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民骐：气候变化、增长的限制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气候变化、增长的限制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刘志明 编写 国外理论动态
美刊《每月评论》2008年7—8月号刊登了美国尤他大学经济学者李民骐题为《气候变化、增长的限制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的文章，认为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发展到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未来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根本性地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必然要求选择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作者以详实、准确的关于气候变化、能源、生态、经济等方面的专业材料有力地论证了这一点。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2007年评估报告认定，人类的活动（主要是通过矿物燃料的利用和土地的开发）对自工业革命以来就已经发生的全球气候变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下，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灾难。IPCC评估报告发布后，立即又出现了表明气候变化更快、潜在后果与IPCC评估报告中宣称的相比更可怕的新的证据。
目前有证据显示，北冰洋很可能到2013年夏季就会成为无冰的区域，这比IPCC模型所作的预期要早一个世纪。随着北冰洋夏季海冰的完全融化，格陵兰岛周围的大片冰川很可能不可避免地碎裂，因而海平面在本世纪会面临上升5米以至更多的威胁。世界50个最大城市中的一半正面临威胁，亿万人民将成为环境难民。
与工业革命前相比，当今的世界气候变暖了08℃，正接近100万年以来全球平均气温最高的时期。世界正以每10年02℃的速度迅速变暖，另外，鉴于大气中已有大量的温室气体，我们将会面临一段气候更进一步变暖06℃的很长的时期。而且，随着北冰洋夏季海冰消失，北冰洋将吸收而不再反射阳光，这可能导致气候另外再变暖03℃。考虑到这些变化，相对于工业化以前，世界已经发生的和潜在的变暖几乎已经达到2℃了，在气候变化上，这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关键的界限。
气候变暖2℃很可能导致非洲、欧洲、南欧和美国西部大面积干涸和沙化，亚洲和南美洲主要冰川消失，大片极地冰川碎裂，以及15%—40%的动植物物种灭绝。更糟的是，随着气候变暖2℃，将会发生大量的气候反应，诸如危险的海洋酸化、重要的苔原消失、甲浣的释放，以及土壤腐化和海洋的碳循环遭到破坏等，直到人类无法控制气候变化为止。
按照詹姆斯·拉夫洛克（世界最杰出的地球科学家之一）的观点，如果全球平均气温上升达到3℃（相对于工业化前），如果大气层里二氧化碳的浓度上升超过500ppm，世界的各大海洋和雨林都将成为温室气体的净释放者。在那种情况下，世界的平均气温将进一步上升6℃，从而使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都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海平面起码上升25米，90%的物种灭绝，世界人口很可能下降80%，等等。
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所长、世界最杰出的气候学家之一詹姆斯·汉森坚持认为，要避免因为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川难以阻挡的消失而导致的海平面灾难性的上升，以及大量的物种灭绝，世界必须保证全球气候变暖相对于2000年来说不超过1℃。根据现有的IPCC模型，这意味着大气层二氧化碳的浓度不得超过450ppm。但是，根据一个最近的研究，汉森坚持认为，IPCC模型没有考虑各种潜在的气候反应。古代气候证据表明，人类如果希望继续保证这个星球可以在其上发展人类文明并适合地球上的生命居住，那就必须把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浓度降到大约350ppm。当今世界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为387ppm，而且正以每年2ppm的速度增加。
人类的生存和人类文明很明显处于危险中。鉴于形势严峻，许多人（包括一些宣称坚持社会主义政治观点的人）把希望寄托在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内的生态改革上，他们坚持认为这样一种改革对现有社会体制来说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紧迫的和不可避免的政治问题是对现有社会体制，即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包括其各种可以想像的存在形式）来说，这样一种改革是否能有效地对付全球气候变暖的危机和避免那些最重大的灾难性后果？如果不能，那么，什么是对一个替代性的社会体制的最低要求呢，这种体制可以有能力避免危机，或者，如果危机不能避免的话，可以帮助人类从危机中幸存下来？这些，是任何认真关心全球生态危机的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稳定气候：技术选择
为防止或缓和全球气候进一步变暖，必须大大减少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矿物燃料燃烧导致的二氧化碳的排放）。二氧化碳的排放取决于能源消耗排放强度（每单位能源消耗排放量）、经济产出的能源强度（每单位经济产出的能源消耗量）和经济生产水平（通常以GDP来衡量）。因此，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是由三个指标，即经济产出、每单位经济产出的能源消耗量、每单位能源消耗的排放量决定的。
