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软就要挨打”与“韬光养晦”

“疲软就要挨打”与“韬光养晦”

日月河

刚与柔、进与退、动与静、屈与伸，二者不可废其一。经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运作，术儒进入了社会上层，拥有了相当的话语权后，作为患得患失的投机者，立即把“崇柔抑刚、扬术抑道”作为实际的治国思想。从此，曾经刚健的中国一步步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兵法•虚实篇》）的生存智慧被忘却，于是，中华民族为“软弱就要挨打”的铁律写下了绝好的注脚。历史没有沿着“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运行，而是一再诠释了“腐败+疲软=挨打”的必然逻辑。
众所周知，科技领先世界、经济增长迅速的宋朝是一个窝囊透顶的王朝，在“发展经济→灵魂迷失→富而忘忧→疲软挨打→息事宁人→求和→再挨打→再求和”的困局中不能自解，留下了一部耻辱和血泪史，注解了“腐败+疲软=挨打”的必然逻辑（我们将在下面论及），自不待提。
当年，正是腐朽清政府“绝不给对方以口实”的“韬光养晦”，葬送了强大的北洋水师。甲午战争是一场拥有先进武器、硬件一流的中方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地全军覆灭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敌交战时武器装备方面我们唯一领先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多年惨淡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不堪一击的北洋水师可谓中国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切后果由此蔓延扩展，迅速产生了一个竞相挑衅中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外军慧眼识破了清廷的外强中干。战争双方装备实力与最终结局反差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深思。北洋水师是一支付出了巨大投入的舰队。据金一南教授的研究成果，不算南洋海军和广东、福建水师，仅建成北洋海军就耗银3000万两。满清驻日本领事姚锡光在描述北洋舰队年开支时说，“其俸饷并后路天津水师学堂及军械、支应各局经费，岁1768000余两”。这还仅仅是北洋舰队的官兵饷项及后方开支等项。另有统计说，清廷支付的舰船购造费便已超过3000万两。再加舰船上各种装备器材的购置维持费、舰队官兵薪俸、舰队基地营造费及维持费、后路各造船修船局厂及官衙的开设维持费、海军人才的教育培养费等等，合而计之，清廷为海军的总投资约在1亿两上下。等于每年拿出300多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平均占其年财政收入的4%强，个别年份超过10%。这样的数目与比例，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谓不高。这是一支危机面前完全可以一战的舰队。其建立之初即参考西方列强海军规制，制定了一套较为严密的规程。从表面看其组织制度已经完备，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且十分严格的要求。舰队的训练也曾经十分刻苦。琅威理任总教习时，监督极严，“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严格的要求和训练，使舰队官兵在文化素质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准。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评价道:“其发施号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舰队而论，诚非轻心以掉之者也。”依当时的标准看，这是一支知识化的军队。
北洋水师在装甲和火炮口径方面一直保持优势。排水量7335吨的定远、镇远两舰是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舰，属于当时世界较先进的铁甲堡式铁甲舰。设计时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日方叹其为“东洋巨擘”。一直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面对落后的局面，日本加速造舰计划，搞出所谓“三景舰”对付定远、镇远二舰，但直到战时，它们仍未达到如此威力。黄海大战中，定、镇二舰“中数百弹，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皆证明它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科技含量极高。
对日本来说，这是一场没有决胜把握的战争。精心策划战争的日本为胜败皆做好了准备。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看好中国，认为在强大的北洋水师面前，日军有以卵击石之嫌。日本大本营制定了三种方案，为胜败皆做好准备：甲，歼灭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即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乙，未能歼灭对方舰队，不能独掌制海权，则只以陆军开进朝鲜；丙，海战失利，联合舰队损失沉重，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本，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之所以有这样看似悲观的估计，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海军力量的不足。