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与世界资本主义：分析、对策及行动
2013年5月25日-27日，“不平等与世界资本主义：分析、对策及行动——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8届论坛”在巴西圣卡塔琳娜州联邦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墨西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20多个国家的百余名学者与会。5月25日上午，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致开幕词，巴西卡塔琳娜州联邦大学校长罗斯兰·尼格尔(RoselaneNeckel)致欢迎词。在开幕式上，学会颁发了2013年度(第3届)“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世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依附理论的创立者、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教授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dosSantos)和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获此殊荣;学会还向9位教授颁发了第5届“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与会者还参加了论坛植树纪念活动，并共同为嵌刻在该校学术交流中心的卡尔·马克思铜牌举行了揭牌仪式。
与会学者围绕“世界财富生产和分配的不平等及其根源”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一、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现象、原因及对策
1.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现状
程恩富教授通过对全球财富和收入分配的研究发现：全球居民户财富分配比收入分配差距更大。与富裕国家相比，贫困国家的财富相对差距比收入相对差距更大。全球财富的集中度极高并远高于收入的集中度。他指出，用购买力平价估算出2000年上层10%的人拥有世界财富的71.2%，而底层50%的人仅拥有1.6%，世界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804。如果国家间的比较使用的是官方汇率，则估算出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更高，即上层10%的人占世界财富的比例将上升至85%，基尼系数将上升至0.893。此外，财富分配不但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高度集中态势，而且在不同国家间差异较大。对近10年来世界11个国家进行估算的研究表明，顶层1%的人所占财富比例为：爱尔兰最低(10.4%)，瑞士最高(34.8%)，美国为32.7%(美国抽样调查样本不包括福布斯财富榜前400个富有的家庭;涵盖这些人会使顶层1%的人所占的财富比例增加大约两个百分点)。有20个国家可以计算其顶层10%的人所占财富的比例，最低是日本(1999年的39.3%)，最高是丹麦(1996年的76.4%)。
日本驹泽大学濑户冈纮(SetookaHiroshi)教授认为马克思提出的工人低工资、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失业、居住条件的恶化、营养不良等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贫穷或贫困化的反映，而这些贫穷和贫困化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如果我们关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就会发现普通民众的生活境况正在日益恶化，个人、社会以及全世界层面的不平等都在加剧。
学会副会长、巴西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巴西乌贝兰迪亚联邦大学尼厄梅尔·艾梅达·菲罗(NiemeyerAlmeidaFilho)教授提出，根据马克思的依附理论，拉丁美洲的依附经济中最根本和最具决定性的特征是对劳动力的严重剥削占据了支配地位。而支付给劳动者的低工资将导致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消费积累的放缓，进而影响经济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潜力及规模也都会受到限制，因而需要经常的补偿性的生产和非生产支出。由于资本面临着技术和金融的限制，这部分支出需求将由国家来提供。国家通过税收、货币政策、转移支付、公共债务等方式将公共资源转向私营部门，又形成了资本对于公共资源的掠夺，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巴西伯南布哥联邦大学安特纳哥拉·奥利维拉·杜尔特(AtenagorasOliveiraDuarte)教授用不平等和特权经济部门的相关指标研究了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并从公共支出、税收优惠、信贷优惠和宽松立法等四个方面的公共政策定位研究了阶级利益问题，指出如果把国家理解为一个社会组织，则意味着在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中建立起一种等级制的政策议程，领导阶级制定关于经济社会核心和本质的最重要政策。正是这些政策决定了公共资源的大部分控制权，额外赋予领导阶级制定经济体系运行制度的更大权力。
乌克兰科学院安德烈·格里岑科(AndreiGritsenko)和埃琳娜·格里岑科(ElenaGritsenko)研究员提出，乌克兰私有化改革进程导致了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平等，大多数人没能得到资源的所有权，这种现象在劳动力市场上尤为显著。市场转型使失业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没有能力应对社会转型遗留下来的负担。此外，这种市场转型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结果是，乌克兰经济作为提供原材料的依附者，适应了世界经济的局部发展要求，却没有在国内形成成熟的市场，导致了经济结构的严重恶化，以及过度的社会分层和国家经济政策的失败。
巴西阿拉戈阿斯联邦大学安娜·玛利亚·瑞塔·米拉妮(AnaMariaRitaMilani)教授主要探讨了拉丁美洲的不平等问题。她提出，拉丁美洲自20世纪90年代执行地区结构调整以来，尽管在2004年-2008年之间有一个恢复周期，即在社会平等方面出现了轻微的积极倾向。但是，从整体上看，拉美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方面都只是处于中等水平。
此外，阿根廷学者胡安·圣塔坎杰罗(JuanE.Santarcángelo)、印度学者V.K.拉玛钱德兰(V.K.Ramachandran)、贝普来·萨卡(BiplabSarkar)、马杜兰·斯沃米娜森(MadhuraSwaminathan)、中国中央民族大学王玉芬教授、张春敏教授等都对各自国家目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进行了分析。
2.不平等的原因探析
