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金融危机是美国霸权危机与道德危机

世纪金融危机是美国霸权危机

江涌  《国有资产管理》2008年第12期

风咋起，吹皱一池春水。美国的金融飓风掀起的则滔天巨浪。不仅掀翻了世界的几叶金融扁舟，而且重创了美国诸多金融航母。作为金融资本主义图腾的五大投资银行一夜间蒸发，或破产，或并购，或转业。昔日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华尔街，如今已是哀鸿遍野、创痍满目。当贵为“华尔街的国王”、身高1.86米的保尔森，给众议院议长佩罗茜下跪以请求尽快通过7000亿美元的金融援救法案时，不知那些往日叱咤风云的银行家们情何以堪？次贷危机是华尔街的危机，是美国人的道德危机，是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危机，也是美国的霸权危机。

一、美国霸权的支柱

美国维护全球霸权屈指数来有四大支柱或手段：

第一是军事。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强大的海军，形成压倒性的军事威慑能力。这是近代历史上霸权国家实现与维护霸权的首选手段。其目的在于：以武力征服落后地区，拓展殖民地，使之成为原料产地与商品销售市场；威吓对象国开放市场，遵循单方面施加的市场规则；保护霸权国的海外产权与投资收益，维护海上重要通道的航行安全。美国当然也不例外，长期以来，美国于世界耀武扬威，不断扩张国防预算。美国的经济总量相当于紧随其后的三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之和，但年度国防预算比紧随其后的十四个国家的年度国防预算总和还要多，目前海外军事基地374个，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驻军30万人。

第二是科技。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保持科技领先优势。先进科技是保障军事霸主地位的重要前提，是维护美国军事实力独步世界的关键，也是确保美国在国际分工中始终占据有利地位以获得巨额垄断利益的手段。为此，美国一方面不断吸纳世界最优秀人才，不断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世界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不断鼓励、促进科技创新，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如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等）使竞争对手在科技上处于落后状态。

第三是金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家间进行经济竞争的核心，也是一国经济安全的核心。在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态势下，美国经济越来越依赖金融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美国制造业比例不断下降，金融业的比例迅速上升，如今分别在15%与50%左右，是个道地的金融资本主义。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金融机构、最完善的金融体系与最发达的金融市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纽约集中了世界投资资金总量的三分之二，是国际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心，由此构筑起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世界各国都依赖华尔街进行融资与投资。金融不仅为美国霸权提供了经济基础，而且本身已成为美国霸权的重要手段。

第四是规则。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下，经济利益日益成为霸权国家及其同盟努力攫取与维护的最主要利益。因此，美国将他主导的国际秩序，转化为决定国际商品与服务的“贸易条件”的经济规则，美国从这些经济规则中直接“兑换”经济利益，远比在市场中进行企业与个人、商品与服务之间的竞争所获得的利益，来得更多更大，同时也更容易与更隐蔽。当然，“规则”的运用不是独立的，总是依附于特定的科技商品与金融服务，由此产生一系列的“经济秩序”与“制度安排”。

二、次贷危机重挫了美国的硬实力

由次贷危机恶化而成的金融危机是美国“百年一遇”的经济大危机，美国的经济专家与学者纷纷将次贷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类比。如此广泛与深刻的金融危机，不仅重创美国的金融服务业，而且必然严重损伤美国的实体经济。因为美国的经济金融化程度世界最深，众多金融巨头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资本集团，旗下有众多的经济实体，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实体经济中，中小企业依赖金融机构融资，巨型与大型企业依赖金融机构并购，如今诸多金融中介自顾不暇，企业的融资与并购活动当然受阻；金融危机持续恶化，严重挫伤投资者与消费者的信心以及投资与消费能力，投资与消费因此持续萎缩，必然伤害美国的经济活力。

