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另一面孔：贫困全球化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另一面孔：贫困全球化

　　米格尔 佩德罗 魏文编译

　　“我们是能够消除贫困的第一代”。2005年在推动(联合国)千年目标的运动中，这个口号表明以忘记以前几代人斗争现实的历史和没有实现战胜贫困的理由作为代价，当时北方国家对消除南方贫困表现出自我满意的乐观主义。因为很明显，在谈到贫困时指的是其他的国家和人民，全球南方的国家和人民。8年以后，这一代人的大部分更加关注的是摆脱近期的贫困而不是远期的贫困。

　　2008年爆发的资本主义危机正在将世界彻底地改变为只是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中才有比较。正如卡尔•波兰尼在他必不可少的著作《大变革》中判断的：“利润的动机唯一付诸实践的作用过程可以因其后果与历史上最猛烈的宗教热情的爆炸相比较。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被居住的所有土地服从于它腐蚀性的影响。”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开始了“第二次腐蚀”，用结构性调整的计划摧毁了南方国家的经济，开始系统地破坏作为福利国家的基础的公共系统，以及与公共服务相结合的道德价值。

　　在我们今天遭受的金融危机开始时，当时法国总统尼科拉斯•萨科齐讲的一名话很有名，他号召“在伦理的基础上重建资本主义”。这表达了精英们对社会拒绝因莱曼兄弟(银行集团)垮台和金融化隐蔽的阴谋而暴露的经济模式的恐惧，那时只是开始显现而已。遗憾的是这个回答没有达到必要的强度，在中心国家也不是一种有意义的政治表达，只有希腊的激进左派联盟组织是例外。

　　一旦证实对手的软弱以后，他激进地改变了“重建”的意义。“当然存在着阶级斗争。但这是我的阶级，富人的阶级，是开始这场斗争的阶级。我们将获胜”。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以及其他人—首先是乔治•索罗斯—的座右铭在自由的时间里作为慈善家，用他们的金融投机活动的面包渣去实施，总结了国际形势的重要动力：我们确实参与一种“重建资本主义”的意图，但是不是在“伦理的基础”上，而在是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根据戴维•哈维的说法，通过掠夺共同的和公共的财产和社会权利，以及世界的大多数居民有尊严的生活的条件而积累。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的结构性调整的政策现在欧盟仍以类似的根据和不同的名字仍然占统治地位：紧缩、财政纪律、改革和外迁。

　　这就是“贫困的全球化”的总框架，正是本文涉及的问题。这样我们称为在全世界产生和再次产生人的贫困的共同的逻辑，不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但是必须分析造成贫困的政治和经济进程中的差别，它对劳动者阶级的生活造成的物质后果，这些进程在社会上的感觉。我们也将揭示从中心国家的政府和多边机构想赋予市场和大公司在取缔贫困中的作用，以及在全球崩溃以后国际合作将履行的对发展剩余的角色。

　　我们意识到使用不同的分类，北方/南方或中心/外围一般来说将现实简单化了，特别是在谈及贫困时。无疑存在多个“南方”，甚至在同一个大陆内也存在政治的和社会的区别，比如墨西哥和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国家之间。我们试图分析为什么对这个规则能够出现例外的情况，有助于确定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对待贫困的重大差别。为此，我们根据可信的数据，确实不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文发展指数，2011年塞浦路斯被排在很体面的第31位，还有上升的走势; 作为参考，委内瑞拉被排在第71位。

　　贫困与中产阶级之间

　　根据广泛传播的一种解释，资本主义的危机正在继续一个不可思议的过程，它质疑关于北方-南方地位的传统图解：在中心的经济特别是欧盟的经济濒临衰退或陷入衰退的时候，外围国家的经济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经济年复一年保持着高增长的水平，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5%以上。这种不对称的结果之一是贫困在北方出现，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造成巨大的社会冲击，与此同时贫困在南方似乎在后退。人们经常将这种情况与“中产阶级”的状况相联系，这个新的社会学咒语已经变成为测定许多突出的社会政治现象的准则，从社会的流动性到民主的危机。