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追求利润和资本积累基础上的经济体制。单个的资本家、公司和民族国家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彼此敌对的不断的激烈竞争中。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保持竞争的优势，受追求更多利润（或更快的经济增长）的驱动，单个的资本家、公司和民族国家都有大规模扩大生产和积累资本的压力和动机。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生产通常都倾向于增长，只有在经济危机时才是例外。
从理论上说，如果能源强度下降到能迅速抵消经济增长导致的能源消费，那么，能源消耗的水平一定不会提高。但是，所有的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包括一些物理或化学变化，必定会消耗一些能源（这不仅对物质生产行业而且对所谓服务行业都是一样的）。对任何经济活动来说，能源强度能够下降多少都是有自然规律限制的。
考虑到资本主义市场起作用的因素，任何能源强度的下降都会导致能源生产更便宜，因为短期能源需求相对于供给来说会下降。但是，更便宜的能源生产却会刺激人们最终消费更多的能源。因此，降低能源强度（例如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实际上往往导致更迅速的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它很少导致能源消费量的绝对下降。
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通常都伴随着能源消费上升。自1973年以来，尽管世界经济增长相当缓慢，世界的能源消费却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按照这一速度，世界能源消费从现在起到2050年将会增长130%。鉴于这些趋势，除非大幅度降低世界能源消费的排放强度和大量削减世界经济产出的能源强度，否则将没有任何希望将碳排放量降到一个合适的水平。
矿物燃料占发电消耗的基础能源的大约四分之三。要从发电过程中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有三种技术上的可能：控制和贮藏碳、原子能发电和利用可再生能源（如地热、风能、太阳能、潮汐能、水能和洋流）发电。
如果能够在地下贮藏发电过程中释放出来的碳而不是任其释放到大气中，那么，利用矿物燃料的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可能降低。碳的控制和贮藏可能会大大增加发电的成本和降低能源效率（因为碳的控制和贮藏过程也需要消耗能源）。也许没有足够好的防渗漏的地点来贮存大量的碳。技术仍然未经检验，不能运用到现有的发电厂。这意味着世界绝大部分的发电厂运用碳的控制和贮藏技术将至少在数十年以后。
原子能发电有很严重的环境和安全问题。它产生大量的放射性废料。它利用的铀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德国的能源观察小组指出，世界已探明和可能的铀的储量最多能够满足七十年的需求量。2020年以后，世界将面临铀的供应短缺问题。而且，鉴于计划和建造原子能反应堆从设计到建成耗时周期长，因此，将在最近一、二十年内退役的半数现有原子能发电厂都很难被取代。
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并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万应灵丹。“可再生的”发电所必需的设备和厂房要靠使用矿物燃料和不可再生矿物资源的工业部门来生产。与传统的发电相比，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往往代价昂贵。风能和太阳能这两种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是充满波动性和间歇性的，需要大量的传统发电能力做后备。
除生物质能外，其他的可再生能源仅仅只能用来发电。而电能占世界初级能源总供给量的40%不到，仅占最终能源消费总量的20%。大约三分之一的矿物燃料主要被用来发电，其余的三分之二则被运输、工业、农业、服务业和居民部门等行业用作液体、气体和固体燃料。
矿物燃料最终的总消费量中，大约40%被用于运输业、24%被用于工业、23%被用于农业、服务业和居民部门，13%则被用作化学工业的原材料。电能明显不可能取代作为化学工业原料的矿物燃料。另外，在海洋和空中运输、公路货物运输、高温生产过程，以及在工业、建筑业和农业中的重型设备所使用的动力方面，电力很难或者说不可能取代矿物燃料。尽管用电动汽车取代使用汽油燃料的小客车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现在的技术仍然不成熟，因而离电动汽车主宰市场可能还有数十年的时间。
而且，因为当前用来发电的四分之三的初级能源都来源于矿物燃料，以及一单位的电需要用去大约三单位的煤，因此，交通运输、工业和其他行业的电气化会增加而不是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为了气候稳定的目标，这些行业的电气化将没有多少意义，除非大量的发电实现“去碳化”（即传统的矿物燃料的发电必须被控制碳排放的、利用原子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取代）。
即使上面讨论的经济和技术困难都得到克服，要大大改变世界的电力生产，也还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世界多数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要实现电气化，可能需要比数十年还要长的时间。到那时，全球生态灾难已经无可挽回了。
生物质能是惟一可以用来制造液体和气体燃料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但是，由于受土地和淡水的限制，生物质能只能满足世界对液体和气体燃料的一小部分需求。更糟的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考虑到陆地开发和土壤腐蚀导致的排放，用生物质能制造的燃料事实上比传统的石油排放的温室气体更多。
气候变化和增长的限制
根据IPCC的报告，要把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度（相对于工业化以前的温度）限制在2℃—24℃，鉴于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总的影响，就必须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445—490ppm之间。这反过来将要求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2000年至2015年期间达到峰值，并在2050年的时候，排放量与2000年相比下降50%—85%。结论是，要使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445—490ppm之间，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必须从2010年的水平下降63%—89%。
