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诚:西方的没落 土耳其的转身 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作者:王 诚 来源:微信“金桥智库” 2017-04-19 909

西方的没落土耳其的转身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王诚:西方的没落 土耳其的转身 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昨天,土耳其公投修宪结束,埃尔多安取得了胜利。西方媒体惊呼土耳其已经灭亡,颇有些“友邦惊诧论”的味道。土耳其非但不会走向灭亡,反而会变得更加强大。埃尔多安也将成为继凯末尔元帅之后,最为强势的土耳其领导人。凯末尔元帅是土耳其的国父,凭借着抗击西方列强侵略土耳其的赫赫战功,而强行在土耳其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质言之,通过引进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推动伊斯兰教的世俗化进程。而在经过近百年的艰难交融之后,埃尔多安终于率领土耳其这艘巨轮,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强势回归伊斯兰世界,回归东方。而背景则是西方快速走向衰落,中国快速走向复兴,大国碰撞的力量在土耳其产生了结果。这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把握!

  土耳其的转身是一件大事,对于西方世界,它是一个恶梦的开始,表明土耳其在经历过百年“西化”道路碰壁以后,“民主自由”梦碎,转而回归自我,回归伊斯兰世界,转向东方。然而,对于这样一件大事,刷屏的各种评论中却极少看到站在中国立场上评论此事的。大多是站在西方的立场,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评论此事。土耳其的转身,标志着西方全球统治的塌方。对于中国而言,却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尤其是对我们的一带一路战略在中东的拓展意义重大。其意义甚至要超过菲律宾去年背弃美国,倒向中国。

  一、土耳其缘何倒向西方?

  土耳其和俄罗斯一样,处于亚欧大陆的中部,是联接亚欧大陆的桥梁。在历史上都受到东方和西方的影响,确切地说,受到中华文明和西欧文明的影响。俄罗斯在被蒙古征服以后,在长达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沦为金帐汗国的白种农奴。后来随着西欧的崛起,俄罗斯转向西方,彼得大帝推动了俄罗斯倒向西欧的改革,从此成为欧洲的一员。土耳其要晚很多,因为奥斯曼土耳其在历史上是一个大国,一个古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广阔的领土,是东罗马帝国的毁灭者,同时也是堪与罗马帝国(如果真有罗马帝国的话)媲美的环地中海大帝国,所以,在奥斯曼土耳其的早期和中期,都是作为欧洲的征服者和统治者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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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曼土耳其在1453年攻下君士坦丁堡,灭亡东罗马帝国以后,事实上已经成为中东和欧洲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并在随后的几百年里,不断地向欧洲扩张,占领了整个巴尔干半岛,以及匈牙利等中欧地区,并曾经一度征服过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南部地区,同时也长期占据了整个北非,成为一个环地中海的超级强国,多次击败西欧各国的联军,控制了东西方的交通,成为西欧国家开辟新航线的重要原因。

  但是奥斯坦土耳其在征战欧洲的同时,对于中国却是仰慕的。土耳其人的祖先即是唐朝时中国境内的突厥人,所以土耳其是“东突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唐末五代之际,突厥人开始迁往中亚。宋元之交,突厥人所建立的塞尔柱王朝(1037-1194年)崛起,将今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的范围纳入版图。但不久后塞尔柱王朝陷入分裂,罗姆苏丹国是其中的一个小王国。1221年,蒙古帝国摧毁了花刺子模的莫夫城,势力威胁到小亚细亚,罗姆苏丹国迫于压力,开始向蒙古称臣。1243年,蒙古征服了罗姆苏丹国,将其收为藩属。作为臣服国和藩属地的罗姆苏丹国,与元帝国保持着常年的朝贡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直到1308年被蒙古旭烈兀所建立的伊儿汗国所灭,正式并入大蒙古帝国。

  而到了明代前期,由于地跨中西南亚的蒙古帖木儿帝国横空出世,丝路两端,明朝和奥斯曼帝国的交往受到阻碍。直到16世纪帖木儿帝国灭亡之后,奥斯曼帝国才开始了正式的向明朝遣使朝贡。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被明朝人称为鲁迷,据《明史》记载,嘉靖三年(1524年)、嘉靖五年(1526年)、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鲁迷曾五次遣使。人数最多时达九十多人。这些使团来访,都是在奥斯曼帝国吞并埃及、攻战大不里士和巴格达之后,在一代雄主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执政期间所进行的。当然,奥斯曼土耳其前来明朝朝贡,也离不开郑和七下西洋的功劳,只是那个时候奥斯曼土耳其尚且弱小,它的强大也从中华文化中受益颇丰。即便是在今天,伊斯坦布尔宫廷中所珍藏的成千上万件名贵瓷器,便是中土两国古老友谊的见证。

