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姆斯基：危机与希望--他们的与我们的

危机与希望：他们的与我们的

诺姆·乔姆斯基 著 吴万伟 译

或许我应该先解释一下这个题目。明确区分“他们的和我们的”“他们和我们”非常困难，因为有太多的细微差别和变化。我不能代表“我们”发言，任何人也不能，但我还是假设这是可能的。

“危机”这个词也存在问题。什么危机？当今存在众多非常严重的危机，这些危机相互交织在一起很难进行明确的区分。但为了简单起见，我再次假设相反的情况。

《纽约书评》6月11期提出了进入这个泥沼的一个方法。本期组织了一次专家研讨会来讨论如何对付危机，其封面标题是“如何对付危机”。它很值得读一读，不过我们要注意这定冠词。对于西方来说，“这个危机”的含义再明显不过：指重创富裕国家并带来重大影响的金融危机，因此最重要。但是即便对富裕者和特权者来说，它也绝不是唯一的危机，甚至不是最严重的危机。比如在2008年10月26日孟加拉报纸《新国家》上，我们看到：

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是，人们花费数万亿的钱来堵世界著名金融机构的窟窿，而今年早些时候在罗马承诺的解决粮食危机的小数目123亿美元中，只到位了10亿美元。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规定的目标，到2015年末至少要消除绝对贫困的希望似乎像从前一样遥不可及，这不是因为缺乏资源而是缺乏对世界穷人的关心。

这篇文章继续预测2009年10月的世界粮食日“将刊登世界穷人困难的震撼性消息，结果很可能是很少要求行动的‘消息’而已，即使有要求的话。”西方领袖似乎决心要实现这些凄惨的预测。6月11日的《金融时报》报道说联合国世界粮食项目在减少粮食援助比例，因为捐助国遭遇金融危机，资金困难，取消了一些项目。”受害者包括埃塞俄比亚、卢旺达、乌干达等。大幅度削减预算是在饥饿人数在十亿人，过去六个月增加了超过一千万人的情况下出现的，因为西方经济危机导致粮食价格上涨，汇款减少。

正如《新国家》预测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的“震惊的消息”甚至没有达到“仅仅是消息”的水平”。在《纽约时报》上，世界粮食计划署报告的在处理日益严重的“人类灾难”时，吝啬的西方捐助减少的消息在“世界简讯”栏目下只不过占了150个字而已。这不是最罕见的。联合国在宣布世界沙漠化日的时候也发表预测，说沙漠化正在让超过10亿的人的生活陷入危险中。按照尼日利亚报纸《今日》的说法，其目标是“阻止世界范围的沙漠化和干旱，通过提高公众的觉悟，在成员国内实行处理沙漠化的行动规范。”提高公众觉悟的努力在美国全国性报纸上根本就没有提到。这样的忽略实在太常见了。

回顾一下英国入侵者在进入当今孟加拉时的情景或许是有启发意义的。他们被这里的富裕和繁荣感到震惊，但是现在它成为苦难的象征，这不是上帝的行为造成的。

正如孟加拉的命运所显示的，可怕的粮食危机不仅仅是财富和权力中心“缺乏真正关心”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全球经理明确的关心---自己的福利的结果。记住亚当·斯密对英国政策形成的准确观察永远是好的。他认识到在他那个“商人和制造商”的时代，政策的“主要建筑师”要确保自己利益“得到特别关照”，不管这对别人产生的影响多么“剧烈”，包括英国人，以及更加明显的“受到欧洲人野蛮对待的”人，尤其是被征服的印度。斯密自己最关心的是欧洲人征服的领域。

斯密特别指的是重商体制，但他的观察是笼统的，可以作为国际关系和国内事务的少数坚固的持久原则之一。但是，这不应该过分笼统化。有一些有趣的案例，其中国家利益，包括长期的战略和经济利益超越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政策的经济力量集中的狭隘考虑。伊朗和古巴是有指导作用的例子，但是这里我暂且搁置这些话题。

粮食危机首次爆发和最剧烈地爆发是在2008年初期的海地。像孟加拉，当今海地是苦难和绝望的象征。像孟加拉一样，当欧洲探险家到来的时候，该岛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欣欣向荣。后来它成为法国人财富的的来源。我不想回顾这段悲惨的历史，但是当今粮食危机可以直接追溯到1915年，伍德罗·威尔逊的入侵：野蛮和破坏性的屠杀。威尔逊的众多罪行之一是用枪口威逼海地议会解散，因为它拒绝通过允许美国企业接收海地土地的“进步法案”。威尔逊的海军陆战队主持了自由选举，该法案以被允许投票的大众的5%的99.9%的比例通过。所有这些在历史上流传下来就是“威尔逊理想主义”。

后来，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开始了通过坚持比较优势的神圣原则把海地变成“加勒比海的台湾”的工程：海地必须从美国进口粮食和其他商品，而工人，大部分是妇女在条件恶劣的、美国拥有的生产线上工作。海地的第一次自由选举是在1990年，威胁到这些在经济上理性的项目。贫穷的多数首次进入政治领域，选举自己的候选人民粹派牧师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华盛顿采取了此类情况下的标准操作程序，立刻颠覆该政权。几个月后就出现了预料之中的军事政变，结果是受到老布什支持的恐怖统治。它甚至得到克林顿的全力支持，虽然有种种伪装。到了1994年，克林顿认定民众已经被充分恐吓住了，派美国兵去恢复民选的总统，但是有严格的条件，那就是他必须接受新自由派政权，尤其不能采取经济保护政策。海地农民种植水稻的效率很高，但无法和美国的依靠大量政府补贴的农业竞争，这些补贴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自由贸易的吹鼓手里根，他极端保护主义和经济上的国家干预记录却很少被人考虑。

