺性财富（土地所有权、垄断性权利和金融对经济的索取权）而不是劳动力和实业征税是合理的。这样做的目的是对所有非生产所需的收入征税。其中最主要的征税对象是针对土地——它是由自然所提供的——的各种权利，其目的是收取土地使用费，此外还有其他资源开采性地产的各种权利，以及在生产所实际需要开支的各种费用之上附加的各种金融收费。
早期的所得税涵盖了这些“非劳动所得”。在“火爆”部门是纳税大户的时代，为尽量减少自己的纳税义务，这些部门因此而反对政府开支，包括公共服务、医疗保健，甚至基本的基础设施。这导致金融和房地产部门与实业和劳工之间产生利益上的对立。但由于从事实业的企业在认识上的僵化死板，它们在开始逐渐摆脱税收义务之时没有能够改变它们对于公共服务的态度。自从美国于1913年实施其第一部现代所得税法以来，金融及其主要的服务对象——房地产和垄断企业——就通过大力游说扭曲这部税法，目的是让它们的收益免于纳税。它们不是以应税收入的形式报税，而是将房地产部门的收益计为生产利息和过度折旧的成本，以及计为对位于海外避税中心的自己开办的公司的付款。金融和地产部门还将它们的收入以资本收益而非利润的形式加以表现，通过金融对冲基金进行交易，而这些基金的收入仅按正常收入的一半纳税。
对于那些最为有钱的1%的家庭来说，它们的收入表现为奖金而非工资的形式，因而享受联邦保险出资法案（FICA）针对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设置的仅为10 2万美元的工资保留临界点。《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最有钱的1%的家庭所获得的收入“仅仅”占应税收入之中的一个很小比例，这个结论的真正含义只是它们的经济收入之中应该缴纳所得税的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它们的财富的增加所采取的形式并不属于“收入”这一类。与此同时，通过遗产继承获得的财富是一个可钻的巨大空子，以此可以一直避免缴纳房地产和其他资产价格上涨产生的资本收益的税赋。
如果从事实业的企业行事开明，它们会看到，随着它们在国家、州和地方层面的财政负担的减轻，它们的经济利益在于“社会化”员工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这样一些管理费用成本。当然，如此将费用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转移到公共部门身上——与此同时对企业、金融和房地产不予征税——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歪曲。这只不过是将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的成本从企业和地方政府那里转嫁给了联邦政府，最终还是要由低收入家庭承担——最好是以“使用费”的形式，就像格林斯潘委员会在1982年以来臭名昭著地将税负从企业那里转移到劳工身上的社会保障收费那样。劳工和消费者既然已经承担了税负的绝大部分，企业和私营部门的雇主们看来就不太可能比以前多承担一些公共开支的成本了。
但是，意识形态上的标语口号满天飞往往会导致思想的僵化并限制政策的选择。虽然企业和金融部门已经不承担税负，但它们仍然反对“大政府”。这是既得利益集团固有的问题。它们生活在短视之中，它们只是为它们自己。金融的心态是机会主义的（“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对将来极少注意，甚至也不是非常理解。劳工可没有这种奢侈的享受。他们要关心在退休之后以及在医疗保健费用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如何生活。这涉及对经济和社会契约采取一种比较有远见的态度。
与此同时，作为州和地方一级财政来源的物业税继续在逐渐淡出。税赋正在转变为针对消费者而非高端金融和地产所征收的所得税和销售税。多年以来，由于逐渐取消对房地产征税，如圣地亚哥这样的城市和如新泽西这样的整个州以退休金和医疗保健义务而不是当期工资的形式支付政府雇员，同时则向富人借钱而非对他们征税。富人之前作为物业税被征收的收入用来向银行抵押，获得贷款购买价格不断上涨的地产，因为地产收益是不用纳税的。
长期来看，所有这些都是疯狂的财政和经济政策——不是人民大众的疯狂，而是金融部门出于自我利益进行游说所导致的疯狂。它造成的结果是一种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趋势。但是对它可以进行伤口的包扎，7月30号的拯救行动即是一例。金融和地产领域的既得利益者已经从累进的物业税和所得税之中成功脱身，他们还希望再次玩弄相同的花招，从偿付企业和公共部门雇主对其雇员欠下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债务之中脱身。
脱身要有平民主义的说辞。马尔萨斯主义的论调在两个世纪以前颇有斩获，那么为什么不再用一次呢？把责任推到人口增长上吧——这一次不是穷人往往生下了更多的孩子，而是工人的寿命超过了应该去死的退休年龄——雇主们满怀希望地用模型确定年龄，说如果工人在这个年龄死去，那么雇主们的金融状况就会比实际情况要好了。现在有这样的说法，即如果偿付企业和公共部门欠下的债务的话，那么经济就会破产。没有人提及因为削减针对富人的累进税导致借入公共资金而要向债券的持有人作出偿付。也没有人提及7月30号对抵押贷款放贷机构的拯救意在造成甚至加重高昂的房地产价格负担，以及相应的住房抵押贷款负担。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依然似乎是在“创造财富”，而非把买房人逼入债务深渊。
有些东西只得放弃。是这种金融化的世界观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我们将会看到，当下一次金融危机出现之时，报纸上还会出现所有这些惯常的感叹：“没有想到”，“问题之严重令每个人都深感震惊”，诸如此类。拜托了，金融部门与经济的其他部分格格不入，这么明显的事情难道没有一家主要的媒体看出来吗？
二、中东应该如何对其不断增加的贸易盈余进行投资？
因为石油和其他出口换回的款项，也因为美国对中东各国的股票市场和其他财产投资的不断增加，这些国家获得的美元在逐周增加。这使它们面临着一个问题：它们该怎样处置这些美元？
在传统上，出口国增加它们的资产购置，以此将它们的出口收入储存起来。但是，如果它们购置更多的以美元标价的资产，这依然还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吗？