程恩富教授认为自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联手在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以来，以及西方多次爆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加重了各国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进而暴露出：奥巴马讲的“美国梦”、“日本梦”等，其实质是垄断寡头之梦，而非人民之梦;是危机和恐怖之梦，而非平稳和安全之梦;是武力讹诈之梦，而非和平发展之梦。这与当前我们讲的以财产公有和人民共富为主要经济特征的社会主义“中国梦”有着本质区别。
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教授从结构性依附的角度解释了拉丁美洲的落后，并指出这种依附在形式上趋于复杂化，在历史演进上从商业、金融的依附转向了工业依附，到今天在科技上的依附，而这些又导致了其对基于不同阶级结构、阶级差异与统治集团的社会构建上的依附。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欧文·马奎特(ErwinMarquit)教授、程恩富教授、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罗杰·塞夫特(RogerSeifert)教授以及乌克兰的安德烈·格里岑科和埃琳娜·格里岑科等对反对不平等的斗争及对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二、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解析
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马可·布洛斯·赛西欧(MarcoBulhesCecilio)教授结合当代财富积累模式和在世界体系形成中各个体所采用的战略两个方面，探究了2007年-2008年危机的起源，发现有意控制市场力量的组织——布罗代尔的反市场形态——仍然处在财富积累过程的中心，并且在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中起关键作用。此外，这类组织作为少数特权阶层而一直存在，它们拥有其他组织无可比拟的经济自由。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拉玛·瓦苏徳旺(RamaaVasudevan)教授提出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新自由资本主义表现出来的两个特征是：普遍热议的美国经济两极化以及递减的资本生产率。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生产率下降是利润率下降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学者们普遍认为技术变革模式的出现是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工资压力。然而，当前资本生产率下降的背景却是工人工资的停滞。具体地说，在当前危机发生之前，实际工资停滞、社会不平等加剧与资本生产率下降并存。针对这一现象，他认为可以从分析危机产生的矛盾以及金融和管理阶层的垄断来阐释。
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麦特斯(DavidMatters)认为，把这次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归结为过度生产危机，就太简单化和低估了资本主义体系中真正的发展的停滞。“全球化”发展扩大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流通危机，并在美越战争之后加速了，而认为帝国主义可以控制不引发危机的想法是错误的。美帝国主义阻止财富流出，并以美元的形式发行低价值货币，于是这对所有其他因为美元发行而被低估了劳动力的国家造成越来越大的金融压力。
墨西哥国民自治大学刘易斯·桑多瓦·拉米雷茨(LuisSandovalRamirez)研究员对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经济在GDP增长率、失业率、净公共负债以及场外交易市场未平仓衍生工具的名义价值分别作了描述性的统计分析。发现发达国家的生产部门在20世纪70年代已达到繁荣的高点，市场已饱和，大量资金从生产部门转向金融部门，国家开始累积巨额债务。金融部门不断发展，金融衍生品不断增长，出现如合成债务抵押债券等有毒资产，却在全球范围内出售，直到2008年-2009年全球信贷瘫痪。他指出，现在的资本主义危机已经变成整个文明体系的危机。他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非资本主义的、以团结合作为基础的组织来握住政府的缰绳，使之可以理顺和规划基本商品的生产，建立生产和服务合作社，特别是新能源和新材料方面。同时，社会应再次规范银行和其他金融界的界限，使同样的问题不会再次出现。
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理查德·柯瑞尔(RichardCorell)和恩斯特·赫泽格(ErnstHerzog)运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分析了土地私有制在引发和深化经济危机中的重要性。所有权垄断性的存在又使得农业、建筑和房地产业中的危机更加严重与持久。在土地私有制下，通过抵押和证券化，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联合形成了一个吸收地租的漩涡，但却把风险转嫁给全国。而美国的银行又通过资产的证券化、虚拟化把风险转嫁给全世界，不仅影响了别国的经济，更加影响了其主权，使得走出危机更加困难。因此，他们主张土地等资产的国有化运动，认为国有化不仅能够清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也将为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奠定基础。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亨利·霍本(HenriHouben)教授对欧元区的危机进行了研究。他提出，从经济危机开始产生时，欧洲各国政府就不承认危机的事实，也没有认清危机的严重性。当美国的次贷危机击中欧洲银行、并开始影响其他经济领域时，他们还认为欧元的存在减轻了危机，而现在失去信用之后，却佯装是最困难的时期。总的来说，现在欧元区的危机并没有结束，而且在不断扩张和加深：欧盟和欧元区内的不平等现象正在增加，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正在恶化，罗伯特·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的问题依然存在，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并未获得补偿。
巴西麦肯齐长老大学莱昂纳多·费尔南多·克鲁兹·巴索(LeonardoFernandoCruzBasso)教授就应对欧债危机提出了建议，他主张创建区域性货币，即在欧洲推行所谓的社会货币(如比塞塔、德拉克马、里拉、德国马克)，并配之以对最低收入计划和小额信贷项目的资金支持来应对欧债危机。而为了集结足够的资金，他们建议开征金融交易税，税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定，这些资金还可以被用来购买出现严重资金问题国家的政府债券。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普瑞坦·辛格(PritamSingh)教授指出，从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如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反映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是有问题的。他基于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着重阐述了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观点。