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兄弟与贝尔斯登五大投资银行，叱咤国际金融风云半个多世纪，不仅为它们的股东与职业经理们谋取了巨额收益，而且也为美国赢得了卓著的声誉，为美国的经济霸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华尔街经济活力与美国金融权力的象征。如今，作为金融资本主义图腾的五大投资银行一夜间蒸发，或破产（如贝尔斯登、雷曼兄弟），或并购（如美林），或转业（如高盛与摩根士丹利）。美国的金融业势必要退缩到以存贷为基础的商业银行传统经营模式，而这是欧洲大陆与日本金融业的竞争优势所在。而且日本的金融机构经过20多年磨剑砥砺，趁次贷危机飓风，大举进军华尔街，收购身陷困境的美国金融机构的投行业务，改变了华尔街的金融版图。未来，美国金融业如何与欧日金融业进行竞争与抗衡，难以预料。此外，新兴市场与石油输出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已经成为国际金融的一股重要力量。次贷危机前，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竭力排斥这一金融力量，努力使之边缘化；次贷危机后，这股“异己”力量竟然也被美国视为“活命钱”。因此，国际金融格局将进行自布雷顿体系诞生后的最大调整，此消彼长实属必然。

削弱美元的基础。相较不断增加的金融坏帐，政府投入的7000亿美元可能是杯水车薪。但是，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使美国国债高达到11.3万亿美元，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巨额财政赤字使美国经济更难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不断向金融系统注资，以缓解流动性紧缺。这一天量资金，带来的必将是通货膨胀，美元资产随之会严重缩水。当前，美元对欧元等主要货币不断走强，这并非是美国经济在基本面要好于欧洲经济，而是欧洲经济比美国经济更坏，投资者只有在数个烂苹果中进行选择，美元资产只是少烂一点而已。次贷危机仍深不见底，美国经济放缓、衰退几成定局，美元的贬值难以避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美元实际价值不断降低，海湾的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五个生产与输出石油的国家正计划统一货币，转变石油计价与结算方式。布雷顿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与“黑金”（石油）挂钩实现的。未来美元果真与“黑金”脱钩，对美元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性挑战”，美国的大难就要临头了。当然，为美元唱起安魂曲的恐怕不只是海湾五国，俄罗斯早已谋定后动。

科技创新是美国生产力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美国高居国际分工“金字塔”顶端、分享国际最优厚利润的重要前提，是美国领先世界各国的重要依托。但是，随着美国经济的虚拟化，科技创新也越来越转向虚拟经济——服务领域。虚实结合的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应当是美国科技创新大转折的重要体现。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在现代产业领域很难看到美国的重大创新，由此而继续引领世界产业的发展趋势。相反，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如火如荼，设计、制造、流转大量金融衍生产品，这些产品连美国金融监管者以及诸多金融行家里手都不甚清楚其结构与功能，但是凭借美国在科技创新上的一贯的神话与光环，世界争相购买持有。熟知美国的科技创新已走火入魔，他们创造了“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巴菲特语），由此不仅杀伤了美国，也杀伤了世界，杀伤了世界对美国的信心、敬仰与无限神话。

三、次贷危机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

美国霸权的软实力表现在多个方面，基于硬实力而形成的对国际秩序的主导能力，制定、解释与修改国际规则的能力，美国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影响能力等等，这些软实力反过来影响与强化美国的硬实力，硬软实力相互补充、相互影响，构成美国霸权的坚实基础。次贷危机不仅重挫了美国的硬实力，也大大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

美国随心所欲制定、解释与修改国际金融领域里的规则的能力将不复存在。布雷顿体系就是美国精心设计与推行的规则，由此确立起美元主导地位与美国经济霸权。当这个体系不能很好地满足美国经济霸权需要的时候，美国依然废弃了这个体系。此后，美国在它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制定了一系列金融新规则，其中最典型的当数“新自由主义”与“华盛顿共识”。在这一旗号下，美国极力推行金融自由化，以便其极具竞争力的金融机构能够长驱直入开放国家的金融市场，把开放国家卷入国际资本大循环，华尔街由此便可以坐享其利，获取垄断收益。正因如此，美国对自由经济的推销不遗余力，对自由经济的捍卫与维护也不遗余力。1997年国际金融大鳄狙击香港时，特区政府进行迎头痛击，以捍卫香港经济的稳定与繁荣，美国政界、商界与学界一拥而上，口诛之，笔伐之，污言秽语于美国各大媒体俯拾皆是，那情那景依旧历历在目。