资本主义的一贯倾向是追求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在这一体制下，这些降低排放的目标能实现吗？存在几种降低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方案，这些方案都坚持降低63%的排放目标（这将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当量稳定在490ppm），并假定全球排放在2010年达到峰值，随后逐渐下降。
正如上面讨论的，在许多地区，用电能取代直接消耗矿物燃料在技术上是非常困难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所有方案都假定，50%的最终消费的矿物燃料到2050年将被电能取代。而且，尽管碳排放控制、原子能发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存在诸多的限制性因素，这些方案都乐观地假定，到2050年，50%、75%甚至100%的目前使用矿物燃料的发电都将实现去碳化（也就是说排放强度每年平均下降1%、17%或者27%）。能源强度也被假定在2050年时下降33%、45%或者55%（也就是说每年平均下降1%、15%或者2%）。能源强度下降33%，世界平均来说就会达到今天“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能源效率”方面的平均水平。能源强度下降45%或者55%，世界平均来说就会达到今日西欧国家在“能源效率”方面的水平。
人们见到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能源效率”水平不仅源于先进的技术，而且也得益于它们的能源密集型工业被大量迁移至世界外围地区。这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使假定全球都乐观地提高了能源效率水平，外围国家也未必能达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能源效率”水平。认识到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即这些方案评论的排放强度、能源强度和经济增长三个因素彼此之间绝不是互不相干的。例如，各种用来改变排放强度的燃料的一些变化可能会对提高能源强度或经济增长水平的潜能产生负面影响，反之亦然。但是，在这些方案中，这些问题被“乐观地”忽视了。
假定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下降，人们可以计算出与降低排放目标相一致的最大经济增长率。例如，在一种极端方案中，假定50%的目前使用矿物燃料的发电到2050年将实现去碳化（这意味着排放强度每年平均下降1个百分点），还假定能源强度每年平均下降1个百分点，那么，要在2010年至2050年期间把排放量降低63%，这一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绝对不能超出-04%，也就是说，经济必须紧缩。同样，在另一种极端方案中，假定100%的目前使用矿物燃料的发电到2050年将实现去碳化（这意味着排放强度每年平均下降27个百分点），还假定能源强度每年平均下降2个百分点。那么，2010年至2050年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绝对不能超出23%。
从上述两方案明显可以看出，假定的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下降的指标要比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表现要多很多，因而所有方案中的这些假定显得很乐观了。不过，在多数方案中，世界经济实际上将停滞不前，在有的方案中，世界经济实际上绝对需要紧缩，尽管所假设的能源强度的下降速度超过历史平均水平，排放强度也被假定大幅下降，改善率至少比以往要高三到九倍。考虑到大约1%的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仅只有最乐观的方案才会导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正增长。
根据IPCC的估计，即使有了这些非常乐观的关于稳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的方案，世界仍然会变暖⒉4℃（相对于工业化前）。确实，IPCC的估计没有考虑到最近的许多发展变化。北冰洋的夏季海冰现在很可能会融化、消失，因此，北冰洋将吸收更多的热量。大气中二氧化碳当量490ppm的浓度可能将导致全球气候变暖27℃（而非IPCC报告估计的24℃），这将把世界带到接近危险的变暖3℃的门口。按照詹姆斯·拉夫洛克的说法，这简直意味着人类全球性地集体自杀。
如果目标是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445ppm而非490ppm，那么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需要降低89%而非63%。即使稳定在445ppm上，全球的气温仍将上升2℃（相对于工业化前）。一些大的生态灾难会是不可避免的，危险的恶性循环的气候反应可能会发生。如果目标真的是稳定气候和为安全留有充足的余地，那就必须更加大幅削减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如果坚持降低89%的排放，结果是在所有的方案中，世界经济将不得不紧缩。为了实现降低排放的目标，所有方案（在这些方案中，假定的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成绩相比都显得过于乐观）都意味着世界经济从2010年后必须紧缩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
所有这些方案呈现的结果表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使稳定气候的目标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扩张相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本身决定了它不可能无增长（更不必说紧缩）地运行。
