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左翼进步政党的内部分裂原因探析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7月第4期

　　2000年1月，民主劳动党正式成立，韩国有了民主化后的第一个左翼进步政党。民主劳动党诞生后进入了一个迅速成长阶段。2000年4月，民主劳动党积极推荐21位候选人参加第16届国会选举，虽然只有1.2%的得票率，也没有获得任何国会议席，但却扩大了党的影响力。2002年6月，民主劳动党继续备战第3届地方议会选举，实现了零的突破，在广域议会比例代表选举中获得8.1%的选票，共赢得11席，在全部政党中排名第三。2002年12月，民主劳动党推出总统候选人角逐第16届总统大选，最终候选人权永吉获得3.9%的选票，位列第三。2004年4月，民主劳动党在第17届国会选举中得票率上升为13%，共获得2个地区议席和8个比例代表制议席，左翼进步势力开始有了自己的院内政党。民主劳动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巨大成功，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我国学者也不例外，分别用“崛起”(董向荣，2004：3)、“兴起”(陶文昭，2007：33)、“异军突起”(詹小洪，2004)等词汇来表达欣喜之意。当然，在表达关注和欣喜的同时，学者们对民主劳动党的未来也表示担忧，例如“民主劳动党要在议会道路上稳步推进依然困难重重”(汪亭友、董向荣、方秀玉，2007：51)，“韩国民主劳动党的未来将经受更多的考验”(陶文昭，2007：37)，“韩国民主劳动党距离成为主要政党甚至执政的理想还很遥远”(董向荣，2004：11)等等。

　　这些担忧被不幸言中，民主劳动党进入国会后就陷入了分裂。随着分裂强度的升级，2008年3月一部分党员脱离民主劳动党成立进步新党，2011年12月又一部分党员脱党后成立统合进步党，2012年10月统合进步党的一部分党员再次从中分裂出去成立进步正义党。在民主劳动党四分五裂的背景下，韩国左翼政党的政治影响力开始由盛转衰。2006年的第4届地方议会选举中，民主劳动党的得票率下降为12%;2008年的第17届总统大选中，民主劳动党候选人的得票率也下降为3%;2010年的第18届国会选举中，民主劳动党和进步新党的总得票率才为8.6%;2012年的第18届总统大选前，左翼政党更是分裂为统合进步党、进步新党和进步正义党三部分，各自为战，结果候选人最终都退出了选举。内部分裂导致韩国左翼政党发展受阻。那么，是什么造成了韩国左翼政党的内部分裂呢?本文将从历史渊源、理念弱化、结构缺陷等方面来加以分析。

　　一、历史渊源：在竞争性政治组织基础上诞生的韩国左翼政党

　　韩国民主劳动党的前身是1997年成立的左翼进步政治组织“国民胜利21”，“国民胜利21”又是由民主解放阵营组织和民众民主阵营组织联合而成，这两大政治组织虽然同属左翼进步势力，但在理念、路线和政治文化上却迥然相异，这无疑成为了韩国左翼进步政党分裂的历史原因。

　　民主解放阵营组织和民众民主阵营组织的分歧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韩国学生运动。当时，反对独裁、追求民主的进步学生结成各种地下组织。这些学生组织先是被整合为“学林”和“武林”两大阵营，1984-1985年间转变为“MT”(Membership Training)和“MC”(Membership Corporation)两大阵营，1986年转变为“民族解放”和“制宪会议”两大阵营，1987年转变为“批判的支持”、“候选人单一化”和“独自候选”三大阵营，1988年“民族解放”吸收“制宪会议”后形成了暂时的统一，1989年又分裂为“民众民主”和“民族解放”两大阵营)。除整体上民族解放阵营和民众民主阵营的对立外，两大阵营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裂。1993年，金泳三政府上台后，民族解放阵营的支持基盘——全国大学生代表者协议会(简称全代协)和韩国大学总学生会联合(简称韩总联)开始出现了分裂，一部分学生对民族解放阵营的指导思想——朝鲜式社会主义，也就是主体思想进行批判，要求韩总联进行民主改革。1996年，要求民族解放阵营进行改革的学生，在改革遭遇失败后退出了韩总联。自此，民族解放阵营内部分裂为“主体思想派”和“非主体思想派”。同样，1992年的苏联解体也造成了民众民主派的内部分裂。其中，一部分势力仍然主张阶级斗争和代表劳工阶级利益，被称为平等派;另一部分势力则主张阶级调和，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派(，2011：87)。 

