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迷信西方话语只能是死路一条

最近看了一本前苏联资深外交官阿达米辛与人合写的回忆录。阿达米辛在冷战后期负责苏美之间的人权对话，但他一边和美国人对话，一边从心里感到美国人有理，并与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一样，认为苏联应通过美国的帮助融入西方主流文明。但后来的结果却是他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预料到的：苏联经济走向崩溃，国家走向解体。戈尔巴乔夫亲自呼吁美国提供200亿美金的贷款以帮助苏联度过难关，但这个要求被美国婉言谢绝，随后就是苏联的轰然崩溃。但接下来的俄罗斯领导人还是迷信西方，并在美国专家指导下推动“休克疗法”，结果换来的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社会浩劫，俄罗斯腐败也因此变得一发而不可收。

我们的一些知识精英有点像戈尔巴乔夫和阿达米辛，执迷于西方政治话语，希望中国也以西方话语为马首是瞻，尽快融入西方代表的所谓主流文明。一个主流文明，如果是中国参与形成的，比如联合国宪章所代表的国际法体系，这没有问题。但如果不是中国人一起参与形成的，我们则要谨慎对待。看一看前苏联的经历就知道了：苏共下台了，国家分裂了，但西方还是不放过，继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难怪俄罗斯驻北约大使干脆发飚：北约先是要借你的车库，然后要借你的卧室，最后要和你夫人睡觉，所以“我们不再容忍了”。他的话俗了些，但反映出了俄罗斯人今天对西方的情绪。戈尔巴乔夫今天依然在西方受宠，但他在俄罗斯的支持率始终超不出1%。

南斯拉夫的解体也类似。在西方推动的“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南斯拉夫知识和政治精英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话语，天真地以为只要实行所谓多党制、言论自由、私有化，南斯拉夫面临的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结果却是内战全面爆发，国家迅速崩溃，20多万人丧生，数百人流离失所，酿成了二次大战以来欧洲最大的人间悲剧。实际上，这不是一党制与多党制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在南斯拉夫特定的国情下，推动西方希望的政治变革必然导致国家的解体和战争，但大多数南斯拉夫的知识和政治精英当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

我由此而联想到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用理性主义代替了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这总体上是历史的进步，推动了西方的工业革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和及其话语推向绝对，形成了一种新的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并全力向非西方世界推销。结果也是可以预测的：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话语和模式，几乎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只能用“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来形容。最新的例子是乌克兰和海地：五年前喧嚣一时的乌克兰“橙色革命”今天已黯然失色，国家政治混乱，经济濒临破产。海地曾是法国殖民地，又被美国统治了20年，过去20年又实行了美式“民主化”，但最后成了一个一贫如洗的“失败国家”。海地大地震带来的伤痛绝不只是肉体的，也是政治的。其实环顾整个发展中世界，根本找不到一个照搬西方话语和模式而成为现代强国的例子。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而迅速崛起。回想起来，如果当初我们没有自己的理念，而是处处以西方话语为马首是瞻的话，那么中国的今天恐怕不是崛起，而是重蹈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崩溃的覆辙。西方文明有其长处，我们应该借鉴，但一定要以我们自己的眼光来判断和取舍。中国国画大师齐白石曾说过一句名言：“仿我者死，学我者生”。也就是说，机械地模仿别人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学习别人的长处，才是生路。我这里还可以加上一句：“超我者达”，也就是说，要想达到理想的境界，就要知己知彼，最终争取比别人做得更好。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国际秩序大变局的序幕已经拉开。在这个大变局中，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以西方话语为马首是瞻，而是独立思考，本着自己的良知、学识和爱国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时，摒弃西方新愚昧主义和绝对主义，共同探索和建构“后美国时代”的中国话语和战略，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做出中国人自己的独特贡献。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转载自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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