在十亿人面临饥饿的时候，拯救银行并不是最重要的。

随后发生的事没有什么让人吃惊的：1995年美国国际开发署报告观察到华盛顿提出的“出口推动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将“无休止地挤压国内种植水稻的农民。”新自由政策拆除了经济主权中的剩余内容，使得国家陷入混乱，又因为小布什出于玩世不恭的立场封锁国际援助。在2004年2月，海地的两个传统折磨者法国和美国，支持了军事政变，把总统阿里斯蒂德弄到非洲。到这时候，海地已经失去了养活自己的能力，对价格波动变得非常脆弱，这是2008年粮食危机的直接原因。

在世界很多地方故事都非常相似。在狭隘的意义上，粮食危机源于西方缺乏关心或许是真实的：少量施舍就能解决受危机影响最大的受害者的困难。但是更深刻的原因是，危机来自亚当斯密总结出来的企业主导的国家政策的基本原则。这是我们太容易回避的东西---在十亿人面临饥饿的时候，拯救银行并不是最重要的。同时不要忘了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里承受饥饿困难的数千万的人。

在金融和粮食危机中引起特别注意的一个可能方法同样靠边站了。这是瑞典和平研究院（SIPRI）在最近出版的关于军事开支的权威年度报告中建议的方法。军事开支的规模惊人，而且在不断增加。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开支的总和，是最接近的竞争者中国的开支的7倍。所以没有必要浪费时间进行评论了。

人们关心的议题的分配显示了另一场危机，文化危机：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短期的狭隘的利益的倾向。这是我们社会经济机构和意识形态支持体系的核心因素。其中一个表现是为公司管理者自己发财而设计的一系列恶意的刺激措施，不管它们对别人造成多么糟糕的影响。比如愚蠢的民众提出的“不能让大企业破产”的保险政策。

在市场失效的内部存在一些更深刻的问题。现在才姗姗来迟地认识到的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的是系统风险的低价原则: 如果你和我做交易，我们把成本算在我们身上，不在别人身上。金融业如高盛（Goldman Sachs）公司如果经营良好，将计算出一旦贷款变成坏账将造成的潜在成本，但是对金融体制产生影响可能是十分严重的。市场的这种内在缺陷是非常著名的。10年前，就在人们对市场效率大唱赞歌的高潮中，两个著名经济学家约翰·伊特韦尔（John Eatwell）和兰斯·泰勒（Lance Taylor）在一本重要的书《处于风险中的全球金融》中提出了市场缺乏效率的这些后果，并提出了对付这些问题的大概提纲。他们的建议与作为克林顿政府策略的取消管理的喧嚣产生明显的冲突。如今奥巴马却要依靠这些帮助制造了这个灾难的人来进行紧急救治。

在很大程度上，南方大部分国家遭遇的粮食危机和北方国家遭遇的金融危机有一个共同的来源：1970年代以来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它终结了二战后美国和英国创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布赖顿森林体系的设计师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哈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预测到其核心原则---资本控制和货币管理---将导致迅速的、相对平衡的经济增长，也能让政府有能力创立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社会民主项目。它们在两个方面都被证明大部分是正确的。许多经济学家称此后直到1970年代的那些年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不仅看到了空前的和相对平等的经济发展，而且引入了福利国家措施。正如凯恩斯和怀特认识到的，自由资本流动和投机将限制这些选择。若引用专业文献，资本自由流动将创造出由放贷者和投资者组成的“虚拟参议院”来对政府政策实行“个案全民公决”。如果他们发现政策不理性，也就是说旨在帮助人民而不是追求利润的话，他们就通过资本出逃或者攻击货币或其他手段投票反对这些计划。因此，民主党政府有“双重选区”，一是选民，一是总要占上风的“虚拟参议院”。

巴里·埃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在对金融体制的标准历史中写到，在更早的时候，市场失效和失败的成本就已经被转嫁到民众身上了，不过当时比较困难，因为政府被“男人普选权和工会主义（trade unionism）议会工党的兴起“政治化”，后来又因为大萧条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民众而变得激进化。因此，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里，“对资本流动性的限制替换了对民主的限制，以此作为隔绝市场压力的一个来源。”存在一个必然结果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拆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限制恢复了对付民主的强大武器。

常常被称为“民主提升”的新自由派的民主回落使得商界拥有其他控制手段，使得大众边缘化。一个例子是美国通过公共关系行业对选举狂言的管理，这种管理在奥巴马时达到顶峰，他赢得了该行业的“2008年年度市场人”的大奖。该行业的经理们在商界报刊上欢欣鼓舞，称奥巴马是那些人的最大成就，他们“曾在30年前在为里根设计选战策略时就帮助把候选人包装成消费品牌来推销了”。《金融时报》解释了一个营销经理的话，说奥巴马的胜利应该比里根以来的任何一个总统“对董事会的影响都更大。”里根曾重新给出了首席执行官的定义。里根说“你必须给予（你的组织）一个远景”,所以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有了“帝国首席执行官执政”的说法。管理公司和包括把候选人当做商品一样推销在内的控制政治的相互强化提供了未来民主管理的伟大前景。

