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分化问题探析
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分化严重影响了工人团结及其阶级意识的形成，对其加入工会的愿望和信心、对其政党及工会组织联合广大工人以及对工人阶级采取集体行动以维护自身权益等都产生了不利影响，因而对工人运动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形成了阻碍。
一、当代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分化状况
“分化”或者说从整体中分离出来或个体间离异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内部的精神或物质现象。工人阶级分化并非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才出现并特有的新现象，而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伴生且固有的基本情形之一。工人阶级分化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历来存在，历史上表现为工人为了生存而在劳动力市场等处彼此竞争，导致他们对立、分裂而分化。在不同历史时期，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分化的状况有所不同，在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具有新的表现形式。
(1)全球范围内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分化。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资本家在为利润而进行残酷竞争的同时，也加剧了无产者为工作即为生存而进行的残酷竞争。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在劳资斗争中的妥协程度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又造成发达国家工人阶级与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之间围绕工作机会的竞争进一步加剧，这既严重削弱了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又加剧了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分散并严重削弱了全球范围内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力量，对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和联合造成了障碍。工人们虽然在主观上不会去捍卫资本家的利益，但他们的分裂却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垄断资本家更为有利的形势，起到了维护垄断资本统治地位的反面作用。
(2)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分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在信息革命进程中的迅猛发展，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内涵和处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主义早期的传统工人阶级大多没有文化，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主要是体力)来维持生存。那时的工人之间条件基本相同，目标一致，所以工人之间比较团结一致。当代工人阶级已不同于过去那种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除了拥有住房、家电、汽车等基本生活资料外，还拥有存款、债券和股票等，尽管他们作为小股东对生产资料的处置和运营等根本没有发言权与决定权，但是，他们持有股票债券等可以说是间接拥有一部分生产资料的法律凭证。此外，当代工人阶级的科学文化素质、就业结构、职业结构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既包括体力劳动者也包括脑力劳动者，既包括蓝领工人，也包括数量越来越多的白领工人，工人阶级的主要构成部分是体力劳动工人、技术工人、工程师、技术员、普通职员和中下级管理人员等等，当代工人阶级日益趋向于知识化、脑力化、白领化等。当代工人阶级的范围不断扩大，工人阶级内部阶层集团分化加剧，工人阶级的就业部门、职业、工资和福利待遇等的不同以及文化教育水平、年龄、性别、民族、种族和宗教等方面的差别造成了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复杂化、多层次化和分散化的情况。各层次工人的劳动条件、生活方式等方面较大的差异引起其政治态度、价值观等出现多元化，致使其内部矛盾因素增多增强，有时形成了利益冲突，这势必造成工人阶级内部竞争、对立和矛盾加剧。工人阶级过去那种利益较为一致、内部较为团结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集体主义的协作精神大受削弱，工人阶级队伍发生分化、分裂。
西方许多国家工会组织率下降反映出工人阶级分化程度加重。工人阶级拥有自己的组织——工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拥有了力量源泉和防止工人阶级分化的磁石。工会会员在劳工中所占比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人阶级的组织与反分化程度和工会的影响力，因而可以说工会会员人数的多少和组织率的高低是衡量一国工人运动水平与劳工整体力量的一项重要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一个工会或一个国家工会运动实力的强弱和兴衰，指示着工人阶级的整合度。据经合组织的资料，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及经济危机爆发这一年，工人的工会组织率在50%以上的国家只有冰岛、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和比利时少数几国，工会参与率较低的美国是119%，而法国的工会参与率只有77%。当前西方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从反面说明工人阶级的分散和分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而从1960年-200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工会参与率变化中可以看到，西方有些国家工会参与率在1980年前后达到高点，此后下降。有些西方国家1976年前后比1960年-1976年期间的最高工会参与率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比较缓慢，如美国从31%左右降到25%左右;之后工会参与率降幅较大，如美国从25%左右降到2008年的11%左右，法国从22%左右降到2008年的8%左右。有些国家如丹麦、芬兰、比利时工会参与率在1980年前后达到1960年以来的高点，之后平稳下降。总体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在1980年前后-2008年期间工会参与率下降，虽降幅不一，但呈现出工会衰落的趋势。工会参与率下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工人阶级分散、分裂和分化状况加重。