首先，日本海军的投入少于满清海军。据统计，日本从1868年至1894年3月，日本政府共向海军拨款94805694日元，约合白银6000多万两；只相当于同期清廷对海军投入的60%。其次，联合舰队组建时间仓促。1894年7月19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刚刚编成。此时距丰岛海战仅6天，距黄海海战也只剩下60天时间。其主力战舰多是1890年以后下水，舰龄短，官兵受训时间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后，舰队合操训练已经6年，多数官兵在舰训练时间达10年以上，这是仓促成军的日本联合舰队无法比拟的。其三，联合舰队舰只混杂，有的舰只战斗力甚弱。如果单纯用目前诸多军事电视明星惯常采用的加减分析法，结果一目了然：北洋水师必胜。但是，战争不仅仅是武器的较量，还是战略战术、战争目的、战斗意志和军魂的较量，一支没有灵魂的军队即使配备全世界最为先进的武器，也难逃失败的厄运。
舰队是实力相当的舰队，或者确切地说北洋水师在硬件上还略胜一筹，结局却是一边倒的结局。当面临的是战场而不是操场、面对的是敌舰而不是靶舰的时候，“节制精严”的北洋舰队变得毫无节制可言，舰队布阵陷入混乱，作战效能低下，俨然一群乌合之众。战场上的北洋海军如此失序，完全像一支未加训练的舰队，迅速作鸟兽散。其六年合操实战尚不能成一阵，而组建时间很短的日本联合舰队，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队形不乱，“始终信号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据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双方舰队的实力与战绩相较是极不相称的。在硬件并不强大但颇有战斗精神的日本军人面前，北洋水师成了一头彻头彻尾的“黔之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就是为了用。为什么庞大的北洋舰队如清臣文廷式所指:“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资料表明，这支所谓的新式军队，很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相差无几。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精于圆滑之术的李鸿章以“武夫难拘绳墨”为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侧身其间：“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舰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曾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籍；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二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
至于舰船不作常年训练而挪做他用，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了。“南洋‘元凯’、‘超武’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在这种风气下，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黄海之战后，甚至“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在艰难的威海围困战后期，这支军队更是军纪全面崩溃。歌舞升平中弄虚作假，战火硝烟中便代以谎报军情。
自林则徐以后，国人皆知西方专恃坚船利炮，无坚船利炮要割地赔款。清廷也以为过去之失尽在船不坚、炮不利。现在船不可谓不坚，炮也不可谓不利，为什么还要割地赔款——甚至是更大规模的割地赔款？为什么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海军从理论上说能够一战、实践中却不堪一击？
战斗意志的销蚀对军人来说是致命的。同是鱼雷艇，我方管带王平等人驾艇冲出港外争相逃命之时，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率艇冒死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其中之差距，是多拨一些经费就可弥补的么？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战争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就此一点，任何经费短绌方面的探索、船坚炮威方面的考证，任何年轻化、知识化的努力，以致对叛徒逃兵的声讨和对英雄壮烈的讴歌，在这个残酷事实面前皆成了苍白无力的开脱。
北洋舰队如此迅速的覆灭，震惊中外。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曾评论说，北洋海军“观其外貌，大可一决雌雄于海国”。他只看到了这支舰队的外貌。亲历战斗全过程的洋员泰莱，对这支舰队评论道:“如大树然，虫蛀入根，观其外特一小孔耳，岂知腹已半腐。”可谓要害之语。甲午之败，腐败使然，疲软使然。有政治的腐败，更有军事的腐败；有清廷的疲软，更有军界的疲软。可以计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以前，我们自己内部有多少人参加进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在那个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精神颓废、军魂无存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它们本想极力避免但结果却加速了那个无法避免的循环过程。在这其中，它们互为牺牲品。对当今的军人来说，一个再大不过的教训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皆要通过人去实现。从这一点上来说，北洋海军之失败实属必然。
