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普世价值观：“无形的国家利益”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76期5版“评论”文章之一。

　　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讨论，首先应当区分两个概念，即普世价值与普世价值观：从字面上理解，所谓普世价值是指人类社会普遍认同并追求的价值内容，如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等，当然，这些内容本身是历史地形成并历史地实现的;而“普世价值观”则是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表述，被用来引导甚至强行安排世界秩序。由于采用了“普世”的说法，看上去较容易占据道义制高点。

　　“普世价值”用“普世”作幌子

　　2003年，伊拉克被美国、英国攻占之后，美国学者乔姆斯基写道：“在上个千年的最后几年里，人们看到了一场自我吹捧的好戏。这场戏极尽肉麻浮夸之能事，甚至超过了人类历史上前几次不甚光彩的自我吹捧表演。政治领袖们宣称，要致力于崇高的‘理想和价值’，建立一个‘理想的新世界，消除一切不人道现象’。这种言论在人类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委实令人心生敬畏。我们将要迎来一个文明与仁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所有的文明国家都将在美国的率领下(届时美国将‘处在最辉煌的时刻’)，本着‘利他主义精神’和‘道德热情’，为追求崇高理想而努力。”(《霸权还是生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65页)

　　恰如D.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1988年)跋中所说，“没有一个政治体系可以存在于道德判断的语境之外”，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其离任前不久发表了《为全球价值观而斗争》一文，为美国、英国攻占阿富汗和伊拉克作辩护，说“这是一场关于价值观和进步的斗争，因此它必须赢得胜利。如果我们想要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别无其他选择，只能为之而战斗。这就意味着要为了我们的价值观挺身而出，并不仅仅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而是在全世界。我们需要为了这些全球价值观建立一个全球联盟，并通过它来行动”。

　　布莱尔强调，“我们要显示我们的价值观并非是西方的，更不是美国或盎格鲁-萨克逊式的，而是普通人性的价值观，是全球公民有权拥有的世界性价值观。”“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整个战略是基于想要分裂人们的毫无根据的不满。而我们的答案则需要用一系列足够坚定的价值观来将人们团结在一起。这不仅仅是关于安全或是军事战略的问题。这是关于灵魂和思想，关于说服人们并向他们展示我们的价值观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好的。我们为什么还没有成功?因为我们还不够勇敢，还不够坚持不懈，为我们所坚信的价值观斗争得还不够彻底。”

　　就在如此夸夸其谈时，布莱尔不经意间暴露出西方在普世价值掩盖之下的利益考虑，承认“由价值观驱动和由利益驱动的外交政策之间的区别是不存在的”。(原载美国《外交》杂志2007年1—2月号)这透露出普世价值观在西方的国家战略地位，而国家战略是为利益而制定的。

　　冷战后，美国感觉到用自己的价值标准统一世界的时机来到了，1990年4月，老布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他希望成为帮助巩固全世界出现民主变革的总统，宣布美国政府在全球的“新作用”是继续向全世界提出民主与人权的标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布什政府在苏联解体上扮演了一个异常积极的角色。

　　2005年1月25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就职演说中说：“寻求和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在各个国家和各种文化下的发展成为美国的政策，其最终目标是结束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暴政。”他甚至煽动道，“面临镇压、囚禁或者流亡的民主改革人士知道：美国把你们看做你们国家今后的领导人。”(http://news.sohu.com/20090114/n261751362.shtml)

　　全世界都知道的是，美国口口声声奉行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内涵的“普世价值”，自命为人权卫士，而自己实际上是问题多多。美国前总统卡特在他的一本书中详细讲述了美国的集中营状况：

　　一大批成年男子和一些未成年男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被俘，然后转移到关塔那摩集中营。在那里，来自40多个国家的520人已被拘禁三年多了，他们不能与他人接触，既没有法律咨询的渠道，又没有受到任何指控。美国的官员证实，许多人受到人身虐待。国际红十字会考察了约25个美国集中营，发现并登记了107个年龄在18岁以下的囚犯，有些还只是8岁的孩子，他们普遍受到折磨与虐待。五角大楼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年龄不是拘禁的决定性因素。”2005年4月，人权医生组织报道说，“至少从2002年起”，对关押在关塔那摩的人，“美国实施了系统的心理折磨”，“给遭受折磨的囚犯人身健康造成严重伤害”。(卡特：《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4—105页)

　　对此，卡特感叹道：“我们的国家已经背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权卫士领导角色，而且高层官员极力为这种背道而驰的行为作法律辩护。这是多么令人尴尬的悲剧!”(卡特：《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他批评美国存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倾向，在反恐怖主义名义下践踏人权，放弃环保责任、不与地球上的赤贫的人分享财富，一句话，美国并非处处按“普世价值”行事。