气候变化的政治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作者是不是太悲观了？资本主义的“创造力”、“革新力”、“适应力”和“恢复力”是不是被低估了？环境运动的主流代言人，如李斯特·R布朗和艾摩莉·拉文斯都试图使我们相信，将出现神奇的技术来拯救（环境）。太阳能散光板的成本将跌至谷底，而能源（利用）效率将猛地提高十倍。尽管国内生产总值将继续爆炸性地增长，温室气体的排放和其他的污染仍可能大幅降低。对他们来说，生态承受能力与为利润而生产和资本积累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内在的冲突。
主流的环境运动，就它的社会构成而言，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的上层分子组成。他们是大学教授、工程师、技师、经理、金融分析家和其他专业人士之类的一批人。虽然他们通常并不拥有大量的生产资料，但是，他们却为资本家们发挥重要的管理和技术（研发）功能，他们也拥有相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极为优越的物质待遇。
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期，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迅速变得激进起来，成为形形色色的“极左分子”。在反革命时期，他们可能会成为统治阶级进攻工人的极其重要的同盟军。20世纪80—90年代，中产阶级的上层分子是许多国家风行的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社会基础，他们在前苏联、东欧等国复辟资本主义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速，中产阶级上层中的一些人认识或感觉到，现有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面临严重困难，明显是不可持续的。但是，他们却不能或者说不愿设想超越他们相当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所赖以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还没有打算放弃他们对资产阶级暗中的政治支持。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经历大大地脱离了工人阶级。因此，他们很难看到这一点，即只有工人阶级大规模地联合和组织起来，才有希望实现生态可持续性所要求的社会变革。结果，来自中产阶级上层的环境主义者不得不把他们的强烈希望寄托在技术奇迹和道德说教的影响力上（他们希望劝说资产阶级合乎道德和充满理性地行动）。
但是，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未受触动，资本主义的行动法则就将继续起作用，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也决不会因为来自中产阶级上层的环保主义者的善良愿望而改变的。或迟或早，那些真正有良心的环保主义者将不得不在致力于改善生态承受力和为充满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尽心尽力之间作出选择。而且，随着全球生态危机和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总体上的加速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很快就难以既满足为利润和资本积累而生产的要求，同时又继续向中产阶级上层提供优越的物质待遇。
正如我前面所讨论的，对世界的能源制度来说，去碳化存在许多障碍。布朗和拉文斯大大夸大了技术变革的潜力。但是，即使已经提到的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高效率的能源技术立即唾手可得，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对技术普及的阻碍将使得这些技术的运用必然被延迟。在一个建立在为利润而生产的基础之上的经济制度内，新技术是“知识产权”，无力购买的国家和人民是无权问津的。即使在今天，世界上仍有千百万人没有用上电。等到他们开始有权使用太阳能电动汽车时，不知将是何年何月了？
而且，不像手机或便携式电脑之类的新颖消费品很容易在现有的工业体制内被制造出来，世界能源系统要实现去碳化，世界经济结构必须进行根本性变革。这基本上意味着，甚至在最理想的条件下，去碳化的过程是不可能快于能长久发挥作用的固定资产的折旧速度的。鉴于许多建筑物和其他能长久使用的设备设施仍将有半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的使用寿命，人们假定的去碳化的速度看来必定显得过于乐观了。
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解决气候变化危机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是立即让经济增长停下来，然后有条不紊地缩减世界物质消费，直到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到合理的水平为止。现有的技术水平明显可以实现这一点。如果世界各地尽可能迅速地采用目前和将来可能派得上用场的所有去碳化技术，世界经济规模即使更小一些，仍然有生产能力满足全世界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要生产资料和剩余价值为资本家所有，资本家们就有动力和压力把大部分剩余价值用到资本积累上去。除非剩余价值被置于社会控制之下，否则，没有办法能够保证不发生资本积累（和因此而导致的经济增长）。而且，鉴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极其不平等，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怎么可能会努力在满足数十亿人的基本需求的同时有条不紊地缩减经济规模呢？对资本主义来说，经济增长对缓和它内部的社会矛盾是必不可少的。
