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金钱压倒民主 美国梦碎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美国喜欢自称希望之地，其他人基本上也这么想。但是，尽管我们可以想起一大把自力更生登上社会顶层的美国人，真正有意义的却是统计数字：一个人的发迹在多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父母亲的收入和教育?

　　如今，统计数字显示，美国梦只是一个传说。论机会平等，美国还不如欧洲——其实是不如任何有该数字可考的发达工业化国家。

　　此乃美国不平等程度为发达国家之最的原因之一，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在2009—2010年的“复苏”中，收入最高的1%美国人获得了93%的收入增长量。其他不平等性指标——比如财富、健康和寿命预期——有过之而无不足。显而易见的趋势是收入和财富向顶层集中、中产阶级被掏空，而底层日益贫穷。

　　如果顶层的高收入来自更大的社会贡献，这倒也说得过去，但大衰退所展现的另外一幅图景：即使是银行家——他们毁掉了全球经济和所在公司——也获得了不菲的奖金。

　　更仔细地审视顶层阶级，我们可以发现寻租的作用畸高：有些人从垄断权力中攫取财富;有些人身居CEO高位，利用公司治理的漏洞将不成比例的公司利润揽入自己腰包;还有人利用政治关系从政府的慷慨中获利——比如政府的高价采购(药品)和低价出售(矿权)。

　　类似地，金融业的财富部分来自剥削穷人——通过掠夺性贷款和泛滥的信用卡消费。在这些例子中，顶层人士的富裕直接建立在底层人士的痛苦之上。

　　如果滴漏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一种所有人都能从顶层人士的发迹中获益的奇谈怪论)中含有那么一丝真理的话，这或许称不上大坏事。但如今大部分美国人的境况比15年前的1997年还不如——真实(经通胀调整的)收入下降了。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全被顶层攫走了。

　　美国不平等性的辩护者指出，穷人和中产阶级不应该抱怨。尽管他们在经济蛋糕中分得的比重较过去减少了，但蛋糕本身扩大了很多——此乃富豪和超级富豪之功——因此他们所分得的份量其实是有所增加的。然而铁证如山，这种言论纯属胡诌。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至今的几十年中，共同增长时期的增长率要比 1980年以来的两极分化时期高得多。

　　只要你能够理解不平等性的源头，对于出现这一现象就不会感到奇怪。寻租导致了经济扭曲。当然，市场的力量并没有消失，但市场是受政治影响的;而在美国，政治现金形成了一个几近腐败的系统，政府和产业之间的后门越开越大，政治在受金钱的影响。

　　比如，破产法把衍生品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却不允许清偿学生贷款——不管所提供的教育是多么不充分——这不啻于劫底层济银行家。在一个金钱压倒民主的国家中，可以预见，类似的立法将会频繁出现。

　　但不平等性的恶化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不少市场经济体比美国做得好得多，不管是从GDP增长的角度还是从大多数公民生活标准提升的角度。一些国家更是出现了不平等性有所改善的现象。

　　美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正在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不平等性导致了增长减速和效率低下。缺少机会意味着最宝贵的资产——人得不到充分利用。许多底层甚至中产人士并没有获得与其潜力相符的生活水平，因为不需要公共服务又担心强势政府会实行收入再分配的富人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实行减税和削减政府支出的政策。这导致了基础设施、教育和技术的投资不足，阻碍了增长引擎的充分转动。

　　大衰退恶化了不平等性，同时削减了基本社会支出，而高失业又压低了工资。此外，调查大衰退起因的联合国国际货币和金融制度改革专家委员会和IMF均发出了警告，称不平等性导致了经济不稳定。

　　但是，最重要的是，美国的不平等性正在侵蚀其价值和身份。不平等程度是如此之高，要是你发现所有公共决策——从货币政策到预算分配——都受着不平等性的掣肘，一点都不用奇怪。美国不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这里是富人的天堂，有钱就能得到平等——按揭赎回权丧失危机就是明证，大银行仗着自己规模庞大，认为它们不但不能倒，甚至不可问责。

　　美国不能再向从前那样自视为希望之地了。但妄自菲薄也不可取：振作起来重塑美国梦为时未晚。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最近著有《不平等的代价：分化社会如何威胁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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