　　在民主劳动党成立之前，民族解放阵营和民众民主阵营之间存在激烈的斗争。在指导思想上，民族解放阵营奉行朝鲜式社会主义，民众民主阵营奉行苏联式社会主义，苏联解体后民众民主阵营的大部分成员又转为信奉民主社会主义。在选举战略上，民族解放阵营强调统一战线的建立、民主大联合的形成，对自由主义政党和政治人持批判性的支持态度;民众民主阵营强调独自建党，即以劳动阶级为中心建立合法的进步政党，不主张与自由主义政党和政治人进行联合。在内部构成上，民族解放阵营由民主主义民族统一全国联合(简称全国联合)、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简称民主劳总)的国民派、全代协、韩总联、全国农民会总联盟(简称全农)组成，民众民主阵营由韩国社会主义劳动者党、民众政治联合、国际社会主义集团、民主劳总的中央派和现场派组成。在组织方式上，民族解放阵营强调集体主义，在组织中重视上下关系和命令——服从关系，民众民主阵营强调个人主义，在组织中重视平等和自由讨论(，2011：88-89)。 

　　为了获得进步势力的领导权，民族解放阵营和民众民主阵营在各种学生会、劳动工会、农民协会中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学生会、劳动工会、农民协会的每次竞选中，民族解放阵营和民众民主阵营都争得不可开交。1997年，为了共同应对总统选举，民主解放阵营和民众民主阵营暂时和解，并在民主劳总的主导下组成了“国民胜利21”，推荐权永吉为单一候选人。但是，在竞选过程中，民族解放阵营中的大部分组织却转而支持金大中，直接导致左翼进步势力联合的失败。1998年2月，“国民胜利21”召开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应对总统大选的“选举对策本部”转变为一般性的政治组织。1998年5月，民主劳总决定积极支持“国民胜利21”的转型和扩大，将它发展为以劳动者为中心的左翼进步政党。1999年，民主劳总再次联合民众民主阵营和民族解放阵营的一部分，商议在“国民胜利21”的基础上建立左翼进步政党。1999年上半年，“国民胜利21”先后召开“各阶层代表演说会议”、“全国贫民联合代表者会议”、“民主劳总中央执行委员会”、“进步政党建党促进委员会”等一系列会议，为建党做准备。1999年8月，“国民胜利21”正式成立民主劳动党建党准备委员会。2000年1月29日，民主劳动党建党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党纲、党宪和党规，选出党的领导集体，宣布民主劳动党正式成立。在2000年的第16届国会选举中，民主劳动党共推出21名候选人。虽然无1人当选，得票率也不到2%，但民主劳动党在蔚山东区和北区、庆南昌原乙区获得30%以上选票的事实，使党的领导集团认为只要将1997年总统选举时分裂出去的另一部分民族解放阵营组织吸收进来，就会取得更大的胜利。2000年6月，民主劳动党召开临时党代会，决定联合国内各种进步团体重新建党。从此，民主劳动党开始积极游说全国联合、全农、韩总联、社会党等力量并入民主劳动党。2002年初，韩总联决定加入民主劳动党。2003年10月，全农也决定加入民主劳动党。2003年11月，民族解放阵营的绝大部分都被统合到了民主劳动党内。民族解放阵营和民众民主阵营的最终联合，直接导致民主劳动党在2004年的第17届国会选举中实现了零的突破，一举获得10个席位。