一般来说，自70年代以来，在实行新自由派规则的地方，经济表现越来越糟糕，社会民主工程也遭到削弱。

对于国内外的工人、小农场主、穷人来说，所有这些都肯定造成灾难。在过去半个世纪拉丁美洲和东亚在发展上的巨大差别的原因之一就是拉丁美洲没有控制资本流动。资本流动常常接近其债务的极限，还被作为对付民主威胁和社会改革的武器。相反，在韩国迅速增长的阶段，资本流动不仅遭到禁止，而且违抗者可能受到死刑处罚。

一般来说，自70年代以来，在实行新自由派规则的地方，经济表现越来越糟糕，社会民主工程也遭到削弱。在部分接受这些原则的美国，大部分人的实际工资在过去30年里几乎停滞不前，并没有像从前一样跟随生产力增长而提高。虽然工作时间增多了，现在已经远远超过欧洲。但是一直落后的福利已经拉在人家后面更远了。7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指标---衡量社会健康程度的笼统措施---也是跟随经济增长，但是随后开始下降，到了世纪末已经下降到60年代的水平。经济增长进入了少数人的口袋，越来越多地进入金融业。金融业在1970年代时占GDP的几个百分点而已，现在已经上升到三分之一以上，而生产性工业开始下降，伴随它的是大部分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经济已经被泡沫、金融危机和达到新高峰的公共救助破坏了。一些国际著名的杰出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解释和预测了这些结果。但是关于“效率市场”和“理性选择”的神话占上风。这不是意外：因为它对提供“政策设计”的少数特权者和权势者是有很大好处的。

“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说法本身可能受到挑战。这个阶段的更准确说法应该是“国家资本主义”。国有领域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通过众多措施，如研究和开发、采购、补贴、紧急援助来谋求发展和革新的首要因素。这些政策的美国版本主要是在五角大楼幌子下操作的，只要高级经济的前沿领域是以电子为基础的。最近一些年，情况已经发生了转变，朝向以健康为中心的国家机构，前沿领域更多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结果包括电脑、网络、卫星、信息技术革命的大部分剩余内容，而且还有其他如民用航空、先进的技术工具、医药、生物技术等很多。当我们听到政府可能对金融体制进行干预的可怕警告时，我们应该牢记在心的是经济发展中国家的关键角色，尤其在私有管理机构再次让金融体制陷入危机后。这次的危机空前严重，不仅仅穷人遭罪而且伤害了富人，所以引起特别的关注。至少有点奇怪的是，当读到经济史学家尼亚尔·福格森（Niall Ferguson）在《纽约书评》“危机”研讨会上说“经济史的教训是非常清晰的。经济增长来自技术革新和生产力的提高，这些东西来自私人经济领域而不是国家。”这种言论很可能是在电脑上写出来，通过网络发出来的。这些都是国有领域的产物，几十年后才成为私人赚钱的工具。他的观点显然不是经济史的清晰教训。

对经济的大规模政府干预不仅仅是二战后时代的现象。相反，国家一直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美国殖民地一获得独立，就自由地放弃了坚持出口初级商品同时进口英国高级制成品的正统的比较优势经济政策。相反，汉密尔顿式经济实行高额的关税以便让美国的工业经济如纺织、钢铁等能够发展起来。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描述美国是“现代保护主义的母国和堡垒”，在经济大发展时期实行世界上最高的关税。保护主义是国家干预的众多形式之一。保护主义政策持续到20世纪中期，当时美国远远领先他人，运动场扭曲向适当方向，也就是有利于美国公司的方向。在必要时甚至进一步扭曲，如里根实际上实行了双重保护主义壁垒等措施来挽救无法与日本竞争的无能美国公司。

从一开始，美国就在步英国的后尘。其他发达国家的行为类似，正统政策扼住了殖民地的咽喉，产生了可以预料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南方（比喻意义上）发展的国家日本也成功地抗拒了殖民化。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是在摆脱殖民统治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原则的选择性运用---正统经济学强加在殖民地上，自由国家则随意违反---是造成南北重大差别的主要因素。像许多其他经济史学家一样，贝洛赫在经过广泛调查后得出结论“很难找到另一个案例说明事实和主导理论之间的这么大的冲突”，即所谓自由市场是经济增长引擎的主张，这是发展中国家在最近几十年学到的最惨重教训。甚至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智利也严重依赖总统阿连德（Allende）实行国有化的世界最大的铜生产商智利国营铜业公司（Codelco）。

早年，工业革命的以棉花为基础的经济依赖大规模种族清洗和奴隶制，不是采用国家严厉干预经济的形式。虽然从理论上说奴隶制在内战后终结，它在重建后在很多方面以很恶毒的方式重新出现。类似于把非洲裔美国人生活犯罪化和大量使用罪犯劳工,这一直持续到二战。工业革命从19世纪末期开始就严重依赖这种新形式的奴隶制，这个邪恶的故事只是在最近才被以让人震惊的细节暴露出来。这一重要的研究是由《华尔街杂志》部门主任道格拉斯·布莱克曼（Douglas Blackmon）做的。在二战后“黄金时代”，非洲裔美国人第一次能够享受一定程度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成果，但是丢人的后重建历史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新自由主义年代一直被某些犯罪学家称为“监狱工业联合体”的机构部分重写。这是美国独有的犯罪，自1980年代以来持续犯罪，因为生产工业的解体而进一步恶化。