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990—2012年期间降低它们二氧化碳排放量的5%。美国拒绝签署该议定书。1990—2005年期间，美国的排放量上升了22%。在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国中，日本的排放量上升了16%，欧元区的排放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就呈上升趋势。英国的排放量呈持平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它实现了从大量的利用燃煤到利用北海的燃气的转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罗斯是惟一一个从1990年以来大幅降低了排放量的主要经济体，这一时期，俄罗斯的经济生产规模和人口数量都下降了。从1990年到2005年，俄罗斯的排放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平均每年下降⒉7个百分点。如果世界经济重复俄罗斯的经历三次，也就是说，不折不扣地经历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过的那种经济崩溃三次，那么，到2050年的时候，世界的排放量将降低三分之二。这将只允许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490ppm。正如上面讨论的那样，我们仍然无法达到应该达到的目标。
199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排放量增加了两倍以上，中国现在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家。按照目前的速度，中国的排放量将在十年内翻番，印度的排放量将在不到十五年的时间里翻番。欧盟目前正致力于到2020年的时候，将排放量与1990年水平相比降低20%。中国仅仅一年的经济增长将会使所有的这些降低成果化为乌有。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大繁荣，中国现在每周就建立起两座使用燃煤的火力发电厂。这意味着每隔四年，中国就将建立起和美国目前一样多的使用燃煤的火力发电厂。对资本积累如此疯狂追求，保持气候稳定又有什么希望呢？到底有什么神奇的技术能使这种资本主义可持续呢？
应当指出，边缘国家的工人和农民根本没有从这种不断追求资本利润中得到好处。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是跨国公司和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精英们。在稍小一点的程度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上层也从中国、印度和其他外围地区的工人们生产和提供的便宜消费品和“服务”中得到了好处。
2007年6月14日，《金融时报》发表了反共产主义的“天鹅绒革命”前领导人、捷克共和国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的一篇十分奇怪的文章《处于危险的不是气候而是自由》。文章写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对环保主义者及其追随者们来说，例外的一个暖冬足以……表明需要对天气采取一些激进措施……理性和爱好自由的人们必须对此作出回应。政治正确的规定是严格的。
全球变暖的癔病如今成为真理与宣传对抗的一个主要例子。它要求有勇气来反对全球变暖这一‘已经被确认的真理’。作为一个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人，我有义务说，我看到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和繁荣现在的最大威胁来自野心勃勃的环保主义而非共产主义。环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想通过一种中央（现在是全球的）计划来取代人类自由和自然的演化过程。”
爱好自由的克劳斯总统（他明显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好学生）然后提出这样的要求，即科学家们“有义务公开他们的政治和价值观点，并宣布他们的政治和价值观多么严重地影响了他们对科学证据的选择和解释”。随后，克劳斯还想使我们确信，“技术进步”和“可自由支配的财富的增长”将继续下去，并且“将解决轻微气候变化带来的任何潜在的问题”。
人们必须承认，在世界资产阶级中间正在形成一个重要的政治共识，即再也不能忽视气候变化的时候，克劳斯起来捍卫“自由”确实需要勇气。
坦率地说，只有内心仇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极端反动的政客才能作出如此奇怪的评论。但是，另一方面，克劳斯比所有主流环保主义者们要更接近于真理。人类确实需要全球的“中央”计划来克服气候变化的危机，条件是这里谈论的“中央”计划是指通过民主机构进行的自觉的、理性的协调。
稳定气候对技术的要求是明确的。全球能源结构需要根本性的变革，以把基础奠定在可再生能源上。世界经济结构的大部分将不得不作相应的改变。农业需要重组以遵循可持续的原则，并需要从对化肥和机械以及矿物燃料的依赖中解放出来。整个交通运输系统将不得不重建，以便让依靠可再生的电力运转的铁路和公共交通发挥突出的作用。世界经济规模也需要根据降低排放的目标相应地缩减。所有这一切要求丝毫不损害世界人民的基本需求。
很明显，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如果不想破坏支撑文明的生态状况，除了坚持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和民主计划的社会主义外，还有什么能实现这些目标呢？
所谓“市场社会主义”也不是一个好选择。理论和历史经验都证明，“市场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那些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的人们也许会争辩说，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表明了社会主义的计划是“无效率的”。
先不必说将来的社会主义在保障民主和提高经济效率方面无疑会比历史的社会主义要做得更好，而鉴于全球生态危机的极端严重性，“效率”根本不是一个切中要害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能否给地球上的每个人提供食物、教育和医疗保障？我们知道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能够做到，古巴现在仍然可以用相当有限的物质资源做到这一点。
资本主义一直不能给数以亿计的人们提供食物、教育和医疗保障。如果全球生态危机得不到克服，那资本主义最终将有负于全人类。该怎样选择难道不是足够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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