当“华盛顿共识”因为拉美金融危机与东南亚金融危机而变得越发臭名昭彰的时候，美国依然不断向国际社会鼓吹、推销经济自由主义，但是美国市场保护主义越来越兴盛，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频繁。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对金融经济的接管与干预毫不含糊，而且出手力度不仅在美国史上前所未有，而且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恐怕前所未有。美国的双重标准昭然若揭，而且美国将这种双重标准发挥到极至。美国有学者甚至认为，凯恩斯主义甚至是社会主义已经在美国复活，经济自由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实际上，美国根本没有什么普世的道德观、价值观，美国所一贯秉持的就是实用主义，在国内是垄断资本利益至上，在国际则是国家利益至上。

次贷危机爆发后，诸多有关会计欺诈、内幕交易等违规行为不断被媒体曝光。除了相关各州、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监管机构进行相关调查外，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也强力介入，由此显示美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广泛的道德风险。由于金融创新可以分散风险，放贷机构因此肆意放贷，根本不在乎借款人是否能够偿还贷款，因此有了“零文件”、“零首富”的放贷条件。在房产不断升值的诱惑下，在抵押贷款公司极其优惠与便利的放贷鼓励下，购房者（借款人）往往提供不实资料来骗取贷款。华尔街银行从放贷机构那里取得抵押贷款后，精心包装，以次充好，衍生成各种“有担保的债务权证”（CDO），然后出售给各类投资者，转移风险。信用评级机构“付钱给级，钱多级高”，众多低质高险资产得了高等级标号，以光鲜亮丽的外表呈现在债券市场上。银行、基金等投资机构的经理们为了眼前业绩，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投机赌博，很少对购买的次债进行风险对冲，使得风险暴露严重。监管机构也存在着道德风险：次贷泡沫本身就是美联储以超低利率刺激经济而一手造成的；美联储象1998年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样，出手拯救贝尔斯登等机构，显然会助长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美联储是个有“私人身份”的特殊的中央银行，是华尔街利益的代表者，因此倾向于华尔街的金融决策在所难免。次贷危机将美国金融机构与经济精英的贪婪、美国监管者严重疏于管理等种种劣迹暴露于光天化日，华尔街机构破败，金融信誉破产。

“美国制造”的神话业已破灭。美国舆论一度将“中国制造”刻画为低值、廉价甚至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美国制造”则是金字招牌，是“高精尖”的代名词，是“梦幻”的再现。次贷危机显示，美国不仅能制造世界顶级的“大规模核子杀伤武器”，也能制造“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透视美国次贷危机，再联系国际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危机，不难结论，美国是道地的国际金融动荡的制造者。

四、与美国保持适当距离是明智之举

历史上，霸权的衰落都有一个过程。美国霸权的衰落并非自次贷危机，“911”事件严重削弱美国的政治霸权，而且也是美国霸权削弱的一个重要象征。二战后，美国利用其在经济与军事的强大优势建立起霸权，美国在谋取霸权利益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提供了稳定与持续增长的环境。然而，随着西欧与日本的复兴，新兴市场大国的崛起，世界经济多元化格局越来越突出，美国的霸权基础越来越脆弱。

但是，美国霸权的意愿没有改变，从霸权中获取巨额收益的意愿没有改变。因此，为获取一贯的霸权利益，美国正在不断地调整其霸权方式。一个重要的趋势是，由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变为事实上的破坏者，美国霸权给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由“稳定”变为“动荡”，即过去从为世界经济增长与繁荣中获取收益，如今从国际金融动荡中浑水摸鱼。例如，为降低对国际石油的依赖，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积极发展生物燃料，此举非但未能有效稳定国际油价，反而导致国际粮价高涨，引发世界粮食危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前世界经济乱相纷纷都与美国霸权衰落及其方式转变紧密相关。过去，跟随美国可以获得利益；如今，背弃美国将得到惩罚，美国正由世界的“警察局长”变为“黑老大”，对国际社会的正效应越来越少，负效应越来越多。

历史上，美国不仅过河拆桥，而且还落井下石。美国的顺利崛起与大英帝国的庇护紧密相关。但是，美国羽翼丰满后，就将这个故旧一脚踢开，甚至不惜手段，加速英帝国衰落。石油标价权的争夺首先发生在“美元石油”与“英镑石油”之间。二战前，中东石油的2/3仍属于由英镑标价的石油。但是，二战后，美国利用“马歇尔计划”，规定美国五大石油巨头向欧洲销售的石油必须用美元购买，使“美元石油”取代“英镑石油”。

