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亚当·斯密错了，市场经济行不通
完全自由市场经济行不通
2008-6-11 《英才》
文|本刊记者 梁冬梅
在挑战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同时，蜚声国际学界的斯蒂格利茨就创立了经济学的一门新学科——信息经济学，并因此摘得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中国经济界，斯蒂格利茨甚至成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楷模。不仅因为他的学术成就，更是因为他能够游走在学界和政界之间，将自己的学术思想转化为政府政策。
在学界，他在宏观和微观各个领域建树颇多。他编写的《经济学》，被称为继穆勒、马歇尔和萨缪尔森之后，第四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科书。在中国，这本书还成为经济学领域的畅销书，销量超过10万册。
在政界，他于1992年便进入美国总统克林顿政府，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此后更是升为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年，斯蒂格利茨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而那时，现任的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才刚刚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
反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
斯蒂格利茨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亚当·斯密是错的。
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是双“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经济。在此基础上，以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遵照新自由主义条款，完全开放本国市场，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斯蒂格利茨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是站在发达国家立场上制订的，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是不合理的秩序，发展中国家不必随发达国家起舞。
敢于直接挑战以亚当·斯密理论为基础的思想，是基于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领域的广泛研究。据称，在某次国际会议召开的时候，与会经济学家都要在某一栏中填写“擅长领域”，有人竟自信地填写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此君便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自1962年转系成为经济系学生开始，斯蒂格利茨之后的经济学生涯，研究范围涵盖了宏微观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分支：新古典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正是在研究的基础上，斯蒂格利茨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亚当·斯密是错的。
“我的研究表明，完全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行不通的，应该让市场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斯蒂格利茨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全球化在东亚取得了成功，但在拉美及其他地方失败了。主要原因，就是东亚国家没有实行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条款，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斯蒂格利茨在白宫的工作经历也为这个观点提供了实证检验的机会。其实，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采取经济政策的时候，实行的对内对外两套标准是不同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例，IMF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公共社会保障时，对养老系统进行私有化。美国的情况，则是公有和私有并存，而且公有部分占大多数，由此有效避免国内股市的波动，同时减少了贫困人口数量。
以实际行动反对华盛顿共识及其所代表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也成为斯蒂格利茨在1997年同意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主要原因。
危机也由此埋下。
公开批评世行及IMF政策
在2000年任期尚未满，同时美国财政部对世行施压的情况下，斯蒂格利茨辞职回到了校园。
因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很快转化为政府政策，斯蒂格利茨在白宫的5年岁月里如鱼得水。他希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世界银行任期内。
但是，世行岁月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进入世行的斯蒂格利茨，想要做的是改变既有的不合理制度和政策，但控制世界银行的发达国家显然有意维护自己的利益。
因此，当斯蒂格利茨公开批评世行及IMF政策的时候，结果可想而知。不仅IMF不悦，世行行长也承受了巨大压力颇不高兴。终于，在2000年任期尚未满，同时美国财政部对世行施压的情况下，斯蒂格利茨辞职回到了校园。
