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坡”——美国西化、围堵中国的桥头堡

　　“李家坡”——美国西化、围堵中国的桥头堡

　　文章1：李光耀演讲呼吁美国制衡中国 否则将丧霸主地位来源：广州日报 2009年11月04日

　　本报讯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上周应邀访问白宫，并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他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如果不继续参与亚洲事务、制衡日渐崛起的中国，将可能丧失世界领先地位。

　　李光耀与奥巴马在白宫的会谈内容并没有对外公开，真正引发争议的是李光耀10月27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和东盟理事会成立25周年晚宴上的公开演讲。

　　他在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应当在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倡导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个演讲的内容被美国和新加坡的多个报纸广泛报道，有新加坡报纸甚至直接用了《李光耀呼吁美国参与亚洲事务制衡中国》的标题。

　　演讲内容惹争议

　　李光耀称，美国应当在鸠山由纪夫倡导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中发挥重要作用。鸠山在不久前召开的东盟系列会议上表示“没有打算把美国或其他国家排除在外”。李光耀指出，把美国排除在地区构想之外是“重大错误”。他警告说，美国如果不能继续参与亚洲事务，以制衡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很可能导致其世界霸主地位的丧失。他说，在中国转变成顶级强国，其他亚洲国家都无法与之匹敌时，美国必须介入亚洲事务，以确保区域平衡。

　　受邀到访白宫

　　奥巴马将在11月11日前往日本、新加坡、中国和韩国，进行他上任以来第一次的亚洲访问。他还将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和东盟各国领袖会面。因此奥巴马在行前邀请李光耀到访，希望聆听李光耀的观点。

　　在10月29日的白宫会谈前，奥巴马说：“新加坡是美国多年的杰出盟友，因此我非常期待在访问新加坡和其他主要亚洲国家之前，聆听李资政分享他对亚洲最新局势发展的分析。”李光耀则回复说：“我非常荣幸能在美国面临革新与改变的时候到访。世界局势正在改变，美国对维持东亚的繁荣与稳定扮演关键角色。”

　　“必须保持日美中三方的平衡”

　　本报讯 李光耀对美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积极参与地区事务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希望美国在维护地区平衡上发挥更大作用。

　　对于今后的地区形势，李光耀认为无论日本还是印度都没有能力抗衡中国。

　　从担任总理的时候起，李光耀就一直主张要维持东亚的稳定，“必须保持日美中三方的平衡”。此次演讲也是基于这一理念展开的，但他在强调中国崛起的同时避免言及日本，也可以看出他对日本的期待相对较低。

　　据报道，就在奥巴马与李光耀会面的第二天，新加坡一媒体还发表社论《美国的战略未来在亚太》，以呼应李光耀的讲话。

　　言论引起中国网民不满

　　本报讯李光耀还特别指出，未来拥有了航空母舰的中国远洋海军“不仅限于阻止外国势力介入台海冲突”那么简单，因此他告诫日本和印度等周边国家应当提高警惕。

　　李光耀此言经中国媒体报道后引发中国网民的不满。

　　11月2日，部分中国媒体报道了李光耀的演讲内容。由于李光耀的华裔身份，他的讲话也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强烈不满。不少中国网民抱怨“把他们当华人，他们却不把中国人当自己人”。也有网民说：“李光耀说出西方发达国家既得利益者们的心里话，唯恐中国崛起对他们的既有利益造成损害。” (来源：广州日报)

[!--empirenews.page--]美濒海战斗舰抵新加坡部署 支持重返亚太战略[/!--empirenews.page--]

　　文章2：美濒海战斗舰抵新加坡部署 支持重返亚太战略

　　2013年04月18日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4月18日电 据外电报道，美国海军首艘濒海战斗舰“自由”号18日抵达新加坡，正式开始在该国为期8个月的部署。

　　美国海军称，“自由”号当天驶抵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今后将参加东南亚多国水上战备训练演习并访问其他港口。

　　资料显示，“自由”号濒海战斗舰是美军新式战舰，于2008年服役，拥有速度快、适应性强、多用途及能在浅海作战等优势。该舰于今年3月1日从母港圣迭戈出发，穿越太平洋前往新加坡部署，途中也曾在夏威夷和关岛停靠。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塞西尔黑尼此前曾公开对外宣称，这是“自由”号首次部署到亚太地区，表明美国海军对维护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决心。此次部署将加强美军在当地的作战能力，直接支持美军安全重心东移的战略。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尼米兹极核动力航母“斯坦尼斯”号也曾停靠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美国国防部表示，在推进亚洲战略部署之际，期待与新加坡展开更深入的军事合作。

[!--empirenews.page--]新加坡因何甘愿为美国效劳[/!--empirenews.page--]

　　文章3：新加坡因何甘愿为美国效劳 张志坤2013-04-25

　　美国的濒海战斗舰终于来到了新加坡，这标志着新加坡作为美国亚太战略堡垒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加强，也意味着对中国至关重要的马六甲海峡已经牢牢地落入美国的掌握之中。

　　众所周知，新加坡不过是一弹丸小国，它在战略上最大最显著的功能就是它至关重要的地理位置。发挥这一独特地理位置的功能，新加坡就是战略要地，搁置或者冬眠这一地理位置的功能，它不过就是一个商业与航运中心。

　　现在看来，新加坡执政当局丝毫没有浪费它的地理位置优势，他们将其干净、彻底地开发了出来，并拱手交给了美国。

　　所以，随着濒海战斗舰的进驻，新加坡已经把自己牢牢地绑架在美国的战车上了。多年来的事实说明，在整个亚太地区，新加坡是少数几个积极主动为美国效劳的国家之一，更重要的是，如果说菲律宾、韩国甚至日本等为美国效劳是有所图的话，那么新加坡为美国效劳基本上都是心甘情愿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从功利的角度看，没有任何原因促使新加坡非抱美国的大腿不可。

　　许多小国之所以热衷抱美国的大腿，要么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要么是出于经济的需要。这等做法，尽管不被人们所认同，但至少能够被人们所理解，如中东的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以及科威特等。

　　但新加坡既不面对安全威胁，也不存在经济困境，新加坡当局也从来没有以此为借口。

　　难道是因为与中国有很深的矛盾吗?

　　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各个方面看，新加坡与中国都不存在冲突，更何况新加坡还是一个华人国家，中国理应是大多数新加坡人的祖国。即或彼此之间有一些不同，但也形不成大的矛盾，中国对新加坡构不成任何意义上的威胁。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华人国家，却甘当霸权走卒，把自己宝贵的贞操坦白干净地交出，无条件地满足霸权的战略欲望，让美国拿来对付自己的祖国!这其中的缘由不是相当耐人寻味吗?

　　事实上，长期以来，新加坡当局一直在配合美国及西方攻击中国，特别是那个新加坡的当代慈禧，经常指责中国专制，经常把侵略扩张的帽子往中国头上按，以此显示自己对于西方民主国家的价值与功用，求得西方的青睐与赏识。

　　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细想起来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其实，这样的人不但新加坡有、香港有、台湾有，就算在中国大陆内部，也比比皆是。这些人以反华仇华排华相标榜，谁能跟中国唱对台戏，谁敢于和中国过不去，谁就是西方眼里的英雄，谁就能获得西方的支持帮助，就一举成名天下知。中国大陆许多人因此成名成家，香港、新加坡做了西方那么长时间的殖民地，这样的情结与类似的心思只能更加浓厚，更加成为灵魂深处的一部分。

　　这样想来，新加坡甘愿充当霸权的走卒、甘愿为美国效劳的原因也就明白了，这是殖民造就的奴性之使然：奴才侍奉主子已经成了习惯，认为自己完全是主子的一部分，就像新加坡认为自己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一样，虽然表面上独立，但还是离不开主子，只有主子不停地使唤自己，不停地在自己身上发泄，才感到由衷地舒泰惬意，否则，日子是没法过下去的。

　　要问，濒海战斗舰进驻新加坡，新加坡当局就感到浑身舒服了吗?

　　那就等着看吧。事实上是美国大兵走到哪里，就把仇恨带到哪里;美国的武装力量开到哪里，哪里就要不得安宁。新加坡的北面是信奉伊斯兰的马来西亚，难免是伊斯兰国家印度尼西亚，不知道这南北两处的伊斯兰会不会注意到美国人的到来。新加坡本来不是军事堡垒，现在成了封锁马六甲航道的军事枢纽，把新加坡列为战略打击目标将是任何打破围堵计划的题中应有之义。怕就怕在新加坡地方太小不经一打，瞬间就灰飞烟灭，果真这样，那就不是很好玩了。

[!--empirenews.page--]新加坡还要当多久“李家坡”[/!--empirenews.page--]

　　文章4：新加坡还要当多久“李家坡”

　　魏峰

　　人民行动党不是党

　　不久前，一篇香港小学生的作文引起了轰动，原因是将香港称为“李家城”，李嘉诚之城，如同现实版喊破皇帝新衣的小孩，点穿了香港经济命脉尽操于少数巨富家族的事实。但是，公平的说，这里的“李嘉诚”只是香港巨富家族的一个代称，并非是李嘉诚个人，而且香港富豪家族在政治、司法乃至社会上，也没有达到一手遮天的地步。与之相比，新加坡被称为“李家坡”却毫不夸张。

　　自从1959年取得“内部自治权”以来，人民行动党就一直是新加坡唯一的执政党，独立后反对党更是被压制到极限，完全被排斥在权力之外。而人民行动党党章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拥有绝对权力。党员分为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两种，只有中央执行委员会能挑选干部党员，只有干部党员才能选举中央委员会。李光耀得意的承认，他这种设计完全效法自教皇制，可以保证他人哪怕得到多数党员支持，也无法获得党权。即使是人民行动党议员，哪些人能进内阁当部长，大权在握，哪些人只能充当“后排议员”作为陪衬，还是完全由身兼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的总理决定，既不需要在议会或其他机构中进行任何讨论和投票，也不需要在党内进行协商或表决。而选前能不能得到提名，或者退职后有没有高薪美差，更是全看李光耀的心情而定。李光耀正是凭借着这种独裁式的制度，把人民行动党变成了他完全的“一言堂”。

　　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继任了总理和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的职位，次子李显扬曾任新最大企业新加坡电信的主席，现任民航局主席，两人都曾是新军的高级将领。统管新加坡所有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与中国的国资委职能相近，实际地位和权力更高更大，几乎可以主宰新加坡经济命脉的淡马锡公司，则掌握在李显龙之妻何晶手中。比淡马锡更神秘、负责管理外汇储备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干脆就一直由李光耀亲自担任董事长。仅在最近的2011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推出的24位新议员候选人中,就有4人曾是李光耀或李显龙的首席私人秘书,还有一名最年轻的候选人则是李显龙现任私人秘书的妻子。

　　至于在李光耀、李显龙父子之间任总理的吴作栋，其傀儡性仅举两例就可以一目了然：1997年，在一起李光耀吴作栋等诉著名反对人士惹耶勒南律师诽谤名誉案(注1)中，李光耀为避免自己出丑，让时任总理的吴作栋顶缸接受质询，吴作栋只能乖乖去，结果果然在法庭上被盘问得颜面尽失。吴作栋比李光耀整整年轻了18岁，却在2011年与李光耀一起宣布离开内阁，永久退休。

　　新加坡是如何成为“李家坡”的

　　在新加坡1965年最终独立以来的每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都至少赢了90%以上的议席，有几次甚至囊括了全部席位。但这一切的开始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在1959年新加坡第一次自由选举中，李光耀是与新左翼力量合作才得以获胜上台，但不久后即告分裂，他在议会剩下的多数仅有一席而已。为了巩固权力，李光耀和英国当局合作策划了新马合并，从而赢得了新加坡马来族群的支持，暂时压倒了反对派。

　　而在随后新加坡历史上最关键的1963年选举前，李光耀再度和英国、马来西亚合作，发动代号“冷藏”的行动，引用内安法(注2)将左翼的大多数领袖和骨干全都逮捕，趁着对手组织几乎被打垮瘫痪的机会，第一次单独赢得了国会多数。但这时反对党的得票数仍然超过一半，达到了53.1%。直到1968年，主要反对党社阵为抗议无休止的迫害，和不断的规则修改而抵制当年大选，人民行动党才一举囊括了所有国会席位。从此新加坡的反对派全部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人可以挑战人民行动党的霸权。

