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新自由主义与转轨国家私有化的教训

新自由主义与转轨国家私有化的教训

杨斌

摘 要：俄罗斯改革的教训充分说明选择改革方向的重要性。必须把握好事关成败的改革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否则越是不问方向、不计代价地坚持改革，就越是可能给国家、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新自由主义不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与时俱进”的规范改革方案，而是已被各国长期实践证明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返古复辟”。改革方向是“大是大非”问题，不问方向的改革很可能像邓小平同志批评的那样让“改革走上邪路”，导致国企改革偏离社会主义的大方向，进而使党中央制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难以实现。

2005年俄罗斯总统大选期间，普京在回顾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并阐明政治纲领时，再三表示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彻底划清界线。他对叶利钦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了严厉抨击，指责当年的政治家打着改革的旗号出卖俄罗斯利益，不顾百姓的疾苦，厚颜无耻、疯狂敛财。普京称，“10年前，政治投机者控制了联邦会议和政府的关键席位，高官们为了迎合寡头而不惜损害俄罗斯的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把国家财产挥霍殆尽，腐败是他们进行政治和经济竞争的手段，导致我们负债累累，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成倍地下降。”
俄罗斯改革的悲剧值得中国人引以为鉴。当年俄罗斯的许多经济学家和官员，也是怀着满腔热情和美好愿望投身改革的，他们希望抛弃教条主义束缚，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国际权威组织推荐的“华盛顿共识”改革方案指导下，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并建立规范化的市场经济，但却由于对西方推荐的改革方案缺乏警惕，没有深入思考并把握好经济改革的方向，结果造成了经济衰败和腐败泛滥，给国家、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当年名声显赫的改革家如今声誉扫地，甚至被普京严词指责为“人民的敌人”。
俄罗斯改革的教训充分说明选择改革方向的重要性，说明仅仅有推进改革的决心和勇气是不够的，还必须把握好事关成败的改革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否则越是不问方向、不计代价地坚持改革，就越是可能给国家、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最终给改革家带来的不是历史功绩而是历史污点。俄罗斯推行大规模国企私有化改革的初期，就曾因出现严重腐败激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但是，当年的改革家们受掠夺国有资产利益的诱惑，对社会成本代价和民众的不满情绪漠不关心，终于让改革事业变成了历史悲剧，自己也因给国家造成的深重灾难而成为历史罪人。
俄罗斯领导人对叶利钦时期改革政策的反思，可能令某些中国经济学家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似乎觉得“改革”无论其方向和性质如何，都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和必须加以坚持的。某学者对质疑俄罗斯改革的观点非常反感，甚至称否定俄罗斯的改革就意味着否定中国的改革。有位经济学家曾在《中国经济时报》撰文，主张借鉴俄罗斯经验，特别是借鉴俄罗斯通过管理层收购推进、规范产权改革的经验，加速中国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步伐。有些经济学家明明知道众多的经济转轨国家在推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付出了重大代价，但是他们不愿深入研究这些国家产权改革代价沉重，是否同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私有化之间存在联系，反而认为国企产权改革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也只能追随众多转轨国家走痛苦的改革道路。在引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辩论的“郎旋风”中，这些经济学家表现出的不问方向、不计代价，也不顾前车之鉴，一味地强调坚持改革的观点尤为突出。
“郎旋风”起因于郎咸平撰文指责顾雏军在国企产权改革中侵吞了巨额国有资产，“郎顾之争”后来很快扩大成为了一场关于国企产权改革方向和国有资产流失的全国大辩论。郎咸平在争论中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表明他更为关心的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大方向问题，而不仅仅是顾雏军是否涉嫌侵吞国有资产的问题。郎成平指出，“在这次产权改革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就是国有企业、政府全面退出经济舞台，他们所希望的经济是自由经济、民营经济，更可以向美国靠拢的经济体系。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一个小政府的角色”，“在这一轮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也就是所谓的国退民进，会再度把生产资料交给资本家……。这次产权改革有两大特点，第一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第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郎咸平还指出，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只要实行自由经济、民营经济，就能像美国一样富强只能是幻想，这种误区将会把中国像前苏联那样带入灾难的深渊，形成少数经济寡头控制整个经济的局面。