1956年7月，埃及总统纳塞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联军占领了苏伊士运河。为了将英国势力彻底赶出中东，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直接向英国首相艾登致电施压；美国政府抛售英镑，造成英镑大规模贬值；否决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申请以应对危机；还扬言要收回对英国的贷款，停止对英国的经济援助。

70年代，布雷顿体系崩溃，美元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国正是仰赖日本的鼎立支持，才安度危机，维持了美元以及美国的经济霸权。但是，当美国实力恢复后，美国何堪日本经济坐大，日元成为国际货币。因此，通过《广场协议》（1985年）、《卢浮宫协议》（1987年）以及《巴塞尔协议》（1988年）的系列操作，使日本遭受了史无前例的“金融败战”，经济由此十多年一蹶不振。

次贷危机爆发于世界资本主义心脏地带，在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下，要向置身事外不太现实。但是，综观此次危机，大凡对美国政治过于信任，与美国经济交往密切，对美国经济尤其是金融高度依赖的国家，损失都相当惨痛，甚至比美国更加严重。此次金融危机震央在美国，但是美国主要股指在7000亿美元救市法案通过前下跌不到20%，相反新兴市场股指几乎都被腰斩，数十多万亿的财富由此“蒸发”。

在此轮危机爆发前，美元同样遭遇空前危机，对主要货币平均贬值40%以上。但是，美国通过授予中国“stakeholder”（利益攸关方）后，便要中国承担起“大国责任”，大量购买美国债券，不断对美国开放金融市场，使美国金融机构成为中国金融机构的战略投资者。不仅有效地分散风险，而且部分成功地转嫁了危机。人们不难看到，凡是在中国有战略投资美国金融结构，到目前为止，都安然无恙。以美国银行为例，不仅自己好好活着，而且并购了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因为美国银行在中国的战略投资足可以抵补在次贷风暴中已出现的巨额资产减记。

次贷危机爆发后，欧洲很多大媒体评论分析，次贷危机是由“美国制造”，应当由美国人自己解决。当布什政府拿出7000亿美元的紧急金融援救计划，要求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给予政策配合与资金支持时，被其他成员国拒绝了。其他成员国的救援行动是根据本国需要而相机抉择，并不随美国政策而起舞。而且欧洲还团结一致，借机施压美国进行国际金融体系调整。迄今，美国金融危机依然深不见底，与美国保持适当距离是明智之举，这也是美国长期失道寡助的必然结果。