  也就是说,土耳其在倒向西方之前,不仅是这个民族起源于中国,而且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中国的藩属国(蒙古帝国和明朝时期),与中华文明的渊源较之西方更为久远。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古代中国所建构的朝贡体系,不仅局限于东亚,而是覆盖了几乎整个亚欧大陆。土耳其的西化是在西方崛起的大背景下,与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等欧洲列强角逐欧洲霸权落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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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曼于1876年召开第一次帝国议会

  早在1876年,一批在西方大学留学归来的土耳其海归们,就推动了民主化的进程,实现了第一次君主立宪。1876年12月23日,奥斯曼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制,然而,由于水土不服,宪政下的议会运行了仅仅两年就被君主封禁,但没有被废除,其后迫于压力,议会再度召开,然而坎宁·厄·埃沙西(即《宪法》)的有效性被降至最低。由于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幅员辽阔的大帝国,民主化使得被征服的各个地区的民族主义势力壮大,民族主义运动高涨,削弱了土耳其的政治凝聚力。

  1908年,土耳其爆发了青年革命党人的革命运动,土耳其被迫恢复宪法,恢复议会。从此开启了帝国解体的大幕,由于政治改革带来的内部争斗,土耳其无力抵抗外部的入侵和地方民族主义的独立倾向,它在南欧、北非和西亚的大片领土先后丢失。而在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俄国的反对和英国的欺负,德国的拉拢(德国人用一艘最先进的战列舰戈本号换取了一个强大盟友),原本倾向于同盟国的土耳其加入了协约国。

  由于协约国的战败,德国被制裁,奥匈帝国解体,而奥斯曼土耳其则面临着被彻底瓜分的命运。在巴黎和会上,土耳其沦为列强的盘中餐。《色佛尔条约》是协约国与土耳其在1920年8月10日签订的一项条约,属于1919年巴黎和会系列条约的一部份。这个条约确定了奥斯曼帝国的分裂,根据该条约,不仅奥斯曼帝国的广大疆域被瓜分殆尽(到今天大约有40个国家是建立在奥斯曼疆土上的),而且土耳其人世代祖居的领土也被瓜分给希腊等国。并且土耳其的内政和外交的各项权力都要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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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曼帝国征服匈牙利的战争

  很显然,对于土耳其人而言,这是一个比《辛丑条约》还要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一天也成为后来土耳其的国耻日。照此执行,土耳其难免亡国的命运。事实上,在近代西方征服全球的潮流中,奥斯曼的命运与中国大同小异,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而土耳其则被称作“西亚病夫”,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历史悠久的强大国家,避免了像印度等国那样的亡国命运。

  巴黎和会系列条约的签订,激起了土耳其爱国者和军人们的不满,以凯末尔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和将领发起了独立运动,击败了外国侵略军,并建立了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而凯末尔也被尊奉为土耳其国父。

  二、凯末尔剌刀下的民主

  凯末尔·穆斯塔法(1881-1938)是土耳其的民族英雄,也是现代土耳其的国父。于1881年3月12日,出生于奥斯曼帝国的萨罗尼卡,学习成绩优异,进入军校成为一名军官。在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运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因为批评当局而被边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被任命为土耳其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的一名武官。

  当时,他敏锐地感觉到协约国会战败,认为土耳其应该保持中立,然而当局并未采取他的意见,参加了协约国,并对同盟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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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斯间,凯末尔展现了他惊人的军事才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被任命为新编第19师师长,随后晋升为上校。在达达尼尔海峡保卫战中,他两次率领土军成功地阻击了协约国的登陆,赢得了“伊斯坦布尔救星”的美誉。由于战功卓著,第二年4月,他被晋升为准将军衔。1916年8月,凯末尔再次因保卫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获得“伊斯坦布尔的救星”和“帕夏”称号,名扬全国和欧洲。随后被任命为第二军团司令,晋升为将军。然而,凯末尔的军事天才并不能挽救奥斯曼帝国战败投降的命运。

  1918年10月,《穆德洛斯停战协定》签订后,土耳其不仅战前和战争过程中被侵占的领土不能收复,还被迫交出也门和麦地那,而且包括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土耳其夺取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及阿塞拜疆也须一并交出。而在随后的巴黎和会上,更是被迫与列强签订了更多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一直到签订亡国的《色佛尔条约》。

