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国、石油峰值和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美国、中国、石油峰值和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美刊《每月评论》2008年4月号刊登了美国盐湖城犹他大学学者李民骐题为《一个过渡的时代：美国、中国、石油峰值和新自由主义的终结》的文章，通过分析中国和美国当前的经济矛盾以及石油峰值的到来，认为新自由主义在近期必然终结，全球将进入混乱和过渡时代。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从2001—2002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至今，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一个相对平稳和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全球经济扩张中，世界政治经济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首先，霸权力量日渐衰落但仍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推动力的美国，其国内外金融失衡的状况不断加剧。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通过债务融资、以消费为主导的“膨胀”与工资就业停滞并存的时期，产生了数额巨大的、并不断增加的经常项目赤字(经常项目赤字是贸易逆差的广义测量标准)。第二，中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并在维系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三，全球资本积累给自然资源及环境造成的压力不断加大。日益有力的证据表明，世界原油产量将在今后几年达到顶峰并开始下降。第四，美国在中东的帝国主义冒险活动遭到重创，世界范围内对新自由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抵制不断涌现。
随着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以及美元对世界金融体系统治地位的日渐不稳，美国经济正在步入衰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也进入了一个不稳定和不景气的时期。今后几年全球政治和经济力量很可能会出现大的调整，并为全球阶级斗争新高潮的到来创造条件。
一、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的不平衡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意识形态。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制度(如货币主义、私有化、放松管制、劳动力市场“改革”、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之下，收入和分配的不均加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随着金融资本为寻求投机性收益不断跨境流动，—个接一个国家的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金融资本家及其代理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的压力下，许多国家的政府承诺采取所谓的“负责任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而这常常导致经济和社会损失惨重。
进入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矛盾引发了一系列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从1995年到2002年，世界经济相继受到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阿根廷以及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的冲击。1990年资产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也一直在紧缩和停滞中挣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着陷入金融崩溃和萧条的巨大危险。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维持稳定的角色。
美国在90年代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股市泡沫。尽管实际工资和家庭收入水平处于停滞状态，但是随着家庭债务的猛增，家庭消费也急剧增加。在2001年的经济不景气中，由于担心陷入持久的、日本式的经济停滞，美联储大幅降低利率并把实际利率控制在零以下，这种措施一直持续了数年。结果造成了股票市场价值虚高，过多的货币和信贷资本供应反过来又激起了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
在—个接一个资产泡沫的作用下，美国经济得以维持国内需求的相对快速增长。当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苦于内需不足时，美国则出现了商品和服务的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的趋势。结果使美国产生了数额巨大并不断增加的经常项目赤字，2006年已超过800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6％。
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直接产生了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的有效需求，使包括亚洲经济体和石油商品输出国在内的许多经济体执行一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表明：美国的支出超过了收入，这必然是由世界其他国家来进行补贴的。美国的赤字因而成为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资产。
亚洲经济体及石油输出国的中央银行成为了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主要补贴者。从1996年到2006年，中低收入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额从5270亿美元激增至27000亿美元，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也从1.7％增至5.6％。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减少了资本外逃和金融危机的风险，并使这些国家具有了实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尤其是中国，它在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的资金供给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并积累起高达16000亿美元的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