　　在登上实际独裁者的道路上，李光耀的最大秘诀就是分而治之。他总是假装支持他人的目标而取得联合，一旦得手就迅速掉转枪口对付原来的伙伴，直到最后赢得了绝对权力后才真正展示出了自己的面目。

　　1959年，他宣布自己是华社的保护伞、工会的支持者、华文教育的同情人，联合到了左翼力量，成功上台执政。而在以后的岁月里，正是李光耀彻底打垮了传统华社，将工会全部变成了自己的傀儡，更摧毁了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把华校生打落到社会边缘阶层。

　　1962年，他在英国支持下，以加入马来西亚为理由，联合了巫统(注3)，并赢得了担心失去传统马来市场的群众支持，由此借势压制住了主要反对派社阵，并在次年的大选中赢得了关键性胜利。不久，即与巫统决裂，开始与马来西亚多个政党组织联合反对派，1965年7-8月，由于担心巫统向其下手，他只在少数亲信支持下，瞒着英国人、马来西亚的盟党、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当然还有议会和新加坡人民，与巫统达成了退出马来西亚的协议。

　　1965年独立后，他用“新加坡被几亿敌对的马来人包围”恐吓华裔，用“人民行动党之外的反对派都是大汉族主义者”恐吓马来裔、印裔，用伊斯兰教徒恐吓基督教徒、佛教徒、多神论、无神论者，用基督教徒压制多神论、无神论、伊斯兰教徒，用英校生取代、领导华校生和持方言者，用持方言者牵制英校生……连始终忠实追随他，帮助他赢得和巩固了政权的人民行动党大批元老，如王永元、杜进才、王邦文、惹耶耶南、丹那巴南……也或因为并非出身英校生的小圈子，或是对他不够俯首贴耳，也先后都被边缘化，直至强迫退职。

　　“李家坡”固若磐石的秘诀

　　自李光耀起往下，所有人民行动党人士都坚称，他们是凭着长期对人民忠诚细致的服务，和优秀的治国成绩单，才一直屹立不摇，成为新加坡无可争辩的唯一主宰。

　　真有如此自信，新加坡的选举法律，就不会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规定，不但选民需要在自己的社区投票，甚至选票上还有对应选民的号码了。人民行动党在每次选举前，都公开宣称将按照各选区、社区对自己的支持率高低，来安排谁能享受诸如房屋翻新等之类政府服务，而且他们确实每次都能做到自己的“承诺”。

　　李光耀深知控制媒体，封杀一切对其不利的报道，是维持自己和人民行动党不容挑战地位的必要条件，在其执政后，便利用一切手段打压所有媒体，最终组建了垄断新加坡所有媒体的报业控股集团，从此新加坡就只剩下了对李光耀的歌功颂德之声。

　　甚至对于外国媒体，李光耀也绝不放过，任何敢于批评他或新加坡体制的外国媒体或个人，如果不公开道歉并赔偿大笔罚金，就会被马上赶出新国，甚至连母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也会连带受到牵连。这种强硬的手腕让包括《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亚洲周刊》、彭博新闻社等诸多顶级国际媒体，也都不得不向他屈服让步。中国著名的“空派”经济学家谢国忠，就曾因为一份对新加坡表示不以为然的内部电邮泄漏，便被新加坡施压赶出了就职的摩根士丹利亚公司。

　　对于还敢站出来挑战他们的反对人士，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最喜欢使用的手段之一，就是控告他们“诽谤”自己的声誉。在李家坡自己的法院上，李光耀每告必胜，每胜又必会得判足以让对方直接破产的巨额罚金，从此不得翻身。

　　以著名的1997年李光耀等诉邓亮洪损害名誉案(注4)为例，可以发现，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毫无顾忌的动用整个国家机器来打击反对人士，而新加坡法院完全是他们的附庸，依其意旨行事。被告的反对人士会遭遇到连坐家属，查抄资产，无法聘请律师，甚至被彻底剥夺辩护权，这些早就应该消失于法制社会的恶劣手段。李光耀们连基本的门面功夫都懒得做，只要达到消灭反对派骨干，并杀一儆百的效果。

　　内安法，则是用来保证大多数人心怀恐惧、保持沉默的终极威慑武器。这把宝刀虽然已经很少出鞘了，但一旦出鞘，被列入黑名单者就注定了只能以悲惨收场。例如1987年，李光耀命令内安局，以“危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名，逮捕了22名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和天主教组织的社会工作者。不过这次“扫荡行动”真正让新加坡人大开眼界的，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罪名逮捕天主教神父，而是时任新加坡律师公会主席的萧添寿律师，因为是其中一些被捕者的辩护律师，当他去探访委托人时，也被以内安法一并逮捕。一度对李光耀政策略有薄评的新加坡律师公会，从此彻底对政府俯首贴耳。

　　“李家坡”的未来

　　经过了五十多年亲身体验，大多数新加坡人对于李光耀的恐惧已经是浸入骨髓了，甚至连已经公开站出来反对人民行动党的人士，也几乎无人敢和他正面斗争。在2011年新加坡大选中，李光耀所在的选区是这次选举中唯一只有一组候选人的。而在这次选举中，反对党取得了空前突破，在每个参选选区中都取得了超过40%的得票，除了对他的无理性恐惧之外，没有其它理由能解释为什么这个选区会那么特殊。

　　但是，李光耀可以把总理、主席、总裁的职位传给李显龙、其他家人和门生弟子，可他个人的威权却是无法传承的。那不仅是靠长期身居高位积累下来的，更是因为自他上台之后，几十年间新加坡所有敢于挑战或批评他的人，甚至只是对他稍有不敬者，都被各种残酷手段整得死去活来。正是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树立起了他不容挑战的形象。

　　可毕竟时世日移，李显龙现在不可能再那么肆无忌惮。尤其是互联网全面普及后，虽然新加坡马上将严苛的言论管制法律全盘覆盖到网络上，但自媒体时代的来临，让人民行动党通过控制所有媒体，将反对派彻底消声的手段终于部分破功，这对人民行动党来说，这一打击虽然不是即时致命的，但却是大堤上堵不住的窿隆。原来一些最得心应手的恐吓手段，如最好用的“诽谤名誉”，也因为失去了媒体铁幕的保护，不得不有所收敛。在2011年选举中，反对派能取得突破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新加坡人的恐惧感开始消淡了。甚至李光耀亲自出马，威胁一个关键选区的选民，如果胆敢选举反对人士，就要等着“用五年时间后悔和忏悔”，结果不但没有奏效，反而招来大批新加坡人对他的愤怒驳斥，这在之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尽管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尤其是人民行动党几十年的经营，已经把整个新加坡政府、司法和经济界上层完全变成了自己死党和利益集团的一统天下，而在外部又没有对其抱有深刻敌意的强大势力存在，其政权在短期内被从根本上推翻的可能性还很小。但从长远来看，在李光耀死亡或彻底隐退后，人民行动党继续维持绝对统治的难度将会迅速加大。如果新加坡的反对派，届时能吸取历史上的教训，联合组成比较统一的联盟，打破人民行动党对政权的垄断就已经不是完全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

　　而人民行动党执政数十年来的黑账太多，一旦失去政权，就会面临被追究众多责任的巨大威胁，但它又确实吸收了新加坡大多数的精英阶层，不可能被一举完全摧毁，甚至难以长期全面排斥。因此，抛出本来就是主要责任人和最大受益者的李光耀及其家族，恐怕就是届时人民行动党金蝉脱壳的最好选择了。即使由于反对派犯下大错或始终严重分裂，人民行动党内部，在李光耀之后也必定会出现对李氏家族的挑战。毕竟，由一家一族控制一个共和制国家，即使有再多的借口，作再多的掩饰，在21世纪都是无法被长期容忍下去的。新加坡这颗东南亚的明珠，终究不可能永远只是一个“李家坡”。

　　注1：李光耀、吴作栋等11人诉惹耶勒南损害名誉案，是1997年曾一时轰动国际的案件。被公认为新加坡司法体系完全受政府操纵的铁证。

　　此案开始时，李光耀公开宣称吴作栋不是律师出身，不如自己精通法律，一直独揽了发言事务，但得知惹耶勒南请到了一位不怕被他们事后报复的外国著名律师后，为了避免被这位律师盘问出丑，他马上把自己的作证位次从第一位改成了最后一名。此案结局非常荒谬，原本李光耀等人起诉惹耶勒南的理由，是指控惹耶勒南将另一位反对人士邓亮洪向警方投诉吴作栋的消息(此系事实)透露给了外界，导致李等11人的名字被报纸报道，因此名誉受损。但在庭审中，由于被那位外国律师抓住，吴作栋不得不亲口承认，报纸得到的警方记录副本，是由警方奉命直接呈送给他，然后经他和李光耀商量之后，派李光耀的秘书亲自送去的。新加坡法院随即终止其后的调查和庭审，但最后仍然判决，虽然报纸得到的消息并非来自惹耶勒南，但他诽谤吴作栋的罪行仍然成立，需赔偿130万新元，惹耶勒南因此倾家荡产。

　　注2：内安法，新加坡内部安全法令，源于英国殖民地时期，根据此法的授权，新的行政机构可以“怀疑可能对国家安全、种族和谐与社会稳定造成威胁”的理由，任意拘留任何人士，而且无需任何审讯，即可无限期扣押。在1962年的冷藏行动被捕的人士，甚至无权知道自己被指控的罪名是什么，也从来没有受到正式的审讯。其中被关押时间最长的林福寿医生，总共被囚19年8个月，是亚洲坐牢时间最长的政治犯，在全世界也仅次于南非的曼德拉。

　　注3：巫统，即马来民族统一机构，马来西亚独立以来，一直是马国执政联盟的领导党派，主要代表马来西亚的马来族裔居民利益。

　　注4：1997年李光耀等11人诉邓亮洪损害名誉案，与注1的诉惹耶勒南案有着密切关系，也是因邓亮洪向警方投诉了吴作栋，此消息被报纸报道而引发的。

　　在李光耀起诉后，新加坡法院马上下令由将邓亮洪及其妻子的全部资产和相关文件一律查抄冻结。尽管原告方、政府和法院先后都承认，邓妻与本案案情毫无关联。然后法院又下令邓亮洪必须详细列明不少于一千一百二十万新元的资产，作为“官司输掉后的赔偿金”交予冻结。在邓亮洪表示无法提供清单后(邓后来解释说，在他被查抄了所有相关文件后，如果再列举财产清单，肯定会因为记忆或估价错误，被法庭定为伪证罪。而且他的财产已经全部被法院查抄冻结了，根本无需再由他列明)，当审法官就直接剥夺了邓的辩护权，而且根据李光耀律师的要求，下令把邓的宣誓书(相当于答辩书)销毁。

　　除了剥夺被告基本的自我辩护权外，在整个事件中，法院完全服从李光耀一方的要求，违背基本常理的再三驳回邓亮洪夫妇提出部分冻结款项，以聘请律师、支付堂费的请求，而李显龙在同时期，却还代表新加坡政府向外国媒体郑重表示，冻结邓氏夫妇财产，只是为了保证他们把钱用在打这场官司上。

　　最让邓氏夫妇无语的是，由于惹耶勒南案已经证明，实际是李光耀自己派人把相关文件送到了报社发表。但法官最后却判决，虽然文件是李光耀自己送到报社去的，但因此造成的名誉损害仍然应该由邓亮洪负责，判邓亮洪需赔偿三百多万新元。此案与惹耶勒南案详情，后被编为《与李光耀较量》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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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5：中国官员在新加坡学不到未来

　　魏峰

　　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唯一华裔占多数的国家，再加上陈嘉庚先生等老一代南洋华侨遗泽，大多数中国人或多或少，都对它有过特殊关注。自独立以来，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了继日本之后第二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亚洲国家，去年人均GDP达5万美元，高居世界前十，确实成绩斐然。再加上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一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政局相当稳定，被称为威权与市场的完美结合范例。于是，无论海内海外，许多舆论都声称，新加坡与中国的体制接近且更为完美，最适合中国参照模仿。众多中国官员纷纷赴新加坡留学，学习执政经验。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万名中高层官员去过新加坡。但是，他们能学到什么呢?