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卡洛斯·爱德华多·马丁斯(CarlosEduardoMartins)教授认为，当前的世界经济必须理解为三个主要长时期运动的结合：拉德温·里什塔(RadovanRichta)和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dosSanto)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科技革命兴起引起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Arrighi)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在同一时间提出的世界体系中的美国霸权主义危机;以及始于1994年的康德拉捷夫长周期扩张理论。康德拉捷夫长周期扩张理论包括复苏、繁荣和成熟三个阶段，假设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们进入了最后阶段，那么将会出现核心城市的资本主义积累金融化、国际劳动分工危机、美国霸权主义和西欧力量减弱、东亚及内陆地区经济增长轴线的改变、区域一体化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现象。
三、对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大卫·麦特斯认为，资本主义和国际资产阶级已经长时间地桎梏着人类的发展，除了经济危机之外，还带来了一系列灭绝人性的危机：可能爆发的核战争、全球变暖及极端气候等的环境危机，垄断集团对DNA和种子的控制导致的粮食危机，政府难以控制跨国公司产生的政治危机等等。虽然资本主义在意识上已经破产，但是它仍然通过贿赂及军事镇压来控制和破坏着工人运动，并欺骗工人进入到虚假的民主资本主义和股票市场的议程中去，我们有责任协助工人的自由运动找到其正确的历史任务，并将其吸收进集体意识和行动中。
保加利亚科学院科依克·彼得罗夫(KoychoPetrov)研究员认为，作为苏联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的结果，劳动不断提升的社会地位与产出、收入和利润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或者在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新的条件下，这种矛盾已经超越了生产和分配的范畴，已不能用经济关系来简单衡量。现在的矛盾已经表现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社会矛盾，尤其是政府统治和民族关系危机导致的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主义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彻底的路径。结合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他呼吁全球社会主义学者联合起来，建立中国—南美工会的大联盟，为避免世界毁于美国和北约的核冲突，努力创建新的国际秩序：培养专业的学术人才、先进的工人阶级，建立社会主义。
巴西乌贝兰迪亚联邦大学蒂亚戈·凯马瑞纳·洛佩慈(TiagoCamarinhaLopes)教授和尼厄梅尔·艾梅达·菲罗(NiemeyerAlmeidaFilho)教授通过与社会主义体系的比较，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性问题，认为有意识的生产和分配的必要工具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必然产物。另外，他们提出巴西的实践表明，美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强加给拉丁美洲的经济计划总是带有资本积累的目的。
德国柏林科技大学胡安·塞万提斯(JuanCervantes)教授对战后协议进行了回顾和研究，揭示了国际组织和机构的真实发展目标。他指出，国际社会建立的管理国际货币和金融秩序的制度，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等需要对当前处于混乱的世界经济负主要责任。此外，类似机构之所以提倡绿色发展方式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取得经济发展，而“可持续发展”仅仅是为了实现新自由主义的扩张政策所使用的工具。
巴西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马塞洛·米兰(MarceloMilan)教授和马赛斯·塞博尔·卢斯(MathiasSeibelLuce)教授提出，近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如延长最低退休年龄，减少实际养老金支付以及废除公共养老金制度，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增强剥削构成了对工人生活方式的侵犯。公共养老金体系的废除使工人的社会保障体制变得更加不确定，在社会机器变得先进和生活水平预期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改革养老金制度迫使工人出卖更多的劳动力，相当于增加了工作时间，实际是增加了对劳动者的剥削。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尼古拉斯·杰弗森(NicholasJepson)教授在研究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时指出，中国对工业原材料进口需求的持续增长，已经带来了过去十年的制造业和硬商品之间的贸易趋势的逆转。在未来十年，这种趋势在总体上可能持续，可以预计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会有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这代表了自然资源出口国的外部宏观条件的一种重要的正转换，这是中期到长期的开放财政和政策空间，以及政治经济方向的改变。另外，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实践也表明，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正在远离新自由主义。
四、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与实践
