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学者及西方左翼思想家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启示

　　苏东剧变后，围绕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整体看法，在资本主义世界自身内部发出了两种截然有别的声音：第一种声音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歌颂;第二种声音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已成为今天人类所面临的一个迫切而又重要的课题，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为此，了解一下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当今资本主义的现实有着切身体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的种种批评，倾听一下发自资本主义内部的“另一种声音”，确实是非常有益的。

　　苏东剧变后，围绕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整体看法，在资本主义世界自身内部发出了两种截然有别的声音。第一种声音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歌颂，即用最美好的语言说明资本主义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资本主义会天长地久;第二种声音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即千方百计地论证现代资本主义并没有随着其对立面的受挫而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相反陷入了更深重的危机之中。我们认为，要真正正确、全面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仅仅对第一种声音耳熟能详还是不够的，还须静下心来仔细品味第二种声音。

　　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已成为今天人类所面临的一个最迫切、重要的课题。能否对此做出正确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未来人类究竟往哪一个方向发展，以及究竟如何发展，也就是说，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世界历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曲折，即原先凯歌行进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而原先矛盾重重的西方资本主义出现了生机。面对这一历史的倒转，不要说西方政要和右翼思想家一改昔日的悲观，以为旧有的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日子即将来临，即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一些人也动摇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产生了这样那样的迷惘和彷徨。在这种情况下，了解一下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当今资本主义的现实有着切身体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的种种批评，倾听一下发自资本主义内部的“另一种声音”，确实是非常有益的。这些批评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下述启示。

　　一、当今的资本主义并没有经过自我调节而成为人类最美好的制度

　　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批评中了解到，尽管当今的资本主义借助科技革命、资本扩张，特别是经过自我调节，获得了新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其基本矛盾也全球化，而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缓解的余地将达到极限。不承认、不正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不可取的，但把这种新变化理解成是资本主义腐朽本质的根本改变则更加不可取。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正好像对一件已经相当破旧、紧绷的衣服进行修补，经过修补或许还可以延长使用寿命，这就是常说的“缝缝补补又三年”，但修补总难以为继，破旧衣服依然如故，抛弃它而更换新衣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德里达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病得非常厉害，一天不如一天了”，“满目皆是黑暗、威胁与被威胁”;哈贝马斯断言“西方社会所独有的难题，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得到完全解决”;吉登斯强调“我们生活在一个失控的世界上”，今天的世界不像一个“地球村”，倒更像个“掠夺的场所”;福斯特认为“我们当今所面对的资本主义是一个被剥去了一切人性伪装的资本主义”;巴杰安指出“资本主义正把一种‘新的恶毒形式’不知不觉地安置在当代世界”;斯特兰奇提出“美国世纪将会悲哀、痛苦地结束”;卡利尼科斯提醒人们“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与整个星球相对的制度”;施韦卡特论证说“资本主义行将穷尽它一切存在的理由”;哈特和奈格里要人们牢记“我们不能把帝国的败落视为偶然，而应视其为必然”。这些断言都建立在充分的理论基础之上，从而颇有说服力。