　　不必羡慕新加坡的经济发展

　　新加坡模式最拿得出手的就是其经济成就。这一点当然不可否认。但是，新加坡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国，面积仅70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300万，还不到中国一个较小的地级市。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早在独立前就是整个东南亚经济的中心枢纽，拥有当时亚洲最好的基础设础，甚至超过欧洲的平均水准。李光耀之流一再暗示新加坡过去是一个既落后又孤立的破败城市，纯粹是为了树立家族独裁的神话。独立后新加坡摆脱了英国对于殖民地的榨取和压制，人民习性勤劳，又没有偏远地区需要扶助，不出现经济腾飞恐怕才是奇闻。

　　这些条件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根本就无法学习和模仿，而且如果以单纯的城市来比较，深圳在三十年前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现在已是现代化的特大城市，发展速度比新加坡更快数倍。无论比哪方面，深圳经验都远比新加坡经验更加辉煌，中国官员又何必舍近而求远呢?

　　如果说这种理论争论还比较空泛，眼前还有更实实在在的案例。

　　1994年，正因为仰慕所谓新加坡经验，中国决定与新加坡共同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区，并将园区的大多数股权，和负实际运营管理权全部交给了新加坡方面。但新加坡人很快就让中国失望了，园区年年亏损不说，建设和招商成果也始终诸多不利。亏到1999年，两国政府经过长期谈判签订了新的备忘录，从2001年起将多数股权和运营管理权转交给中方，结果从2001年当年开始，园区即扭亏为盈，发展更是一日千里，成为了全国著名的工业开发区之一。现在这个开发区的人均GDP是4万美元。

　　如果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就不否质疑的证明了，所谓的新加坡经验，即使在其最擅长的经济领域，在中国也不见得能比得上“土经验”。

　　新加坡的社会政策学不了，也不能学

　　新加坡公认最好的施政是其以组屋——即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核心的住房政策，这也是人民行动党能够长期执政，在经济和社会因素上的最关键原因。

　　但这套政策别人也很难直接套用。

　　1966年新加坡制定了强制征用土地的法律，开始时新加坡只有44%的土地为国家所有，到1985年，仅建屋发展局就已经拥有新加坡近75%的土地资源，而新加坡政府直到1995年才开始按市场价格向原主人提供补偿(这里的“市场价格”仍是只指征用前的原值，土地使用状况变化导致的升值不予考虑)。低廉的土地成本是新加坡能有财力大规模建设组屋的关键，而只要看看我们国内主流媒体对于“钉子户”们的无条件支持，就能想见，中国政府也如此效法的话，会有多快就被唾沫星淹没。

　　如果说住房政策还只是很难学，新加坡的社保政策就是根本不能学，也不应学。

　　李光耀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和人民行动党一直挂在嘴上的原则就是，绝不允许新加坡变成一个高福利国家，绝不能让人民偷懒。如果仅仅是反对欧洲式的高福利，这话当然不能说就是错的。但实际上，新加坡的社保原则是政府不为基本的养老、医疗、失业及救贫保障花一分钱。以世界人均第十的经济高度发达国家水准，新加坡却存在大量70甚至更高龄以上的老人要工作糊口，而且往往是从事体力劳动才能养活自己。2012年一位80岁的老人在做清洁工作的菜场里猝死，震惊全国，但新加坡政府却依旧毫无反应——累死老人本来就是新加坡财政得以维持的前提。

　　新加坡唯一覆盖大多数国民的社保制度就是中央公积金，相当于他国住房、养老、医疗、失业等所有社保项目的总和，但与其它国家都不同的是，新加坡公积金要由个人缴纳大头，一般占工资的20%，而雇主缴纳的比例大多只在13%-15%间。以上海作为对比，同样的住房、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个人缴纳比例为18%，而雇主为44%。而新加坡政府本身，对公民是没有救济帮扶责任的。

　　这些难道也是大多数中国人希望的未来方向吗。

　　至于在劳资关系和财富分配上，新加坡更是从来赤裸裸的完全倾向于雇主和富人，它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欧美大多数国家，但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要差很大一截。如果不是住房问题解决的比较好，如果不是新加坡实在太小，抬抬脚就能到物价较低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消费娱乐，甚至看病、养老，对于大多数身处中下层的新加坡人来说，这个“第一世界”实在没有什么意义。

　　新加坡的“廉洁牌”很虚假

　　对于“新加坡模式”来说，新加坡的廉洁度一直是最大的王牌。李光耀、李显龙和人民行动党也一直以此夸赞自己的操守和能力举世罕见。应该承认，新加坡的吏治，尤其是对中下层公务员的管理，有着相当出色的一面。严格的职权划分，清晰的办事流程、详细的法律规章，加上超级优厚的薪水及福利(注1)，让这些老百姓最经常接触的政府人员，既难以贪腐索贿，也没有多少必要贪腐索贿。这方面的经验确实值得学习和借鉴。

　　但是，对于在政治和经济事务上真正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新加坡高官，也就是人民行动党高层来说，所谓的制约制衡几乎完全就是装装门面。他们和他们的家族、亲朋，早就完全占据了新加坡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关键职位，几乎整个国家实际都已经是他们的，个个可以完全合法的大发其财。用拙劣的手段贪污一点小钱，非不能也，只是不屑罢了。

　　就以吴作栋为例，他任总理时的年薪是一百多万新元(600万人民币)，还自称因为只有这份收入，所以自己实际是世界上最穷的总理之一，但他太太陈子玲的一次无心之语却把他家的实际财力水准捅破了。

　　2005年新加坡最大的慈善机构全国肾脏基金会NKF，爆发主席杜莱(Durai)滥用善款丑闻，此案堪称新加坡的郭美美事件(注2)，只不过杜莱被抓到的是直接用善款给自己发高薪和各种奢侈享受。陈子玲是NKF当时的三位名誉赞助人之一，但她在亲自听审后却公开表示杜莱行事除了不太透明外，并无其它不妥，还向记者发表了一句著名的话，大意是象杜莱这样掌管机构千万财产的人来说，年薪60万新元(超过300万人民币)只是“一粒花生”(a peanut)。将相当于普通新加坡人15年的收入，丈夫半年的“唯一收入”，随口比喻为一粒花生，可以想见对于人民行动党高层人士的家族来说，正式的“养廉”高薪到底是个什么地位了。

　　而新加坡著名的反贪局，看似威风凛凛、权限无边，其实没有得到高层允许，对于与人民行动党关系密切的重要人士根本不敢过问。1995年新加坡房地产大热，许多人半夜排队买楼，而李光耀父子向一家HPL公司(Hotel Property Limited)购楼时，不但直接优先购买，还获得了HPL公司超过百万元的回扣。1996年此事被意外曝光，引起新加坡人的广泛非议，但号称只要知道公务员收到一元好处也要调查的反贪局却丝毫没有动作，而任由李光耀的直接属下组织了一个小组草草调查即告了事。后来有人发现，接受HPL公司购房回扣的高官及亲属还远不止李家父子，而且都是在同一天。调查小组接受的HPL所谓“回扣是感谢李家父子的广告作用”说，对此根本无法解释，但新加坡从反贪局到媒体，上上下下完全对此不发一词。

　　事实上，由于新加坡严苛到极点的反诽谤法律，和更可怕的内安法，一般人即使在私下交谈中，也不敢轻易语涉高层人士有不良行为，而媒体对这种问题也几乎不会加以任何报道。不准问，不准谈，更不准查，自然个个高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们都是两袖清风、一芥不取的完美君子。

　　又比如那位NHF的前主席杜莱，直到丑闻爆发后，新加坡精英层还坚持他行事虽有不当，但绝无违法行径。可由于他名声已经太臭，公愤迟迟难以平息，最后终于失去了高层保护，结果略一调查，马上被查出了原来早就利用职权，在工程发包中接受多家公司贿赂。新加坡几十年来所谓著名反腐大案，几乎无不是这样的模板——原来被吹嘘为操行楷模的精英，一失去了高层的庇荫，立即就被发现原来是隐藏极深的大腐败分子。成为媒体吹嘘不论任何显要，在新加坡都有不得一点腐败的新证据。

　　当然，对于一般的中下层公务员们涉嫌腐败，反贪局和其它机构的调查积极性和力度确实可观，这种贪腐等于是家奴在偷窃和破坏新加坡统治者们的私产，当然要从重从快的严惩不贷。

　　新加坡的政治没有任何借鉴价值

　　对于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一般被认为是在西式选举民主制下实质威权化。偶有学术争论，也无非是探讨民主多一些，还是威权多一些。

　　在笔者看来，这若非人云亦云，就是不敢得罪新加坡的欺人之谈。新加坡的政治实质，是李光耀家族和人民行动党，利用各种手段造成人民疑惑甚至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人民行动党不仅利用自己的执政优势，在规则制定上最大限度削弱反对派的获胜可能。而且更使用大量为人不齿的手段来打击反对派，甚至将其重要人物直接从新加坡的政治舞台上消除出去。这些准恐怖手段包括但不限于：

　　1、设置集选区，不断变动选区范围，分化反对派的支持群体;

　　2、只设置极短的竞选时间，划定极小的范围和方式，让反对派没有时间和渠道，与选民接触交流;

　　3、严格控制媒体，只传递对人民行动党有利，于反对派不利的信息;

　　4、强制在本区投票，在选票上设置号码，与选民对应，向选民施加心理压力;

　　5、以房屋翻修先后次序等政府资源，威胁利诱选民;

　　6、利用警察、税务等强力机构，整治反对派人士，威胁潜在反对者;

　　7、控制法院，滥告“诽谤”，判罚巨款，将反对派领袖和骨干整垮，威慑其他人不敢提出批评;

　　8、动用内安法等殖民时代留下的严苛法令，直接将摧残对手的身心。

　　这些，哪一项都与中国现行体制和法律格格不入，更与共和国几代领导集体遵循人民的共同意愿，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理想、努力完全背道而驰，哪里有半分值得参考、借鉴的价值。除非中国的官员想建立一个为统治而统治的极权国家。否则完全没必要去进口这些二手的殖民地镇压经验。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为了确保政权，其很多所作所为，即使放在文革里比较，都会让人觉得触目惊心，难以置信。西方把他们的体制说成与中国现在相似，甚至引诱、鼓励向其学习，用心用意其实是非常恶毒的，一旦中国入套，承认确与新加坡类似，还认真的去学习借鉴。他们只要把新加坡的政治真相全部抖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国体制的名声和信誉，也就会不可挽回的全盘崩溃，受到大多数人长久的厌恶和恐惧。甚至等不到外人说话，中国人民自己就会丧失对体制的一切信心。

　　政治、经济、社会、人口、地理，新加坡的方方面面，都与中国有着天壤之别，所谓经验，不是难以仿效，就是令人厌恶，这种的“模板”还是敬谢不敏的好。而自建国以来，中国凡是把某个或几个外国当成模板，结果都是东施效颦，学苏联，学西方还是如此，今天去学什么新加坡必定还是如此。无论是建国，还是改革开放，实践都证明，只有按着中国自己的条件，开辟自己的道路，才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途。抄捷径的思想万万再要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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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新加坡的公务员分为超级和1~4级五大级别，《2011年新加坡薪资指南》报告显示，2011年，处于顶级，即部长，副部长级别的领导月薪范围分别为14.6万新元至16.5万新元，及10.6万新元至14.6万新元。而处于最低级别的管理执行岗位给予应届生的月薪达2800新元。同期，15至24岁，拥有本科学历以上的新加坡国民的平均月薪仅为2600新元。

　　而且新加坡公务员的收入，还包括年终奖金，业绩花红(经济不景气年份会停发)。另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隐性补贴，如上文中曾提到,新加坡雇主缴纳的公积金一般在13-15%之间,但政府为公务员缴纳的比例却是20%。

　　注2：NHF丑闻，2004年《海峡时报》在报道中提到NHF主席杜莱购买金水龙头装修自己的办法室，杜莱声称受到诽谤而控告海峡时报的母公司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但2005年开庭时，报业控股聘用的新加坡著名大律师文达星以攻为守，当庭迫使杜莱承认了他的实际薪水高达60万新元，用公款供养私车，虚报NHF数据等行为，引发新加坡社会的震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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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6：新加坡——全球最不快乐国家

　　邝健铭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助理

　　2013年经济学人智库(EIU)全球生活成本调查(Worldwide Cost of Living Survey)显示，新加坡已跃升至全球第六昂贵城市。因为需求增加，组屋售价几近倍增，连原已供应紧张、照顾社会底层人士住屋需要的租住用组屋，亦被以至少六倍高于原来租金的市价出租给外地人。

