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美国是如何遏制苏联的？

冷战期间美国是如何遏制苏联的？

欧阳向英

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权最终转移到美国手中。战后初期，美国集中了全世界资本总额的3/4和工业生产能力的2/3，牢牢占据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统治地位，并成功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巨大的军事优势，不断扩展政治资源，获得了国际关系的支配地位。巩固霸权，打压对手，成为美国的国家战略和头号目标，而异己首先是社会主义苏联。为了清除障碍，从杜鲁门总统时期开始，美国挑起遏制苏联的冷战，全方位挤压苏联的生存空间，并最终取得了冷战的胜利。

回溯美苏关系，有一个词无法回避，那就是“遏制”与“反遏制”。用“新冷战史”研究的领军人物约翰·盖迪斯的话说，遏制是战后美国贯穿始终的策略思想和一脉相承的基本国策。针对美国无所不在的遏制策略，苏联进行了积极的反遏制，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美国的嚣张气焰，但整体效果并不显著。由于美苏力量对比在不同阶段此消彼长，呈现不同的态势，国际国内矛盾在不同阶段也有不同表现，美国对苏联的遏制可分硬遏制、软遏制、和平演变和超越遏制等几个时期，但核心都是“遏制”。下面，我们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几个方面，看看美国是如何对苏联进行全方位遏制的。

地缘政治上，美国全力遏制苏联的势力扩张。1947年3月，美国政府就援助希腊和土耳其问题抛出了杜鲁门主义，提出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标志着美国对苏正式推行遏制政策。杜鲁门总统奠定了遏制苏联的弧形结构：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复兴西欧资产阶级政权，将西欧构建为遏制苏联的主战场；在亚洲，扶植日本，介入朝鲜战争，建立“东南亚防务集团”；针对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推行第四点计划，旨在将其纳入自由贸易体系，防止他们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通过北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美国建立起一条从挪威经中欧到东南欧，从中亚到南亚和东亚的地缘政治上的“遏制线”，阻止苏联的势力扩张。此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三位总统在弧形结构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扩大遏制苏联的范围和手段，虽在尼克松总统执政期间有所缓和，但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和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又宣布将美国拉回到“硬遏制”的轨道上来。时至今日，北约东扩、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问题等事件背后都有美国遏制战略的影子，就是延续了美苏博弈的基本框架。

经济上，美国采取多种手段打压苏联。其一，实行出口管制。1947年12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禁止向苏联及其附庸国出口所有美国短缺物资和有助于增长苏联军事潜力的物资。1949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战后第一部《出口管制法》，把贸易管制战略以立法的形式最终确定下来，任何有军事意义或者有助于增强共产党国家军事和经济潜力的产品都被列入禁运范围。为了防止盟国对禁运政策的抵制，美国国会于1951年通过了《共同防卫援助统制法》（the 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Control Act of 1951），通过削减援助等方式逼迫西欧和日本进入共同防卫的轨道上来。1950年1月1日“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即“巴黎统筹委员会”）正式成立，主要目标就是协调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物资禁运，成为战后美国领导的在经济领域遏制苏联的主要工具。由于对苏联集团实施了严格的贸易管制，1948年时美国对苏联的出口额尚有2700多万美元，到1952年时锐减到只有1.5万美元。196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出口管制法》，但仍规定“美国要与所有缔结防务条约的国家”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合作，实行出口管制，对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禁运物资者实行处罚。其二，加强控制高新技术转移。20世纪70年代后，为增加贸易收入，美国政府开始利用巴统“例外程序”，扩大出口禁运物资或限运物资规模，但限制高新技术转移仍然是“缓和时代”不可突破的障碍。1976年2月，国防部国防科学局研究小组向国防部长提交一份题为《对先进技术输出管制的分析》报告，即《布西报告》，将计算机网络技术，大型计算机系统技术，软件技术，瞬时处理信息自动控制技术，集成材料、防务材料处理和制造技术，能源开采技术，大型集成、特大型集成设计、制造技术，军事仪器技术，电子通信技术，诱导和控制技术，超短波构成技术，军用车辆引擎技术，高级光学(包括光纤)技术，传感技术，海底系统技术等15种技术列为禁运范围，后来又将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工作母机、电子复合硅、激光装置增补列入对苏联的禁运清单。1982年11月，美国建议在巴统管制清单中新增种类100余种，最终巴统成员国同意将其中58种纳入管制清单，包括浮动船坞、宇航船、太空登陆器材、超导材料、机器人、机器人控制系统、特殊合金生产技术和设备、海上油气开采技术等。此后高新技术的开放和禁运范围虽有微调，但阻止高新技术流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总趋势不变，甚至得到了强化。其三，操控国际原油价格。20世纪60年代，苏联取代委内瑞拉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原油生产国。美国一方面加强出口管制，通过了禁运钢管和管道设备的措施，迫使西欧放弃与苏联业已签订的大口径管道出口协议，要求它的盟友（如意大利、联邦德国）阻止对于苏联集团石油贸易的依赖；另一方面通过美国-沙特阿拉伯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软硬兼施，使沙特同意大幅度增加石油产量，造成国际原油价格暴跌，从1985年11月每桶30美元到1986年4月每桶12美元，使苏联的经济损失超过100亿美元。

