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毒品角度分析毛主席也可以称美国为纸老虎

      试想一下，一个国家有一半的公立学校的孩子在挨饿，这个国家怎么能得到大多数国人的支持。试想一下，在一个国家，每31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在监狱里，或者在监管下。这个国家的公民被关进监狱的几率会是世界平均的五倍多，这个国家如何才能确保他们的人民生活幸福和谐。而这个国家，正是我们认为“强大”的第一世界国家美国。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美国人拥有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财富。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来不怕美国的力量，他甚至说美国是纸老虎，他的高瞻远瞩我们不应忘记。在这里我用美国毒品问题的角度，来阐明毛主席为什么可以称美国为“纸老虎”，外表孔武有力，实则败絮其内。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抑郁症发病率、吸毒者和监禁人数都较高。毒品的危害有多严重？对个人来说，只要他们感染了毒品，他们的人生就可以基本宣告结束。从某种意义上，瘾君子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可以想象，药物利用化学技术“格式化”人脑。毒品在西方相对宽松的法律环境下，在各种“自由”口号的掩护下，20世纪70年代美国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趋势。

美国是一个只占世界人口不到5%的国家，但美国的吸毒者却接近总人口的10%。比如，2014年美国有130万人需要毒品和鸦片制剂处方的医疗援助。2013年估计有2460万12岁或以上的美国人（9.4%）在过去一个月里使用了一种非法毒品。这一数字比2002年的8.3%有所上升。这一增长主要反映了最近大麻使用量的上升，大麻是最常用的非法毒品。有22.6%的18至20岁青年报告使用了非法毒品。另一方面，吸毒率高主要是由于美国人患抑郁症的比率高，这两者是分不开的。全球健康与健康研究的最新全球抑郁症数据：美国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抑郁症国家，高达28.4%的美国人有自己测试过抑郁症状，其次是英国（25.8%）和巴西（18.1%）。

在美国，治疗抑郁症的药物与毒品有相同的成分。例如，最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了一种与氯胺酮密切相关的新型抗抑郁药。华尔街分析师预测，到2022年，仅此一种抗抑郁药，强生制药的年销售额就将超过6亿美元。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毒品在美国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美国解决不了毒品问题的最大原因是贪婪的资本集团或精英的逐利本性。不管这些钱是来自世界人民还是美国人民，他们都乐于接受。再者，由于层层利益共享，禁毒更难开展，甚至有些州已经走上了毒品合法化的道路。

在世界的另一边，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一百多年的屈辱史总是伴随着毒品的泛滥。西方列强使用毒品来扭转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毒品就像一个吸管插入中国人的体内，每一滴血都必须榨干，毒品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回顾中国禁毒史，新中国成立后仅两三年，中国就从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国变成了“无毒品国”。毛主席做了一件古今中外罕见的事。时至今日，它仍堪称世界禁毒史上的奇迹。毛主席是如何领导中国共产党解决毒品问题的？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严格的法律，依靠群众，和社会的改革（土地改革和集体农业）。

第一，严格的法律。在中国，犯罪分子因生产、贩卖、运输毒品50克以上，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50克是什么概念？鸡蛋的重量。你可以在美国大城市的非裔美国人聚居区，轻松的找到50克的毒品，甚至在一些大学生宿舍、聚会现场，也能找到更多。因为严格的法律约束，毒贩的贩毒欲望大大减少。当然在毛主席的年代，法律并不总是那么的冷酷或者无情，我们稍后在分析相信群众的方面时也会提到。那个年代，对贩毒者，从犯及贩毒者的家人是有很明显的区别。正是因为这一点，群众才会勇敢地去揭发贩毒者，即使可能是其家人。

长远来看，如果政府只是采取严厉的禁毒政策，势必会引发大范围的反对势力，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影响国家的稳定或团结。但是，如果政府只采取宽松政策，很容易导致禁毒行动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的丧失。因此，毛主席坚持实事求是，采取宽严相济的方针。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消除毒品流行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要教育和改造大多数人，特别是要提倡以缉毒立功。

第二，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在这一时期，大部分被逮捕的毒品犯罪分子都会通过劳动改造教育。总的目标是严格查处，宽严相济，惩教结合，努力改造大多数罪犯。毛主席认为人性是好的，给他们一个重返社会的机会，可以帮助支持扶持罪犯的家庭。如果男性贩毒入了狱，那其整个家庭老少的生活，不就额外增添了政府的开支吗？所以宽严相济的政策既顺应的民意，更符合当时的国民经济情况。这样，共产党的禁毒政策就得到了偶发犯，毒犯家属以及大量吸毒者支持。

采取依靠群众运动的形式。走群众路线，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宣传，动员和教育群众，是禁毒的重要途径。依靠群众，形成大规模的禁烟禁毒群众运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改革就不会成功。各级政府派出一大批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组成宣传队，通过召开群众大会、毒犯家属大会、投诉大会、公开审判大会、街头讲座、民歌等群众性形式，在城乡广泛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正是因为这场禁毒运动发展成为了群众的自觉要求，毒品在中国得以真正消除。

第三，中国采取禁毒与社会改革相结合的政策。在禁毒期间，全国所有妓院都被关闭，妓院制度也被消灭。取缔妓院便摧毁了毒品犯罪的一个重要社会支点，这对毒贩是沉重的打击。

此外，在“三反”、“五反”中，国家机关的涉毒人员和其他腐败分子也被清除，制度漏洞被堵住。中国共产党铲除了毒品赖以生存的土壤，使贩毒失去了保护者，切断了毒品流通渠道。“三反”、“五反”降低了禁毒工作的政治阻力，而且也消除了山贼，土匪的势力，保证了禁毒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后，每个人都有一块耕地，这一举措明显地缩小了贫富差距。每个公民都有稳定的收入，这降低了犯罪动机。农民们日夜在自家地上劳作，减少了他们贩毒的欲望和精力，只想怎样才能让土地产出更多的农作物。