　　楼价高企，使民众关注偿还房贷后，公积金是否仍然足够应付退休生活。研究机构MindShare在2012年10月进行的调查显示，近六成受访者表示有移民意欲，让最多新加坡人想离开的原因是“不该耗尽一生付房贷”(75%)与“公共房屋的价格太离谱”(73%)。半岛电视台报导芳林公园集会时，提及过一个新加坡家庭因为忍受不住高昂楼价而移民日本的故事。男户主受访时说，在新加坡已没有家的感觉，不后悔离乡别井。

　　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也在减弱，入息中位数在2000-2010年间只增加了11%，每年平均增长只有1.2%。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指出，尽管新加坡15.5%的家庭拥有100万美元或以上的流动资产、比例全球最高，但基层收入却在21世纪的头十年全面停滞。根据201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全国有超过六成家庭的每月入息低于国家平均工资水平。为减低生产成本，政府不断输入外地廉价劳工，加上没有最低工资保障，技术较低的社会基层收入不升反跌。例如，地盘工与清洁工的起薪点，从1995年的新币$800降至2005年的$650。

　　因为担心福利养懒人，新加坡的福利政策一直强调“自力更生”，国民住屋、医疗费用与退休等生活所需，主要依赖个人公积金(CPF)与其他积蓄。如果仍有财政困难，他们需要向亲友求助。政府只扮演最后资源提供者，以短期或一次过拨款照顾燃眉之急。

　　学者说，新加坡的福利政策，既不具有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功能(socially non-redistributive)，福利也愈来愈像商品(commodifying)。例如港人熟识的组屋，单位市值是政府眼中的一种国民退休保障(Assets’ value can be unlocked for retirement)。所以去年曾有新加坡经济学者指出，“公共房屋”组屋作为国民私人投资工具，已成为狮城的独特现象。著名博客区伟鹏(AlexAu)甚至在文章Time we had real public housing分析，自从组屋由市场分配，新加坡已没有真正的“公共房屋”。

　　在这种被形容为将“贫穷个人化”(Individualizing poverty)的社会政策下，一般人生活负担重，压力大。福利仅能让基层过活、难助他们在社会中向上流动。最近有专家指，新加坡的医疗储蓄制度(3Ms)，只够应付病人医疗总开支15%，并建议政府增加医疗拨款。

　　汇丰银行(HSBC)刚刚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新加坡人预计自己退休后能多活17年，但积蓄会在9年内被高昂生活费和医疗成本耗尽。

　　去年，前国家工资理事会(National Wage Council)主席林崇椰(Lim ChongYah)就曾提出“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建议，主张“低薪者加薪三年，高薪者冻薪”，改善基层人士处境。

　　近年外来人口急速膨胀，使生活成本上涨更快，工资增长进一步放缓，容易受压的小市民生活更感吃力，去年新加坡成为全球最不快乐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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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7：新加坡通货膨胀高企难治

　　2012年12月06日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北京时间12月6日下午消息，据彭博社报道，受房价、车价和企业成本攀升推动，新加坡通胀水平在发达国家大型经济体中最高，遏制物价很不容易。最低工资四年未变，为每日18美元，但生活成本至少增加了1/3。

　　在GDP超过1000亿美元、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划分为发达国家的27个经济体中，新加坡的通胀最高，除一个月例外，自2010年11月以来通胀一直超过4%，是过去20年平均通胀水平1.9%的两倍多。

　　新加坡央行预计，今年CPI将超过4.5%，明年在3.5-4.5%。劳动力市场的“持续紧张”将稍微支撑明年的工资上涨，继续向CPI传导。

　　新加坡周边国家工资大幅上涨，尤其是中国的工资增速一直超过GDP增速。数据显示，今年前九月中国城镇平均名义工资增长12%，此前两年分别增长14.4%和13.3%。印尼政府宣布将最大工资提高到每月200万印尼盾(208美元)，马来西亚今年也在泰国和越南之后实行最低工资制。

　　今年新加坡个人中位名义月收入增长7.1%，去年增长8.3%。第三季度新加坡失业率降至1.9%，房价创历史最高纪录，车牌许可证达到前所未见的7.9万美元。汽车和房产价格上涨，以及加强国外工人雇佣规定的措施推动经济的“全面成本结构”上涨，造成通胀压力。

　　新加坡第二季度GDP修正值上扬，从而避免了技术性衰退。预计经济体量2400亿美元的新加坡今年GDP增长1.5%左右，2013年增长1-3%。

[!--empirenews.page--]李光耀霸权的来源[/!--empirenews.page--]

　　文章8：李光耀霸权的来源

　　作者： 向东方09/10/11:http://blog.tianya.cn

　　(注：由于公众轻易受传媒不全面的报导，常有将似是而非的宣传信以为真。中国人对新加坡及其领导人李光耀的认识是典型例子。在中国，不少人以为李氏、其家族及人民行动党的政权来自民主选举，却不知道在事实上只有选举而没有民主!不少人知道中国一党专政，却不知道新加坡近半世纪是一家专政(李氏家族专政)!不少人以为新加坡是“高薪养廉”，却不认识与了解在事实上是“高薪养贪”!不少人以为新加坡对中国友好，却不知道其实“笑里藏刀”!)

　　李光耀出生和成长的年代

　　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已八十多岁，推算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于三、四十年代，正是中华民族被西方人卑视、污辱和损害的年代，也是列强分裂中国、小日本公然入侵中国的年代。那年代里，为民族尊严、权益而抛头颅、洒热血的人很多，但崇外而卑视本族人，甘做帝国鹰犬的汉奸、二毛子、假洋鬼子及数典忘祖者也不少!尤其在殖民地城市，如当时属马来亚的新加坡，以至香港即是。

　　二次大战之后，帝国主义者认识殖民地人民要当家作主，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是不可抗拒的发展形势。为此，殖民地政府预先培养效忠于帝国主义者利益的代理人;而这些代理人，必须在本质上就瞧不起自己的民族——尤其是拒绝接受中文教育的中国人。这种现象，在新加坡和香港的英帝遗民和在台湾的日帝遗民的表现最为突出、明显。

　　李光耀其实是由英帝教育和培养的政客甚至“特务”。三、四十年代的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首先是要学生“去中国化”而自以为“向英国人同化”，并同时视“非同类”为贱民!野蛮人，甚至是“恐怖分子”!都必须以强权镇压、监禁甚至处死!因为“贱民应踩、刁民该死”!“天下”是属于统治者的!而要维持“天下太平”，就是靠镇压、迫害、消灭反对力量。这种霸权恶霸思维，于近半个世纪里，美霸在世界上和李光耀在新加坡里发挥得淋漓至尽!美国之在世界，李光耀之在新加坡所以成霸业，在本质上同样反动、反正义，及全靠虚假宣传，蒙骗人民以至世人，加上冷酷的长期迫害反抗者，严重侵吞多数人权益下的“成就”。

　　不经审讯拘留“莫须有”人士

　　1945年，新加坡结束日治时代后，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随即掀起。1948年，英帝马来亚(马来半岛及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封禁马共，宣布“紧急状态”，颁布“紧急法令”(其中包括第66条款和第55条款)，授权警方可不必经法院审判将政治犯或涉嫌黑社会分子直接拘留两年;实际上把反帝反殖分子视同“黑社会”，并更过而无不及——称共产党人为“恐怖分子”。由于英帝拒绝和平谈判、协商(独立问题)，马共被迫进行武装自卫，以争取独立。

　　经过以马共为主的独立斗争近二十年之后，虽然成百上千的马共党员或同情分子从被长期拘禁、下毒致死、被谋杀甚至集体屠杀，但仍无法压制人民放弃独立的愿望和决心。于是，英帝终于推出“马来西亚联邦”建议，强制要以英帝的方案，即连同原属印尼的北加里万丹(婆罗州)即砂巴和砂劳越、汶莱、新加坡和马来半岛各邦，组成联邦国而独立。

　　“五国联防”到“亚细安”(东盟)

　　换言之，以上史实证明两点。一，没有马共领导的独立斗争，没有华人社会，从知识分子、工人、学生到民族资本家的支持、参与、甚至牺牲，英帝绝不会同意让马来亚独立，或在马来西亚方案下独立。二，英帝的“马来西亚方案”，实存更大的阴谋，就是蓄意将马来亚地区扩大至包括印尼的砂巴、砂劳越和汶莱。有效地制造印尼之必然反对，以至和新成立的马来西亚对抗!也就成功地迫使于1963年无国防的新独立国马来西亚不得不接受欧洲的英国、大洋州的澳洲与新西兰的保护。

　　新加坡于1963年并入马来西亚而独立后，李光耀实际上应是在英帝的唆使、纵宠及保证个人安全下大事煽动，蓄意地制造华人与马来人矛盾、冲突;有计划地在两年后由英帝安排退出马来西亚再来一次“独立”。而后，真正成立欧洲的英帝、大洋洲的澳洲和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五国联防”。由此可见，二战之后的地方民族主义兴起之后，英帝不但未退出东南亚，并成功引入澳洲和新西兰;以及于较后稍稍侵入并取代英帝的美霸!

　　在谈到马来亚独立运动上，马共领导的势力，及马来人领袖，马来西亚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已故)领导的政党巫统(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原目的要建立一个独立的马来亚(包括新加坡)。

　　1948年在马来半岛北部的华玲埠和谈失败后，无武力的巫统，及领导人或有把柄被英帝政治部手上，不得在威迫利诱(权位)下接受英帝的安排，即使明知英帝之另有鬼胎;即蓄意挑起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对抗，及有计划地造成新加坡分裂出马来西亚而独立——成为“东南亚的以色列”。

　　于六、七十年代初，在英帝制造马来西亚同时期，美霸积极策划印尼军中代理人发动军事政变。1965年8月9日，英帝成功制造了新加坡共和国后，9月30日，美霸成功策划印尼军变，将原 “亲中容共”的苏卡诺政府推翻。亦在美霸和英帝的主导下，印尼美霸代理人取消对抗马来西亚，并组织以“经济合作”为名目的“亚细安”(ASEAN，即“东盟”)。不经三几年，在美霸传媒吹擂下，苏哈多和李光耀成为了“英明领袖”。

　　看穿李光耀霸权的来源

　　不少人错误以为李光耀是“民选的政治领袖”，但事实上李氏是英帝所选出及制造出来的新加坡领导人或代理人!事实经过如下：

　　李氏自中学时期已是英帝殖民政府为实施特别任务的培养对象。他本人从未否认他得英国政府的“支持”，及于新加坡日治时期在陆军情报局工作的事实。以下的事实明显证明李氏在新加坡的霸权主要来自英帝。

　　一、人民行动党于1954年成立后，李光耀几度落选秘书长职。英帝新加坡殖民政府为了让他主控行动党，就一次又一次将中选的秘书长及相关领导人拘留，直到李光耀才被选为“秘书长”。故此，他感谢英帝及美霸似也理所当然。

　　二、1962年，人民行动党内的左翼领袖和党员退党，另组政党社阵(社会主义阵线)。于1963年末之西马来西亚即马来半岛各州大选前后，英帝殖民地政府采取“冷藏行动”，将社阵领袖、中选议员、干部及工运和学运人士约千人拘捕拘留;其中约二百人被指涉嫌马来亚共产党从事颠覆活动而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在无须经法院审讯，也就是在法律上及事实上无罪下被囚禁从几周、几月、一年至两年;而后由李氏霸权下的“独立”新加坡政府再重新拘留至四年、六年、八年不等。当中，有议员谢泰宝被拘留逾二十年，连同“释放”后继被软禁共约三十二年!这应是李氏将法律上及事实上无罪的人囚禁至今未被取代的“健立士记录”!

　　三、1964年在马来西亚时期的新加坡大选前后，对社阵候选人、干部、支持者的拘留同样进行。李氏于当时谎说相关的拘捕拘留是英殖民政府或马来西亚中央政府所为，还承诺行动党取得内政权力后将释放政治犯!但事实上，即使在新加坡独立后，对所有政治犯的重新拘捕拘留，满刑二年于“释放”后又立即重新拘捕拘留的决定，不可争议是他的决定!