总的来说，不管是从工会总体情况看，还是从个别工会看，西方许多国家工会都陷入会员人数下降、组织率降低及部分由此造成的工会收入减少、代表性不足、无力采取维权行动等种种困境。而且，工会组织率下降与工人阶级分化等相关因素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恶性循环。西方许多国家的低工会会员率对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把危机的后果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反抗财政紧缩和工人福利削减政策，即对工会组织工人阶级开展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的集体行动以及联合斗争产生不利影响，工人阶级分化严重与恶化状况以及工人阶级工作生活境遇等更令人担忧。
二、当代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分化的原因与实质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分析，就能深入洞察到引致当代西方工人阶级分化的复杂深刻的原因。
(1)工人阶级本身的原因。马克思曾指出：“工人的社会力量仅在于他们的数量。然而，数量上的优势被他们的分散状态所破坏。工人的分散状态之所以造成并继续存在，是由于他们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竞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20页。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内部之所以出现彼此分化以及同根相煎，从主观上说，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仅停留在对造成他们现实恶劣处境的表象的认识层面上，只看到造成他们这种状况的外在的浅显的方面：他们要生存，首先要到劳动力市场上，找个谋生的工作，这样，直接面对的就是要在工人阶级内部彼此竞争。工人们为了生存而相互竞争，似乎他们之间是利益彼此对立的关系，工人之间竞争直接引起他们的对立、分裂和分化。
(2)工会本身的原因。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集体组织——工会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它既团结了工人，同时又分裂了工人，因为任何一个工会都有本身的行业界限，只包括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行业工会”这种工人组织形式反映了早期英国工会的历史模式，当时单一行业的工人们联合起来，既防范其他工人，又防御他们的雇主们，以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西方现代工联主义或是基于职业、或是基于就业部门、或是基于产业、政治身份、宗教特性等不同方面组织工人，这些不同的工会组织形式是多元工会产生的原因，同时又是多元工会所造成的结果。西方国家工会本身和多元工会的存在都包含着工会组织分裂及工人阶级分裂的内容，它们都在团结和组织一部分工人的同时，排斥了其他工人，因而也在导致工人阶级的分裂和分化。此外，西方不同国家工会的具体背景和现状不同，工会所起作用正负面皆有。例如，在有些国家，工会作为劳动力供给的垄断者，控制着劳动力的供给。这些工会可以通过限制非会员受雇及迫使政府通过强制退休、禁止雇佣童工、限制移民、减少工作时间等法律的手段和方法来减少劳动力的供给，目的在于提高其部分工人会员的工资。对此应该有明确的认识，西方工会这样的做法，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一部分会员工人的工资，维护了其一部分工人会员的经济利益，但同时这样做的负面影响是损害了非工人会员的利益，会带来对其他工人不利的问题。比如，工会限制劳动力供给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是就业水平下降，一部分工人工资得到提升的同时，另一部分工人会失去工作或找不到工作，成为失业者。这就极大地伤害了作为整个工人阶级成员的相关工人们的阶级情感和阶级一体性，造成工人阶级的矛盾、分裂和分化，破坏了工人阶级的整体团结，损害了工人阶级身为被统治阶级、需要通过工人运动求得解放的意识、能力和切实行动。这些都是工会组织负面的影响。所以，对于西方国家工会及其所起作用等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而是要分清其利弊两方面影响。因此，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工会工作，以趋利避害，使之符合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
(3)客观物质的原因。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而来的经济信息化引起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等发生一系列变化，造成工人阶级内部的多方面差异，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一次巨大的重构，这些变化构成了现时代工人阶级愈益分化的客观物质基础和原因。工人阶级内部的种种差异引致不同工人的利益、立场及观念相异，他们之间随即产生对立和矛盾，接踵而至的是工人阶级愈益分化和力量分散。虽然世界及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在整体上阶级地位、根本利益要求和历史使命一致，但因一定时期所处的具体的、微观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和际遇不同，决定了工人们的具体利益诉求不同。存在决定意识，个体工人或不同阶层工人从各自现实需求及其因不同需求而决定的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立场观点出发，就会有不同的利益导向，利益差异产生离心力，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导致工人阶级思想上行动上的分化。
(4)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因。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些独立的个人相互竞争且相互防范，使个人成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独立”的个体，经济学家将因市场竞争而简化的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用“经济人”这个范畴加以概括，“经济人”的全部市场竞争体验让他认知到并引导他追求个人主义——所谓他人只是我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理性主义——单纯计算个人利益得失、利己主义——所谓个人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享乐主义(个人肉体感官的舒适度)和自由主义，市场竞争将一切人从他们各自所属的群体中驱逐出去，把他们抛入竞争日益激烈的对私人钱财的角逐中，迫使人人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少有时间、心思和精力，去关注自己所在群体、社会整体乃至人类的根本利益与未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生活体验和意识，使人难以获得“社会人”属性。经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人”看不见的手操控的每一个工人，感受不到那种与自身所处的工人阶级共同体休戚与共的命运纽带的牵连，很难形成工人阶级共同体的切身体验、意识和价值观念。