不能告诉人们发达的经济严重依赖冒险，而最终的利润落入私人腰包，“最终的”可能花费很长时间。

19世纪让世界惊讶的美国大规模生产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军队弹药库里创造出来的。解决19世纪管理的大问题---铁路---是私有资本无法完成的，所以挑战被转交给了军队。一个世纪前最艰巨的问题电力和机械工程涉及到把大炮放在移动平台上射击移动目标---海军火炮。领导者是德国和英国，结果很快流传到民用经济领域。有些经济史学家把它和当今国家推行的太空项目相提并论。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作为政府的传统礼物卖给工业界，其他地方也是这样理解的：难怪欧洲和日本都想购买。二战后，尤其是在美国，国家作用有了显著增长，大部分发达经济都是在这个框架下发展起来的。

国家指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求相当程度的欺骗社会，因为不能通过武力来控制民众。不能告诉人们发达的经济严重依赖冒险，而最终的利润落入私人腰包，“最终的”可能花费很长时间，有时候需要几十年。二战后，美国人被告知他们缴税是要保卫国家免受企图战胜我们的恶魔的袭击。如在80年代，里根穿上他的牛仔马靴宣称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因为尼加拉瓜部队离得克萨斯的哈林根只有两天的路程。或者20年前，林登·约翰逊警告说我们只有1亿五千万人，他们30亿人，如果强权就是真理，他们将征服我们，抢走我们拥有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阻止他们在越南的行动。

对于那些关心冷战现实的人来说，值得认真考察的一个明显的用冷战控制大众的时刻是20年前的柏林墙倒塌及其后续发展。2009年11月的周年纪念媒体已经开始大肆报道了，随着日期的临近，这种内容肯定更多。但是柏林墙倒塌后推行的政策的微妙隐含意义一直被刻意忽略。即将到来的11月如在过去一样，恐怕也是如此。

柏林墙倒塌后即刻的反应是老布什政府发表了新国家安全战略和预算建议来确定在肯尼迪征服世界的“统一的无情的阴谋”和里根“邪恶帝国”崩溃后的道路。这个崩溃也带走了控制国内民众的整个框架。华盛顿的反应明确无误：一切都将大体保持原样，不过有了新的借口。我们仍然需要庞大的军事体制，不过是为了新的原因：第三世界大国的“技术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维持“国防工业基础”，即国家支持的高科技工业的委婉语。我们也必须维持针对中东能源丰富地区的干预力量，我们利益遭受的威胁要求军事干预“不能放在克里姆林宫门口”，这正好和用了几十年的借口相反。有时候不得不承认这种装模作样，如卡特总统的快速反应部队（后来中央司令部）设计师罗伯特·科摩尔（Robert Komer）1980年在国会作证时说,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中东，该力量的最大用途不是抗击苏联攻击，而是对付当地的或区域性的动荡，尤其是全世界非常关注的“激进民族主义”。

随着苏联解体，乌云散尽，对于那些有心观察的人来说，政策关注的世纪内容变得更加清晰。冷战宣传框架做出了两个根本贡献：维持了充满活力的国有经济（军事工业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保护了海外“政策设计师”的利益。

北约的命运暴露了同样的关心,在今天仍然有高度相关性。在戈尔巴乔夫之前，据说北约的目的是遏制苏联对欧洲的入侵。这个议题的合法性在二战结束时就引起争论了。1945年5月丘吉尔下令为“不可思议的行动”拟定战争计划,目标就是“消灭俄国”。该计划在10年前解密，曾在理查德·奥尔德里奇（Richard Aldrich）的《隐藏的手》中被详细讨论过，该书是英国情报界活动的重要学术研究著作。按照奥尔德里奇的说法,他们呼吁英国和美国军队几十万人的突然袭击，同时还有十万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士兵，英国皇家空军将从北欧的基地起飞袭击苏联城市。很快又添加了核武器。10年后的官方立场也不能严肃对待，当赫鲁晓夫接管俄罗斯后，很快提出了大幅度削减进攻性武器的计划。他非常清楚经济落后很多的苏联不可能维持军备竞赛和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当美国拒绝了这个建议后，他就实行了单边裁减行动。肯尼迪以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作为回应，苏联军方在古巴导弹危机后竭力追赶的情形非常清晰地显示其相对虚弱的地位。正如赫鲁晓夫预料的，苏联经济陷入困境。那是苏联后来崩溃的关键因素。

但是北约的防御借口至少还有一些可信度。而在苏联解体后，这个借口消失了。在苏联的最后日子里，戈尔巴乔夫做出了让人吃惊的让步：他允许统一的德国加入全球超级大国领导下的敌对的军事同盟，虽然单单德国就在这个世纪里几乎两次摧毁俄国。最近弄清楚的是中间存在交换和补偿。马克·克莱默（Mark Kramer）在第一次认真研究原始文件时，显然寻求反驳对美国两面派的指控，而实际上显示的内容远远超出人们的假设。克莱默在今年的《华盛顿季刊》上写到，真相是老布什和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向戈尔巴乔夫保证“北约军队绝不会部署在原东德地区。北约管理范围和军队决不向东扩展。” 他们还向戈尔巴乔夫保证“北约将转变成更加政治性的组织。”没有必要评论这个承诺了。随后发生的事告诉我们有关冷战的很多东西以及冷战结束后世界的变化。

