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原洪大使：“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不过时

“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不过时

丁原洪

1974年2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在会见非洲赞比亚和阿尔及利亚领导人时，曾先后谈及他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同年4月，他又指派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向全世界阐述他的这一思想。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是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得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科学论断，是他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确立的战略思想。

“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内涵极其丰富，主要有：

一、明确“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的国际定位。

二、明确世界的格局，指出“目前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三、明确社会主义中国对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主张，即“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国家不论大小，不论富贫，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借机牟取暴利；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方便”。（以上引言均摘自邓小平在联大的发言稿。毛泽东曾仔细审阅此发言稿，并批示“好，赞同”。见《毛泽东年谱之6》第527-528页）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提出后，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受到各国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热烈拥护和支持。由于认真贯彻这一战略思想，即使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地位也不断提高。1981年党中央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依然对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予以充分肯定。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领导人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这番话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是一致的。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之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却不再提实践证明是正确、有远见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而把西方鼓吹的“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认定为当今世界的两大“特点”，视为观察、判断国际形势的“金科玉律”。

其实，“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基于西方流行的两种国际关系理论：“力量均衡论”和“相互依存论”的观点。

“力量均衡论”或称“均势论”，是西方国际关系学中影响最大、历史最久的传统理论。其核心思想是认为大国间维持均势有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然而这一理论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了许多争论。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证明由于帝国主义时代各国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大国之间的“力量均势”只能是暂时的。在当前形势下，基于“均势论”演变而成的是“政治多极化”，同样备受争议。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推行的战略是独霸全球，因而明确反对“多极化”观点，即使对与其价值观相同的欧洲国家鼓吹“多极化”也不能容忍。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还曾专门在英国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所谓“多极世界”的观点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有害无益。

“相互依存论”兴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就是世界格局因力量对比变化而出现重大变动时期。赞同这一论点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曾明确指出，相互依存并不必然导致合作，在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它也可能产生冲突。不少西方学者自己都承认“相互依存”是以西方国家为主，仍是穷国弱国对富国强国的依附，仍是少数几个大国支配世界政治、经济。建立在“相互依存论”基础上的“经济全球化”，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之必然，但仍然是由西方大国所主导，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从属地位。

不难看出，无论是“政治多极化”还是“经济全球化”，都是西方大国从维护其自身利益出发炮制出来的，借以维系其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继续主宰世界。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怎么能以西方的这些理论作为研判国际形势、确定外交方针政策的依据呢？这岂非咄咄怪事！

不幸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在这种错误思潮影响下，有的部门竟然提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必须把搞好与美国等其他大国的关系作为外交工作的“首要”，而中美关系又是“重中之重”。它还认定中美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融。有的中国学者甚至提出中美两国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这种错误、荒谬，根本违反马列主义原则和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的言行，给中国的外交事业造成了不良后果。

主要是：

一、模糊世人对美国垄断资本统治集团的帝国主义（或称霸权主义）本质的认识；掩盖中美分歧的实质在于反霸与称霸的矛盾；淡化老一辈领导人谆谆告诫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大任务。

二、以与美国等大国为伍为荣，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强调“五常团结”，忘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第三世界朋友把我们抬进去的”，忘却老一辈领导人关于为第三世界“伸张正义”的教诲，使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大失所望，渐渐疏远。

三、把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的基本原则置之脑后，做出诸如以“反恐”为名不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用暴力反抗侵略的斗争，以“维护核不扩散”事业为由，配合美国对伊朗、朝鲜等中、小国家施加一轮又一轮的“制裁”等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这是在给社会主义新中国“抹黑”。

令人欣慰的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观察世界、认识世界，不能搞民族虚无主义，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他还以实际行动逐步纠正过去一段时间的外交失误。2014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不干涉别国内政，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要怕西方说什么。这是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也是我们抵御西方价值观渗透的强大思想武器”。

党的十九大更加明确地向世人表明，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对此有充足的信心，因为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各个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具有连西方一些人士也不得不承认的优越性。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理所当然地会奉行根本有别于西方列强的外交政策。习近平同志日前在南非召开的金砖国家首脑会议上重申了中国的一贯立场，即中国现在是发展中国家，而且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近日，他又主持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有力地推动了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进程。

理论源于实践，又受实践的检验。事实清晰地表明，当今世界的格局依然是“三个世界”，而不是什么“多极化”、“一超多强”。特朗普就任总统一年多，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奉行名为“美国优先”，实为赤裸裸的“霸权主义”政策，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美国不仅肆无忌惮地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挥舞“制裁”大棒，而且对其盟国也以各种借口进行打压、欺诈。更有甚者，它为实现一己私利，竟威胁退出它与盟国关系的基石——北约；目前又采取各种手段试图瘫痪二战以后国际经贸体系的主要机制——世界贸易组织，并且扬言如美国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它将退出世贸组织。其气焰之嚣张几近疯狂。

对于中国，特朗普政府无视中方为稳定中美关系做出的各种努力，公然在其宣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列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近来更是制造舆论，诬指中国是对美国的威胁，甚至是比俄罗斯还要更大、更严重的威胁。它无端挑起对华贸易战，并且在台湾、南海等各方面挑战中国的主权。其高官四处挑拨其他国家同中国的良好合作关系。就连日前中国同萨尔瓦多建交，美国也横加干涉，威胁停止对萨尔瓦多的援助，企图以此阻止其他中美洲国家效尤。特朗普善变的嘴脸，在朝核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当他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会谈顺利时，他说感谢中国的支持；当美朝就半岛无核化问题谈判不顺时，他非但不进行自我反思，反而诿过于中国，骂中国从中进行了“破坏”。凡此种种表现，鲜明地显示美国的终极目的就是通过给中国制造各种麻烦，以迟滞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美国的霸权主义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乃至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构成了最为严峻的威胁。要和平，要发展，世界各国人民就必须联合起来，同美国的霸权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重温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根据现实世界形势制订应对策略、方针政策，具有刻不容缓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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