  1919年,在获悉巴黎和会上,奥斯曼帝国非但将丢失15世纪以来占领的所有领土,而且连土耳其民族世代生存的土耳其国家固有领土也将被瓜分殆尽以后。凯末尔凭借自己的威望,迅速控制了安纳托利亚的军队,并立刻通过电报与帝国内其它爱国将领、爱国组织和团体取得联系。随后与劳夫·奥尔贝、阿里·福阿德·哲别索伊及瑞菲特·贝尔等国民运动领导人会晤,发表阿马西亚公告。

  国难当头之际,凯末尔挺身而出,发出“不独立,毋宁死!”的爱国声音,着手把全国各地分散的爱国组织统一起来,他向战友们发出呐喊:“祖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正处在危机中”;他号召战友们:“只有民族的意志和毅力才能拯救民族的独立”。不久,凯末尔毅然辞去军职,全身心地投入到拯救祖国的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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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凯末尔的推动下,国民议会在1920年1月庄严通过了土耳其《国民公约》。宣布土耳其应该享有完全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废除治外法权。这一文献,被称为“新土耳其的独立宣言”。但是,协约国很快正式占领了伊斯坦布尔,驱散议会。妥协的苏丹政府决定解散议会,逮捕凯末尔党人。凯末尔抓住时机,于1920年4月23日在安卡拉发起召开大国民会议,成立了以他为首脑的国民政府。并着手组建正规军,同时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建交,得到苏俄的金钱和武器支援,缔结了友好条约,为独立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1920年6月,希腊军队在英国的支持下,以土耳其违背巴黎和会协议为由,大举进攻,企图扼杀土耳其的独立运动。危难时刻,凯末尔亲自出任国民军总司令,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突破希军防线,把希军赶出了土耳其,活捉了敌军总司令。随后,凯末尔又领导土耳其人民打败了英国、法国等协约国的干涉军队,最终赶跑了外国侵略者,协约国不得不于1923年7月24日在瑞士洛桑会议签订了《洛桑协定》,正式承认土耳其的独立和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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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凯末尔当选为共和国首任总统,安卡拉被确定为首都。两天后,大国民议会根据凯末尔的提议,废除了封建的苏丹制,开启了土耳其现代化、西方化的道路,并形成了凯末尔主义。

  1927年,凯末尔总结了治党、治国的经验以后,提出了共和、民族、世俗和平民四大主张。到1931年4月,凯末尔提出了六项(在四项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国家主义、革命主义)根本原则,同年5月10日,土耳其人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凯末尔提出的六项原则制定了党章、党徽,把六项原则称为“六箭头”。而到了凯末尔的晚年,则进一步将六项原则归纳和升华为六大主义,并于1937年2月,写进了新宪法第二条。这六大主义一直是土耳其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是土耳其共和国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简单来说,凯末尔主义包括以下六大主义:

  1、共和主义:反对君主专制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原则;

  2、民族主义:保卫土耳其的领土完整、民族独立和国际上应有的地位的原则;

  3、平民主义:公民主权,即国家权力属于全体公民和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4、国家主义:以国营经济为基础、同时鼓励私人工商业和坚持经济独立自主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原则;

  5、世俗主义:反对伊斯兰封建神权势力干预国家政权、法律、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原则;

  6、改革主义:反对满足现状、盲目保守和听天由命的思想,体现坚持不懈进行社会经济改革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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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纪念馆

  凯末尔主义奠定了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指导方针,所以凯末尔被尊为土耳其国父是名至实归的。有了这些原则,土耳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突飞猛进,一跃成为地区强国。尽管凯末尔生前连选连任总统,但是土耳其并未像西方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独裁政府,事实上凯末尔非常民主,尊重议会,尊重三权分离,军政分离,并且身体力行。这源于他年轻的时候受到了卢梭、伏尔泰等西方启蒙思想家们的深刻影响。

  凯末尔主义虽然在推动土耳其独立建国,在现代化、世俗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例如废除了封建苏丹制度和哈里发制度,解放了妇女,实行了民主共和政体,并实话了规模庞大的经济现代化的计划,特别是在1934年开始学习苏联搞计划,实行了一五计划,快速取得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渡过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凯末尔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为国蓝本的,具有不彻底性。这也导致了他的西化只停留在精英阶层,而且即便是在精英阶层,也未能取得广泛的一致。在他去世后,土耳其军方至少有五次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以避免凯末尔主义被颠覆。可以说,近百年来的土耳其民主共和,就是在凯末尔的剌刀保护下的民主,而不是土耳其广大人民发自内心接受的民主共和。尤其是在乡村,上千年的伊斯兰传统影响巨大,这也是为什么埃尔多安此次修宪公投能够得到通过的原因。支持修宪的大多是农村地区的选民。