　　但是，民族解放阵营和民众民主阵营的联合，在造成民主劳动党迅速崛起的同时，也埋下了分裂的隐患。因为民族解放阵营和民众民主阵营的联合只是选举时的权宜之计，并没有从理念和组织上根本和解。反对左翼进步势力独立建党的民族解放阵营，一直在寻求与其他自由民主势力建立大民主统一战线的机会，在1997年的总统选举中就曾放弃“国民胜利21”的候选人权永吉，转而支持新民主党的候选人金大中。民众民主阵营和民族解放阵营联合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民族解放阵营反对独自建党，要求建立大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不再具有号召力。1987年韩国基本实现政治民主化，此后金大中和金泳三政府又不断进行政治改革，清除了大部分独裁政府遗产。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韩国，建立大民主统一战线就显得没有必要。在新的国内政治形势下，左翼进步势力独立建党变得刻不容缓(，2005：11)。因此，民族解放阵营开始放弃对其他民主自由势力的批判性支持，考虑并入民主劳动党。第二，民族解放阵营信奉的朝鲜式社会主义，遭遇了史上最大的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给朝鲜社会主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另外，1995年夏季起，朝鲜遭遇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引发了国际上各种对朝鲜政权的猜忌。朝鲜社会主义面临的危机，对民族解放阵营无疑造成了无形的压力，使内部出现了松动的迹象。第三，大学生关心领域发生转变，民族解放阵营的支持基盘弱化。在民众民主阵营和民主劳总实现联合后，民族解放阵营可以依靠的主要力量就集中在大学校园。然而，在后民主化时代，韩国大学生更多地关心英语研修、国际交流和就业考试，与过去热衷学生运动的前辈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1997：57)。韩国大学生对政治运动的疏远和冷漠，使民族解放阵营开始考虑建立以劳动阶级为基础的政党，对民主劳总发出的进步势力共同建党邀请作出了积极回应。第四，民众民主阵营乐观地认为可以对民族解放阵营实现改造。民众民主阵营是民主劳动党建党时的主力，他们简单地认为民族解放阵营入党后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将很快抛弃原有的思想路线，不再信奉朝鲜式民主主义(，2011：100-101)。因此，民众民主阵营认为，两大阵营的合并只会壮大自身的势力。 

　　但是，民族解放阵营并没有放弃既有的理念和组织文化，民众民主阵营也没有被民族解放阵营所同化。民族解放阵营渐渐演变为民主劳动党中的自主派，民众民主阵营则渐渐演变为民主劳动党中的平等派，这就埋下了左翼进步政党分裂的祸根。

　　二、理念弱化：无法落实民生政策和统合内斗

　　2004年民主劳动党在第17届国会选举中斩获10席后，国内外形势都为左翼进步政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但是，民主劳动党自身却没有形成一种和国内外环境相切合的理念，而没有统合内部各种势力的理念，也就自然会丧失内部组织的团结性(Panebianco，1988：268)。这样，民主劳动党在理念发展和理念统合上的失败，直接导致左翼政党理念弱化，加速了其内部分裂和衰退的速度。

　　国内外形势为左翼政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是基于以下原因。第一，1997年韩国遭遇IMF经济危机后，中产阶级大幅缩水，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特别是青年失业率增加，公司大面积实施结构调整，许多固定职被临时职取代，外资在证劵投资市场渐渐占据主导地位，广大劳工阶级无法从国家经济增长中获益。2004年6月，韩国证券市场中的外资比重已经达到43.6%，其中三星电子为58.6%，现代汽车为54.9%，国民银行为76.8%，浦港制铁为69.1%。许多韩国学者认为韩国已经陷入了新自由主义的陷阱，甚至有学者认为韩国民主主义开始走向“形骸化”(hollowing out)(，2004：35)。这样，具有左翼进步色彩的民主劳动党，很容易赢得失业者和低收入者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普通大众也对其解决失业、临时职和贫富差距问题充满了期待。有学者就曾认为，民主劳动党“对韩国民主主义的深化巩固，对促进劳动者和庶民的政策开发”发挥着积极意义(，2004：38)。第二，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波及韩国后，贫富差距和失业问题更加严重，甚至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群沦为了“赤贫族”和“穷忙族”，韩国最优秀的首尔大学的毕业生也面临求职难，沦为“88万韩元的一代”。根据韩国开发研究院(KDI)2009年公布的《贫困变化趋势和原因分析》报告结果，居住在城市的每100户中就有14户沦为贫困阶层(焦佩，2010：23)。李明博政府在对应危机时表现出的力不从心，确实给左翼进步政党提供了发展的机会(，2009：22)。