克林顿一上台就开始北约东扩的进程。在小布什进攻性的军国主义下这个过程进一步加快。这些举动对俄国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因此它自然通过发展更先进的进攻性军事能力做出反应。奥巴马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有个更具有扩张性的远景：他呼吁把北约向东向南扩张，成为事实上美国领导下的全球干预力量。正如在今天的阿富汗,即现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Afpak），奥巴马让2004年就已经加剧的布什战争进一步升级。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Jaap de Hoop Scheffer）在北约会议上说“北约军队已经保护向西方输送石油和天燃气的管道。”更笼统的是要保护油轮和能源体系的其他“关键基础设施”的海上运输通道。这些计划打开了西方帝国支配的新阶段，更客气的说法是“带来稳定”和“和平”。

奥巴马采用彼得雷乌斯（Petraeus）将军的战略要把塔利班驱赶到巴基斯坦，为这个不稳定的国家带来潜在的严重后果。

就在2007年11月，白宫宣布在伊拉克长期驻军的计划和“鼓励外国对伊拉克投资尤其是美国投资的政策。”这个计划在伊拉克压力下被迫收回，这种压力是美国在民众示威抗议下被迫允许选举的妥协过程的继续。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奥巴马按照巴格达市中市的模式在建造庞大的新大使馆和其他设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巴基斯坦的这些新设施和世界其他大使馆都不同，正如美国独自拥有庞大的军事基地和为了军事目的控制空中、海上和太空的体制。

虽然奥巴马发出了在这个地区建立一个稳固持久势力的意图信号，他采用彼得雷乌斯将军把塔利班赶往巴基斯坦的战略，为这个危险的不稳定的国家带来潜在的严重后果，国内的众多叛乱。最严重的叛乱是在英国控制下的杜兰德沿线部落区域、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区域。这人为边界两边的普什图部落从来就不承认它，阿富汗政府在独立的时期也不承认。在国际政策中心4月份的刊物上，美国最著名的该区域研究专家之一塞利格·哈里森（Selig Harrison）写到华盛顿当前政策的结果将是“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胡赛恩·哈卡尼（Husain Haqqani）所说的‘伊斯兰普什图斯坦’”。哈卡尼的前任曾警告说如果塔利班和普试图民族主义者合流，“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我们正处在这个过程中。”

前景更加可怕，因为引起民众愤怒的连续袭击进一步恶化，死亡人数不断增多。更麻烦的是刚刚给予斯坦利·麦克里斯托（Stanley McChrystal）将军的空前权威来负责暗杀军队的行动。彼得雷乌斯在伊拉克的反叛乱顾问戴维·基尔卡伦（David Kilcullen）描述奥巴马--彼得雷乌斯-麦克里斯托的政策是根本的“战略恐怖”，可能导致“巴基斯坦国家的崩溃”，这灾难将让现有的其他危机相形见绌。

同样不让人鼓舞的是巴基斯坦和印度现在竞相扩张自己的核武库。巴基斯坦的核武库是在里根关键援助下发展起来的，印度的核武器项目从最近美国和印度核协议中得到强烈刺激,这也是对核不扩撒条约的重大打击。印度和巴基斯坦曾经两次因为克什米尔差一点进入核战争，也一直在阿富汗进行代理人的战争。这些发展对世界和平将构成严重威胁。

回到国内，值得注意的是，聪明人认识到国家采取的控制大众所动用的伎俩，并认为它是值得称道的。著名的自由派政治家艾奇逊（Dean Acheson）告诫领导人讲话必须清晰“比真理更清楚”。哈佛政府管理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坦率地解释在30年前有必要就苏联威胁问题欺骗民众，更笼统地敦促说,权力必须维持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美国的权力设计师必须创造一种只能感受到而看不见的力量。权力处于黑暗中才具有力量。暴露在阳光下，它就烟消云散了。”这是那些渴望权力转移到民众的人必须认识到的重要教训，争夺权力是必须天天进行的重要战斗。

不管关于邪恶敌人的欺骗是否出于真诚，如果美国人在50年前被给予选择把税收交给五角大楼项目来确保自己的子孙拥有电脑、iPods、网络等，或用来开发有利于生活的持久社会经济秩序，他们或许选择后一种选择。但他们没有选择，那是标准。在很多重要的国内外议题上，公众舆论和公共政策之间存在惊人差距。公众舆论往往更理性，至少在我看来如此。它也倾向于前后一致，经受时间的考验。虽然如此，公众的关心和理想被边缘化或者遭到嘲笑，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所谓的“民主赤字”，正式的民主机构无法正常工作。这绝不是小事。作家和积极分子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在即将出版的书中问道，印度和美国（不仅仅是这里）的形式民主的演化“是否成为人类的末日游戏”。这绝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应该回顾的是美国共和国是建立在有民主赤字的原则基础上的。宪法秩序的主要设计者詹姆斯·麦迪逊认为权力应该在“国家财富”手中，“最有能力的人”对财产拥有者和他们的权利表示同情。他心里可能想着谢司叛乱（Shay），关心的是“平等投票权的法律”将把权力转移到寻求农业改革的人手中，这是对财产权的难以容忍的攻击。他担心“平等精神的症状”已经充分表现在“已经警告未来危险的一些区域。”麦迪逊寻找建立一个“保护少数富有者免受多数人干扰”的管理体制。难怪他的宪法框架并没有平等的权力部门：立法机构占上风，在这个机构内部，权力主要在有钱人占主导地位的参议院，它受到保护，免受大众的干扰，而民众在很多方式上被分裂和边缘化。正如历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总结了美国缔造者的思想：“宪法从内在上看是旨在抗衡当时民主趋势的贵族文件”把权力交给“更优秀的人”，排除那些“不富裕、出身低贱或平庸之辈发挥政治权力。”