  三、土耳其转身对于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土耳其一直是西方的追随者,长期以来将加入欧盟作为既定国策,并且是北约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土耳其这种“脱亚入欧”的外交战略并没有取得期望的回报,欧盟一直忽悠着土耳其,让去干脏活、累活,就是不让它加入欧盟。(王诚,金桥智库)例如土耳其帮助欧盟阻档叙利亚和伊拉克战争的数百万难民,事实就是在为欧美的战争政策擦屁股,但却没有得到期望的回报。北约虽然是加入了,但是实际上也是二等公民的身份,跟当年的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差不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的红旗-9导弹中标了土耳其政府采购,并且土耳其方面也宣布了结果,但是最终仍然迫于北约的压力,选择了欧洲公司生产的紫苑-30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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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尔多安无疑是继凯末尔之后,土耳其最杰出的政治家。他出生于贫困家庭,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并加入了主张“政教合一”的土耳其繁荣党,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并于1994年当选为伊斯坦布尔市的市长,短短几年将首都治理得井井有条,展现了杰出的政治天赋。然而,1998年,他仅仅因为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引用了一首古诗:“宣礼塔是我们的剑,穹顶是我们的头盔,清真寺是我们的兵营,信徒们是我们的士兵。”被土耳其国家安全法院以“发表煽动宗教仇恨言论”为由,判处了10个月监禁,5年内不许从政,他所在的政党(指美德党,繁荣党已经于当年1998年1月被取缔)也于2001年被取缔。

  但是经历人生如此挫折的埃尔多安并没有气馁,反而更加激起了他的斗志,或许就是因为此事更加坚定了他推翻凯末尔主义的决心。此后他与美德党的激进分子于2001年组建了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并任主席,并且在2002年赢得大选。由于他尚未渡过五年限制期限,不能从政,故而由居尔暂时出任总理,同时修改了宪法条款,以使他能出任总理,随后居尔辞职,埃尔多安得偿所愿,开始了他长达15年的执政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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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伊斯坦布尔市长埃尔多安

  在过去的15年里,埃尔多安两次出任总理,两次当选总统,成为土耳其政坛无可取代的领袖人物。其实此次修宪早有预兆,2007年7月22日,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大选获胜,埃尔多安第二次出任总理,随后他便修改了宪法,将总统由议会选举改为全民普选。并于同时十月,在总统大选中获得胜利,当选土耳其第11任总统。可以说十年前的那一次选举,就是此次修宪公投的预演。

  2016年7月15日,接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密报,埃尔多安粉碎了土耳其军方发动的军事政变,并在随后凭借强大的民意,对军方将领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拔掉了凯末尔的尖刀,同时也为修宪扫清了最后的道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埃尔多安就是土耳其版的普京,根据新通过的宪法,埃尔多安还可以连任两届总统,直到2029年。这意味着埃尔多安执政的时间还要超过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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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尔多安与普京  哥俩好

  而且,有一点埃尔多安比普京要强,那就是他比较懂经济。埃尔多安有过治理伊斯坦布尔的杰出政绩,同时也是带领土耳其走出2001年空前经济危机的领袖。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里,土耳其取得的成绩超过了过去的近百年。人均收入从2002年的2500美元,增加到了接近15000美元,使土耳其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正是这种空前的政绩,为他赢得了人气,也为他挑战凯末尔主义提供了底气。

  埃尔多安的一生都在土耳其脱亚入欧的进程中,在他出生前两年,土耳其加入了北约,在他5岁那年,土耳其开始申请加入欧盟。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土耳其还是没能正式加入欧盟。而加入北约对于他而言已经毫无意义,去年的军事政变就有北约上下其手,结果还是百年宿敌俄罗斯救了他一命。土耳其加入北约主要是防范俄罗斯,而在与普京交好的情况下,北约就成了可有可无了。所以说,此次修宪公投,是水到渠成,瓜落蒂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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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埃尔多安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暂时不会彻底跟西方闹翻,但是毫无疑问,从此以后,他将成为西方的恶梦。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宣布了西方民主的破产,会有更多的采用西方民主政体的国家在他的示范下,背离西方。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对于普京和埃尔多安极度不满的原因,当埃尔多安委派他的下属到欧洲拉票时,受到了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的阻挠,遭到了埃尔多安的痛批。