法国马恩河谷大学让·克劳德·迪劳内(Jean-ClaudeDelaunay)认为，伴随着全球化和解除金融监管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不会很快灭亡，但会严重地衰退。如果人民的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朝着这个社会和政治方向不断前进，有理由相信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将导致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其依赖的军事力量将进入生命尾声。之后，我们可以假设后资本主义的政权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也可以预测，这些政权将被称作社会主义或者自己命名为社会主义。此外，他列举并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下出现的多种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如现有的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社会主义和生产、商业、分配一体化的福利社会主义等。
中国中央编译局德籍专家埃克·考普夫(EikeKopf)教授认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合理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必要生产关系的运作过程，再也没有人能提出引导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基本理论。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要建立的状态或者要实现的理想，它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是“一场真正变革现有状态的运动”，也是不断改革的过程。
美国棕榈滩州立大学大卫·佩纳(DavidS.Pena)教授提出了一个可持续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具有的六个基本组成部分：能以稳定的、可持续的方式促进共同富裕的经济制度;坚持人民民主、贯彻人民政治议程的政治制度;强大的、团结的、完全的主权社会主义国家;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们需要、同时有利于自然环境的资源管理政策;成功抵御资产阶级自由化。繁荣的、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社会源自于这六个部分的成功构建、组织、保护及维护。
日本东京大学伊藤诚(MakotoItoh)院士首先分析了一场由资本引发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机——即资本过度积累和劳动短缺引发的全球性通胀危机。进而指出资本主义次贷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及全球性通胀危机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替代模式。并且阐述了21世纪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四种有前景的战略模型：凯恩斯主义(许多美国和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包括哈维支持凯恩斯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绿色复苏(基于低碳经济，注重提高本地生产以满足本地消费)、基本收入(为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地提供一个经常性收入)及当地货币。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可以从以上四个方面来重新思考21世纪激进社会主义战略模型的基础及其新发展的理论意义。
越南社会科学院陈传峰(TranTuanPhong)研究员提出，人性的全面发展是人类努力的理想和最终的意义。人类的发展是通过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中展现人性化的过程。理想的或者人道的社会主义要能够为人类发展提供充分条件，保护人们基本的权利，激励人类的发展潜力，满足人类需求和为人性的全面发展服务。社会主义是更高的社会形态，其社会治理原则是在每个人都充分、自由发展中形成的。
越南社会科学院范文德(PhamVanDuc)研究员研究了越南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他提出，在改革初期，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是越南人民理想的并努力效仿的模式。而在苏东剧变后，越南经过一系列的改革，逐渐形成了一个包含具体目标和实现目标途径的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目标是“人民富裕与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公平”，具体来说，包括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建立基于现代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高度发展的经济体;个人拥有幸福、自由、富足的生活并拥有全面发展的机会;民众间平等、团结、互敬，共同发展的社会;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国家;与他国建立合作关系。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越南只是提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模式，缺少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具体发展模式。
世界社会论坛、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者赫曼·杜沃扎克(HermannDworcza)针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提出了一些问题。他认为，中国目前的发展依赖于廉价劳动力、出口、对市场机制的无限制使用及与国内外资本的合作，已经造成了很多的社会紧张、冲突和生态灾难以及严重的收入差距，所以他认为中国需要对其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和改革。
论坛闭幕式由副会长、巴西乌贝兰迪亚联邦大学尼厄梅尔·艾梅达·菲罗教授主持，圣卡塔琳娜州联邦大学拉美经济研究所所长尼尔多·欧瑞克斯教授宣读了第8届论坛共识宣言。宣言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是全球和各国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尽管资本主义仍具有面对各种不利环境而进行调整的巨大能力，但不具备同人类潜力相协调的能力，而只是将其视为对资本价值无限渴望的基础。而这种教条的方式只是在金融资本家阶级霸权下为维护帝国主义国家利益而强加的。世界范围内各地区、各国家和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发展中固有的，必须通过建立社会替代秩序中的政治重构来加以克服。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的联合是非常有必要的。世界政治经济学会提供了重要的活动空间，使思想、研究和行动建议的交流成为可能。而没有全球政治行动，对资本主义的取代是无法实现的。学会第9届论坛将于2014年5月23日-25日在越南社科院举行，主题为“增长、发展与社会公正”。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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