在20世纪60年代的“黄金时期”中，全球经济以4％—7％的年增长率迅速扩张。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增长趋缓，年增长率降为2％—4％。1974年—1975年、1980年—1982年、1991年—1993年、2001年—2002年四个时期中，世界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尽管没有权威的定义，但通常认为世界经济年增速低于2.5％就表明已经陷入衰退)。从2003年开始，世界经济的发展相对平稳，并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由于目前美国的经济又开始变得不景气，这一短暂的相对稳定期也行将结束。
二、2001年以来的美国经济扩张
2001年美国经济衰退的恢复是非常无力的。2001年之后的经济年增长率与60年代的4％以及80、90年代的3.3％相比，仅为2.4％。就业和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也处于停滞状态。按1982年的美元计算，2006年美国私人企业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仅为每小时8.2美元，比1972年低80美分。从2000年以来，美国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也一直持续下降。
但是企业的利润却在不断上升。企业利润占GDP的份额从2001年的5.8％增至2006年的9.8％。股票市盈率也一直处于过高水平，表示股票市场的泡沫还没有完全收缩。20世纪90年代后期股市的暴涨导致了普遍的过度投资，新世纪初期的工业产能利用率处于战后的最低水平。由于产能过剩，尽管企业利润的增长引人注目，私人投资却相对滞缓。
2001年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被不断膨胀的家庭消费所主导，目前家庭消费占到美国GDP的70％以上。由于大多数家庭的实际收入下降或保持不变，消费的膨胀主要由剧增的家庭负债来支撑。2000年美国的家庭负债从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90％增至103％，2006年则达到了140％。2007年美国家庭债务偿还支付(债务的利息及本金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上升为14％，创历史最高纪录。同时，居民储蓄率(家庭存款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历史平均值约10％降到了现在的接近于零。
很明显，举债型消费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家庭债务和债务的偿还相对于家庭收入而言都不能无限制地增加。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家庭将不得不增加存款比率并减少负债。如果家庭存款比率恢复到历史平均水平，就会导致家庭支出的大幅缩减。由于大多数美国家庭的实际收入在减少或保持不变，因此今后几年的家庭消费不可能再继续地快速增长。考虑到消费对美国经济的绝对重要性，一旦消费停滞了，美国经济很可能深陷于衰退和长期的停滞之中。
美联储是否有能力拯救美国经济并制造出另一个巨大的资产泡沫?受全球股票市场混乱的惊吓，美联储已经开始大幅度降低利率。由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值都被过度高估，因此很难再制造出另一个大的资产泡沫。此外，由于家庭负债水平非常高而存款比率又非常低，低利率对于刺激家庭消费而言几乎毫无用处。
更为现实的考虑是，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和增加财政赤字的手段来弥补家庭消费的停滞和缩减。如果家庭储蓄率提高到历史平均水平，那么(为了抵消对消费的不利影响)华盛顿方面将不得不大幅度地增加财政赤字(占到GDP总量的6％甚至更多)。而以美国目前的政治环境来看，能否制定并执行如此宏大的财政政策是令人怀疑的。
如果现任政府或是下届政府有勇气采用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助推经济复苏，美国则有可能继续保持数额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从理论上来讲，如果经常项目赤字占到了GDP的6％，美国的净外债就会持续增长到GDP的120％。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远在这一理论极限到达之前，美国为其经常项目赤字的融资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当前美元相对有规律的贬值也将会发展为一次大的崩溃。美元将失去其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也将经历一次它自己的休克疗法。
无论如何，美国都无法长期维持数额巨大并不断增加的经常项目赤字。考虑到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对于稳定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作用，一旦美国经济陷入持续停滞、经常项目赤字不得不进行纠正，问题就会随之出现：世界上还有哪个大的经济体能够取代美国来领导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
三、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
我们可以比较世界几个大的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通过各国经济增长占世界经济增长的比率来衡量)。美国的贡献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约40％下降到了今天的约30％，欧元区的贡献则由约20％降低为约10％。与之相比较，中国的贡献则上升到了约15％，“金砖四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目前已超过20％。
由于欧元区缺乏增长动力，而巴西、俄罗斯以及印度的力量又相对较小、对世界经济产生不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中国似乎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主要驱动力的惟一可能的候选。那么，中国是否能够引领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另一个稳定和迅速发展的时期呢?
1992年邓小平著名的“南巡”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正式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多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被私有化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工人被迫下岗。仍在岗的国有企业工人也失去了其原有的“铁饭碗”，即传统的社会主义权利(包括工作保障、医疗保健、儿童保育、养老金、住房补贴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权利)。在农村，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公共医疗保健及教育体系也瓦解了。超过一个亿的农民变成了民工，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劳动力预备军。