                 江涌  《国有资产管理》2008年第11期
    
    2007年中，美国次贷风暴乍起，一时间金融市场波诡云谲，世界经济阴霾笼罩。这场在当今资本主义核心酝酿而暴发的金融危机，与其被渲染为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的危机，不如说是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危机，是被视为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与市场经济基础的“诚信”危机。透视这场金融风暴，道德风险遍及金融市场每一个角落。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以富裕文明、自由民主笑傲于全球，指点于世界。然而，透过次贷危机，世人惊异地发现，文明的美国人竟是如此“缺德”！次贷危机是美国的诚信危机，是美国的道德危机。
    一、道德风险
    所谓“道德风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体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做出不利于其他经济体的行动。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人的自利本性与信息不对称是道德风险产生主要原因。市场交易双方由于能力的差异，尤其是取得信息成本的差异，往往会使一方掌握更多相关信息。这时，如果没有有效的制约、规范与监督，经济人的本性就有可能使拥有更多信息的一方，利用其信息优势从事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另一方利益的行为。
    次贷危机爆发后，诸多有关会计欺诈、内幕交易等违规行为不断被媒体曝光，今年年初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对14家公司在次级抵押贷款中可能存在违规行为展开调查。2月，调查对象涉及房屋建造商、贷款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与银行。3月，又开始对全美最大的抵押贷款银行涉嫌欺诈展开调查。由美国联邦调查局来介入次贷调查，而且美国财政部已向国会提交两百多页的金融改革计划，尤其是集中于金融监管领域，由此显示甚至包括美国金融监管在内，美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广泛的道德风险问题。
    二、道德风险贯穿美国整个金融系统
    放贷机构的道德风险。在美国，个人贷款者是向抵押贷款公司而不是直接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抵押贷款公司可以通过证券化将抵押贷款出售给商业银行或者投资银行，从而将次贷风险转移给金融市场的投资者。由于存在这种“转嫁”关系，抵押贷款公司可以在基本不承担信用风险的同时，获得较高的收益，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放贷的冲动，乃至肆意放贷，根本不在乎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与优质贷款人的固定利率、较低的贷款利息等贷款条件相比，次级按揭贷款要付出更高的利息，贷款的利率也在两年后进行重置，进行“随行就市”的浮动。放贷机构可以从次级按揭贷款中获得比带给优级按揭贷款更高的收益，因此有了“零文件”、“零首付”的放贷条件。2004年后，次贷数量激增，在整个抵押贷款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在次贷危机爆发前，次贷占整个美国的按揭贷款发放总量比例高达近 50％，金融风险由此迅速累积。
    购房者的道德风险。在房地产不断升值的诱惑下，在抵押贷款公司极其优惠与便利的放贷鼓励下，购房者（借款人）当然存在购房冲动。依照“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越是信用不足的人，越是积极从事房贷申请。作为借款人，其目的在于如何以最有利的条件、最低的利率，或按其所要求的最长还款期、最大的贷款额度获得住房贷款。为达到这一目的，借款人会故意隐藏不利于实现其目的的信息，或者是通过向放贷机构提供虚假的信息来骗取贷款。2006年后，屡屡出现伪造收入证明等文件获得次贷的现象。且不说抵押贷款公司本身存在道德风险，即便依照正常程序操作的机构，由于所拥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局限，抵押贷款公司无法准确地调查、计算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在贷款发放以后，住房金融机构也因为自己的能力有限，而难以对借款人的贷款使用情况、收入变动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检查。
    华尔街银行的道德风险。华尔街银行（包括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从抵押贷款公司购入抵押贷款后，将抵押贷款重新精心包装，经评级机构评定后，形成各种“有担保的债务权证”，然后再出售给各类投资者。因为包装销售可以次充好，比正常的“抵押担保证券”有更大的赢利空间，因此推销更加卖力，售价也会更低。由于包装推销者与购买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断博弈的结果必然是所谓的“逆向选择”：次债驱逐优债，金融市场由此也就充斥着次贷债券。
    信用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2001年至 2002年美国出现了系列大公司财务丑闻，已经暴露出评级机构与会计师事务所存在着严重的道德风险。此次次贷危机再次暴露出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不清不白。信用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表现在：一是不懂装懂。次贷衍生产品的复杂性非一般专业人士可以了如指掌，由于薪酬等原因，评级机构的高端金融人才相对于投资银行要少得多，难以及时、细致了解各类金融衍生产品的属性。二是评级机构只能用建立在历史数据（而且更新周期较长）之上的计量模型来推算新产品的违约概率，一旦房价、利率等数据发生变化，模型原有的假设条件就不复存在了。三是利益驱动，付钱给级，钱多级高。四是考虑其它业务往来，往往睁一眼闭一眼。由此，众多低质高险产品通过信用评级公司的评级获得了AAA的高等级标号，以光鲜亮丽的外表呈现在债券市场上。信息不对称使次贷衍生产品的投资人对评级机构有相当高的依赖度。2007年7月，几家著名的国际评级公司下调了美国的 1000多只按揭贷款抵押债权的评级，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的美国次贷债券的“击鼓传花”因鼓声停止而应声爆发金融危机。