　　二、当今西方极端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能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正如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左翼思想家所指出的那样，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看齐，一心加以学习和移植。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左翼思想家提醒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样做时务必想清楚：资本主义国家真的如它们所宣称的那样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吗?他们所提出的这一个问题确实值得人们深思。当然他们所做出的回答也是鞭辟入里一针见血的。沃勒斯坦明确地回答说，当今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并非是自由市场，而是垄断，不能把目前的资本主义经济等同于市场经济。他还进一步揭示说，深谙此道的资本家虽然常常在口头上推崇市场，可心底里却并不喜欢市场，资本家实际上是市场的敌人。他要人们放眼看一看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弄清楚究竟是哪些人赚了大钱，“而那些实际上在市场上赚取大量金钱的人，完全没有理会所有的市场理论”。只要认识到了这一点，就能真正理解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究竟是怎么回事。道格·亨伍德要求人们在分析当今美国经济时必须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那只“看不见的拳头”联系起来思考，在他看来，真正促使美国经济获得繁荣的是那只“看不见的拳头”，“确保硅谷技术世界性安全的那只看不见的拳头就是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哈利维和瓦罗费克斯则明确指出：“美国正借用军事铁拳头来支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当然，更多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并不笼统地否定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体制，但他们强调的是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能确保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昌盛，并不是能医治资本主义百病的灵丹妙药。他们对当今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弊端的揭露和批判是振聋发聩的。他们揭穿了西方市场经济体制高效率的假象。施韦卡特反复强调当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无效率”是不可逆转的，因为这是由企业内部结构的不合理所导致的，他认为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一个最可怕的结果就是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和风险。威廉·格雷德指出，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造就的国际金融市场已成了“难于驾驭的脱缰的野马”。苏珊·斯特兰奇更提出，当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使当今的资本主义蜕变为一种“赌场资本主义”。他强调，判断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好坏关键是看其使世界受益的范围，以及其消耗世界资源的程度。威廉·基根指出，现实无情地教育人们：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滋生了无数的牺牲者，因为“极端的市场经济所依赖和焕发的是人性中最坏的一面”，从而那些善良的人们就必然成了受害者。他列举大量数据证明，第三世界国家的占全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往往不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受益的范围之内，或者说即使受益也是十分微薄，而在余下的五分之一人口，即生活在发达工业国家的人士中，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给他们带来的益处也不是均衡的，在那里，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对于“消耗资源的程度”，他则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占人口5%的美国每年消耗的资源和造成的污染占了世界的25%。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做出判断：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已走到了尽头。罗伯特·库尔茨给自己的《资本主义黑皮书》一书起的副标题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也就是说，他要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极端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达最后的“死亡判决书”。在他看来，关键在于，人们原以为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会获取更多的享受，可实际上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实际经历却恰恰相反，“因为企业经济的成本核算机器最喜欢昼夜不停地驱赶那个最后剩下的工人去干活，而同时它抛弃着‘过剩者’并原则上一块面包也不再给予他们”。当代最著名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写过一部影响巨大的《通向奴役之路》，作者在书中详细论述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是一条把人类引向受奴役的道路。那么，看了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批评，人们也会很自然地产生这样的联想：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是另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

　　三、当今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值得我们照搬效法的一种政治体制

　　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左翼思想家在批评当今的资本主义时把重点放在抨击西方的民主制度上，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确实人们之所以迷恋于当今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其政治体制，即西方民主制度的赞赏与追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把西方民主制度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那么人们就不能把握整个资本主义的本质。他们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人们：西方的民主制度尽管作为封建专制政治的对立物，相对于以往的剥削社会有其进步意义，但时至今日，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这种政治体制只是富人的专利品，它实质上只是一种为少数人服务的，同资产阶级私有制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德里达说出下述这一番话语时应当说是深思熟虑的：目前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正处于“孤立”和“功能不良”状态，而且这种状态不是由外在原因造成的，而是由自身的结构所致，只要市场规律、“外债”以及科技、军事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还是维持着一种实际的不平等，那么资本的利益必然将大多数的利益置于它的桎梏之下，实现民主和人权只能是缘木求鱼，一句空话。哈贝马斯的下述判断也是一针见血的：目前西方的民主的宪政只是保障每一个公民拥有同等的机会使用他们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最后带来的结果便是——一切人都拥有“在桥梁下睡觉”的平等的权利。当人们看到无家可归者在眼前默默地增长的时候，也应当像哈贝马斯那样反思一下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究竟在哪里，这种局面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有着怎样的联系?一些人总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而这种民主最鲜明地体现在新闻自由上。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就是不信这个邪，他们就是要人们睁大眼睛看看美国的新闻媒体究竟是不是民主的、自由的。乔姆斯基揭露说美国的新闻媒体有着严格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某一事件在确定为值得报道之前，必须经过多个层面的“过滤”，而这层层“过滤”的过程无疑就是在进行卓有成效的“反民主”控制。麦克切斯尼列举大量事实证明，美国的媒体“并不是为了服务于民主而存在的，而是为少数大公司和投资者们获得最大利润而存在的”。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在抨击西方的民主制度时，特别提醒人们留意目前在美国的非常流行的一句口号，即“使世界更加民主”。赛义德认为这一口号所表达的是“帝国主义式的仁慈”，充分体现了帝国主义的欺骗性和伪善性。施韦卡特则指出，如果美国真的希望整个世界更加民主，那么它就不会长期奉行反共高于民主的对外政策。当我们看到本·阿明分析当前西方的民主状况并指出“民主正被掏空一切实质内容，而落入市场的股掌之中”时，真正感受到了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的明察秋毫和见微知著。当今我们中国人民渴望民主，希望在中国建立起一种民主的制度，这完全是天经地义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建立自己的民主制度时，千万不能以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作为楷模，完全加以照搬。这正是我们从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左翼思想家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批评中所领悟到的。