就在斯蒂格利茨辞去世行副行长的次年，他与信息经济学的倡导者阿克尔洛夫、史宾塞一起，分享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学会称，斯蒂格利茨的贡献，在于他对信息不对称市场的研究。通俗地讲，就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不具备信息的一方如何调整合同形式，从而来筛选有信息的一方。典型的例子，是在保险市场中，保险公司通过划分不同等级的费率，来区分不同类别的投保人。这个理论后来被广泛应用到保险市场、期权市场等领域。
回到校园的斯蒂格利茨，继续他对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的研究，他更多地运用信息经济学的工具，分析如何能够更好地推进政治进程。
显然，七年的华盛顿岁月对斯蒂格利茨影响甚深。他在自己的自传中称，正是华盛顿生涯，让他后来在福特基金、洛克菲勒基金等的帮助下，成立了一个政策对话平台。
这个平台吸引了全球各地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通过对话对相应的国家政策提出建议和意见。其中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斯蒂格利茨给予了毫不吝啬的赞赏，认为正是因为市场与政府的结合，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
斯蒂格利茨发现，现实情况总不是那么完美。
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却似乎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他相继出了几本书，批判旧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其中包括《全球化及其不满》、《喧嚣的九十年代》等。斯蒂格利茨为什么会这么做？
追溯斯蒂格利茨的成长背景，答案也许就在其中——从小生活在印第安纳州的钢铁小城里，人们会周期性地失业；种族混居的小城里，少数民族明显受到歧视；老师和父母反复强调：生活的重要性根本不体现在钱上，而是来自公共服务和思想带来的社会改变。
而早年的大学教育，让斯蒂格利茨从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法中获益匪浅。“回答问题很容易，提出问题才是关键。”老师经常让学生问问题，而不是强调学习某些具体的知识。
这种思想到了斯蒂格利茨去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的时候，充分显现了它的威力。传统经济学总是有一个完美的模型，比如充分就业。斯蒂格利茨发现，现实情况总不是那么完美，就像小时候经历的经济周期一样，周围一半的人都在失业，这怎么解释呢？
斯蒂格利茨决定花时间来创建模型，创立信息经济学的诺奖大师斯蒂格利茨出现了。
斯蒂格利茨小传
1943年生于美国，1970年担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79年获得克拉克奖；1992年进入白宫，先后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主席；1997年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00年至今，任职哥伦比亚大学。
炫目繁荣中埋下的"毁灭之种"
林佳伟 来源：上海证券报
回顾过去，特别是一个基本上可以看清而又可以追寻到现实的许多根源的过去，总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历史只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真实的情况不一定会被历史学家知道，也未必能完整流传下来。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他所研究的内容是信息不对称，恰好能为历史的多样性提供理论说明。但是他同时也是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的前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他肯定是信息的优势一方。从他的所知和高度来看问题，显然是比较有价值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对美国来说，是充满繁荣与狂热的年代。现在来回顾，好处是一切都已尘埃落定，正确与错误，历史基本上已给出了结果。另外一个好处是余波尚未完全过去。比如次贷危机，从美联储的加息周期来看，是其用低息来抚平科技股泡沫破灭后的伤痛而造成的房地产泡沫的结果。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繁荣之中埋下的毁灭种子，在于过度的放松管制，对于CEO的不正当的“激励”，失控的利益冲突以及政府屈从于庞大的金融集团的压力。历史可以说明，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如果愿意说的更加玄幻一点，我们也可以说，一切都是有预兆的。
市场与政府
美国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代表，也不断向其他国家推销“市场原教旨主义”版本的资本主义——建立在政府角色最小化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但可惜，美国自己早已摒弃了这种做法，在教育、社会保障、医疗服务等方面依靠政府来提供服务。斯蒂格利茨将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称为一种信仰：它并没有建立在可接受的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而且同许多实际经验相矛盾。
读斯蒂格利茨这本书，我更强烈的感觉是，美国实行的其实既非市场导向也非政府导向，而是为支持执政党派的利益集团服务的资本主义。比如在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谈判中，必然会有开放金融行业的内容，其实这并不能为美国增加多少就业机会，而是因为华尔街的威力，为华尔街找寻新的市场，仅此而已。
市场的缺陷，在经济学这么多年来的发展中早已被部分的认清。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垄断等力量导致的高成本和低效率是最明显的市场缺陷之一。信息不对称是对现实无奈的认识。经济学关于信息充分的这一个致命假定一旦被放松，分析的复杂程度就会呈几何级数递增。于是原本完美的市场理论就将变得太复杂而无法想象。90年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曾经让许多人一度以为零存货生产(Just-In-Time Production)可以让困扰资本主义多年的存货问题从此消散，可惜，人们低估了信息不对称的力量和广度。