    投资机构的道德风险。购买持有次贷债券的有各类银行、基金，尤其是对冲基金。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许多对冲基金很早就认识到，被整合进“有担保的债务权证”产品的那些贷款和证券多数质量是很糟的。但是，在高收益的驱使下，依旧大量购入持有，而且很多头寸并没有做对冲处理，与“对冲基金”名不副实。其实，对冲基金早就成了赌博基金了，原因很简单，对冲基金经理只是代理人，真正投资人（委托人）并不清楚代理人的职业操守。很多基金经理的年薪在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美元，正常工作数年即可终身享乐。因此，对冲基金经理为了眼前业绩，往往倾向“过把痛就死”，不是自己死，而是令基金公司死，由此进行投机赌博的动机一直存在。在这场次贷危机中，那些做空次贷债券的对冲基金大发横财，高盛就是其中之一。
    监管机构的道德风险。监管机构的道德风险有两类：一是监管行为引发的道德风险。1998年美联储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救助引发广泛批评，批评者称这将引致严重的道德风险。这次对贝尔斯登的救助，也超出了美联储传统承诺的救助范围。像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动机一样，美联储担心贝尔斯登的破产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但是，毫无疑问，美联储这种实质上为次贷危机埋单的行为也会助长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即金融机构将来可能会恃美联储的救助而更加无视风险。拯救使那些不顾风险放贷的金融机构，不顾实力硬要买房的借款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也就无从得到应有的教训。而真正受到惩罚的，是普通的纳税人，循规蹈矩的金融机构；二是自身存在道德风险。美联储是个有“私人身份”的特殊的中央银行，是华尔街利益的代表者，因此倾向于华尔街的金融决策在所难免。美国次贷泡沫本身就是美联储一手造成的。为了挽救“911事件”和“新经济”泡沫破灭造成的经济衰退的局面，从2001年1月起连续 13次降息，以 50年仅见的低利率造就了一个50年仅见的房市大泡沫。另一个重要的金融监管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不断与金融违规违法者达成“和解”协议，个中缘由只有当事人才真正清楚。设想，如果美联储等金融监管机构能秉公执法，监管行之有效，那也就无须调查局来介入次贷调查。
    三、美国国家的道德风险
    美国联邦调查局介入次贷调查，如果由此推断美国联邦调查局扮演着最后公正角色，那就大错特错了。它的介入是保证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以纠正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对美国国家利益造成伤害。国际有报道披露，美国决策层早就预料到次贷危机的爆发，并为应对这场危机做了最好的准备。此次危机，震中在美国，但是美国金融市场相对稳定，道琼斯股指从 14000高点下跌至今12500低点，跌幅只有10%。相反，远离震中的亚洲新兴市场损失惨重，中国A股从6000高点暴跌至3400点，跌幅超过40％，约12万亿元的人民币财富被蒸发。
    长期以来，美国就是个寅吃卯粮的国家，过度消费成为该国的重要社会特征。美国家庭负债额从 1978年的1﹒1万亿美元，升到2000年的7万亿美元，2007年更达13.8万亿美元，而同年美国内总债务（不包括金融部门）高达31.2万亿美元。次贷危机已远远超出了次级债本身，反映的是美国的巨额债务已经超出其偿还能力，从而超出了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节能力。美国财政赤字巨大，财政政策刺激的余地很小，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布什政府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美国借次贷危机推进美元贬值，美元贬值不仅可以转嫁和化解危机，刺激美国经济增长，而且助推通胀以减少美国各类债务，只要通胀在美国人尚可承受的范围内。
    国际社会应当记得，美国曾经通过科技创新创造了一个“新经济”神话，美国利用了全世界的资金，为美国孵化出一大批高质量的高科技公司，从而为美国经济注入了活力，为美国人赚取了巨额财富。“新经济”泡沫破灭，美国并没有多大损失，被套的是全世界的投资者。如今，美国通过金融创新创造了一个怪物——“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语），使美国人住上了房子（居民住房的自有率从1995年的64％上升到2006年的69%），使美国的金融寡头们赚得脑满肠肥，却把金融动荡甩给了世界，把风险转嫁给世界。此次危机有间歇性特征，就在新一波风潮来临之际，美国财政部十分迅速地通过了中国中信对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的投资，着实令市场与中方感到十分意外，因为这与美国的一贯市场保护作风差异大大。然而，没有几天，贝尔斯登就宣布陷入困境，中国中信险入陷阱。当然，美国的金融创新不只一是创造次贷债券这样一个金融怪物，而是打开了金融“潘多拉匣子”。
    国际金融持续动荡且日益加剧，与美国的金融创新以分散风险（实质是转嫁危机）紧密相关。在国际金融日趋动荡的态势下，新兴市场以及其他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维护金融稳定、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任务更加艰巨、形势更加严峻。而美国的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则不断利用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权，通过在各类金融产品、资源型商品、粮食等市场上兴风作浪，轻松地“分享”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的增长红利。国际金融动荡是当今美国经济与金融霸权的必然结果。美国经济与金融霸权需要国际金融动荡，依赖国际金融动荡。在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下，国际金融注定要动荡。当美国舆论拼命鼓噪当心“中国制造”的时候，世界则应当心美国的“金融创新”，当心美国的国家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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