　　四、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种种弊端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我们周围一些学者并不否认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种种弊端，问题在于，他们否认这些弊病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从而也否认这些弊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必然性。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与任何社会一样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在这一社会中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所有这些不尽人意之处大多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政策失误造成的，只要对政策稍作调整，它们马上或者消失或者缓解。这就带来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亟需人们回答：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是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弊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是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仅揭露了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弊端，而且深刻地分析了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停留于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阴暗面呈现在世人面前，而是进一步追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阴暗面，要人们擦亮眼睛认清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给人们带来了所有这些不幸和苦难。这是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最给人启发之处。詹姆逊在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各种矛盾的基础上，不仅得出结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仍处于危机之中，而且还强调指出“这种危机是体系性的”，所谓“体系性的”是指这种危机是整个制度的危机。梅扎罗斯坚决反对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危机的出现归结于“纯粹的技术因素”，而是强调这种危机是由资本主义本质属性所决定的结构性危机。在他看来，关键在于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深受资本的自我扩张的压力，而“只要这种自我扩张的重要机制继续发挥作用，就毫无疑问存在结构性危机”。他具体地论述了只要资本的逻辑还在起作用，就必然会导致下述结果：需求与财富之间必然脱节;效用必然递减;必然要进行破坏性的自我生产;必然要通过军国主义来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卡利尼科斯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本身——一种剥削和竞争性积累的逻辑——才是问题的关键”。只要剥开资本主义表面上能够为人接受的机构与行为，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的缺陷上，人们马上会意识到“这些缺陷已经根深蒂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将其扫除”。当今世界上主要存在着金融危机、环境破坏和恐怖主义这三大问题，卡利尼科斯逐一加以分析，旨在说明这些问题的出现直接导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导源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竞争性积累的逻辑。罗伯特·库尔茨列举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他在陈述每一项罪恶时都将之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强调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带来的。他要阐明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使用大量存在的天然原料和人的能力这些资源，来保证当今所有的人都过上一个美好和欢愉的生活是完全有可能的，只是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阻碍着人们去实现这一本来完全能够实现的理想。在所有追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之根源的西方左翼思想家中，生态社会主义者给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因为他们执着地论证了当今的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高兹用他的政治生态学的观点来分析当今的生态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以及与这些生态问题紧密相联的全面的社会危机。另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大卫·佩珀也强调人类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的行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他把对自然的剥削视为资本主义剥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说：“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发展、‘绿色’资本主义成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从而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不断发生的各种战争无疑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灾难。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在分析这些战争时都不约而同地把这些战争与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制度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正像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其他人类不幸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一样，战争也是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所滋生的。伍德甚至提出“美帝国主义的存在就意味着‘无限战争’”的论断。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端的分析，实际上也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正因为他们能够把所有这些弊病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和批判，从而这种分析和批判就显示出一定的深刻性。他们的分析和批判使我们透过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表面看来是零碎的、偶然发生的、局部的种种弊端，洞察到资本主义深层的、必然的、系统性的、全面的、本质性的危机。我们一方面不能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一些良性变化说成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也不能离开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来看待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变本加厉的种种恶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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