　　在这些焦点中有突出的数据表明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比如在那些组成金砖国家集团(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国家的引领之下，南方国家相对的和不平等的自治化;从“南方”级别的任何观点来说，对于“旧的”帝国主义美国和欧盟来说，不应当包括俄罗斯。但是，谈到反对贫困的斗争，这种国际环境的考虑是更可以讨论的。我们从南方开始，提出两类问题：首先评估消除贫困已经取得的成果，其次是使用和操纵“中产阶级”这个级别。

　　由于政治家们惯常对完整数据的喜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计算到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还有1000天，他对已经取得的成果表示非常满意。特别是因为最近12年“有6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相当于(减少)50%”。这个估计欺骗性不大;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0年世界人口的43%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25美元，而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21%;这就是潘基文所说的减少了一半。但是他没有报告当每天的收入超过1.25美元时，极端贫困继续存在的条件-世界人口40%以上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也没有报告有近13亿人继续生活在这个水平之下。最后，这种极端贫困的减少是因为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所致，与受千年发展目标启发制定的计划和政策没有任何关系，与占统治地位的正统的经济也没有任何关系。

　　今年4月2日在乔治顿大学在“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的标志下推出这个新的运动时，世界银行总裁金辰勇称：“我们处在一个吉祥的历史时刻，将过去几十年的成绩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机会越来越有利的世界经济前景结合在一起，这是从未有过的，仅在一代人的过程中结束极端贫困的机会。”不能严肃地考虑一项以对国际形势关注不多的视角作为出发点的计划，在这种形势中确实不能缺少常有的代际的增补。

　　关于“中产阶级”的统计学工程值得更多的关注。世界银行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建议对贫困的定性和测定做重要的变更：最有意义的是使用“经济安全”的概念，这被理解为“再次陷入贫困很低的可能性”。从这里产生一个新的级别“脆弱的居民”，一个从贫困到进入“新的中产阶级”过渡的群体，这个“新的中产阶级”实现了“经济安全”和保障“未来经济的稳定”。穷人、脆弱居民和中产阶级加在一起占拉丁美洲人口的98%;因此，在反对贫困的斗争中成功的措施将是社会向上流动到中产阶级。据作者所说，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明显地增加了：从2000年的1亿人增加到10年后的1.5亿人”。我们不赞同这一说法，按照这个论据，一个“中产阶级”的大陆已经彻底超越了贫困的决定性的标准分量。

　　尽管数量的标准仅只是在分析贫困时应当注意到的一些标准，有时候为了使讨论的语言具体化它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我们注意到世界银行的统计，把每天收入低于4美元的人看作是穷人，他们将占拉丁美洲居民的30.5%。每天收入在4至10美元之间的人将是“脆弱的居民”，他们占拉丁美洲公民的37.5%。每天收入超过10美元至50美元的人属于“中产阶级”，他们占大陆居民的30%。最后，2%的居民被认为是“富人”，他们每天的收入在50美元以上。以在厄瓜多尔现有的最低工资(每月约300美元)作为参考，最后我们可以证实，靠这份收入他们可以升到“中产阶级”了。这并不像，如此分类是有理由的：其结论是至少68%的居民是穷人。同时我们从厄瓜多尔的参考数据看到，这个“中产阶级”实际上由收入是最低工资的1至5倍的工人组成，也就是说他们处在一个高于贫困的脆弱环节和领取工资的居民的中高收入人群之间。

　　巴西是使用主要的标准为整个“中产阶级”上升进程进行辩解的国家之一。这样，巴西政府将人均月收入在291至1019雷亚尔的人确定为“中产阶级”。这样全国54%的居民属于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最近10年巴西3000万人(占人口的15%)“摆脱了贫困”，因为他们拥有的收入每月超过250雷亚尔。注意到在巴西最低月工资为678雷亚尔，这个“中产阶级”拥有最低工资收入的42%至150%。按照此类标准，似乎很容易炫耀巴西已经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国家，但是这些“中产阶级”的收入甚至不能满足一种有尊严生活的基本需求。