若为麦迪逊开脱，我们可以说他的世界图景是前资本主义者的：他认为权力应该掌握在“开明政治家”和“慈善哲学家”手中，即“纯洁和高贵”的人，“经过挑选的公民，他们的智慧能最好地辨别国家的真正利益，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对正义的爱最不可能因为暂时的或部分的考虑而受到牺牲，”捍卫公共利益免受民主多数的“胡闹”。亚当·斯密有更清楚的视野。

“危机”---金融危机---可能被认为会得到某种修补，但是造成这个危机的机构基本保持不变。

对这个受到限制的民主版本一直存在不断的斗争，我们在谈到敌人时称为“指导下的民主”，如现在的伊朗。民众的斗争赢得了很多权力，但麦迪逊概念中的权力和特权集中仍然控制在少数人手中，虽然有社会变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商界领袖和知识界精英认识到民众已经获得了太多权利，已经无法用武力控制他们，所以有必要转向控制他们的态度和观点。那是庞大的公共关系行业出现的年代，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英国和美国，问题最严重。该行业集中在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赞赏性地称为“民主实践的新艺术”、“制造同意”，如果用他的同代人，公共关系行业创始人之一爱德华·伯尼斯（Edward Bernays）的说法是“同意工程”。李普曼和伯尼斯都参与了威尔逊的国家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创立这个机构旨在把热爱和平的民众变成沙文主义狂热者，煽动对德国的仇恨。它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人们希望，同样的技巧将确保“智慧的少数”来统治，不受“困惑的羊群的喧嚣”、普通民众、“无知的和爱管闲事的外来者”的干扰。这些人的功能是“旁观者”不是“参与者”。这是20世纪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李普曼）受到高度赞赏的“有关民主的进步文章”的中心主题。他的思想抓住了进步知识分子的观念：比如威尔逊总统认为少数具有“高尚理想”的精英君子必须被授权保护“稳定和正义”，基本上是麦迪逊的观点。在最近一些年，君子被转变成为卡麦勒（Camelot）的“技术精英”和“行动知识分子”或“斯特劳斯式”新保守主义者或者其他。但整体上，这个主张的某种变体占上风，带有列宁主义的色彩。

有一个更加有希望的注释，大众斗争继续受到钳制,尤其在1960年代积极行动开始时令人印象深刻，它对国家的文明化产生重大影响，把它的前景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回到西方看到的“危机”---金融危机---可能被认为会得到某种修补，但是造成这个危机的机构基本保持不变。最近，财政部允许早期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资金（TARP）,它降低银行的借贷能力，正如有人立刻指出的，但允许银行把钱注入给少数重量级人物的私人腰包。华尔街的情绪被纽约梅隆银行的两个雇员控制,正如《纽约时报》报道的，他们“预测其生活和工资将得到改善，即使实体经济还没有好转。”

著名的律师事务所苏利文与克伦威尔（Sullivan & Cromwell）的主席同样敏锐地预测到“华尔街在得到了纳税人数十亿美元的钱后将从经济危机中出来，回到市场崩溃前的状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任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等人指出了其中的原因，“在整个危机中，政府特别小心不破坏金融机构的利益或者质疑使我们陷入危机的体制”。商界精英在制造危机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其利益得到政府的暗中支持，他们进行了更大的赌博直到不可避免的崩溃的出现。现在又用其巨大的影响力防止迫切需要的迅速把经济从暴跌中拉出来的那种改革。

与此同时“政府似乎不能或不愿意得罪他们。”那些牢记亚当·斯密话语的人仍然不会感到吃惊。

但是对富人和权势者来说存在一个更加严重的危机。比尔·麦吉本（Bill McKibben）讨论了这个危机，此人多年来一直警告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在我上文提到的《纽约书评》的同一期里。他最近的文章依靠英国的斯特恩（Stern）报告,该报告受到著名科学家和众多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高度评价。麦吉本的结论是“2009年或许成为人类和我们生存的星球的关系的决定性一年。”在哥本哈根12月的会议上“即将签署的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新全球公约”告诉我们“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否能应对气候变化代表的空前挑战。”他认为发出的信号是混乱的。除非有真正巨大的公民运动来战胜国有大公司经理坚持为少数人获得短期利益的特权，希望子孙有一个体面的未来，否则很难让人乐观。”

至少有些壁垒已经开始崩溃，部分是因为商界看到了赚取利润的新机会。甚至最顽固的否认者之一《华尔街杂志》最近也发表文章严厉警告“气候灾难”，敦促人们现在考虑的种种选择都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采取更加激进的生态工程措施“让星球凉下来”。