(5)政治体制的原因。美国的政党出于竞选政治等等需要，将美国高失业(近期失业率徘徊在8%)、低就业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及其工人的竞争，而罔顾从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实际利益，他们这样或故意或含糊的归因和造势除了转移国民对本国经济社会矛盾的视线和注意力外，还诱使和误导本国的工人反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对国际工人阶级分裂、分化推波助澜。
(6)资产阶级统治策略改变对工人阶级分化产生影响。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要来临了。资产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不得不经常对其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进行调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产阶级多使用暴力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国家对上层建筑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改变政治统治策略和形式，权力机构更多地注重履行其社会职能。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福利国家制度实质上是一种调节资本与劳工关系的制度，客观上讲，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力量的过度膨胀，为劳工提供了必要的基本安全保障。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继续推行社会福利政策，既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扩大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发展所需;但同时不容置疑的是，正是由于福利国家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阶级生活条件，却因此削减了作为被统治被剥削阶级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整体和团结斗争意识。资产阶级政府通过采取对历史上英勇斗争的工人阶级在制度限度内的点滴改良、表面让步，使工人阶级的基本生活得到一定改善的同时，也造成工人阶级阶级意识淡漠、思想行动分化分裂，资产阶级政府则借此缓和了趋向尖锐的劳资对立和矛盾，企图延续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这样，尽管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统治、剥削无产阶级的政治职能丝毫没有也绝无可能改变，但时常将其阶级压迫的本性和职能隐蔽、伪装起来，而这却起到了麻痹工人阶级思想，涣散工人团结的愿望和要求，削弱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意志坚定性、迫切性及行动力的作用。
此外，西方国家有些马克思主义政党因为多种原因而不介入工人运动，以致工联主义、劳资合作论等对工人阶级影响很深，加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等等，内外因种种作用引致西方工人阶级仍处于由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之中，工人阶级的分化在所难免。
透过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分化、相对贫困及新贫困化、福利国家等林林总总表面现象，深究下去，追根问底，剖析致使工人阶级“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而需要在无产阶级内部无情地竞争，导致工人阶级分化的真正症结所在时，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根本的社会制度原因才被揭露出来，即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工人阶级分化的根源和终极原因，这就是产生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分化问题的实质所在。
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根本对立而不可调和，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虽比以往有了较大提高，但仍不可能摆脱相对贫困的状况，工人阶级受奴役的地位及作为生产和增值资本的雇佣工人这一基本事实也绝不会有丝毫改变。但凡在劳资力量对比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况下，也就是劳资协调的基础不复存在时，如果工人仍寄希望于劳资阶级妥协，就只能说是幻想了。西方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在当下仍在发酵的主权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中，纷纷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削减劳工大众福利，以及资本家阶级急不可耐地要收回其被迫向工人阶级作出的让步，并使工人状况恶化到最低限度，就是明证。
但是，即使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工人阶级分化、相对贫困化问题的根源，要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使他们自觉克服内部的竞争和分化，激发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斗志仍是很困难的。让一个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人起来开展反抗现存的、尽管明显是不合理的剥削制度的斗争也很难。资本主义的劳资协调、福利国家等制度就这样遮蔽了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阶级实质，消磨了工人阶级的阶级特质和与生俱来的革命本能，分化了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运动主体的团结战斗力量，既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工人阶级分化的根本原因和症结所在的基本事实，同时又瓦解了工人阶级能确保其根本利益实现的最终斗争目标。
三、求解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分化问题