  第二个原因,是埃尔多安的土耳其回归政教合一,加归伊斯兰,必然会加快恢复奥斯曼土耳其的步伐。而一个强大的、现代的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崛起,毫无疑问,将是西方的心腹大患,甚至比普京的俄罗斯更加可怕,苏联带给西方的威胁只有七十年,而奥斯曼土耳其带给西方的威胁是600年。想一想这个后果,都足以让西方政治家头痛了。所以西方媒体夸张地说土耳其已经死亡,就可以理解了。因为死亡的是一个亲西方的土耳其,而复活的是一个反西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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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的中东,伊拉克已经倒下,伊朗仍然被封锁,沙特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唯独土耳其既有发达的经济体系,又继承了数百年奥斯曼帝国的道统。再加上埃尔多安这个政治上的超级巨星,伊斯兰世界很可能会在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周围结起来,那么中东就将不再是西方的狩猎场。

  埃尔多安能在多大程度上恢复奥斯曼帝国的荣耀,还有待于观察,但是毫无疑问他会朝着这条路走下去,而且会在伊斯兰世界赢得越来越多的掌声。今天的伊斯兰世界之所以一盘散沙,就是因为奥斯曼帝国被肢解以后,变成了数十个小国,各自争斗不休,依附于西方。在许多伊斯兰民众的心中,也是渴望团结和统一的,像ISIS之所以能得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支持,与他所声称的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哈里发国家有关。

  当然,ISIS是没有那个实力的,但是土耳其却可能有。然而,摆在埃尔多安面前的挑战也是巨大的。首先是中东地区是世界原油基地,大国角逐,介入很深,美国、欧盟、英国、俄国和中国,都在中东有重大利益,而这些大国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撞翻土耳其,如何在大国利益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这是埃尔多安要处理好的。其次,埃尔多安在中东也并非没有对手,伊朗和沙特都是埃尔多安的重要对手。如何平衡各方利益,既尊重地区大国的利益,同时又能团结伊斯兰世界的小国,这是埃尔多安要平衡好的,因为无论如何,土耳其不可能通过武力来统一伊斯兰世界。萨达姆的例子摆在那里,美国等大国绝不会容许土耳其以武力来实现伊斯兰世界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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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而言,土耳其的转身,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机遇的角度来看,第一,土耳其不再受西方的支配,有利于减轻中国的国际压力,又多了一个可以统战的对象。随着中国复兴的步伐加快,与西方世界的最终对决不可避免,西方少一个盟国,中国就多一分胜算,而如果变成了盟友,那就多两分胜算。第二,土耳其是联接亚欧大陆的桥梁,是一带一路亚欧高铁的重要通道。中国的高铁要通往西欧,只有三条路,北非那条太绕了,我们不说它。直接的也就两条,一条走俄罗斯,一条便是走土耳其。所以,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意义重大,土耳其越是独立,中国对于局面的控制力便越强。就像当年如果没有北约的干涉,中国的红旗9导弹就不会中标了,还会被拿掉。第三,土耳其要整合奥斯曼帝国的旧疆土,对于中国而言也是机遇。一方面会减少中东的动荡不安,有利于我们的一带一路建设,另一方面会排斥包括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势力,那么中国就可以趁虚而入。

  从挑战的角度来看,第一土耳其恢复奥斯曼帝国荣光的同时,也会激活泛突厥主义。我们知道欧美和土耳其一支都在支持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给中国边疆的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尤其是新疆,这股势力不铲除,终是祸患。第二,土耳其整合伊斯兰世界,也会对中国利益造成巨大冲击。中亚五国是中国的后院,但都是伊斯兰国家;东盟是中国的前庭,而它的龙头老大印尼也是伊斯兰国家,马亚西亚也是。一个走向整合与统一的伊斯兰世界必然会与中华文明圈产生冲突,这是需要我们战胜的又一大挑战。第三个,土耳其的复活,是地缘政治的巨大改变,是否会像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那样,阻断东西方的交流、交通,也有待于观察,需要我们小心防范。

  而我们要抓住机遇,战胜挑战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快发展。我们的实力越强,土耳其有求于我们的地方就会越多,这样我们就有足够多的底牌可以制约土耳其。甚至可以让土耳其像明朝朝贡中国那样再次倒向中国,成为大中华文化圈的外围势力,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一次土耳其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韪,举行修宪公投,归根到底,还是由于西方的衰落和中国的复兴。

  可以想见,随着中华的复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从脱亚入欧,转为脱欧入亚,包括韩国和日本也不地例外。方今之世,乃是大争之世,各国努力发展,强人辈出,俄国出了普京,美国出了特朗普,日本出了安倍,德国出了默克尔,法国出了勒庞,当然最牛的,还是我们的习大大,所以我们要团结在习大大周围,加快中华复兴的步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就是我们要做老大)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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