农业合作化以后，一片土地归附于一个社区，吸毒者不能自己种植毒品，是整个社区的人民共同耕耘这片土地。这时政府乘势而上，充分动员和组织各族群众学习基本耕作技术。政府采取救济和贷款的方式，免费提供种子和农具。此外，他们还派出指导员对农民进行指导和扶持，以达到逐步禁止种植毒品，改种植粮食等经济作物的目的。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取消了民营经济。有钱的厂主们（如同美国的精英阶级），他们没有以前那么强大了，取消了他们用财富在中国控制毒品交易的体制条件。1946-1956十年时间，因为新中国的社会改革解决了阶级矛盾问题，美国人面临的毒品泛滥在中国丧失了生存市场。市场上的货物流通开始受国家管制，毒品等非法货物很难在市场上流通，贩毒分子失去了贩毒市场。最终，整个毒品贸易的供求关系在中国被消除。

讲到这里，我们回顾一下美国。正如鸦片是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大门的象征一样，毒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资本主义的衍生物。在某种程度上，现代的美国人就像当初的清代人被毒品侵蚀着精神，从内部侵蚀着这个国家。正如“纸老虎”，外表孔武有力，实则，败絮其内。美国每年可以吸收全球一半以上的毒品，消费全球三分之一的可卡因。美国人每年在毒品上的花费超过500亿美元。金融资本家，精英阶级摆脱不了他们贪婪的本性，所以毒品在美国将永远是一项全国性的生意。

大多数贩毒活动，特别是大规模贩毒活动，往往由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和政府领导人负责，毒贩还拉拢并腐蚀了毒品生意链的官员。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大资本家可以影响公共政策，决定政治趋势，操纵媒体，甚至颠倒是非，他们让美国的禁毒机构形同虚设。

美国23个州允许销售医用大麻，而其邻国加拿大最近将大麻合法化。大麻这些入门级毒品今后将为毒贩培养大量的消费者。现在美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仅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的年销售量就接近16000吨。

不仅是精英阶层，工人阶级也在帮助美国的贩毒活动。毒品永远不会在上层泛滥，而是疯狂地在下层流通，这不仅有助于上层精英聚敛财富，也同时瓦解下层的反抗精神。社会阶层的固化，底层的劳动人民难以逾越的阶级鸿沟。工人阶级在虚幻和及时的快乐中获得短暂的安逸，忘记痛苦和压迫。毒品与消费主义、“奶头乐”和虚拟电子游戏等其他娱乐文化一起，已经成为弱势人群的麻醉剂，麻痹了自己，逃脱了现实。在封建时代，抑制人们反抗精神的是宗教，而在现代西方国家，是毒品，“奶头乐”和高油高糖食品饮料使人们忘却了阶级压迫。

纵观世界，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解决不了的。资本主义内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的怨恨长期受到抑制，富人不关心穷人的利益。试想一下，一个国家有一半的公立学校的孩子在挨饿，这个国家怎么能得到大多数国人的支持。试想一下，在一个国家，每31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在监狱里，或者在监管下。这个国家的公民被关进监狱的几率会是世界平均的五倍多，这个国家如何才能确保他们的人民生活幸福和谐。而这个国家，正是我们认为“强大”的第一世界国家美国。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否应该重新定义“强国”了呢，是人民安居乐业为强国，还是GDP全球领先为强国?

新中国迅速禁毒的奇迹，是由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毛主席所带领的。历史表明，所有的旧政权或其他政权都是由其阶级性质决定的。只有国家领导人能代表本国大多数公民的意愿，是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时候，他才能把人民的利益真正作为自己的利益，以极高的信仰全心全意地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他才可以带领人民禁绝肆虐了一百多年的毒品，举世瞩目。我们怎能忘记这样一位伟大的精神领袖，一位全心全意的领袖。当今时代，面对第一世界国家，美国为首的挑衅和不平等对待。我们仍然要牢记毛主席曾经说过“美国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坚持我国制度自信，不忘初心才是正确道路。

【孙岚增，美国沃伦威尔逊学院；指导教授，韩东屏。】

参考文献：

“Past and Present.” Why Our Drug Laws Have Failed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A Judicial Indictment of the War on Drugs, by JAMES P. GRAY,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9–48. JSTOR, www.jstor.org/stable/j.ctt14bt7cr.5.

GRAY, JAMES P. Why Our Drug Laws Have Failed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A Judicial Indictment of the War on Drugs.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JSTOR, www.jstor.org/stable/j.ctt14bt7cr.

李丽忠."试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禁烟禁毒运动及其成功经验". Vol 1203, no. 1009, 2008, Accessed 5 Nov 2019.

Robinson, H. (2016). Is it time to end mandatory minimum sentences? Plenty of lawmakers think so.. [image] Available at: https://medium.com/aj-news/is-it-time-to-end-mandatory-minimum-sentences-plenty-of-lawmakers-think-so-78b512e8473a [Accessed 21 Nov. 2019].

申鹏."为什么我们要对毒品“零容忍”？_观风察俗_察网". Cwzg.Cn, 2019, http://www.cwzg.cn/politics/201904/48195.html.

Adair, Vivyan. “Single Teen Mothers on Welfare Share ‘The Missing Story of Ourselves.’”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Young Mothers, and Young Mothering, edited by Joanne Minaker et al., Demeter Press, Bradford, ON, 2019, pp. 135–150. JSTOR, www.jstor.org/stable/j.ctvmd85g9.10.

刘花章. "试论建国后土地改革及其历史作用". 世纪桥, vol 156, no. 7, 2008, Accessed 5 Nov 2019.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