甲午海战的惨败也是一味避战的结果。慈禧、李鸿章之流可谓“韬光养晦”的模范。战前，已有种种迹象表明，日本要有大动作。面对日军的百般挑衅，朝廷为了表示诚意，息事宁人，感化日本，严词要求北洋水师不出港、不演习、不做任何战争准备，以免给日方提供口实——这和后来的蒋介石、张学良的做法如出一辙。北洋水师确实也做到了“看好自己门、管好自己人、干好自己事”，严厉约束官兵的过激言行。就在开战前一天，李鸿章仍严令北洋水师不得滋事。就这样，宝贵的战略空间和战略时机丧失殆尽。实际上，这是一场战前已定输赢的战争，没有任何悬念。
“韬光养晦”，不过是一个民族软弱的遮羞布。有时会蜕变成无所作为的托词。简单地说，韬光养晦就是避免招惹麻烦，为此做出一些忍让，甚至不惜一些利益牺牲，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就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建设环境。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日本等国家是不愿看到中国的发展和强大的，小布什上台之初就直截了当地声言，中美不是战略伙伴关系，而是竞争关系，再联想前几年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既然是“竞争关系”，是“中国威胁”，就理所当然地遏制中国，这是“中国竞争”、“中国威胁”的逻辑结果。中国为了一心一意地赶路，极力回避矛盾，相应地人家就处心积虑地制造矛盾，把绊脚石横在路上看你怎么躲避，同时可以乘机敲诈中国。面对别人的无赖行为，我们该怎么办？按照一些人的想法，忍让再忍让。确实，30年来，面对美国、日本等国的挑衅，我们做了过多的忍让。然而，我们几近懦弱的忍让，重大的利益牺牲只是换来了短暂的安宁，别人很快就更加蛮横无理，连越南、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也敢于挑衅中国，想乘机捞取不当利益。美国、日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最大限度地遏制中国，并利用你沉溺于“韬光养晦”的机会，压缩你的战略空间，乘机捞取利益。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你越是躲避，人家就越是认为你软弱可欺，越是感到有机可乘，就越是变本加厉。当我们的忍让成本超过收益，我们的“韬光养晦”是否还有价值？或者反过来想，面对别人的无赖泼皮行为，我们一反忍气吞声的退让，反戈一击，打痛挑衅者，是否反而可以取得良好效果呢？
即使取战略守势是正确的，还有一个怎样实施的问题，有一个积极防御还是消极防御的问题。
消极防御就是老鼠不出洞，任凭别人怎样挑衅侮辱，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种方法以不变应万变，无须动用脑筋，但也最窝囊，如同非洲草原上，野牛任凭狮子追打扑咬，只顾躲避，最终还是难免葬身狮口，或者留下血淋淋的伤口。消极防御看上去还存在防御，实际等于取消防御，任凭别人敲打。消极防御还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强化别人的侵犯行为，侵害别人却得不到相应的惩罚，这样无风险的包赚不亏的买卖谁不想做，所以连越南、菲律宾这样的不入流国家竟然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枪击中国渔船，中国政府除了发表苍白无力的“严正声明”，毫无所为，还美其名曰“韬光养晦”。30年来，我们总体上取的是守势，而且是鸵鸟式的守势。我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消极防御政策被国际社会讥讽为“鸵鸟政策”。所谓鸵鸟政策，就是当大敌来临之时，鸵鸟就会把头钻进沙里，以为自己什么都看不见，就会太平无事。后来人们用其意来嘲讽拒绝面对现实，自欺欺人的政策。此语用以讥讽那些在危险面前看不到危险的人。这倒与古寓言中的掩耳盗铃有几许相似之处。这个成语源自非洲，最初见于1891年9月1日英国的新闻和文学刊物《蓓尔美尔文学新闻》上，后来陆续进入其他许多民族的语言中，成为一个世界普遍通用的形象比喻，常用来指那些不愿正视现实的政策或不敢面对险情的行经。如果遇到麻烦时不是解决麻烦，而是极力躲避，以为这样麻烦就会走了，其实不然，麻烦还是依然存在，而且会越来越多。鸵鸟自欺欺人的韬光养晦，实际上是自取其祸，把头钻进沙子消极避险，反而因为把目标完全置于对方的威胁下而招致更大的危险。
积极防御不同于单纯的防御。按照毛泽东军事理论，积极防御是攻势防御，也就是战略上呈防御姿态，在战术上积极寻找有利时机，果断出击，打痛对方。积极防御不是坐等挨打，而是“你打我，我也打你”，最大限度地减少我们的被动。如何发挥我们的长处，何时忍让，何时出击，需要结合实际，认真考虑，需要发挥人的能动性，开动脑筋。积极防御的好处就是，让侵犯者付出成本代价，给别人制造麻烦，就等于给自己制造麻烦，迫使对方三思而后行，减少我方可能所受的伤害。积极防御既需要智慧，即要善于如何抓住时机，如何作为，同时，也需要勇气，别人敲打了我们，我们需要作出适当的回应，万事俱备，是否有勇气反敲对方？事到临头，是否还要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呢！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韬光养晦的原则是不扛大旗，不出头，即不要主动招惹麻烦，关起门来朝天过，事不关己高高挂起。30年来我们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做得很好，完全可以打满分。但麻烦主动找上门来怎么办？是毫无畏惧迎上去化解矛盾，还是左躲右闪回避问题？