在这场辩论中，一位经济学家反驳郎咸平、为各地产权改革的辩护格外引人注意。他承认国企产权改革带来了痛苦的代价，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大量腐败现象，但是，他认为国企产权改革的痛苦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适合于世界各国改革的普遍规律，他在会议发言中说，“无论在哪个国家，国企改革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不仅仅会引来国资贱卖的争议，而且极有可能带来社会动荡。英国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由撒切尔夫人主导的国企改革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震荡，工会与政府对峙长达数年，罢工浪潮绵延不断，可是撒氏绝不在根本问题上做出让步，从而被称为‘铁娘子’。90年代两德合并后，德国对原东德国企进行改革，也引起了严重失业、贫富差距骤然拉大、犯罪增加等严重问题，而且政府不但没有将国资卖出多少钱却反而贴进去很多钱。”国企产权改革虽然会付出这些痛苦的代价，但是，当前国企产权改革绝对不应该停止，为实现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因为，当前国有企业的旧体制是难以持续的，即使产权改革最终导致了国有企业的消亡，也并非拍脑袋而是自然而然出现的结果。
这位经济学家虽然表达了不惜代价坚持改革的强烈决心，但是，他将不同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混为一谈，没有区分这些国家的国企改革具有的完全不同的性质，以及它们在改革大方向和最终目标上的根本区别。他显然非常佩服英国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希望效仿她在坚持改革的“根本问题上”绝不让步，即使这种改革“极有可能带来社会动荡”。但是，撒切尔夫人代表保守党右翼政治势力，她开宗明义地宣称信奉新自由主义，推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大规模私有化。她公开主张废除二战后西方的社会改良，回归亚当•斯密时代的资本主义。由于撒切尔夫人代表的是大垄断财团的利益，她自然不怕改革导致政府与工会的激烈对峙，不惜造成大批工人失业、贫困和罢工抗议浪潮。相比之下，中国推行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目的是坚持公有制和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种改革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最终目标，将其混为一谈将会导致改革大方向的迷失，确实“极有可能带来社会动荡”和严重的政治恶果，甚至像前苏联那样导致党的垮台和国家分裂。
这位学者虽然知道东德、俄罗斯等国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造成了严重失业、社会两极分化，甚至“极有可能带来社会动荡”，但他认为这种代价对于改革来说是不可避免、而且值得付出的。他似乎并不在意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应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反复强调的衡量改革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改革应该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倘若改革导致了两极分化和人民贫困，那么就意味着改革“走上了邪路”。当前世界各国正普遍反思新自由主义倡导的产权改革，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尖锐指出，美国通过大规模私有化、改变前苏联阵营28个经济转轨国家的经济模式，已经使一亿多民众陷入了赤贫境地，人均寿命减少了4年或更多，唯一成功的例外就是走不同改革道路的中国。某些经济学家为支持管理层收购经常引用的一个典型例证，即乌克兰在推行管理层收购等形式的私有化过程中，虽然仅以一个美元的价格就把国有企业廉价出售了，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把企业搞活并且盈利了。而事实上，乌克兰虽然有不少私有化企业暴发的例子，但是，它在推行10年私有化改革之后，国民经济整体上倒退了60％，只有10年前的40％，这样的国家不能当成一个成功范例来引证。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在市场条件下国有企业无法搞好，只能像俄罗斯、东欧等众多市场转轨国家一样，忍受痛苦代价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任由管理层收购导致国有企业蜕变为私人家族企业，其实，这不仅抛弃了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中国改革经验，也严重偏离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目标，不是继承而是抛弃了前人历尽艰辛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国因走自己的改革道路受到举世赞扬，海外学者还将中国的成功经验总结为“北京共识”，作为反对美国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例证。令人遗憾的是，某些经济学家却无视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