　　实际上，为了评估这种复盖，还必须注意到另外两个因素;特别是达到对公民的公共服务的广度和质量，以及用于公共服务的社会支出的数量。因此，很重要的是注意到在基本的经济问题上，巴西如同大多数南方的国家一样，服从于占统治地位的正统：用支付外债的9天的钱就可以满足“家庭口袋”计划的预算，这是援助政策的轴心和执政党选举基础的轴心。如果我们可以说，由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结构性调整的计划已经从南方转到了北方，相反，“福利国家”的基础并没有从北方转到南方。

　　戴维•哈维说，“经济的增长从来对最富有的人有利”。在南方国家他们确实是增长的主要受益者，在这里国内生总值的增长伴随着不平等的持续增加。经济的繁荣并没有发生在这个虚构的“中产阶级”的增加，而是造成数百万就业岗位的不稳定，收入低，最少的劳工权利，社会服务的严重匮乏。正是这种“巴西的劳动”受到某些社会学分析人士的批评。但是更为常见的这些论点与世界银行的想法相似，它们更加胡思乱想的说法甚至走到将“中产阶级”称之为“新资产阶级”的地步。

　　在南方的贫困化进程并没有结束，但是只有在那些国家如委内瑞拉正在做出巨大的努力，不仅增加贫穷的劳动者的收入，而且建立强大的教育、住房、卫生的公共网络。但是，在大多数国家已经从极端贫困走向特别不稳定的就业，走在一条可能后退的道路上。如果上升的脆弱的社会流动的希望破灭的话，根据现在全球经济的前景不能排除南方的形势可能更类似于“阿拉伯的革命”，而不是虚构的“中产阶级”的天堂。

　　贫困的社会广度和感觉

　　在欧盟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有8000万人(占人口的17%)生活在贫困之中。在2010年上述数字增加到1.15亿人(占人口的23.1%)，估计类似的人数处“在刀刃之上”。但是为了理解现在的形势，必须考虑到全球崩溃之前的阶段。因为如果贫困的增加是有重要意义和令人震惊的话，在2008年之前也应当是这样，不论在欧盟还是在西班牙贫困已经成为大规模的病灶，从2007年到2010年西班牙受到贫困影响的人口从1080万人(占公民的23.1%)增加到1270万人(占公民的25.5%)。

　　贫困的扩散无疑是一个第一规模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事情本身没有解释在5年内贫困已经成为欧洲多数居民考虑的问题，成为一个附带的、他人的和“看不见的”问题，对贫困的控制由援助组织负责，得到最少的公共补贴，影响到形势，多数公民感到恐惧，考虑永远摆脱“陷入贫困”的问题。现在认为贫困已经变得更广泛、更剧烈和更有周期性。在这些特点中必须强调第三点，它表明一种贫困增加的趋势，而不是在地平线上的“绿苗”，在欧盟受到严酷地强加的政策的刺激，在中期内没有可信的选择。在欧盟贫困已经成为“看得见的”事情，不仅是因为有更多的穷人，而且从根本上说因为已经普遍意识到陷入贫困的风险。

　　将问题判断为一种“中产阶级的危机”是一种简单化，无助于理解当前危机的原因和为了扭转这种贫困化趋势的基本条件。在北方国家，这也是一个可以操纵的基本上是主观的概念：几年以前一个有点钱的人是不稳定的象征，今天会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又一名成员。更有用的是在整体上考虑众所周知的侵蚀“社会安全”的主要因素，福利国家的基本特性缩小了：大规模的长期罢工，补贴下降;“贫穷的工人”增多，因为劳动不稳定，屈从于业主的权力，已经不能确保足够的收入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在行政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就业的大幅度削减成为对官员的威胁;不能应对前阶段欠下的债务的风险，在劳动者阶级中出现高消费的泡沫，尽管从90年代以来工资呈普遍下降的趋势;卫生和教育质量受到破坏，用户支付的增加有助于推进其私有化。