　　四、1968年，是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后的首届大选，李氏及其行动党仍然依靠拘捕拘留反对党人，包括已中选的议员以继续霸权。

　　五、1972年的新加坡独立后第二届大选，李氏及其行动党仍然依靠拘捕反对党人士及支持者。由于“涉嫌”和马共有关系的社阵已被迫害的名存实亡，而民众的支持也转移至1971年初成立的人民阵线。故此，此期间迫害对象以人民阵线及新闻从业员为主的民主人士;包括封闭两间英文日报的1971年的 “五月报业暴风”。据悉，涉及人士约百人，未经审讯被拘留从几周到两年者，其中包括南洋商报董事李有成、茂成兄弟、总编辑仝道章、主笔李星可、经理郭隆生、星洲日报副刊主任叶世芙、反对党人民阵线秘书长梁文贵……等等。当中，又有于被“释放”后，因道出“被迫认罪”而又重新拘捕拘留。

　　六、1976年，新加坡独立后第三届大选，李氏及其行动党仍然依靠打压、拘捕拘留反对党人士及支持者来破坏政敌的活动、成长和发展，实际制造白色恐怖，不择手段地阻止反对党优秀人士成功提名。当届大选前后，被拘捕拘留者包括著名律师G拉曼(印度藉)、人民阵线秘书长梁文贵等。李氏政权此时给他们的“罪名”已不是“支持共产党搞颠覆”，而是“接受外国收买搞黑色活动”!

　　七、于八十年代的第四、第五届大选，因人民阵线被打压得随社阵后停止活动，党员和支持者转移支持工人党。故此，工人党成为李氏政权打压及迫害的主要对象。为了阻止工人党优秀人才的加入，及约三十人可能提名为候选人，李氏政权于1987年约6月间，引“内安法”拘捕拘留相关人士，指这批多是天主教徒的优秀青年“搞马克思主义阴谋”!未经审讯将在事实上及法律上皆无罪者拘留几周到两年，强迫他们“认罪”后才“释放”。受迫害人包括多名律师公会领导、活跃分子和社会福利义工，以及前副总检察长肖添寿资深律师。同样地，有被“释放”后因道出“被迫认罪”而又重新被拘捕拘留!有多人包括前副总检察长肖律师在内，被迫流亡国外，至今约三十年仍未能安心、安全地回去自己辛苦建立的国家。

　　八、于九十年代，李氏政权经逾三十年的不断打压、迫害其实只是一批又一批善良的民主、正义人士的“政敌”，即使仍然保留于1948年英殖民政府为“对付马共恐怖分子”的“内安法”以威吓人民，但仍有勇者公开反对李氏霸权。此期间，前地方法院法官工人党秘书长J.B惹耶日南(已故)，前新加坡国立大学徐顺全博士最为典型;两人于近廿年来不断被刑事及民事(“诽谤”)控告，家人变卖家产还不够，在行政和司法迫害下，被整得一再破产!

　　此外，本是多名行动党部长、议员的好友兼顾问邓亮洪资深律师，因为他按良心批评李氏政权对中文教育的不公平(其实是迫害)，及认为李氏家族在“购买五间豪宅”事件上，有无有人涉及行贿或贪污罪行应由专责部门调查的公正言论，李氏竟控告他“诽谤”。但“路人皆知”，对公正评论者提起诉讼，明明白白是因控制了法官而“以司法吃人”，及在行贿和贪污作为上“此地无银三百两”及“恶人先告状”而已!

　　于1996年12月在大选期间，就因为邓氏加入工人党并为候选人，李氏政权竟给邓氏套上“反基督教”、“反回教”、“搞华人沙文主义”、“受外国收买搞国际阴谋”种种恐怖罪名。李氏也明白天下人都看穿他在胡说八道;但先定罪状，以引“内安法”将邓氏拘捕及长期拘留先捏造“理由”。故此，他似也只能胡说八道!然而，拘捕行动被邓氏识破而失败。

　　由于邓氏是位著名资深律师，他之前被李氏父子控告“诽谤”，及为前人民阵线秘书长梁文贵打官司，早已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人物。邓氏于1971年1月进入马来西亚后，国际著名传媒如BBC(英国广播机构)、CNN(美国有线电视)和ABC(澳洲广播机构)等都纷纷访问他…造成他和李氏政权“空中辩论”长达数月。为此，李氏及其政府在恼羞成怒下，除疯狂地“依法”拘捕邓太太，而后“软禁”、深夜抄家外，更利用司法权查封邓氏夫妻俩在新加坡内外——全世界的现金存款和资产一千多万新元(实值逾二千万新元即约一亿元人民币)。在行政和司法迫害下，邓氏不但从此要妻离子散地过逃亡生活，也累得妻子破产!据悉，邓氏于较后得澳洲政府提供政治庇护而定居墨尔本。

　　九、李氏政权迫害政敌，自六十年代对社阵，七十年代对人民阵线，八十和九十年代对工人党的领导人及支持者，长近五十年后，反对党根本没有成长、发展的机会。事实上，从七十年代末就有记者、公众人士在李氏为自己吹擂、搞宣传的演讲时问道：“……文明、民主的国家都消除了所有不经审判将人拘禁的法令，如南韩甚至台湾政府，早把五十年代冷战中的相关法律都取消了。新加坡内安法立法时是针对马共恐怖份子，而马共早已解散，恐怖分子也不存在……”李氏的答复其实非常清楚，他所以不取消相关法律，就是要随时利用相关法律来迫害反对他的人士，如社阵的十多名中选议员、人阵的梁文贵(原行动党干部及精英)、工人党的肖添寿(前副总检察长)、邓亮洪(资深律师及精英分子!)等人。李氏甚至公开承认，他就是要人民害怕他!否则，他就没有作用!

　　不公平和舞弊的违法选举

　　每一次大选前，李氏政权必采取行动打压、迫害反对党人士，目的在阻止被迫害者提名参选，或及有新地推动竞选工作。大选之后，再进行打压、迫害，目的则在摧毁于大选期间得民众良好支持的反对党人士的继续活动，和发展影响力。此外，为确保胜出或“大胜”，李氏政权更采取以下不光荣甚至十分可耻，并依法认定属违规违法的措施。

　　一、在大选前，花约一年时间通过ISD秘密警察之代理人渗透预备参加竞选的反对党，想方设法搞分裂，摧毁相关反对党党员，支持者的信心与热忱。对反渗透能力较强反对党如社阵、人民阵线、工人党则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对领导人提出各种各样的民事、刑事诉讼，以迫使他们消耗大量金钱、精神和时间而无暇顾及推动政治活动、组织和发展。若达不到效果，则以“内安法”在无须经法庭审讯下将相关人士拘捕拘留，进行精神虐待以逼使被拘留者“放弃政治”。

　　二、在大选前，约花半年至一年时间大事吹擂李氏政权的“业绩”，填鸭式地灌输“新加坡在李氏霸权专政下才能稳定发展、富有、进步、廉洁”，向选民作长期催眠。同时，更以“公务员加薪”和“发花红”来争取，事实上是收买选民选票!虽然，有经验、知识者早觉悟这是“骗取选票”的手法。然而，对易于醉迷的人，尤其优秀反对党人被压迫得无法参加竟选，在别无选择下……也似只有让李氏及其家族的行动党政权为所欲为了。

　　三、只限七天半时间“让”反对党作竟选宣传活动。英殖民地为自治政府制定议会选举规定，提名日后至投票日不得少于一周，这是对动乱时期选举而言;但实际上让参选人提名后有一个月或以上的竞选活动时间。周界国家如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的选举竞选活动期通常在约一个月或以上。换言之，李氏之行动党政权本身长期为竞选作宣传，却只让反对党在提名日提名被接受之后才准允到选区宣传、走访，而投票日当天不得有竞选活动;即“九天”的竞选日期，其实只有七天半!而且，“提名日”是“闪电式”宣布的。因此，一些缺组织性的独立候选人在提名后连声明、传单还未印好或来不及分派……“竞选”已结束了!李氏政权自吹选民支持他，但在“提名到投票只有九天”之如此“怕输”的竞选安排，不得人心的“做贼心虚”心态已暴露无疑。

　　四、自1968年的独立后第一届大选开始，李氏政权竟坚持在选票上印上号码，无视法律上“投票是绝对秘密”的规定。在每次选举期间，行动党人更“劝”亲戚朋友把选票投给行动党，免得在选举后被查到支持反对党而被对付及拖累家人。他们强调选票上有号码——政府会查出谁投反对票!如此做，目的在恐吓既得利益者和一般小市民。因为害怕李氏政府查知他们投反对票时会遭“秋后算帐”，会累及家人被李氏政权以调查所得税及各种各样的行政权力加以迫害、打压。故此，有不少选民是在恐惧下不敢支持反对党，而把选票投给行动党!

　　五、若以上在事实上违规犯法的臭招使尽后，当选举形势仍不利时，李氏霸权更公然地赤裸裸收买及恐吓选民!其中包括政府不拨款给相关选区改善生活环境!1996年12月的大选，ISD秘密警察特别组的“评估报告”，认为工人党在静山选区会胜出。李氏霸权得悉后，于投票前一天将原只五个投票站突然增加至25个，宣布政府将以那个票箱支持行动党最高的，则政府就优先为相关组屋区进行装修和环境改造;支持最低的就“排在最后”。神圣的选举，变成低俗的“有奖竞赛”!神圣的选票沦贱为换得本就应享有的权益!但也就如此这般，李氏之行动党就如陈水扁之2004年的“3.19枪击案”——在一夜内把失败的形势改变过来。

　　六、若以上的所有臭招、“OUT步”(犯法违规作为)用尽后，还不能扭转落选的形势，则李氏霸权还有“包胜一绝”——换选票箱!

　　原来，李氏实际上是每一届新加坡大选的操控者，并由他完全控制的ISD(内部安全局)的特别团队来执行及“保证必胜”。对一些李氏认为“绝对听话”的候选人，不论部长或议员，秘密警察责任人必天天将提名后的“选情”向李氏直接汇报。若至投票日前仍有“险情”出现，则必须实施早已安排的舞弊措施——把投票箱丢换!

　　丢换选票票箱舞弊罪行，几乎每一届大选都有出现。但因执行者都是“特工”，故虽有漏洞出现，但也难追查。尤其政府不可能“立案”调查。于1996年12月的大选，静山选区的丢换票箱事件的手法因太粗糙而被候选人邓亮洪律师等揭发!但那又能如何呢?“投诉”——无效!提起诉讼吗?首先面对“内安法”拘捕拘留!而“法官”，都不过是李氏在法院的代理人甚至奴仆!

　　总结

　　李氏及其行动党在新加坡之政权的由来，可见是首先接受英帝的安排、保护(包括保护种种罪行)，而后充当美霸的代理人，甚至把新加坡所有军事设施，全部任由美霸使用、安排。其所以自1959年从殖民地自治政府“执政”，至2009年的50年里不但连续执政，且没有真正的反对党。这“鬼话”是由长期打压、迫害政敌、异议分子，不公正甚至严重违规、犯法、舞弊的“选举”所“创造”!

　　然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将正逝去。一个“王者是王，寇者是寇”的时代已临到!国贼骗子，不论“富”如陈水扁——毕竟还是国贼骗子!

　　李氏“盖棺论定”之时，他是“上帝”或“魔鬼”?是为个人“心理缺陷”而迷惑在金权下致作了许多丧心病狂的恶事?抑或“为了新加坡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安全”下甘“数典忘祖”而“伟大”地充当美霸鹰犬，致力反中反正义反民主?且待他自己的重新决定及史学家的批判吧!