世界各国的央行现在持有约2 5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另外还有一万亿美元投向了私人部门的美国美元债务之中。随着美元汇率的下降，当它们持有的资产以它们自己的货币来计价时，这些银行便遭受了损失。更为严重的，是本金本身现在也存在着问题。美国能偿付其外债的出路是看不到的。其贸易盈余持续恶化，而其对外军事开支则加剧了总体上的收支赤字。
这意味着美国正在向世界上的其余地方注入越来越多的美元，但却并没有偿还它们的任何手段——或者说没有这样做的任何打算。这就是其他国家为什么视这些美元为“烫手的山芋”，试图尽可能快地把它们给处理掉的原因。
但是，所有的这些国家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正在利用其新近流入的美元，试图买入外国的原材料资产、土地以及它的长期增长所需的其他资产。而有些中东国家正在买入国外生产的粮食和原材料的长期供给协议。而随着美国政客们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美国政府正在阻止外国对美国国内最令人垂涎、最具回报的部门进行投资。这威胁到外国对美国的投资将局限于劣质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价格正在下跌的房地产，还有向资不抵债和股市价格大幅下跌的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去年中东购买花旗银行的股份就是最为臭名昭著的例子。
这意味着中东的石油出口国——事实上，还有欧洲的工业出口国——正在向美国的消费者们放弃它们的石油和其他产品，用以交换存在着变得花不出去、因而变得一文不值的危险的纸面上的欠债。
幸运的是，还有一个较好的投资渠道。这就是中东各国政府将它们的出口收入投资于加强它们自己的经济，而不是美国和其他美元区国家的经济。两千年前，甚至在希腊以及罗马帝国的顶峰时期，中东就长期以来都是世界上最具有企业家精神、最繁荣的地区。什么正在阻止它重新取得这样的历史地位？
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沙漠化。通过结合国内的基础设施开支和长期的国际易货交易，这个问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克服。在主要货币的市场变得不稳定之时——而且看来汇率在未来的十年左右将会一直起起伏伏和剧烈上升，长期的国际易货贸易是显而易见的出路。
这与中东上一次在1973年后开始获得大幅增加的出口收入有着显著的类似之处。在那时，它与来自韩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企业达成了石油换基础设施的交易，由这些企业修建道路、医院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准所需的其他设施。今天，中国已经加入到这个组合之中。
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作为经济强国甚至军事强国（至少出于防御目的）的崛起，还有俄国和中亚的崛起，已经导致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伊朗已经加入其中。世界正在变得多极化，可以说这只是对美国将北约延伸到中东、印度和太平洋地区，从而试图发挥这个组织在后冷战时代的作用的一种防御性回应。
只要亚洲和印度有希望崛起为世界的主要工业中心——可能再加上南美洲的几个主要国家，这种经济上的重新排列组合在性质上就内在地具有政治性。不客气地说，美国是反对这样的，因为这威胁到其成为单一霸主的愿望。而且，不客气地说，这一点正是英国CBE勋衔获得者詹姆士•艾乐礼（James Ellery）准将4月22日在伦敦的亚非学院所说的。他将美英的伊拉克战争描述为其作战的目的是阻止“东方化浪潮”——全球政治经济力量向中国和印度的转移，而这两个国家进口了“中东石油的三分之二”左右。
艾乐礼准将位高权重，自然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在2003年后是英国外交部派驻巴格达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的高级顾问。他在演讲中表示，美国的全球战略家们不愿看到伊拉克像伊朗那样，因为美国对其实施经济制裁而将其经济重心转向东方。
这是美国的恶梦，因为它一直以来都将中东作为拯救日益削弱的美国金融经济的储蓄罐。在1972年至1973年的第一次谷物和石油震荡——当时美国将谷物出口价格提高了三倍，石油输出国组织以提高石油价格三倍作为回应——之后，美国财政部官员告诉中东的统治者们，对于油价，他们可以想定多高就定多高（因而为美国国内的石油大鳄们提供价格保护伞，让这些企业赚个钵满盆盈），但如果他们不将其出口收入回流到美国，这会被视为对美国的宣战。
这意味着对于中东而言，要运用其出口收入发展它自己的经济，可能需要打破美国的外交势力范围。最低程度而言，这使得这个地区有必要让美国结束其对伊拉克的占领——包括它现在正在建造的那些军事基地。
所以，对于如何就中东和美国之间地缘政治的这种重大变化进行谈判，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提议以公允的市场价格（当然不是以共和党竞选献金者们已经支付的那些高昂的价格，联合国和美国国会预算局均认定合同签订过程之中有腐败行径，而且缺乏适当的监督）买断正在建设之中的美军基地，可能还包括已经建成的缓冲地带。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向美国表明，它在1971年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获得的免费午餐已经结束了。
这听起来似乎是对美国收取类似保护费的费用的屈服。但在当今的情形之下，保护费很可能是值得付出的。
两个世纪以前，美国提出了门罗主义：欧洲必须将西半球留作美国的势力范围。这个世界采取对等行动，要求美国也将东半球留给这个地区的各个国家，按它们的愿望和平发展，现在难道不正是时候？
中东各国越是能公开地提出这类利益交换，它就越有可能被采纳为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一项政策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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