像往常一样，受苦最重的是穷人。孟加拉很快将有更多的担心，甚至比可怕的粮食危机更严重。随着海平面上升，该国包括大部分农田在内的大部地区将被淹没。现在的危机几乎可以肯定要恶化，喜马拉雅山冰川继续消失，伴随着的是南亚让你赖以生存的河流的消失。巴基斯坦和印度军队疯狂争夺的克什米尔高山的冰川已经开始融化，罗伊绝望地评论说“这是人类愚蠢行为的早期纪念碑。”

画面可能比斯特恩报告所预测的更可怕。麻省理工学院一群科学家已经发表了他们描述为“地球气候在本世纪可能变得多么热的最全面的模型”的结果。报告显示如果不采取迅速和果断的行动，问题将比六年前预测的情况严重两倍，甚至更糟糕。因为该模型没有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其他积极反馈，如果温度升高造成极地地区永久冻土的大规模融化和随后释放的大量甲烷。

课题领导说“世界不能也不应该冒这些风险，减少这个风险的成本最低的选择是现在开始行动，在未来几十年里找到把全球能源体系减少或者零排放温室气体的技术，”但是很太有这样的迹象。

虽然新技术是必须的，但问题远远不止这些。我们必须面对改变二战后阶段政商合谋的庞大社会工程项目，故意推动浪费能源、破坏环境的以矿物燃料为基础的经济。政商合谋项目如伴随着破坏和内城移民的郊区化工程，开始于通用汽车凡世通（Firestone）轮胎和加州标准石油公司购买和摧毁洛杉矶和其他几十个大城市的效率很高的电力公共交通体制的阴谋，失败后受到轻描淡写地责骂，然后联邦政府接手，在“国防”的传统幌子下重新设置基础设施和股本到郊区，创造了庞大的州际高速公路体系。铁路被政府资助的汽车和航空运输所替代。

如果我下班回家，市场给我开福特还是丰田车的选择，但不是乘汽车还是坐地铁的选择，那是社会决定了的。

这些工程被理解为防止朝鲜战争后经济衰退的手段。其国会设计师之一描述它们是“衰退时期全国经济的一个很好的坚固的地板”。除了政府和商界老板设计出来的狭隘选择框架内进行选择外，公众几乎不能发挥任何作用。一个结果是社会的原子化和拥有自我毁灭野心和巨额债务的孤独个人的陷阱。这些“人为捏造出消费者”（借用维布伦（Veblen）的术语）并指导人们追求“生活中肤浅的东西，如时尚的消费”（用商界报刊的话）的努力是出于一个世纪前认识到的掩盖民主成就的需要，要确保“富有的少数人”得到保护，免受“无知的和爱管闲事的外来者”的干扰。

尽管政商合谋力量在强大地推动生活私有化和最大限度地浪费能源，它也破坏了市场无法提供的有效选择，这是市场无效性的另一个内在的破坏性力量。简单地说，如果我下班回家，市场给我开福特还是丰田车的选择，但不是乘汽车还是坐地铁的选择，那是社会决定了的。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它是有组织的公众决策，但这是富有献身精神的精英在攻击民主时试图要破坏的东西。

后果有时候以超现实的方式展现在我们眼前。《华尔街杂志》5月报道说：

美国交通运输部长雷·拉胡德[Ray LaHood]在西班牙会见了高速铁路供应商。欧洲的工程和铁路公司争相竞争具有潜在丰厚利润的美国高速铁路工程协议。涉及金额是130亿美元刺激资金，奥巴马政府分配的用来提升现有铁路线或建造新铁路以便将来和欧洲最快速的。。。竞争。拉胡德还将访问西班牙建筑公司、土木工程公司和列车建造公司。

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希望得到美国纳税人资助美国迫切需要的高速铁路项目以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华盛顿在忙于拆解著名的美国工业领域，毁掉工人和社区的生活。很难想象政商合谋创造的经济体制的更可恨罪状了。当然，汽车工业能够被重新建设，使用其高技术工人来生产国家需要的汽车，世界需要的汽车，如果我们有希望避免重大灾难的话。毕竟，这种事从前也做过。在二战期间，半命令型的经济不仅终结了大萧条，而且启动了经济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时期。在经济为战争做准备时，工业生产在四年里实际上翻了两番，同时确立了后来“黄金时代”的基础。

几十年来关于美国生产能力的故意破坏的警告已经很熟悉了，其中声音最大的可能是过世的西摩·梅尔曼（Seymour Melman）。梅尔曼也指出了扭转这个过程的有效方法。政商领导制有其他的承诺，但是利益相关者---工人和社区没有理由消极被动。在民众的支持下，他们能够接收工厂，自己开始重建任务。这并不是特别激进的建议。有关公司的标准文本《跨国公司的神话》指出“石板上并没有写明公司股东的短期利益应该优先于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工人控制的概念就像苹果派一样是正宗的美国特征。在新英格兰工业革命早期，工人们认为“在工厂工作的人应该拥有工厂”是天经地义的。他们还认为拿工资的工人和奴隶的唯一区别是他们是暂时性的。亚伯拉罕·林肯也持同样的观点。