　　(于2009年1107向东方是马来亚归侨)

　　附注：本文参考资料来源包括以下网页：

　　1、邓亮洪论坛：http://www.tangtalk.com

　　2、新加坡梁文贵：http://www.sglwg.com

　　3、新加坡工人党：http://www.wp.org.sg

　　4、新加坡之窗：http://www.singapore_window.orga

　　5、亚太国家人权论坛：http://www.apf.hreoc.gov.au

　　6、亚太国家论坛：http://www.gn.apc.org

　　7、国家人权监察：http://www.amnestyusa.org

　　8、思想中心：http://www.thinkcentre.org

　　9、解放时代：http://www.libertytimes.com.tw

[!--empirenews.page--]李光耀的无间道[/!--empirenews.page--]

　　文章9：李光耀的无间道25/12/10

　　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后李光耀时代对李光耀的历史评论必定是个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或许，除了正统的学术研究途径之外，也可以从非传统的另类途径，多方面去尝试了解李光耀在历史过程中所扮演过的多元角色。

　　中国历史有正史与野史之分，前者指官修历史是可考证的历史，后者指私人编辑的历史，其中有私下传递的不可或无法考据的历史。

　　2010年12月6日，我爸是李光耀的李玮玲透露 ‘几年前，中国官员好意要安排李光耀探访李家在广东省大埔的故居，但他为了“避嫌”而婉拒了。…因为当年，新加坡的邻国始终认为新加坡是第二个中国，李光耀担心如果他到故居访问，可能会加深邻国对新加坡的误会。为了新加坡的利益，他拒绝了中国官员的好意。’

　　2010年7月28日，司马正史撰写的《谁是李光耀的真正的祖父》却提供了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李光耀是梅县客人，不是大埔县党溪乡客人。按这一说法，李光耀之所以婉言谢绝是因为那里并非他的祖上故居。另外，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家庭”一节中，则绝口不谈他的祖辈。

　　从此一例子可以知道一件史事，即便是件简单情节，也可以有着至少六种不同的论述;是，不是，不知道，知而不道的隐瞒，不知而道的胡说八道，不可道的无间道。

　　在佛文化无间道可以简化的理解为一种备受煎熬的意识境界。香港电影文化将这种意境转化为卧底表里不一的尴尬处境：忠是恶，奸是善。在这种非同寻常环境里，事情真相只能意会不能明言，因此，阴谋都是不可道的无间道。

　　西方的阴谋论是用来试图解读一些虽无法证实，却又似乎确有其事的历史事迹。阴谋论排除偶发因素，相信事故发展过程都是有脚本的谋而后动，为了达到某个政经目的而依序去执行。阴谋论的特色亦是其缺点就是充满了不可道的隐秘色彩。

　　介于信疑间的阴谋论虽说无法考据，但却可以开辟出一些非常的视野去探索问题，有助对问题作出非传统的判断。宇野正美 (1988) 的《大阴谋-犹太人意图一统国际经济》把日币升值，日美贸易摩擦，西方强化韩国经济奇迹，视为犹太人控制日本发展的手段。据悉，日本大贸易机构的高层都熟悉这本书，也从这种逻辑去解析国际政经动向。另外，宫崎正宏(1989) 《反阴谋》则是驳斥犹太阴谋的论述。

　　用演绎出来的现象去查核事实，并非本末倒置而是开辟新思维，比如，2010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戴蒙德就指出，他是先以数理摸式去演绎一些可能出现的现象，然后才依据这个轨迹去探索经济现象的演化。

　　回顾新加坡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历史，李光耀在务实主义的旗帜下，政治立场飘浮不定，一些西方学者如Thomas Bellow (1970)称之为无原则思维;政治观点与决策可以左，右，骑墙，比左更左，比右更右，凭利益决定何种是适合时宜的立场。

　　从阴谋论来说，这种多变化的政治立场，可以看成是李光耀有着不同的政治身份，在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下，作出该角色的理所当然的政治言行。在这一个层面上，李光耀的所作所为都有其一定的政治思维作为指导原则。换言之，在李光耀的无原则政治决策底下有着其一定的逻辑可以推理。

　　明显的，新加坡没有了国际任务就只不过是个渔村，同样的，李光耀没有了国际任务就不能，也不会成为显著的国际政治风云人物。说白了，李光耀的一些言行不可以单从新加坡立场去判断，而是要从李光耀在国际组织上的身份去解读。

　　这或许也可以解释李光耀以87高龄为何在来届大选还要再战江湖，当然，除了长期习惯于总统府的随心所欲生活作息，也是有放不下的隐秘任务承担。这也应该是李光耀为何需要一个堂皇的政治地位，以方便长期不间断的周游世界列国。

　　李光耀有些什么不可道的身份?二战前后，东南亚的逐鹿群雄中有日本，西方资本世界，马来亚共产党，以及东南亚同盟会，那么，阴谋论者是可以从已知的事情，去探索事情演化过程中不可道的政治安排与幕内交易。

　　James Minchin (1986) ：‘…吴庆瑞作为新加坡自卫队成员理应被枪毙，…他避开了检证…一位朋友庇护了他，让他在战时的税务局工作，娶了一位本地的日本妇女为妻。…李光耀一家也过的安逸…因为得到一位富裕的港务局承包商关照，他是李光耀母亲多年来的一位特别要好的朋友，此人的生意在日治时期蓬勃发展…。’

　　李光耀在日治时期是一家日本通讯社的翻译，也从黑市物资买卖中敛财致富。李光耀在日治后期被特务跟踪，原本计划到金马仑躲避，但在受到此行不妥的警告后留在新加坡藏匿，直到英军登陆。

　　战后，李光耀在商业航运恢复之前，搭乘第一只离开的英国军舰前往伦敦;同船的十多名学生都有显赫身世，唯独李光耀是例外。李光耀是凭什么条件和背景登上军舰?T J S George (1974) 根据一名英国记者的叙述记录了一则传言：日治期间，李光耀也可能是英国情报员。

　　李光耀学成后回返新加坡之前，一些在伦敦的英国人致函嘱咐在新加坡政治部担当要职的朋友，好好照顾李光耀。李光耀上台后委任的政治部主管就是其中一人。

　　这些一笔带过或者避而不谈的历史，应该还有相当的探索空间。阴谋论者要追究的是，庇护这一批将会在战后治理新加坡的吴庆瑞，李光耀，韩瑞生等等的幕后者是谁?显然的，能在战争年代提供庇护者肯定非等闲之辈，那是日本的何方神圣?

　　阴谋论者还要追究的是，除日本人之外，李光耀和英国人之间又有什么不可道关系?根据文献，李光耀享有比时任首席部长的马绍尔更多的机密情报，那么，在野的李光耀何以会有这些特殊的政治权力?李光耀在以华治华的殖民战略中担当了何种角色?可见，这一场权力争夺中充满了政治无间道。

　　在新加坡政治斗争历史中一个被忽略的情节是，李光耀何以重用黄望青这位身份背景十分复杂的人物?黄望青又名黄耶鲁原是马共要员，日治时期身穿日本军装自由出入令人闻风丧胆的日本宪兵部。战后，黄望青有多重身份：南洋大学理事会成员，新加坡驻日本大使，和新加坡广播局主席等。

　　李光耀和黄望青的关系最终破裂，黄望青的家庭生意受到调查，儿子黄少朗被控漏报所得税。据悉，案发后，李光耀通过拉惹勒南招见黄望青，但黄望青拒不见面拂袖而去，回返厦门鼓浪屿。

　　阴谋论者要追究的是，李光耀通过黄望青处理了些什么事情?和马共沟通?清算华社，华商和华文知识分子?代理日本在东南亚的利益?昭南岛时代，两人都是日本人的‘翻译员’，他们之间有何相同或者相异的不可道关系?

　　在新加坡政治斗争历史中另一个被忽略的情节是，东南亚华商的政经势力，也就是同盟会组织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比如，Dennis Bloodworth (1986)与《白衣人》(2009)对新加坡权力斗争的叙述，其焦点是李光耀和左翼华人的政治斗争，而右翼华人似乎是一个缺席的角色。

　　同盟会组织在新加坡有悠久的历史，可以从晚晴园与同德书报社等等的历史认识个中情况。早年的新加坡传统华文教育体系就是由这一个派系建立与推广，所以在华校的学生运动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同样的，在工运中亦有其自身的组织，1955年福利巴士工潮就是左右两派华人的政治角力。1960年王永元被李光耀开除党籍后另起炉灶，得到右翼华人政治势力支持。李光耀在和林清祥决裂后的华社支持亦是来自这一股力量。

　　李光耀重用的华商连瀛洲和国民党有密切关系。连瀛洲在南洋大学草创时到美国聘请林语堂主持校政，林语堂扬言要把南洋大学打造成一座反共堡垒。和CIA有来往的林语堂退场后，连瀛洲在吴庆瑞的帮助下创办义安学院，在华文教育上分裂华社。这亦是华社与华教两个板块里两股华人的政治角力。

　　新加坡武装部队是由冒充墨西哥人的以色列人协助建立，海军是由台湾人协助成立，台湾是星光计划下新加坡军队训练野战的场地。李光耀和台湾的政治势力从蒋经国，以至今天的当权与在野势力均有来往。李光耀身为一名‘外人’何以要毛遂自荐介入台海两岸的政治议程?何以‘大佬’般的不时指点台湾江山?

　　李光耀何以由反共变成亲共?何以在中美，中台关系上有着自相矛盾的立场?先是向中国放话说美国并无围堵中国的意图，却又支持美国留在亚洲以抗衡中国的区域影响力?同样的，先是认同台湾力图改善和中国的关系，却又告诫马英九不可提速改善进程?

　　李光耀积极参与的这些国际政治是否超越了新加坡话语权?那么，李光耀是站在什么政治台阶说话?对阴谋论者而言，中国崛起对海外原有华商利益集团必然有着一定的影响与冲击。或许，这其中涉及一个不可道的政治权力与利益再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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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10：李光耀与赵ziyang

　　作者： 乌龙山 来源：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1975年3月，新加坡派遣部长赴中国开交流会。第二年，李光耀首次赴华，会见毛泽东，并参观了几个城市，在西安观赏兵马俑时，他在留言簿上写道：“这一伟大的历史文物，寓意着伟大的未来。”李光耀这一留言当有感触，他知道，英国的考古学家在伦敦舰队街挖出几件骨制品，竟然雀跃万分，面对着眼前气势非凡的兵马俑，他还能说上什么呢!

　　1980年9月，赵ziyang被选为国务院总理。1981年8月，赵ziyang访问新加坡，李光耀在总统府设宴招待，这是两人的第一次会面，李光耀说“尽管我们在社会和政治制度和目标方面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我们有着一些共同利益。”

　　1985年，李光耀访华，赵ziyang设国宴招待。此次访问还参观曲阜，登泰山，然而天不作美，突然间狂风大作，天昏地暗，五岳之首的岱宗似乎显灵不表欢迎，只有作罢。

　　1988年，李光耀再次访华，分别会见赵ziyang、杨尚昆、邓小平。赵ziyang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李光耀，介绍了改革情况。就在此次访问期间，赵ziyang与李光耀打了一场高尔夫球，替他庆祝生日，还为他铺了一条通往泰山山腰的道路，李光耀终于登上泰山，还在泰山脚下的泰山宾馆住了一宿。赵ziyang在百忙之中为李光耀作了这几件事，虽说是尽了地主之谊，但是与他节俭的作风背道而驰，李光耀在他眼中，究竟有何价值?很明显的，这几件事应该是李光耀还没到来之前就几经做好了准备，赵ziyang与李光耀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也就在这一次访问，赵ziyang送给李光耀《河殇》录像带。然而李光耀来华之前，早已做了准备，当赵ziyang问起《河殇》内容(也许是李光耀自说已经看过)，李光耀说“太悲观了。”以李光耀的华文水平，难以看懂华文影片，更以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近乎无知的认识，《河殇》这样深奥内容，他只能看得满头雾水。因此，所谓“太悲观了。”肯定是身边幕客所言，聪明的李光耀，却用一句话解决了主人送礼的盛情，并表示自己关心时局动向。

　　李光耀和赵ziyang的关系有多深?可以从赵ziyang引述李光耀的谈话看出来，现将这两段话引述如下：

　　“尽管北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新加坡仍不能过分依赖中国。不管他们会从一项经济安排中得到什么好处，如果他们从政治方面考虑决定同你断绝关系，他们就可能这样做。因此，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

　　“始终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如果同中国的经济合作范围扩大了，新加坡就会变得过分依赖中国。在同一个共产党国家打交道时，出现这种情况将是灾难性的。”

　　新加坡在1994年2月26日与中国签订了管理苏州工业园协议书之后，才有所谓的经济合作。在此之前，不过是传统的中国副食品单方面的进口，日常的咸菜、皮蛋等等，真的是依赖中国。

　　赵ziyang在此引述的李光耀谈话，有一点值得注意，李光耀话中针对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当自己想要与对方进行经济合作，骨子里却视之为仇敌，李光耀专注的不是互惠互利，经济为先，而是耿耿于怀别人的政治制度，其诚意已经大打折扣了。

　　而赵ziyang在引述了李光耀这两段谈话后，发表了自己的评价：

　　“你看，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和我们打交道时，是做了这样两手准备的，我们可也得用点心啊!”

　　赵ziyang这段话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李光耀说的是政治制度，是敌视中国的政治制度，所谓“过分依赖”，不外是把别人看成没有信用的对象，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苏州工业园会出现问题，因为本身早有“过分依赖”的防范，而且一直以为对方存心使自己吃亏。当发现工业园附近有两个本地工业园时，那种“过分依赖”苏州中新工业园的失望心理，几乎快要爆炸。赵ziyang说“我们可也得用点心啊!”，表面上看来是提醒自己人注意对方有所准备，但就李光耀滔滔不绝的针对政治制度而言，是否也在暗示自己的政治制度是妨碍经济发展的框框?