表一比较了中国工人与其他一些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中国工人工资的平均水平大约是美国的1/20、韩国的1/16、东欧的1/4、墨西哥或巴西的1/2。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似乎高于相邻的东南亚国家。但由于官方的工资计仅仅涵盖了城市的正式工人而并不包括外来的民工，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很有可能被高估了。
大量的、生产力较高的廉价劳动力使国内外的资本家们可以在中国进行极端的、大规模的剥削以获取利润。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中国工人创造的巨大的剩余价值是如何通过“有效需求”来实现的呢?大部分中国工人和农民经受着沉重的剥削，因此大众消费的增长速度总是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由于国内的大众消费落后，中国经济也越来越依赖于投资和出口以拉动需求。
劳动收入(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与农民的纯收入之和)作为中国GDP的一部分，所占的比重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51％—52％下降到了本世纪初的38％。与之相似，中国的家庭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从20世纪80年代的50％—52％下降到了本世纪初的41％。与之相反，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则上涨到了40％以上，出口也上涨到了30％以上。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净出口额就已经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显著贡献。此后，中国的贸易顺差又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2007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已经达到3780亿美元之多，相当于中国GDP的12％。未来几年，中国有望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
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能持续多久?美国占到了中国所有出口市场份额的约20％。2007年欧盟(包括欧元区、英国以及东欧的新成员国)实际上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然而，中国要保持巨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其他的一些经济体就不得不保持经常项目逆差。而欧洲的经常项目总差额基本持平。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完全被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所吸收。一旦美国不再保持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除非欧洲开始出现大规模的逆差，否则中国很难维持其巨大的贸易顺差。
中国的投资过热也导致了对能源及原材料的大量需求。2006年中国消耗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钢材、四分之一的铝和铜。中国的石油消耗量占世界的7％。2000年至今，中国已经占到了世界石油总需求增加量的三分之一。中国的巨大需求已经成为全球能源及原材料价格猛增的一个主要因素。从2003年1月至2008年1月，世界能源价格指数上涨了170％，世界金属价格指数上涨了180％。
如果继续保持目前的投资水平，将会造成远远大于世界市场最终需求的产能过剩，并且也将远远超出世界能源及原材料供给所能承受的程度。到那时中国就会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威胁。中国经济要想在一个更加“可持续的”基础上进行重建(根据持续的资本积累的观点)，就必须朝着扩大国内需求和消费的方向重新定位。
由于中国的投资和净出口增长明显快于整体经济的增长，当前居民家庭消费和政府消费之和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到50％。如果投资恢复到可持续的水平(即约占GDP的30％—35％)、贸易顺差降低(占到GDP的0％—5％)，那么居民家庭消费和政府消费之和就需要至少提高15个百分点，达到GDP总量的65％。但要使消费增加，工人及农民的收入及政府的社会支出也必须相应地得到提高。表三说明了劳动者收入和家庭消费之间的密切联系。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必须将占GDP总量的15％的收入进行重新分配，把资本家的利润变为劳动者的收入和社会支出。
中国的统治力量是否足够开明来进行这场经济和社会的重新调整呢?假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具有远见卓识，他们就会明白为了中国当前统治力量的长远利益，有必要向工人和农民做出一些让步。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否有足够的决心和手段对跨国公司、富裕起来的中国资本家(其中很多人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有着亲密的关系)以及近年来与国内外资本家建立了各种联盟关系的各省及地方的政府强制实行再分配呢?这些问题对中国政府来讲有些棘手。
四、石油峰值及其对资本积累的限制
假设中国的资产阶级有足够的洞察力，愿意推行凯恩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调整，那么这种调整能否将中国资本主义带上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道路呢?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能反过来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领入另一个“黄金时期”呢?
中国能源消耗的增长在新世纪大大加速。如今中国的能源消耗已经占到了世界总量的15％，相当于美国能源消耗量的70％。如果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增长，中国的能源消耗将在七年内翻一番，并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中国的能源消耗总量中约70％是煤炭，以目前的煤炭消耗增长速度来计算，中国的煤炭消耗总量将在七年内增长—倍。而中国的石油消耗(目前已占世界石油需求增加量的三分之一)的增长速度也会造成石油消耗总量在九年内翻一番。换句话说，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十年后中国的能源消耗量将是今天美国能源消耗量的1.5倍。世界能源供给在满足世界其他国家的同时，能否满足中国急速增长的需求?