军事上，美国通过核武优势和军事同盟对苏联形成威慑，加大军备竞赛拖垮苏联。杜鲁门之后，艾森豪威尔政府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企图通过发展核武器和在苏联周围建立由美国操纵的军事同盟来“遏制”所谓“共产主义的扩张”。在军事遏制思想指导下，美国的战略空军和核武器实力大为增强，核武数量从1948年50枚猛增到1961年23 000枚，处于绝对优势。此后，无论肯尼迪政府的“灵活反应战略”，还是尼克松政府的“现实威慑战略”，或者里根政府的“新灵活反应战略”，都把假想敌设为苏联，要求大力扩充美国军事实力，对苏联实行“多层次威慑”，并有能力和苏联打各种规模的战争。20世纪80年代，鉴于美苏两国拥有的核弹头已经足够把地球毁灭数十次之多，为了转移竞赛空间和扩大优势，美国提出太空战略防御计划，诱使苏联也不得不先后投入数千亿美元，大搞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最终财力不支加速了崩溃进程。

意识形态上，美国发动宣传攻势和心理战以期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心理战被称为“第四种武器”，与外交政策中的政治、经济、军事因素同等重要。1947年，乔治·凯南在《外交事务》阐述“遏制”政策，提出“最大限度地提高宣传和政治战的技巧”的政策建议后,又在美国陆军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必要的谎言是美国战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理念，最终经过国家决策程序的认可，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杜鲁门时期，国会通过了美国冷战宣传的纲领性文件《史密斯一蒙特法案》，在向世界人民宣传美国的历史、文化和制度优越性的同时，攻击和歪曲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1950年4月，美国全面启动“真理运动”，被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马歇尔计划”，鼓励“美国之音”、美国新闻处和美国在世界各地图书馆开展心理颠覆工作。美国还制定了“特洛伊计划”，将心理战扩展到秘密战范畴，允许中央情报局和国际新闻处从事颠覆敌对政府的行动，包括支持地下抵抗运动。此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展了扶持不同政见者、设立自由电台广播、争取苏联青年认同等多种活动，目标是“调动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毁敌人意志”。西方社会出于各种目的，对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给予资助，并使一些反苏作家获得了世界性荣誉。而在美国新闻署发起的许多冷战宣传中，“人民资本主义”和“人民与人民伙伴关系”计划是最成功的。他们宣称美国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做着共产主义所承诺的事情”，而苏联的社会制度则是建立在“奴隶般的劳工”基础上。伴随着西方的宣传攻势，有关俄罗斯文明较之西方存在着“历史性缺陷”的说法风行一时。苏联激进自由主义派逐渐掌握了话语权，要求全面更换俄罗斯的文明模式和民族社会文化习俗，公开提出“反中央集权”、“反苏共专制”、“民主、自由”等口号，要求彻底的市场化改革。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别洛韦日协议》，标志着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主体正式解体。在国内外多种势力的综合作用下，存在了近70年的强大苏联崩毁坍塌了。

纵观冷战时期美苏博弈，虽然苏联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但总体上以美攻苏防为主，反遏制效果不够显著。在政治领域，为对抗北约，苏联成立华约组织，与中国、东欧和亚非拉其他友好国家一道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在经济领域，苏联拒绝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并且不允许东欧各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经互会”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在军事领域，不仅大力发展包括氢弹在内的相当数量的核武器，而且率先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大大提高军事打击能力；在意识形态领域，起草了“近期内加强反美宣传计划措施”的计划，要求苏联作家协会、艺术事务委员会等机构创作文艺作品用于反美宣传，组织文艺界和科学界著名专家学者撰写揭露美国内政外交真相、特别是侧重暴露美国生活方式的文章等。美苏矛盾是结构性的，即便在某个阶段有所缓和，却不能最终化解，只能在各个领域一决雌雄。随着苏共领导人共产主义信仰的消失和战斗意志的瓦解，加之民族独立浪潮和经济危机等各种因素，苏联在冷战中落败就不难理解了。

冷战已经结束，但冷战思维并未终止。习惯了领导世界的美国，更习惯于设置假想敌人，把矛盾和箭矢聚焦到该国之上。近期，从美英对俄罗斯发动外交攻势，到中美一触即发的贸易冲突，我们看到了西方某些政客思维定势的存在。作为世界经济的推动者和国际秩序的捍卫者，中国不希望冷战重现，更不愿以国运对赌，最终两败俱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诚然，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是国际政治中最核心的问题，如何处理冲突与分歧则考验着我们的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关系的规划与展望，体现了包容友爱、共建地球美好家园的胸怀与担当。我们希望中美求同存异、斗而不破，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国际安全的均衡创造条件。

【欧阳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摘自《人民论坛》2018年4月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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