我们遇到的许多麻烦并不是偶然的、突发的，并不是靠我们的一时退让就可以解决，而是有预谋的，是一环紧扣一环的联动，即敌对势力决不乐意看到我们的顺当发展，在敌对势力看来你的发展就是人家的“威胁”，敌对势力就是要使绊子。一个强大中国的崛起不符合西方列强的利益，所以遏制中国是它们的既定方针。至于中国是老虎还是鸵鸟，无关紧要。不管我们如何向美国人发誓我们离强大还差得远，都不可能让他们放心。幻想让韬光养晦的计谋得以瞒天过海，不过是掩耳盗铃的把戏。面对遏制中国的西方列强，我们是继续像鸵鸟一样把头深埋呢？还是昂起我们高贵的头颅。这就好像夏日里，人们需要休息，蚊蝇飞来，如果仅仅叮了一口就飞走，我们只是失了一口血倒也罢，但是蚊蝇就是嗡嗡围着飞来转去，伺机叮咬。怎么办？一种对策就是任凭叮咬，蒙头大睡，结果招来更多的蚊蝇，肆意吸血，弄得满耳嗡嗡蚊叫声，血点四起，奇痒无比，最终还是睡不好觉；另一种办法是，干脆起来拍打蚊蝇，直至消灭为止，虽然影响了一时的睡眠，但终究睡得踏实。这是夏日里人们常有的经历。拍死蚊蝇会有什么后果呢？人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担心，而且，如果蚊蝇只在野外飞来飞去，人们没有多少兴趣去招惹它，但如果飞进室内伺机吸血，人们就要想法扑打了。既然有人想时刻敲打我们，包括唆使一些国家择机叮咬我们，我们只有采取对付蚊蝇的方法对付这些找上门的麻烦。不过，我们还没有兴趣跑到野外去扑打蚊蝇。其实蚊蝇是安全的，只要不飞进室内叮咬，吸走了血，还带进了病菌。蚊蝇主动飞过来闹事，我们就“有理”；拍打蚊蝇，使其不敢再胡作非为，我们“有利”；蚊蝇飞跑，我们不再追击，我们“有节”。于是一场纷争结束，蚊蝇还想来叮咬就得三思而后行，实在按捺不住还要飞来叮咬，也只能是乘人不注意，飞进来骚扰一下，然后飞快逃走。如此，我们就要安宁多了。
有人可能会担心，我们用强是否会加剧紧张气氛呢？要知道我们需要建设发展，任何别的国家也需要发展，既然要发展，别人同样也需要良好的环境，双输对谁也不利。妄想自己赢别人输，哪有这样的便宜事，而消极防御，即一味退缩的“严正声明”外交，就是助纣为虐，成就别人这样的幻想。
在一些人沉溺于“韬光养晦”之余，是否想到中国的身份。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核俱乐部成员，常规力量也不弱小，完全有能力给任何超级大国致命一击；经济影响日益增强，拥有全球大国垂涎三尺的巨大市场。这就是中国的身份和尊严。中国完全可以凭籍这些优势与一些国家平等交谈。当今的世界弱肉强食，只有强者才能得到尊重，我们友好示弱未必符合“游戏规则”，也就未必符合我们的利益。美国曾经因为科索沃的“人道主义灾难”对南联盟狂轰滥炸，而俄罗斯围剿车臣反叛力量时，面对同样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为什么不再“见义勇为”呢？而且此时俄罗斯已经家道中落。再看看越南、菲律宾等国一再枪击、绑架中国渔船，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采取强硬行动？每次事件发生后，我们总是止于“严正声明”，以致让若干小无赖有恃无恐，变本加厉。我们为什么不能制止这种强盗行为？难道就怕破坏“和平友好”局面？其实和平是打出来的，旧中国积贫积弱，动不动就割地赔款，换来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了吗？倒是新中国成立后，打了几场硬仗，才赢得了真正的和平。难道越南好了伤疤忘了疼，菲律宾忘了当初我们是如何教训越南的。我们不能光想对自己不利的一面，也要从人家的角度，想想人家的顾忌。
中方的一贯忍让、委曲求全唤起敌对势力的丝毫良心发现了吗？敌对势力还是一如既往地积极破坏你的“大好局面”，我们的“韬光养晦”对人家产生的唯一影响就是，给了强盗低成本和足够的勇气。30年的事实证明，我们越是像鸵鸟一样把头钻进沙堆里，对手就越是欺辱我们；而且，这样做的结果，头是安全了，但四肢和屁股完全暴露在对手的刺刀下，最终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崇阴柔而抑刚健的颓势管理，必定招致无穷祸患。你若怕鬼，鬼就偏偏登门造访；你若正气凛然，则邪气不侵，鬼自会敬而远之。不怕鬼的人永远不会遇到鬼，不怕战争的民族才会享有和平。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飞机被撞等事件说明，30年来的韬光养晦已将中国置于险境。
术儒裁成了儒术，儒术又造就了术儒的卑劣人格。正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术儒的空洞鼓噪，使本来大气磅礴的中华民族变成了一个“小脚女人”，浩然正气荡然无存。一个阳刚之气十足的青年人，只要读完几本腐儒之书，他（或她）就立马变得迂腐起来，多了几分谨小慎微、矫揉造作的嗲声嗲气，而少了几多血性，消磨了不卑不亢的特质。儒术害人不浅，害青年人尤甚。难怪鲁迅先生说青年人不读古书也罢。看来，鲁迅先生十分清楚儒术的强大腐蚀性。
阳盛阴衰的颓势管理，使国人自毁长城。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是却主要用来制造烟花爆竹，用于喜庆活动，而不是象火药传到西方后那样主要用来制造枪炮，服务于征服和杀戮。郑和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进行航海，主要目的在于交流而不是掠夺。
崇阴柔而抑刚健的坤风柔雨已为祸中华民族2000多年，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在突然发现金钱的意义后，阴风又祸神州地，腰包满了，而腰杆软了。忘记毛泽东倡导的“从灵魂深处闹革命”的至理明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将再一次被打倒。30年来，崇柔抑刚的奴性文化再度沉渣泛起，销蚀着中华民族固有的自强不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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