　　所有这整套的措施符合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的共同逻辑：系统地降低劳动力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在对资本非常有利的力量关系的条件下，结果逐步撕碎成为制度稳定基础安全的网络。这里表明劳动者阶级的弱点，甚至那些认为实现保障稳定的有质量的就业，享有医疗和教育，公共的免费服务和在尊严条件下退休的劳动者阶级，这里出现了对贫困的惊恐，同时无力应对。这是因为与许多外围的国家情况不同，那里政府的政治方针是独立的，实施聚焦贫困的政策-一般出于管理冲突和争取选民的原因，与团结的思想相去甚远-在中心国家，特别是在欧盟所实施的政策屈从于优先将资本的利益置于居民的需要之上的“金规则”，将对贫困化的居民的社会关注当成一种障碍，系统地削减用于他们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2010年被贴上“反对贫困和社会排斥而斗争的欧洲年”的标签，这成了一种讽刺。

　　从对资本主义社会有特点的社会冲突的第一批研究中，认为工人阶级的一个根本特性是生活条件的“不安全”。由于福利国家自己的政策，对于大部分劳动的居民来说这个特性消失了，“中产阶级”的等级起到了认定这种新的形势的作用：“我们不再是劳动者阶级了”。新自由主义成功地做到将“工人阶级妖魔化”，根据欧文•琼斯的说法，将工人阶级看成是一个处于下降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劳动，而是来自公共的补贴。

　　危机使社会安全普遍化和接近贫困的威胁，正在削弱这些使劳动者阶级社会组织的分裂的意识形态障碍。但是，如果不与他们理解的选择对立，就不会垮台，只能为有效地为消除贫困而斗争，战胜造成贫困的人。

　　为了“反对贫困而斗争”的市场和企业

　　“资本的思想、良好的实践和解决办法正向所有的方向扩散”。全球的资本主义陷入前所未有的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危机，我们正在面临“幸福的全球化”的末日和新自由主义“美好年代”的破灭。但是，大公司和企业家的思想库坚持没有被影射;跨国公司远没有质疑它对现在社会经济制度的停滞和文明危机的责任，再次作为发展和反对贫困的斗争的重要发动机而出现。根据霸权主义的思想，大企业、经济的增长和市场的力量应当成为支撑面对消除贫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的支柱。跨国公司逃避它对我们今天遭遇的制度危机的起因的责任，正在切实成为破裂的唯一受益者，大公司向我们提供超过它本身的东西：促进企业的活动，私人的积极性和革新的开始成为“经济恢复”的重要根据。

　　企业家重定的方针在于与以营销为基础的防御战术一起，实施一项进攻的战略，以便从“社会责任”的说辞转向在结果的帐目上通过公司的一系列技术将“交易的伦理”具体化。他们的目标不是截断推动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原因，阻碍世界的多数居民过有尊严的生活的条件，根据市场的准则管理贫困问题并从中获利：利润、收益性、回归投资。我们称之为贫困2.0版是21世纪处于高潮中的交易之一。在全球的南方国家，一方面，这变成为“私人部门”将数亿穷人列入消费社会的愿望;在北方，另一方面，这意味着不将多数居民排斥在市场之外，在西方社会面对贫困的程度日益增加，这是一个中心的问题，贫困增加是为了“摆脱危机”正在采取的经济措施的结果。

　　10年以前，新自由主义的专家们写道，“已经到了跨国公司通过资本主义的新眼镜看看自己的全球化战略”，他们要求大公司将其眼光盯着由三分之二的人类组成的巨大市场，他们是“消费的阶级”。他们说，“公司有资金和持续性，在世界经济金字塔的基础上竞争，作为增长、利润的补偿，这是对人类一种不可估量的贡献”。今天跨国公司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个企业家的理论，实施多样性的战略、活动和技术，其目的是让居住在南方国家的穷人通过消费这些企业本身提供的商品、服务和消费产品加入全球的市场。“社会责任”，在金字塔的基础上“包容性的交易”，“金融的包容”，“技术的扫盲”，总之，所有这些渠道都有助于做到接近市场新的“墓穴”，为其将对“发展”和对穷人的包容做贡献的根据进行辩解。但是，正如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在欧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最后一次首脑会议上强调的，“当我们屈从于市场时，就存在贫困的问题，社会和经济的问题，贫困继续增加”。