目前，在美国次贷危机和人民币浮动升值的影响下，我国广东珠江三角洲和浙江的许多民营、外商企业正陷入困境。某些经济学家认为，民营企业属于明晰的私有产权，效率高、市场竞争力强，因而是国企改制效仿的对象，不少地方因此对通过改革搞好国有企业丧失了信心，将希望完全寄托于发展私营企业和引进外资企业。但是，这些竞争力强的私营、外资企业也出现停产倒闭风潮，说明私有产权并非万能，也有易受宏观因素影响的脆弱性。在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陷入疲软的情况下，私营、外资企业单纯追求盈利，必然纷纷跟风撤资，各地出台的放宽信贷条件和减免电费等优惠措施，虽能暂时缓和企业资金紧张，却难以根本解决困难，企业即使能够坚持出口也难以收回不断贬值的美元货款（美国拖欠中国出口企业货款已达上千亿美元）。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和房地产业，这两方面最终需求的疲软正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当前我国对外出口贸易依存度已经高达70％，这成为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和金融自由化的借口；房地产价格高涨严重脱离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说明这种增长方式存在局限性，迫切需要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将振兴和发展大中型国有企业放在战略高度，因为只有国有企业才能密切配合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进行反周期操作，扩大内需，弥补国际市场需求疲软的损失，防止私营外资企业大批停产倒闭引起连锁反应，防止国民经济的增速大幅度下降甚至陷入经济危机。新加坡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损失较轻，同房地产业发展主要依靠政府和国有企业，价格合理，不存在泡沫炒作机制有密切关系。房地产业主要依靠私营企业存在许多弊端，房地产价格暴涨容易成为各行业发展的包袱、瓶颈，私营房地产商获得的暴利其实不体现经济效率，还容易诱发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等宏观负外部效应。20世纪30年代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普遍通过国有化挽救濒临破产的私营企业，罗斯福新政也通过大力发展公共工程摆脱经济危机。俄罗斯、拉美国家在受新自由主义误导推行大规模私有化、最终爆发严重金融危机并蒙受惨痛的损失之后，都重新把振兴和发展国有企业放在战略高度，在能源、电讯、金融等战略产业领域重新推行国有化，取得了不同程度上改善经济状况的明显效果。
二战后西方盛行国有化和社会改良的潮流，右翼政党迫于“冷战”压力也不得不妥协让步，资本主义才改变了旧自由主义时代的一贯丑陋形象，出现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分配改善的罕见“黄金时期”。值得指出的是，撒切尔夫人最为推崇的新自由主义鼻祖哈耶克，一贯持极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同时也反对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改良，甚至激烈攻击瑞典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即使在西方国家也曾长期被认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极右学者。哈耶克自己也承认当年鼓吹新自由主义极为不得人心，他因撰写《通向奴役之路》一书而在西方知识界身败名裂。20世纪80年代，美、英右翼政治势力出于谋求全球霸权战略目的，重新在全球范围内竭力宣扬新自由主义，并将其具体化为“华盛顿共识”的所谓规范改革方案，用于反对西方的社会改良并维护垄断资本利益，误导经济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二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浪潮在全球泛滥，造成了贫富分化和社会经济动荡的严重恶果，不仅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普遍陷入停滞状态，众多转轨国家更是遭受了严重程度超过大萧条的经济衰退，因而正受到世界各国民众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和反对。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的统计数据，从1980年至2005年，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私有化潮流风靡全球的时期，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远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年代，与中国这一时期8．l％的经济增长率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国际权威组织在全球推行的“华盛顿共识”政策，不仅不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规范改革，而是已被各国长期实践证明了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返古复辟”。有些经济学家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新自由主义，但表示赞成“华盛顿共识”倡导的非国有化、自由化和全球化，认为“华盛顿共识”及相关政策“是为了帮助世界各国搞改革的”，反映了“现代经济学各方面的新成果”，由此可见，“华盛顿共识”的确对中国改革开放构成了威胁，倘若中国也受它的规范改革方案误导，效仿众多经济转轨国家推行大规模国企私有化，也迟早会步其后尘落入巨大社会灾难的陷阱。