与“分化”相对的是“团结”，要消弭鸿沟，达成“联合”的目标，需要找寻机制，需要有“联合”的方法与手段。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就是权力，资产阶级因享有的权利而是强者，工人阶级则因经济社会制度等原因而是弱者。要求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分化问题，首先是组织起来。如何组织，工人能否自发组织起来，谁来帮助他们组织，组织起来后的政治格局会发生什么变化，代表性和民主怎样实现，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历史经验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组织、联合和团结不会自发形成，它是在工人对抗资本家不断解构工人阶级的自觉自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斗争中达成的。
劳工运动的团结和建构。工会在包含一部分工人的同时也是对另一部分工人的排除，在某种程度上，一个特定工会中会员所认同的共同利益与工会外部的工人们的利益不同。工会在对工人进行分类的同时，也就割裂了工人的团结。人们是由自身直接经历、所处环境及具体的社会关系模式塑造的，他们较广泛的认同和联盟的形成基于直接而具体的东西上，各个主体把这些东西与外部联系起来。团结暗含着感知到了利益和目的的共同性，这些共性扩展了但并不取消对不同特定情况的认识。在工人既分化又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工会需要以协调的多样性替代组织的一致性，才能团结已分化的工人。要实现此要求，就须认可并尊重工会会员内的、全国劳工运动中工会之间的、不同国家工人之间的各种情况和利益的差异化等等。多种多样利益的联盟和整合是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不断进行协商。真正的团结不能由行政命令强加或者甚至不能由大多数人投票来达成。在工会内部及工会之间，寻求对话及共同意见至关重要。最早的工会是作为当地劳动力市场内不同职业者各自的共同利益组织出现的。在较广大的地理范围内，通常或是需要外部由政治驱动的阶级计划的干预，或是渐渐体验到代表基础太狭小的工会效力有限，才可能发展到多种职业的工联主义。“只有一个大工会”仍是工团主义者的理想。
具体而现实地说，工人阶级分化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统一组织的领导来保证和实现。列宁在1904年曾明确说过：“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这支大军一定会把自己的队伍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6页。)1913年又强调指出：“工人阶级需要统一。但是，统一只能靠统一的组织来实现，而统一的组织的决议又是靠全体觉悟工人自觉自愿地去贯彻的……一盘散沙的工人一事无成，联合起来的工人无所不能。”(《列宁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1-202页。)为此要加强工人阶级组织的建设。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就是团结和凝聚工人阶级的组织，它们需要加强自身建设，摆脱各种困境，健康地发展巩固壮大，始终坚强地带领工人阶级，不断克服工人阶级的分化问题，锻炼培养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能力，并藉由工人们思想一致引领的因各方面协调一致而变得强大无比的工人运动，为维护工人阶级基本权益及实现共产主义最终目标努力奋斗。
而从根本上说，要彻底解决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分化问题，就需要工人阶级克服内部竞争，就必然要求工人阶级铲除导致其竞争分化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根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赖以生存和统治的基本条件是财富积累在私人手里，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制。雇佣劳动制是全靠工人们的竞争来支持的。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指出，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即建筑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建筑在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上。当工人之间的竞争停止的时候，当所有的工人都下了决心，再也不让资产阶级来剥削自己的时候，私有制王国的末日就来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正是工人之间的竞争，养成并维系着少数人统治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这个制度又造成工人阶级没有生产资料，为谋生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到劳动力市场上为竞争工作岗位而与其他工人处在彼此对立的境地，致使他们相互敌对，发生分裂。所以，欲根本消除工人阶级的竞争分化及无力采取工人运动等集体行动的状况，争取和实现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唯有拆除资本主义制度根基。
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工人阶级分裂、分化、被奴役状况的根源所在，那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说，工人阶级就不应再在他们同一个阶级内部无谓地、根本毫无出路地且无异于自戕式地竞争，以至于使自己在被剥削被压迫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无以自拔了;当工人们下决心终止自己的内部相残、克服自身的分化状态而形成并依靠自己的组织、国内国际最广泛地联合起来并英勇地开展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时，才能最终打破套在他们头上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物质和精神双重枷锁，翻身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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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丁骥千：《美国工会分裂的影响》，《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2期。
[4] 郭懋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工会组织的联合趋势》，《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5期。
[5] 吴金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现状与发展趋势》，《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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