　　与此同时，在中心国家贫困和不平等的程度也在不断增加，没有将公共资金用在可以制约这种形势的社会经济政策上，统治我们的机构没有走出新自由主义的正统，采取一系列反改革的措施，这将促成居民广泛阶层贫困化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大企业重新设计它们的战略以便不失去市场的份额：“在马德里，伦敦或巴黎也有贫民窟，尽管不这样称呼”，巴西一位专家认为，在“金字塔的基础上”“是一个由新的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构成的日益发展的市场”。像联合利华这样的大公司(财富500强公司之一，总部位于荷兰和英国，主要经营食品)已经在思考以前在南方国家被证实起作用的战略转移到这里。但是，尽管某些跨国公司正在观察如何在欧洲实施“包容性的交易”的逻辑，多数大公司已经选择当涉及继续增加利润的时候，不要更新过多，对降低工资继续施加压力，至今将交易的业务扩大到其他的国家和市场成为企业偏好的渠道，以便依靠它的力量继续增长和积累。

　　考虑将经济的增长作为消除贫困唯一可能的战略的倾向自从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已经得到加强。因现在的衰退场景，大公司试图增加其交易量，扩大它们在外围地区的经营，以便以此抵销在欧洲和美国利润率的下降。中心国家的政府主张增加出口，将企业的国际化作为“走出危机”的方式。根据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这些公司将交易扩大到其他国家、部门和市场将会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因而改善社会经济指数，这对增加就业是根本性的。一位企业总裁认为，“克服危机和恢复创造劳动岗位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恢复经济的增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建议“寻求新的收入来源，设计新的产品和的市场”。

　　尽管关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人文发展的进展之间直接的相互关系的说法不与任何严肃的分析相抵触，认为经济增长相当于发展的思想在“反对贫困的斗争”过程中已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这样，国民经济增长的参数-在数量上专门通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去实现-作为克服贫困的渠道不仅成为发展的官方议程整个思考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正在通过为促进企业的活动和“包容性的交易”的战略成为提供公共的资金的手段，能够付诸实践。这是因为中心国家主要的合作机构和政府以及多边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包括许多非政府组织都赞同这种思考，争取将“私人部门”列入它们的发展战略。

　　从国际合作到企业的“仁慈”

　　在国际团结的公共政策中很难找到将发展的国际合作列入这个框架之中。这是因为在现在强加的结构性反改革措施中，国际合作具有的前途没有区别于其他的公共服务的前途：私有化和商业化。不能说最近几年在由领导国际合作制度的主要机构和政府开始的道路上发生了方向的变化，而是正好相反，在寻求新自由主义选择的框架内根据目前的形势逃避前行中，危机导致为了发展而合作的整个战略方针的更新得到加强，更加有意义。

　　因此，我们正在参与一场深刻的国际援助体系的结构的重组，以便重新提出它们必须发挥的作用，不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它们自认为在“反对贫困的斗争”的战略中是社会的主要角色-大公司、国家、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的组织。今后的路线图似乎是明确的：将经济的增长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作为反对贫困的斗争的盟主的战略，将企业部门看成是在合作路线的指导下发展的代理人，在某些冲突不多的部门减少国家干预的领域，限制社会组织参与发展合作的政策。

　　已经不可能“继续出口那么多团结”，“情况已经变化了”，反对贫困的承诺必须重新“指向我们的土地”。去年9月瓦伦西亚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司法和社会福利顾问豪尔赫•卡布雷确认了这一点，为他的政府决定结束国际合作的政策进行辩解。这只是一个例子，采取有根据的类似的路线，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多数自治管理机构和市政府取消或大幅度减少其2012年用于发展合作的预算。今年仍保持同样的方向：如非政府组织发展协调机构所揭露的，去年该项预算为19亿欧元，今年又削减3亿欧元，由此西班牙的官方发展援助只意味着国民总收入的0.2%，后退到90年代初的水平。国务合作和伊比利亚美洲秘书赫苏斯•格拉西亚现在说，“继续0.7%的比例是一个错误”，这样放弃了西班牙非政府组织从20年前提出的基本要求，而历届行政机构承诺履行签署反对贫困的国家协议的承诺。

