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会导致美国社会族群问题失控吗？

彭晓光：关注金融危机下的美国社会族群问题

2009年01月12日 彭晓光 第一财经日报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退役上校内森·法瑞尔（Nathan Freir）在2008年11月中旬发布了一份报告:《了解未知:国防政策发展中的“非常规战略冲击”》,明确提出军方要为因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崩溃可能导致的国内严重暴力活动做好应对准备。其中所谓“国内严重暴力活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指美国不同族群之间爆发的冲突。部分由于涉及族群紧张这个敏感问题,这份报告在美国社会引发了很多的争论和质疑。

　　其实,任何国家的军队都必须为可能面临的国内外危机形势制定预案,动用联邦军队在国内参与“维持秩序”,既不违反美国的法律,也有历史先例可循。

　　但这份报告引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持续的金融危机及其连锁效应,真的会导致美国的社会族群问题失控吗？

　　美国的社会族群问题其实是美国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战略弱点,把握这个问题,对认清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发展趋势以及美国新的反危机措施都有重大现实意义。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对美国社会族群问题的认识不够全面深入。比如,奥巴马的当选表明美国社会族群融合进一步深化,这是毫无异议的,但我们还应该辩证地看到事物的另一面:美国社会的族群问题远没有解决,甚至还有尖锐化的可能。在奥巴马竞选过程中,他的非洲裔妻子米歇尔曾公开说过“这是成年以来第一次以作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他的精神导师非洲裔牧师赖特也曾公开说过“美国遭受9·11袭击是咎由自取”、“美国政府发明艾滋病令黑人感染”,上述言论都曾引起过广泛的争议。在奥巴马当选后,因为出现了大量的暴怒攻击当选总统的言论,许多有白人种族主义倾向的博客都被迫关闭。奥巴马称自己是全体美国人的总统,这没有错,但全力支持奥巴马当选的非洲裔和墨西哥裔选民对他寄予了也许是过高的期望,这也是事实。这部分选民相对处于收入的中低层,金融危机对他们的影响更重更直接,如果奥巴马“拯救美国经济”的计划收效不大或过慢,应对可能的社会动乱的举措又失当,美国社会族群矛盾尖锐化的局面就可能出现。

　　因此,在观察金融危机的影响时,除了经济层面,我们也要更多关注危机对美国社会层面的影响。

　　美国的全球霸权政策和经济社会政策（包括为缓解社会族群矛盾使大量中低收入人群提前实现“美国梦”的政策）,长期以来同美国的财政支付能力存在巨大的缺口,美国弥补这一缺口的选择,是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以巨额负债方式纵向对未来透支,横向对世界其他各国透支。为了支持这个选择,“金融创新”的无序泛滥,监管当局避免采取任何严厉监管方式就成为必然,虚拟经济远远脱离实体经济的快速膨胀也就不可避免。当常年累积的巨额债务过大导致这个选择难以为继时,次贷作为导火索引爆了这场债务总危机并重创了美国和世界经济,我认为,这才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而且,由于是债务总危机爆发,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的衰退还将导致信用卡、车贷、公司债及地方政府债等一系列问题浮出水面。

　　金融危机将使美国社会族群的四个问题复杂化:

　　其一是犹太裔问题。600万犹太人在基督教宗教感情极其强烈的美国取得如此巨大的政治经济成就确实是个奇迹,但犹太人同华尔街的联系过于紧密,危机爆发后,“犹太人反诽谤联盟”已经声称“丑恶的反犹太主义死灰复燃”,而且犹太裔中有识之士早就敏锐地意识到,虽然全力支持保卫以色列的安全,但美国基督教主流社会坚持犹太人最终应该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犹太人2000年以来历经多次宗教迫害都始终拒绝的）。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将可能导致犹太裔同美国其他族裔,特别是其中基督教激进分子的关系复杂化。

　　其二是非洲裔问题。美国的非洲裔人口约3600万,占人口总规模的12%,经过“民权运动”和“肯定性行动”之后,非洲裔人口同白人主流社会的矛盾已大大缓解,但从前述米歇尔和赖特的言论看,种族问题依然暗流涌动。如果危机进一步持续,收入处于中低端遭受打击更直接的非洲裔对美国白人社会的深层“怨恨”心理将会加大。这种“怨恨”既来自现实生活,也来自对历史上黑奴制度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

　　其三是墨西哥裔问题。墨西哥裔人口约4600万,占美国人口总规模的15%,由于相当比例的人认为美国的大片领土不公正地掠夺自墨西哥,危机的持续会使收入处于相对中低端的墨西哥裔对美国存有的深层“怨恨”心理升温。

　　刚刚去世的学术大师亨廷顿也对墨西哥裔问题公开表达过深深的忧虑。墨西哥裔在三个方面甚至会对未来美国社会产生决定性影响:一是人口统计学方面。主要由于墨西哥裔人口比例的快速增长,美国传统新教盎格鲁—撒克逊人在30~40年后将占人口比例50%以下,美国更多地区将成为英语—西班牙语双语地区;二是同墨西哥的关系方面,公认亲美的墨西哥前总统福克斯就曾公开说他是墨西哥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共同的总统”,这在美国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三是同整个拉美的关系方面,南美目前的全面政治经济“左”倾生态,既有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清算的原因,也有更深层次的背景:拉丁语系—天主教—玻利瓦尔革命传统的南美,对盎格鲁—撒克逊英语—新教“北美巨人”的反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百年孤独》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对球王马拉多纳说:“如果不是卡斯特罗出现在拉丁美洲历史上,那么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孩子现在都会说着英语。”南美的新“玻利瓦尔革命”全面延伸到墨西哥和中美洲恐怕是美国非常不愿看到的前景。

　　其四是传统白人主流社会问题。危机持续、族群矛盾尖锐化以及奥巴马的上台也将导致传统白人主流社会的“分裂”,特别是将导致中西部、南部收入也处于中低端的男性白人群体的种族主义情绪更趋激化,这反过来又将刺激非洲裔和墨西哥裔问题的复杂化。

　　目前美国决策层捍卫美国全球地位的意志依然十分坚决,他们会尽最大努力阻止美国社会根基的动摇,除了布什、奥巴马的救市财政计划,他们将更加依靠美联储已推出的“零利率”和直接参与债券市场方案,这意味着用更大的“美元泡沫”解决问题,同时也不会排除动用军事力量强制引导资本回流美国的选择,由此可能引发的美元贬值及世界局势动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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