中国出现“郎旋风”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它可以看作是全球反思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的浪潮在中国的延续和扩展。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历来都只是一个边缘学派，它的崛起与风靡全球是依赖右翼保守政党和资本力量的推动而非学术界的共识，现在正在日益遭到西方学术界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和批判。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代表的是保守的意识形态，它不是推动进步的社会改良或改革政策，而是恢复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返古倒退，“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有时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它建立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础上，是自由放任政策的一种复兴，这些政策在十九世纪曾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所竭力推动”。斯蒂格利茨强烈地批评了“华盛顿共识”，称其“往坏里说是误导”，现在应进入“后华盛顿共识”时代，还说“无论新的共识是什么，都不能基于华盛顿”，直接点出了从华盛顿的立场出发，不可能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中国有些经济学家对郎咸平批判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腐败，竟然激起社会广大民众如此强烈的认可感到难以理解，其实，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遍及全球的新兴潮流的反映。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在全球范围遭到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得人心，倡导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在美国和西欧开会时都经常引发社会民众的抗议浪潮，参加抗议示威游行的人经常高达数万甚至十多万。经过了十几年的经济转型后，波兰人民对经济转型的评价反而比改革初期更差，波兰发行量最大的《选举报》2002年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波兰民众对私有化持否定态度的人占87％，持肯定态度的人占7％，当被问及“你用什么词汇描述私有化最合适”时，74％的人填写的是“盗窃”，18％的人填写的是“销售”。俄罗斯人民饱尝了私有化的苦果，对私有化产生的暴富阶层极为反感，据调查统计，有88％的民众否定私有化，70％的民众认为应改变私有化的现状。
拉丁美洲抗议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的社会运动不断掀起新高潮。秘鲁曾因推行私有化引发大规模抗议和社会骚乱，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调集军队也无法平息抗议，最后被迫撤换了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经济部长。玻利维亚的社会民众运动已从抗议私有化，发展到强烈要求政府实行石油资源的国有化，一位中间派前总统主张对西方石油公司征收高额税收，仍然不能满足社会民众要求将石油资源国有化的强烈愿望，在声势浩大的社会民众抗议浪潮中被迫下台。2005年12月18日，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总统候选人埃沃•莫拉莱斯以超过半数的高得票率直接当选，之后宣布将实施一系列社会改革，彻底摒弃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的经济政策，把天然气等能源工业企业收归国有。委内瑞拉也正积极在能源、电讯和制造业领域推行国有化，先后将一批跨国公司拥有的企业重新收归国有。阿根廷金融危机中大量倒闭的私营、外资企业，有许多被工人接管并被成功改造成集体所有的合作企业。美国历来将拉丁美洲视为自己的后院和势力范围，曾采取从策划政变到经济利诱等种种手段推行新自由主义，近年来拉丁美洲左翼政党崛起和亲美政权纷纷下台，充分表明了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政策不得人心和日趋衰败的趋势。
中国某些经济学家对批判新自由主义非常反感，质疑新自由主义是否真的在俄罗斯、拉美造成了灾难，对中国众多资深学者通过长期研究俄罗斯、拉美经济后撰写的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科研成果不屑一顾。他们对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实践情况的认识，还不如某些态度比较客观的美国政府右翼智囊人士。同美国政府的右翼智囊团联系颇为密切的经济专栏作家安德鲁，坦率承认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和削弱政府作用的政策，在拉丁美洲正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大多数拉美国家政府，其民意调查支持率已跌落到严重危及政治稳定的程度，拉美甚至可能变成孕育左翼政权的肥沃土壤。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的评论家费拉罗，也撰文认为“持续二十年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试验，正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遭到反弹，无论从秘鲁到巴拉圭，从巴西到玻利维亚，还是从厄瓜多尔到委内瑞拉，我们或许正在目睹一个时代的终结，90年代末正统的经济改革终告失败”。由拉美社会各界人士组织的“社会论坛”，明确提出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口号，以及建立新社会模式的目标，积极参与“社会论坛”活动的拉美左翼政党，正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拉美国家赢得大选胜利，从被西方贬低为“极端派”的反全球化民间势力，成长为执政的社会中坚力量。在美国操纵的国际经济组织诱迫下，新自由主义潮流风行世界的二十多年来，所造成的各种社会恶果经过了长期的积累，终于引爆了遍及全球的抗议活动，反对和批判新自由主义正成为新的历史潮流。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第10期《高校理论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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