　　在80和90年代，国际合作对支持“华盛顿共识”和使大公司在全球扩张的结构性改革做出了贡献，这些大公司的总部就设在主要的捐赠国。今天对发展的合作已经不再发挥使捐赠国对外政策合法化的基本作用，如同直到金融危机开始之前所看到的那样。尽管在国际形象的设计中仍然起着一种次要的作用，它的主要职能是确保风险和陪伴这些企业在全球扩张，以及对开辟新的交易和在“金字塔的基础”居住着的穷人的市场做出贡献。

　　在我们接触最近的整合中，一切都围绕着有名的西班牙商标进行，这是一项为了吸引跨国资本到我国的计划-以“欧洲维加斯”作为旗帜模式-促进西班牙企业的国际化：按照对外事务与合作部长何塞•加西亚-马加略的说法，“西班牙在国外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的利益，它的企业是主角”。这在该部今年预算中得到证实，其中可以看到对发展合作的拨款2012年至2013年下降了73%，同期国家通过它驻外使馆和贸易办事处在国外活动的资金增加了52%。

　　我们已经习惯在官方的演说中听到一句以辩解的方式多次重复的话：“我们这里有相当多的贫困，同样也关注其他地方的贫困”。显然最近几届西班牙政府包括现在的政府和上届政府都没有履行关于国际合作和在世界范围内反对贫困的斗争的承诺。同时正在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应对我国贫困的扩散，这已经不是新闻。在这里，现在这项工作正落到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大公司的手里，恢复将社会工程、仁爱和慈善作为参加的不平等的方式。在不平等加速前进的同时-从在西班牙2007年20%最富的人和20%最穷的人之间的收入差别已经增加了30%，有力地重现“有同情心的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其基础是只要贡献出“我们多余的东西”贫困和饥饿就可能减轻的思想。

　　红十字会在最近的“小旗帜日”的广告中说，“在我们的国家你想象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援助”，焦点放在“地方的”贫困上。“在反对儿童贫困中有我”，这是银行和拯救儿童机构去年圣诞节的主题，加上儿童的内容是为了补充感伤主义的内容。我们还有很多例子说明大公司如何正试图重新拥有良好的意图和对越来越担心贫困和饥饿增加的的公民的声援：从阿曼西奥•奥尔特加(他是印第纺织的专老板、世界上第三富翁，已向博爱机构捐赠2000万欧元，等于他的财富的0.05%)的慈善，到不同的发展的非政府组织看得出的插播广告“让一个穷人坐到你的桌前”，再到食品银行的高潮-一些大公司如墨卡托或雷普索尔公司已经宣布向它们捐赠食品-几年以前，“市场的声援”以电视广告收到的钱为基础，现在似乎是通过援助组织能够捐赠的食品袋计算。

　　重新思考发展的模式

　　“这不是一场危机，是一种诈骗”，这是抗议将卫生、教育和水私有化的示威者们高喊的口号。实际上，没有另外更好的名称来说明此事，大的私人资本正在危机中增强，同时相反，大多数妇女和男子正在失去最近一个世纪争取到的就业、住房、健康和教育、养老金和社会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反对贫困的斗争重要的变化可能被正视，由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和解放的社会运动结成联盟，与经济改革和每天都发生的更多的贫困重现的结构性调整相连接。

　　面对国际合作作为国际团结的公共政策的瓦解，不失去许多西班牙的国际合作组织最近几十年来坚持的这种团结的意义唯一的办法是工作，就在这里，从现在起提出和实施一项有选择的发展的议程，其中将团结的合作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和平等的政策，与社会解放运动和斗争结合。我们不能认为我们将减缓对我们来说是过多的贫困，需要另外的政治计划。为建设团结的选择而工作，可以对社会抵抗应对贫困化的进程做出贡献，在将来获得其还原的力量，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由利润的独裁监护的经济政策。我们正在这样做。(作者米格尔•罗梅罗是《南方之风》杂志的出版者，佩德罗•拉米罗是拉丁美洲跨国公司-有尊严的和平观察机构的协调员)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76期，摘译自2013年7月16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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