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所需的能源中有80％依赖于化石燃料(石油、天然气、煤炭)，其中石油占到了能源总需求量的三分之一和交通运输业总需求量的90％。石油也是化肥、塑胶、医药以及其他化学制品的关键投入要素。
石油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德国能源观察集团(the German Energy Watch Group)在最近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世界油田的发现高峰是在20世纪60年代，目前的世界原油产量很可能已经达到了顶点并将在今后几年内开始下降。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之外，25个主要的石油生产国家和地区的石油产量都已经达到峰值，只有9个国家和地区的石油产量还有增长的潜力。主要的国际性石油公司也都在为预防石油产量的下降而努力。
据石油峰值研究协会(ASPO)的科林·坎普贝尔估计，世界上所有的液体能源(包括原油、沥青砂、油页岩、液化天然气、天然气合成油、煤制油以及生物燃料)的产量很可能在2010年前后达到顶峰。达到峰值以后，2020年世界石油产量将下降25％，2050年将下降约三分之二。坎普贝尔还预测到世界天然气产量将在2045年达到顶峰。在另一个较早的研究中，德国能源观察集团认为世界的煤炭产量将在2025年达到顶峰。
核能源和多数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和风能)除了自身固有的一些局限性之外，还都无法用于制造液体和气体燃料或是作为原料投入化工生产。生物燃料是惟一一种可以作为化石燃料替代品用于液体或气体燃料生产的可再生能源。但是大规模的生物燃料生产会导致很多严重的环境问题，生物燃料的生产能力也受到耕地和淡水存量的限制。据澳大利亚生态社会主义者泰德·特瑞纳尔(Ted Trainer)估计，要满足目前美国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就需要用相当于全美农作物耕地9倍的面积或美国现有森林土地8倍的面积来进行生物燃料的生产。因此，特瑞纳尔得出结论说：“并不存在利用生物燃料来满足液体和气体燃料需求的可能性。”
如果世界石油产量及其他化石燃料的产量在今后几年内达到顶点并开始下降，那么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将会面临难以解决的空前危机。
化石燃料的迅速消耗只是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建立在利润生产和资本积累之上的。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之中，单个资本家之间、公司之间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迫使他(它)们不断追求日益扩大的资本积累规模。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物质生产及能源消耗具有不断扩张的趋势。经过几个世纪残酷的资本积累，世界的不可再生资源正在迅速枯竭，地球的生态系统濒临崩溃，人类文明的生存受到了威胁。
有些人认为，由于科技的进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服务业而不是传统的工业，这就降低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从而变得“非物质化”了(即减少单位产值的原料及能源使用量)。但事实上，多数现代服务性行业(如运输和电讯)都是高能源和高资源消耗型的产业。
尽管有这种“非物质化”的说辞，但事实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外围国家相比在生态方面的浪费更为严重，能源和资源的人均消耗及人均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测量单位人口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影响程度的指标。——编者注)均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生命行星报告》，北美的人均生态足迹为9.4全球公顷，是世界平均水平(2.2全球公顷)的4倍多。在环境问题上似乎态度较好的欧盟。人均生态足迹也达到了4.8全球公顷，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而古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继续保留着社会主义目标的国家，是全球惟一一个在实现高水平人类发展(人类发展指数大于0.8)的同时使人均生态足迹小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
杰文斯悖论也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如“非物质化”观点所说的，广泛地和实质性地减轻对总体环境的影响。杰文斯悖论认为，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始终伴随着资源使用规模的增加，并由此扩大了总的生态足迹。这已经成为贯穿资本主义历史的常态模式。
此外，所谓的“非物质化”部分源于工业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外围国家的转移，这种转移是发达国家为了寻求廉价劳动力和较低的环境标准所带来的。中国资本主义的戏剧性崛起部分是由于这种全球性的资本转移。虽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许已经有些“非物质化”了，但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和许多外围国家的资本家和所谓的中产阶级却在大规模地仿效、复制这种破坏性的“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世界资本主义从整体上而言继续无情地向全球环境的灾难性结局迈进。五、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和过渡时代的来临
2月1日，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他的半月评论按语中宣称，2008年将是“自由主义全球化终结”的一年。沃勒斯坦首先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个历史中，主张推行小政府政策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主张实行社会保障的国家干预资本主义一直是交替出现。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抵制，许多国家的政府处于恢复国家调节和社会保障的压力之下。
面对经济危机，布什政府一手在国内进一步扩大不平等，另一手又在国外推行单边主义。这些政策目前已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沃勒斯坦认为，美国在不断增加的外债压力下已经不再有能力为其经济和帝国主义的冒险活动融资，美元正面临着自由落体式的贬值，美元将不再是世界的储备货币。
根据沃勒斯坦的观点，今后几年我们将会见证世界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一次大调整。围绕全球社会变革的方向，全球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高潮也将会出现。如果我们正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常态周期之中，那么在目前的不稳定和危机时期结束时，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全球范围内凯恩斯主义或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重新回归。
然而，太多的破坏已成为了事实。经过了几个世纪的资本主义积累，全球环境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已不再有生态空间来进行另一次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扩张。选择是非此即彼的——或者是允许资本主义破坏环境并毁灭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或者是首先摧毁资本主义。为保护可持续性生态环境所进行的斗争必须与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斗争联合起来，惟有如此，才能在符合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以满足人类需求为目的的生产基础之上来重建世界经济。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过渡的新时代。在过渡期结束之时，不管怎样，我们都将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至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则将由我们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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