　　“普世价值”本质是“无形的国家利益”　　那么，美国为什么如此着迷于自己也做得不好的“普世价值”呢?这里当然有着美国文化传统的因素，J.D.亨特注意到，“新教徒认为美国是建立基督王国的地方，在整个19世纪，不仅新教徒持续为美国提出千禧年的希望，天主教徒与犹太人也认为美国是神意许诺的土地。即使在世俗的政治论述里，人们也用最具道德意义的术语来描摹美国的轮廓。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争都被说成是道德十字军，以期抵抗‘撒旦的妓女’(对法战争与印度战争)，消灭君主统治(革命战争与1812年之战)，废除奴役(南北内战)，确保民主世界的安全(第一次世界大战)，抵抗极权的扩张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韩战、越战)与独裁者的扩张性剥削(波斯湾战争)。政治人物与国家的领导者继续把美国说成是‘世界各国的民主自由楷模’，是‘世界新秩序’的领导者。不论是外交事务，还是国内政治，美国的大众辩论从来不说是不同利益的竞争，而说成是善恶的斗争。”(《文化战争：定义美国的一场奋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实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过是自觉意识到：利益与价值观是任何国家在确定自己的安全战略时都必然要考虑的两大主导因素。正如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所言，对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探讨可以为一代又一代学者带来无上的荣耀，使他们在大学或研究所获得终身教授的职位，但是在具体的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却既没有纯粹的现实主义也没有纯粹的自由主义，权力与价值观完全密不可分。约瑟夫·奈更是直截了当地认为：“价值观是一种无形的国家利益。”(参阅：潘忠岐：《利益与价值观的权衡—— 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延续与调整》，《社会科学》2005 年第4 期)

　　美国历史学者雷迅马(Michael E.Latham)在2000年出版了一部研究专著《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作者根据20世纪中期的大量材料，揭示出美国在当时推行的所谓现代化战略，实质上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但是采取了非常合乎普世价值表述的意识形态形式。

　　雷迅马在书中分析了1960年代美国实行现代化战略的三个个案：为解决拉丁美洲问题成立了争取进步联盟，向第三世界国家派遣“和平队”，建立越南南方的“战略村”。这三个个案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是在美国为他国实现现代化的名义下进行的。以至于像越南南方的“战略村”这样充满血腥味的事物，也被解读为向城市化(现代化之必然途径)的迈进，因为，在“战略村”里，美国人修建了居民住宅、学校、医院，推行社区管理，提倡培养“社区精神”等等，以此种手段割断越南南方革命势力与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从本质上看，美国只是将现代化作为意识形态来争取美国自己的利益，如美国在拉丁美洲成立的“争取进步联盟”，雷迅马揭示出，“争取进步联盟所做的不仅仅是将现代化理论的中心观念吸收到其政策目标和实践当中。它也树立了美国的这样一种身份：一个帮助那些苦苦挣扎中的社会走上它自己的经历所指明的道路的发达国家。像更古老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天定命运论一样，‘新边疆’口号中的现代化如此界定作为仁义之邦的美国的好处：它有能力帮助那些长期停留在文化和发展阶梯中较低位置上的国家。争取进步联盟吸收了现代化意识形态，进而强调美国推动变革的力量，使美国对拉美各国的直接干涉正当化，并促使决策者和广大公众把自己看成是深切的利他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传教使命的一部分。”(《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45页)

　　这里，美国的价值观是：美国是“仁义之邦”，奉行普世价值，无私帮助那些“长期停留在文化和发展阶梯中较低位置上的国家”;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美国对拉美各国(包括世界所有国家)的直接干涉正当化，美国不会不要回报地去充当“利他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传教士。

　　“普世价值”谎言有前鉴

　　按照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来定义自己的国家，前景如何呢?苏联的最后一任领导人、其终结者戈尔巴乔夫的做法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戈尔巴乔夫在当时提出了“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的口号，在西方资本主义并未承诺放弃自己的利益时，主动拆除阻碍欧洲统一的“铁幕”，主动解除与西方的对抗状态，以此作为苏联重返“欧洲文明”的前提，使自己的国家在丛林法则背景下变成了可怜的羔羊。

　　可悲的是，戈尔巴乔夫并非想象中那么幼稚，他明明知道“利己主义实际上人人都有。在美国，利己主义思想大概比我们还要严重一些。因为，比如说，很难让美国人相信，说他们应该对国际社会的经济努力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不仅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比其他国家富有，而首先是因为它消费的资源比别的国家要多几十倍乃至几百倍，其大量工业废弃物严重影响着世界的气候。”(《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20—321页)但他还是迈开了幼稚的步子。

　　戈氏让自己的国家扛着“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的旗帜，在这一理念指导下进行了大量的“改革”，最后终于使国家进入了西方国家所希望的状态：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到处是混乱和崩溃之状，万般无奈之时，他只好乞求西方认同“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1991年11月初，戈尔巴乔夫曾给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发过一封急电，“为避免事态恶化，我请求您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资助我们15亿美元的灵活资金”，然而，梅杰根本没有答复这封充满绝望之情的来信，戈氏一无所获。(罗伊·梅德韦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8页)

　　戈尔巴乔夫追求全人类的普世价值，理念上并无大错，但是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破坏了国家利益与价值观之间的平衡，他知道美国人的“利己主义思想大概比我们还要严重一些”，却在美国人之先解除了自己的武装，让虚幻的价值观解构了国家利益，这一悲剧性结局，今天的俄罗斯只能默然承受之。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黄力之 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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