　　李光耀和赵ziyang见了几次面，关系突飞猛进，赵ziyang急切的改革心愿，已被李光耀洞然于心。这位东南亚的反华反共急先锋，竟然可以与赵ziyang搞在一起，原因很简单，赵ziyang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浑浑然不知路应该怎么走，李光耀的到来，似乎让他开了窍，此时不论鸡毛也好，稻草也好，只要是外来的意见，外来的和尚念的经，听起来是那么新鲜，那么诱人，于是再也管不了什么反华反共，先将之视为上宾而后已，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打球、庆生、铺路之举动。赵ziyang浑然不知李光耀心中想些什么，因为他太不了解此人的内心世界，不了解此人彻头彻尾的洋奴哲学思想，在反腐的示威浪潮中，他六神无主，麻痹大意，没有发觉与李光耀接近，是一种冒险行为。然而李光耀在新加坡的一人专制统治，也使他无法了解中国的集体集中制，他错误地以为赵ziyang可以像自己管理新加坡一样，一声号令，官员百姓莫不唯唯诺诺，匍匐而行。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猜测，李光耀与赵ziyang交往之际，赵ziyang对他的“知遇”，使他忘乎所以，幻觉中自以为是特洛伊木马，是屠龙的大卫，赵ziyang这块肥肉，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将要制造惊天动地的历史。在本国内，他消灭了左派势力，眼前是要摧毁一个超级的左派势力，资本主义世界，将要看到第二个苏联的灭亡。

　　1989年6月4日，发生天安门事件，新加坡的电视与广播，不断报道跟踪，似乎中国当天晚上就要变天。第二天，报纸大事报道，图文并茂，真实与伪假新闻充斥版面，谣言满天飞。在此之前，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位记者黄丽萍，原本前往北京采访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突而转变专门采访学生示威，特写不断飞来，甚至预言中共政权将会倒台。李光耀在天安门事件隔天出来指责中国政府以不对等的武力对付学生，成为亚细安(东盟)唯一指责中国政府的国家领导人。6月5日晚间，李光耀的总理公署发表文告，其要点如下：

　　“总理与内阁原本料想中国政府动用军队平息内乱时，会运用最少武力的原则。”

　　“相反的，军队使用的武器与暴力造成许多人命伤亡，这与手无寸铁的平民所作的反抗完全是不相称的。”

　　“一个大部分人民，包括受过最好教育的人民与政府不和的中国，动乱将发生，人民愤懑，改革将停顿，经济将停滞。由于中国地广人众，这样的中国可能为自己以及亚洲邻国制造麻烦。”

　　在动乱中，赵ziyang确实是下了台，不过强人邓小平以及其他领导人仍然牢牢掌握政权，天没有变，李光耀感觉自己操之过急，言之过早，环顾亚细安各国，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开口说话，自己已经言由口出，马前泼水，难以收回了。事态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李光耀有所警觉，不久，他找来国会议员白振华。这位典型的跑腿人物，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出进中国，负有特殊使命，他为了私利，在福建安溪廉价收购果林，建筑房屋，在新加坡招徕购买，大赚特赚一把。李光耀命他炮制了《李光耀眼中的六四》一书，其原因就是此人出出进进中国，李光耀以为他对六四事件会有所了解，对中共有所了解，能够为自己缓颊，制造下台阶，而且此人极端反共，每当返回新加坡，逢人就说共产党快要完蛋了，是一个适合的人选。然而此书内容竟然与之前李光耀的谈话大相径庭，他指责学生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说是任何政府都无法容忍的行为。不幸的是，那位落力报道的记者黄丽萍，也因而遭了殃。

　　1990年10月3日，新加坡与中国建交，李光耀在建交后立刻赶到中国去，行程中向赵ziyang的亲属打听赵ziyang的近况。往事如烟，神州依旧，此时的李光耀，心中五味杂陈，不知有何感想?

　　李光耀会讨好别人，例如天安门事件，他认为邓小平经历过革命、动乱，所以义无反顾下令平息动乱，并以此和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作对此，借抑低戈尔巴乔夫来抬高邓小平。又如他知道习近平可能成为未来国家领导人，于是在2007年说他插队6年，经过磨练，吃过苦头，是曼德拉式的人物。我们不禁要问，李光耀称赞习近平为曼德拉式人物时，他可有想过被监禁时间超过曼德拉的谢太宝?

　　2005年赵ziyang逝世，没有赵ziyang的中国，是李光耀心中的遗憾。可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今天的新加坡已经“过分依赖”中国，李光耀向来心目中崇拜的的英、美、日三国，都已经走向下坡路，而中国崛起，广开投资天地，让新加坡政府以及非政府的投资如其所愿，大展拳脚，对其停滞不前的经济，尤其是建筑业的帮助甚大。新加坡的大量中国移民，满足了新加坡的人口平衡担忧，尤其是选票的担忧。而中国源源而来的黑钱，更是求之不得的非生产性盈利。没有赵ziyang的中国，本来就是可以“过分依赖”的。李光耀年事已高，在世已无多日，但可惜他完全不懂中华文学，如此可爱又可依赖的中国，真是应了苏轼的词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empirenews.page--]16名前新加坡政治拘留者再次发表声明驳斥指控[/!--empirenews.page--]

　　文章11：16名前新加坡政治拘留者再次发表声明驳斥内政部的诬蔑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审查对所有前政治拘留者的指控 记者：张泰永(2011-9-29)

　　据马来西亚媒介9月28日报道，林福寿医生、傅树楷医生、著名马来新闻工作者和作家赛扎哈利等16名前新加坡政治拘留者今天再次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新加坡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便审查对他们以及所有在内安法下被拘留的人士所作出的指控，是否有正当理由。他们也批评，新加坡内政部不但未回应他们提出的废除内安法的要求，反而继续对他们以及前政治拘留者贴上冷战时代惯用的所谓“共产党统一战线活动”和“马克思主义阴谋”的标签。

　　他们在声明中指出，新近有许多历史学家和前政治拘留者出版的书刊、回忆录和举办的座谈会所揭露的许多事实，跟当年有关事件的官方论述在很多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要求(新加坡)政府拿出道义和政治勇气，为国家利益着想，设立上述调查委员会。”

　　声明接着表示，新加坡内政部于2011年9月23日发表的文告，充满了过去冷战时代所惯用的诸如“共产党统一战线活动”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密谋”的语调。

　　“其意图显然是用来证明他们在内安法之下进行的专制任意的逮捕行动是合法的，并企图在人民心中注入恐惧和害怕情绪。”

　　早前，这16名前政治拘留者曾发表联合声明，欢迎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宣布将废除《内安法令》和《紧急法令》，并呼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向纳吉看齐，废除新加坡的内安法令。

　　驳斥内政部的诬蔑之词

　　16名前政治拘留者今天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新加坡内政部的文告对他们提出的最关切问题，即不经审讯和无限期扣留的课题，完全避而不谈。

　　声明驳斥内政部的诬蔑时指出：“我们16人之中，没有人曾被告上法庭依法审讯。我们被关押和监禁的依据，仅仅是凭内部安全局官员的单方面报告，或者是政扣者受到拷打盘问、冷房虐待、剥夺睡眠等各种折磨以及无限期扣留的恐吓而被逼作出的供词。”

　　联合声明接着指出，《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新加坡是该宣言签字国之一，理应遵守《世界人权宣言》这项规定。

　　联合声明重申，内安法是一部残酷的法令，它让执政党可以在不经审讯的情况下，肆意逮捕任何一个它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士。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内安法对新加坡的冲击，造成瘫痪性和恶毒的后果。

　　今天联名声明的16名前政治拘留者是：林福寿医生、傅树楷医生、赛扎哈利(见图)、 李思东、卢妙萍、莊明湖、陈辛、卓清枝、许庚猷、钟金全、張素兰、叶汉源、陈智成、刘月玲、黄淑仪和陈凤霞。

[!--empirenews.page--]李光耀集团反民主的真面目[/!--empirenews.page--]

　　文章12：李光耀集团反民主的真面目

　　摘自《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

　　13/01/13

　　作者：庄明湖(新加坡)

　　http://www.suaramjb1.blogspot.com

　　李光耀集团勾结英马推行大马计划，1963年2月2日采取“冷藏行动”，彻底暴露其反人民、反民主的真面目。

　　李光耀及其领导的集团披着反殖斗士的外衣，混进左派反殖运动，骗取广大人民的信任，在1959年新加坡自治大选中取得政权后，就逐渐自我暴露他们原来的反人民、反民主的真面目。当人民识破其真面目后，他们就转过枪口对准左派反殖运动。廿世纪60年代新加坡左派运动尤其是左派工运的惨痛遭遇，就是李光耀及其领导的集团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治史上留下的一段反人民、反民主的历史记录。

　　1961年5月间，东姑阿都拉曼提出，由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巴、砂劳越与汶莱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并宣称将于1963年8月正式成立。同年6月李光耀在新加坡邦庆纪念会上表示：“我们支持联合邦总理的声明”。李光耀不顾人民要在1963年(1963年6月，是英国与新加坡宪制安排重新谈判既订日期)争取新加坡内部完全自治的诉求，断然宣布支持东姑阿都拉曼的新殖民主义的“马来西亚联邦”计划(或简称“大马计划”)，自然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应，遭受左派反殖运动抨击。7月巧逢安顺补选，大马计划与争取新加坡内部完全自治遂成为补选议题，李光耀集团推出的行动党候选人职总主席阿旺，对垒工人党候选人马绍尔，7月15日投票结果，阿旺只得票37巴仙，马绍尔得票43.32巴仙，取得大胜。这反映了李光耀集团掌权两年余，因其反人民反民主的真面目被人民看穿，在补选中被人民唾弃。

　　“马来西亚”的宪制安排，是当时英国殖民统治集团、东姑阿都拉曼统治集团与李光耀统治集团，用以缓和、压制五邦人民的反殖运动浪潮，从而继续维持他们的既得利益的一种新殖民统治的产物。那个年代，英国殖民政府面对亚非拉(特别是东南亚)人民反殖浪潮的冲击，不得不把政治权力交给由它扶助的代理人——东姑阿都拉曼集团与李光耀集团，以保持它在本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利益;李光耀集团在1959年获取政权后就巳存心消灭新加坡左派反殖运动，但由于惧怕遭受人民群众(特别是有组织、有战斗力的工人群众)的反击，所以不敢亲自动手。因此想借助实现“大马计划”，由马来亚联合邦的东姑阿都拉曼集团来消灭新加坡左派反殖运动，以达“借刀杀人”的目的;刚掌握马来亚联合邦政权的东姑阿都拉曼集团，眼看汶莱、砂拉越、沙巴、新加坡四个地区，尤其是新加坡的左派反殖运动日益高涨，鼓午着马来亚联合邦的左派反殖运动的发展，而威胁其政权的稳定。总之，当时马来亚联合邦的统治集团正是图谋通过“马来西亚联邦”的宪制安排，来实现既可压制汶、砂、沙、新四邦的反殖运动，尤其是新加坡左派反殖运动，又可掠夺汶、砂、沙的丰富资源以及控制新加坡李光耀统治集团的美梦。

　　“马来西亚联邦”既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它一提出，马上遭受五邦人民的强烈反对，也遭受国际社会，特别是印尼、菲律宾的反对。在新加坡，左派反殖运动人士，不能再忍受李光耀集团反人民、反民主的行为，在1961年7月间，被逼与李光耀集团决裂，退出行动党，由工运领袖林清祥等人带头，另组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简称新(加坡)社阵】，继续推动反大马反殖群众运动。自此，五地区的反大马反殖群众运动，互相呼应，日益高涨，反动派一切欺骗花招一一失灵，处于空前孤立的窘境。

　　社阵是新加坡左派(主要是左派工运)阵营在李光耀集团勾结英殖民主义者和马来亚联邦反动联盟后，在1961年9月16日成立，由当时的工运领袖林清祥(上图站在台上演讲者)担任党秘书长，继续进行反对殖民统治、维护人民利益的宪制斗争。讲台背景是社阵党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争取国家独立，主张汶莱与沙巴、砂劳越组成“北加里曼丹统一联邦”，反对大马计划的汶莱人民党，在1962年8月20日举行第一次议会选举，选举结果，人民党囊括了16个民选立法议席，和赢得地方议会全国55席中的54席(中选的一名独立人士后耒也加入人民党)，取得全面性的胜利，苏丹也承认选举结果。人民党更宣布要争取汶莱在1963年独立。英国殖民政府于是阻止汶莱人民党组织政府，蓄意制造宪制危机。结果导致汶莱人民于12日8日“武装起义”，英国当局调动大批新马英军与澳洲、纽西兰军，到汶莱进行军事镇压。联邦统治集团也派出200名特种警察去汶莱。汶莱人民武装力量弱小，经过几天激战就被制服。