20世纪最杰出的社会哲学家之一约翰·杜威（John Dewey）基本同意这个观点。像19世纪工人一样，他呼吁取消“私人控制的银行、土地、工业在得到他们掌控的媒体、媒体代理人或者其他公共关系和宣传手段强化下，为了私人利益进行的经营活动。”工业必须进行改造，建立在工人控制、自由结社和联盟组织基础上的“从封建秩序向民主社会秩序”的转变，其指导思想家众多，包括无政府主义者、柯尔（G.D.H. Cole）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左派如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罗萨·卢森堡（Rosa Luxemburg）、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等人。杜威认为，除非实现了这些目标，否则政治将仍然“是大企业照在社会上的阴影，阴影的减少并不能改变实质内容。”他认为没有了工业民主，政治民主的形式就缺少真正内容，人们将“不是自由地和智慧地”工作，而是为了工资工作，这是“不自由和不道德”的情况。这些理想可以追溯到还没有被资本主义暗礁搁浅之前的启蒙和古典自由主义时期，正如无政府主义辛迪加主义者思想家鲁多尔夫·洛克尔（Rudolf Rocker）在70年前提出的那样。

一直有人竭力要把这些思想从民众的头脑中驱逐出去---来赢得商界称之为“争夺人们思想的永久战争”。从表面上看，公司利益或许取得了胜利，但是人们不需要深入挖掘就能发现能够复兴起来的潜在的对抗性。已经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努力，其中一个是30年前在俄亥俄州杨斯敦发生的事情。美国钢铁公司即将关闭这个钢铁城镇核心的主要设施，首先遭遇工人和社区的强烈抗议，接着是斯托顿·林德（Staughton Lynd）领导下说服法院裁定利益相关者应该拥有最优先的权利的努力。虽然这个努力失败了，但如果得到足够的民众支持，它本来能成功的。

现在是复兴这种努力的有利时机，虽然有必要克服旨在把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从头脑中驱逐出去的具体运动的影响。这种挑战的一个戏剧性例子是2009年2月初，当奥巴马总统决定显示他和工人的团结时在伊利诺斯州一工厂的演讲。他选择卡特彼勒（Caterpillar）生产厂,虽然教会团体、和平团体和人权团体反对，他们抗议该工厂为以色列提供破坏其占领的领土，摧毁当地人生活的推土机，一台卡特彼勒推土机还被用作杀死试图阻止破坏家园行动的美国志愿者拉切尔·柯利（Rachel Corrie）的工具。但是，人们显然忘记了一些别的东西。在1980年代，卡特彼勒经理跟随里根解散空中交通管制工会的先例,决定撤销他们和联合汽车工人协会的劳动合同，通过带来多年来首次破坏罢工的工贼严重伤害了工会。这种行为当时在除了南非以外的其他工业化国家都是非法的，现在就我所知，美国是光荣孤立的。

我不知道奥巴马是否故意选择一个破坏劳工权利的公司。很可能的情况是，他和他的谋士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

我们必须克服民众的边缘化和原子化，这样他们就能变成“参与者”而不仅仅是“行动的看客。”

但是就在卡特彼勒的劳工关系革新之时，奥巴马是芝加哥的民权律师。他当然阅读过《芝加哥论坛报》，上面刊登过对这些事件的认真分析。《芝加哥论坛报》报道说工会“震惊地”发现失业工人无怨无悔地跨过警戒线，而卡特彼勒工人在社区内发现很少“道德支持”，这些社区恰恰是工会曾努力“提高了生活水平的”地方啊。消除那些记忆是具有高度阶级意识的美国商界连续不断摧毁工人权利和民主活动的又一个胜利。工会领袖拒绝认识到这一点。只是在1978年，联合汽车工人协会主席多尔·弗雷泽（Doug Fraser）才认识到发生的事，批评“商界领袖”“在这个国家推动片面的阶级斗争，针对工人阶级、失业者、穷人、少数民族、年轻人、老人，甚至我们社会许多中产阶级的斗争，”批评他们“破坏和抛弃了在经济增长和进步时期存在的脆弱的不成文的共识”。把个人信任交给与企业主和经理签署的协议是自杀性的。今天联合汽车工人协会再次发现了这个千真万确的真理，因为政商共谋经理们继续消除工人阶级辛苦斗争得来的种种利益，同时摧毁了美国经济的生产核心。

投资者现在哀叹在重建汽车行业的时候给予工会“工人控制”的权力，但是他们肯定知道得更多。政府特别工作小组保证工人将没有股东投票权，还将失去利益和工资，消除曾经是蓝领工人的金色标准的东西。

这只是正在进行的一部分内容。它突出显示了建造---部分是复兴---功能性民主社会基础的短期和长期战略的重要性。一个直接的目标是迫使国会答应组织权，而曾经承诺的工人自由选择法案似乎陷入搁置状态。一个短期的目标是支持强大和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复兴，在其高潮时期，曾经是推动民主、人权、民权的关键基础，这是它成为政策和宣传部门无情攻击的目标的主要原因。长期目标是赢得我们痛苦地认识到的教育和文化战争，联合汽车工人协会主席太迟地认识到的长期以来进行的“片面的阶级斗争”。这意味着戳破多年来精心编织的关于市场、自由贸易、民主的鬼话，克服民众的边缘化和原子化，让他们成为进步的民主理论家所描述的“参与者”而不是“行动的看客”。

在影响我们的所有危机中，越来越大的民主赤字或许是最严重的危机。除非扭转这个趋势，否则罗伊的预测就可能证明是准确的。把民主变成在作为看客的公众面前的表演---这绝非天方夜谭---可能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

译自：“Crisis and Hope Noam Chomsky”

注：本文根据纽约布莱希特论坛主办的活动上作者在2009年6月12日的演讲修改而成。

http://bostonreview.net/BR34.5/chomsky.php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