关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显然笼统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争论的真正关键之处，在于能否有机制去克服垄断、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这些问题。比如排污，引入排污许可证的交易可以限制这个市场的负外部性，同时增加激励使得控制污染技术可以不断发展，成功的将这个行业市场化。另外的例子是电力行业，将电网与电力的分离可以使得发电公司增加竞争，脱下其天然垄断的外衣。
可惜的是关于市场与政府的争论总会从市场主义开始，甚至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内容开始。在这种范围下，各方才可以方便地找到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式的支持论据，同时调动观众情绪，拉来更多的支持。
斯蒂格利茨提到了一种超越市场和政府的方式。某些行业，既不适合以盈利为目的，在政府的管制下也无法实现高效率，可能有其他的方式更加合适。美国的私有大学，许多都是全球顶尖的，如哈佛、普林斯顿，而这些大学是非营利机构，其收入很大一部分依靠捐赠。这些行业，或许有着更加合适的方式来发展。
全球化
在国际经济政治的更多方面，只要去了解一下，会发现有实力者就是利益的获得者，所谓规则，从来就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游戏。
例如美国反对泰国使用会危及海龟的渔网捕虾，理由是为了保护珍稀物种，而在小布什任下，美国却单方面从降低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国际性协议中退出。虽然保护珍稀物种与生态的等原因同样可以用在这个方面，但国际上却没有能力来制止美国——因为美国不是泰国。又如，由于华尔街的努力，美国原本一直反对更多的管制离岸金融，甚至提出了“需要更多的神秘性”等有趣的理由，当然后来发现与“9·11”有关的恐怖主义者从这些秘密银行账户中获得部分资助之后，美国就不再这样认为了。
在对待其他国家的经济改革方面，美国更是如此明显的表里不一——美国告诉每个经济陷入衰退的国家，要削减赤字，而美国自己，从来都是扩大政府支出，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以至人们很容易提出怀疑：美国推销的改革计划，是为了该国好，还是为了美国的某些行业方便进入？对此，斯蒂格利茨的态度非常直接：“通过我们自身的经济外交，或者通过美国人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基金货币组织的影响力，山姆大叔变成了山姆医生，向世界其他国家分发药方：削减赤字，降低贸易壁垒，全盘私有化。正如一些医生一样，我们太忙碌了——我们也太自信了——忙得不能倾听病人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太忙了，有时候忙得甚至不去看一下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和它们所面临的环境。……当病人一个接一个不能引起我们的关注时，事实上我们在海外四处散发的药品，同我们在国内所服用的药品已经不相同了。”
华尔街的力量从来都是不言而喻的。美国迫使其他国家开放金融服务业，却拒绝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开放其优势产业。而美国自身的金融业，由于中西部和农村担心银行会将当地的资金吸纳输送到货币中心，美国政府对银行业实施了严格的监管——这些监管到克林顿时期才被废除。而大型跨国银行在发展中国家成功压制当地的竞争者后，会把资金贷放给它们熟悉的跨国公司而非当地中小企业——同样的问题，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与结果。
对外资银行的放开，始终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鉴于跨国银行的破坏力，我觉得谨慎才是上上之策。
全球化就是好的么？现在许多人已不会如此轻易下结论了，一些国家的产业的消亡与工人的抗议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在一些更为重要的方面，如美国推进的医药保护知识产权，给许多发展中国家病人带来的是绝望的噩耗。美国对农业的补贴，比如棉花补贴，集中于国内25000名非常富裕的农民手中，却拉低了全球农产品的价格，给许多只能出口农产品的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有几个非洲国家的总收入因此降低了1%至2%。
我猜想着许多思想的发展历程都是类似的，市场与政府，全球化与闭关锁国，经过了最初的极端化的争论，获胜的一方也终于发现自己太过极端，在某些并不适合的方面已有了足够的教训。
喧嚣的九十年代的遗产
在繁荣阶段，有太多问题容易被掩盖。
从美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验来看，当经济周期到达繁荣阶段，企业管理者们更有动力拿出漂亮的会计报表——因为当意识到竞争对手们都将给出一份漂亮报表的时候，总会感觉到巨大的压力，许多时候，压力比激励更加直接有效。世通以及许多公司的会计问题不是要到科技股破灭之后才暴露出来么？
全球化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只为自己获取利益的游戏，只不过被换了一个动听的名称而已。美国曾为了避免进口以高粱茎秆做成的扫帚对国内就业的冲击而采取限制措施。如果有人问：这将涉及多少工作岗位呢？斯蒂格利茨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确定的答案，但是这个数字应该在100和300之间！谁会觉得美国经济会受到300个职位消失的冲击？只是美国不愿如此简单地放弃这么一点利益而已。
向其他国家开放一些行业需要谨慎，特别是金融业。安然丑闻拖下了安达信，还弄臭了为它服务的一系列银行——JP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和美林公司。这些公司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可惜当他们为之服务的公司陷入丑闻时，这些声誉似乎没有太大的阻止作用。
《喧嚣的九十年代》
一部关于全球最繁荣十年的新历史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
张明等译 杨学钰校
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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