　　“武装起义”被镇压后，12月20日，汶莱苏丹宣布取缔人民党，解散立法议会，停止实施宪法，并对人民党及其支持者、同情者开始大规模的逮捕迫害。与此同时，英国殖民当局借口防止“武装起义”，从12月11日起，在砂劳越大肆逮捕左派人士，包括人民联合党(以下简称人联党)的干部和砂拉越解放同盟(简称砂盟)成员。至12月16日，至少逮捕了48名左派积极分子，当中有半数以上是人联党的中委与分支部主要干部。在这样的严峻紧急状况下，砂盟号召其成员和支持者潜往印尼，接受军事训练，准备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据田英成披露：“1963年初估计，从砂劳越潜往印尼边境的青年男女，不下二千人，同年7月更超过6千人”(见2002年6月20日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出版《一石千浪》第17页)。

　　汶莱人民党议会选举大胜，大大鼓舞了其他四邦，特别是新加坡的反殖反大马斗争。同时也引起了推行大马计划三方反动派的担忧，唯恐汶莱选举结果会在新加坡发生效应，若果真出现，推行大马计划的阻力更大。

　　李光耀集团为了蒙蔽世界人民，1962年9月在新加坡泡制了一场“公民投票”，在选票上规定三个选项，选任何一个都是要新加坡加入大马，选民全无表达要争取新加坡完全自治与反对加入大马的选择。面对这样一场高度欺骗性的“公民投票”，左派到底应参加还是抵制?结果是选择参加。把参加视为展开广泛宣传、教育人民的群众运动，号召人民投空白票以表示对欺骗型公投选项的抗议，以及表达人民反大马计划的意志。尽管当权者耍弄肮脏手段，百般唬吓选民，蓄意散播谣言如“谁投空白票将会失去公民权、工作”等等，结果还是有25%选民投空白票。其余选民是不是就属於支持李光耀统治集团的呢?相信他们心知肚明：绝对不是!为何“公民投票”之后不到五个月，李光耀就放弃借刀杀人的计划，甘当万夫所指的历史罪人，而在1963年2月2日亲自采取“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 STORE)，镇压新加坡左派反殖运动?这只能说明李光耀集团对耒临的新加坡大选，不管是大马实现之前或之后举行，也不管是无论如何玩臭，都没有胜算的把握。他心里明白，万一选举失败，不只原大马计划难推行，李光耀集团的政治寿命也可能就此结束。三方反动派都惧怕发生这样的结局。它们为了各自不可告人的目的，互相勾结，确保耒临的新加坡大选李光耀集团能获胜，所以，必须在大马成立前，由李光耀集团出手执行对付新加坡的左派反殖力量的大逮捕、大镇压行动。

　　以上所述，就是1963年2月2日新加坡史上臭名昭彰的“冷藏行动”(民间称为“二�6�1二事件”)的由来和背景。

　　继“冷藏行动”之后，李光耀统治集团采取七分高压与三分欺骗两手策略，加紧摧毁反抗势力。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哈伯(T.N.Harper)揭露，李光耀原本要在“冷藏行动”大逮捕中，一举朴灭新加坡的政敌，要捉约一千人，包括统一党的王永元，也要求联邦政权逮捕联邦社阵著名领袖布斯达曼与林建寿，却被联邦政权拒绝。最后只同意在新加坡拘捕169人的名单，不捉王永元;在联邦，不拘捕林建寿，只捉布斯达曼。结果是1963年2月2日清晨，新加坡113人被逮捕，林清祥在逮捕名单中高居榜首。新加坡“冷藏行动”11天后，即2月13日，布斯达曼被联邦政权拘留(详细内容见T.N.Harper著Lim Chin Siong and The“Singapore Story”，北方译《林清祥与新加坡的故事》(华文本)，2004年，策略资讯研究中心出版，第81—82页)。

　　李光耀统治集团原想通过“冷藏行动”，一举消灭左派反殖力量及其他反抗人士的计谋不能完全得逞之后，仍然处心积虑继续推行其阴谋。“冷藏行动”之后仅仅半年，李光耀统治集团为了必须赢得大选，采取七分高压三分欺骗的两手策略，加紧摧毁反抗势力，逼迫广大人民就范。

　　李光耀在宣布9月大选前，从8月初就策划要封闭拥有6万名会员、最具影响力的7间左派工会。8月28日李光耀就宣布要在10月30日封闭七间工会，即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简称各业工联)、新加坡全国海员工会(简称海员工会)、新加坡商行雇员联合会(简称商行雇联)、全星建筑工友联合会(简称建筑工联)、星洲磗业工友联合会(简称砖业工联)、新加坡巴士车工友联合会(巴士工联)与新加坡机械工程雇员联合会(机械工联)。

　　在宣布封闭上述工会之前，李光耀统治集团及其御用工会，早也策动通过渗透左派工会，从内部搞分裂、夺取工会领导权，破坏工人争取改善待遇、反抗雇主无理开除，以及威逼资方不得承认左派工会的代表权等等，全面向左派工会进攻，妄图抢夺左派工会的阵地。他们对付海港局工会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1963年3月开始，李光耀集团就发动对拥有万余名会员的左派海港局工会的进攻。他们拉拢收买工会负责人不成后，对工会不断施加压力，逼迫就范。李光耀诬蔑工会是由30～40人操从;政府也强行收回工会会所;到7月间，政府甚至冻结工会12万余元银行存款，并指示海港局拒绝承认工会是工友的代表，剥夺了海港局工会的代表权。(见1963年3月20日《阵线报》第7期)

　　李光耀统治集团勾结英国及联邦政权拘留了100多名新加坡左派各团体重要领导人，并订下期限决意封闭7大左派工会之后，在9月4日宣布举行大选，订12日为提名日，21日为投票日。这种先捉人后选举的假民主把戏，不过是确保李光耀统治集团在大选中包赢的骗局。李光耀刻意将新加坡大选及其宣传活动跟大马的正式成立，紧密联系起来，其目的显而易见，是上演大马计划已获得新加坡多数人民支持的丑剧，也为大选后的更疯狂扫荡行动制造假民意藉口。大选一结束，一波又一波的镇压就随着爆发了，左派工运成为被对付的主要对象。从1963年9月16日大马成立起，至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大马的不到两年期间，就发生了许多令国人与世人震惊的镇压行动，以下是较大的事件——

　　(1) 1963年9月22日吊销南大创办人陈六使的公民权——李光耀在大选胜出的第2天即9月22日，就吊销南大创办人陈六使的公民权。陈六使创办、维护南大，坚定争取民族教育权益，只因在大选时支持在社阵旗帜下竞选的南大毕业生候选人，就成为李光耀在大选后首先对付的人物。

　　(2) 同年9月26日大批军警侵入南大校园打人捉人——李光耀在大选胜出后的第五天即9月26日，派出大批军警侵入南大校园，殴打学生，数十多人受伤，有的头破血流，四名伤势严重。逮捕5名在籍学生和7名毕业生，其中3名是社阵候选人。并褫夺“大学论坛”等六种刊物的出版权。在大选中，南大生支持南大毕业生候选人，大选后就遭受如此惨无人道的报复。

　　(3) 同年10月3日，封闭五间拥有10余万会员的左派农民、小贩团体——这5间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间组织即是：新加坡乡村人民联合会、新加坡乡村住民联合会、新加坡小贩总会、新加坡小商公会，以及新加坡小贩联谊会。

　　(4) 同年10月8日，镇压左派工会为抗议政府封闭7间工会的总罢工——8日与9日，这两天是左派工会为抗议政府要封闭7间工会而进行的“反迫害，保组织”总罢工。政府事前通过电台不断传播“罢工是非法的”“政府准备动用军警对付罢工者”的恐吓讯息。事发时差遣“劳商工联”(御用工会)派员破坏罢工，动用军警镇压罢工工友，逮捕了几乎全部的左派职工会联合总会(SATU)的领导人及社阵领导人，其中3名是立法议员(即：卢妙萍、李诗东和巴尼)，5名是社阵(在大选时派出的)候选人。

　　(5) 同年10月30日，正式封闭拥有会员六万余的7间左派工会——李光耀通过职工会注册官，8月28日致函给7工会，这样说：“你们的工会和其他工会参加8月25日由中华总商会召开向日本追讨血债大会的行动，是违背了你们的工会章程和宗旨的，你们这种行动是配合共产统一战线活动的……你们必须在10月30日前提出觧释为什么工会注册不应被吊销的理由”。用这样的“理由”来封闭工会，真是岂有此理!向日本追讨血债大会，是由中华总商会所召开，左派工会响应这项符合各族人民愿望的正义诉求的号召，发动会员出席支持，全星各类社团也带领会员出席支持，李光耀本人也在大会上讲话，为什么唯独左派工会是背负“共产统一战线活动”罪名?为何7间工会就应因此被封闭?这难道不是胡乱找个藉口镇压左派工会的野蛮行径吗?

　　(6) 1964年1月8日，吊销拥有一万名会员的新加坡军港工友联合会的注册——新加坡军港工友联合会在1963年10月间领导会员为改善待遇进行罢工斗争，引起李光耀统治集团的恐慌，而决意瓦解这个对他们有着极大威胁的组织。李光耀在1964年1月8日，宣布吊销这间工会的注册，同时责令另外筹组御用工会取而代之。

　　(7) 1964年6月27日数千军警包围南大，41名学生被捕——当天凌晨星马政权派了3000多名军警，整百辆大小警车侵袭南大校园，包围学生宿舍，五步一冈，进行大搜捕。结果41名男女大学生被捕。

　　(8) 同年7月18日，101名南大生与75名职员工友被开除。

　　(9) 1964年9月10日起，逮捕左派工运、学运、政党领导人——9月10日起，星马政权再次联手展开逮捕新加坡左派反殖各界人士，涵盖工会、校友会、社阵、人民党等领导人30多名。代表32工团的“全星工团联络秘书处”负责人全都被捕(全星工团联络秘书处是新加坡左派工会在SATU被禁止活动后，联合派出代表组成的领导组织)〔注1〕。9月12日，社阵欲在芳林公园举行反抽兵、抗议大逮捕群众大会，却遭当权者横蛮制止，数千军警包抄镇压，演变成群众被逼分散数区游行示威，过程中群众被殴打，77人被捕，后遭提控定罪，有的被判罚款，有的被判坐牢3个月，其中被捕者书报业工联秘书林耀明，被改为公安法令拘留两年，后被驱逐出境(遣送到新山)。

　　(10) 1965年4月29日始逮捕30工会庆祝劳动节筹委领导人——五一劳动节在新加坡是法定公共假日，左派工会除了在各自的会所举办一些庆祝活动以外，依循惯例向警方申请在芳林公园或花拉公园或惹兰勿刹足球场任何一个地点，联合举行庆祝大会。联邦政权首先禁止砂劳越工人庆祝劳动节，接着不准联邦工人开会庆祝，随后也拒绝新加坡工会在公共场所联合庆祝的申请。政府文告还作出指责，说“庆祝五一筹委会欲把新加坡工人卷入在新加坡制造不安和紧张的阴谋里面去”。这分明是为镇压工会领导制造藉口。当权者一面剥夺工会在公共场所(花拉公园)举行庆祝会的应有权利，一面在4月29日开始逮捕30工会联络秘书处和庆祝劳动节筹委领导人〔注2〕。5月1日当天，工人群众涌上街头，展开和平示威游行，抗议当权者无理剥夺工人阶级庆祝劳动节的权利和横蛮拘捕工会领导人，结果却遭受大批军警殴打镇压，277人被捕拘禁。

　　大马强行成立后，星马政权联手加紧镇压左派反大马反殖运动，除了上述列举的引用公安法令不经审讯无限期监禁左派各级领导干部，封闭合法团体，更利用所谓“立法”手段，通过修改法令，如《社团修正法令》、《职工会修正法令》拑制合法团体的生存，全面摧毁反抗势力。同时，通过新法令，如《雇佣关系法令》、《工业关系法令》等，压抑和剥夺劳动群众要求改善工作待遇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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