　　然而，民主劳动党并没有把握住国内外环境提供的发展机会，反而走上了分裂、衰退之路，从韩国的三大选举，即总统选举、国会选举和地方议会选举的得票率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趋势。2006年5月，民主劳动党在第4届地方议会选举中获得12%的得票率，相比2004年的第17届国会选举下降了1%。2007年12月，民主劳动党的候选人权永吉在第17届总统大选中获得3%的得票率，位列第五，比2002年第16届总统大选下降了1个百分点和2个位次。2008年3月16日，民主劳动党中一部分平等派人士正式宣布脱离民主劳动党，建立进步新党，并推出34名地区候选人和11名比例代表制候选人，共45名候选人，参加当年4月举行的第18届国会选举。民主劳动党和进步新党的分裂，直接削弱了左翼进步政党的力量，因为进步新党和民主劳动党的优势选区有很大的重叠部分，左翼进步政党陷入选举中的内耗。例如，就比例代表制得票来看，在蔚山南区，2004年民主劳动党的得票率为19.5%，2008年民主劳动党的得票率为13.4%，进步新党为3.2%;在蔚山东区，2004年民主劳动党的得票率为25.2%，2008年民主劳动党的得票率为14.0%，进步新党为8.5%;在蔚山北区，2004年民主劳动党的得票率为35.4%，2008年民主劳动党的得票率为23.6%，进步新党为6.4%;在庆南昌原区，2004年民主劳动党的得票率为24.3%，2008年民主劳动党的得票率为21.4%，进步新党为4.0%。这样，民主劳动党在第18届国会选举中，只获得了5.7%的得票率，赢得了2个地区议席和3个比例代表制议席，和上届国会相比，议席数缩水一半。另外，进步新党的得票率仅为2.9%，没有获得任何议席。即便将民主劳动党和进步新党的得票率相加，也只有8.6%，和2006年的第4届地方议会选举相比，又下降了3.4个百分点。2010年6月，民主劳动党在第5届地方议会选举中获得广域议会24席、基础自治议会115席位，进步新党获得广域议会3席、基础自治议会22席，左翼政党的分裂持续深化。2011年11月，民主劳动党彻底分裂解散。2011年12月，进步新党和民主劳动党的一部分党员联合国民参与党的一部分党员，共同建立了统合进步党。2012年10月，又有一部分党员从统合进步党中分裂出来，建立了进步正义党。至此，韩国左翼政党一分为三，由最初的民主劳动党分裂为进步新党、统合进步党和进步正义党。

　　民主劳动党没有发展出对选民具有吸引力的、适合时代发展特征的进步理念，没有形成将各种左翼进步势力团结在一起的统合理念，是民主劳动党走向分裂的直接原因。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民主劳动党虽然宣称自己是代表劳动者、农民和贫民的政党，但在国会活动中却几乎没有通过任何改善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状况的具体民生政策，这导致韩国民众对左翼进步政党的存在价值产生了怀疑。民主劳动党首次进入的第17届国会，共开会943天，举行了26次会议，提出6387件法案，但仅通过21.2%。在激烈的朝野竞争中，只占议席3%的民主劳动党不可能形成交涉团体，其在竞选中许诺的民生政策大多被国会无休止的争吵淹没。2008年开幕的第18届国会，执政党大国家党在299席中占153席，再加上亲朴联盟的14席、自由先进党的18席、无党派中保守势力的8席，保守派在国会中已经掌握了193席，基本达到了全体席位的2/3。在保守派占据巨大优势的第18届国会中，只剩下5席的民主劳动党更是在民生政策方面毫无建树。第二，民主劳动党内缺乏党内民主，掌握领导权的自主派压制和排斥包括平等派在内的其他派别，导致无法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产生统合理念。自主派与平等派最大的差异体现在外交政策上，自主派主张“亲北反美”，理解和支持朝鲜社会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对朝鲜人权问题和核武器开发问题的批判，平等派则恰恰相反。民主劳动党对自主派和平等派的意见差异，不是以公开讨论的方式来求同存异，而是采取简单的多数表决和禁言方式来回避差异。在朝鲜不断进行核试验的背景下，这种意见差异越压越大，最终导致进步新党和民主劳动党的分裂。此后的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事件，再次导致了统合进步党和进步正义党的分裂。

　　三、结构缺陷：多数派权力通吃和党员自由进出

　　政党结构是指政党内部的权力分配和组织方式，具体包括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关系、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关系、党组织和党员个体之间的关系等等。一般来讲，资产阶级政党的结构比较松散，没有严格的上下级组织关系，也没有严格的党员规范制度，党中央组织只对各个地方党组织发挥协调而不是领导作用，党组织对党员也基本没有约束力，党员的入党和退党都非常随意。相反，无产阶级政党的结构比较紧密，各级党组织有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党的中央组织领导各级地方组织，党通过党规党纪来规范党员行为，党员必须自觉遵守党的各项纪律和制度。韩国左翼进步政党既具有资产阶级政党的结构特征，也具有无产阶级政党的结构特征。当这些特征相互冲突时，韩国左翼进步政党不仅没有把它们的长处发挥出来，反而充分暴露出了它们的短处，加速了政党的内部分裂。

　　1995年11月成立的民主劳总，是韩国左翼进步政党最初的组织基础。民主劳总自成立之初就内部分裂为三派，即国民派、现场派和中央派。国民派以权永吉为中心，以社会改革斗争为基本路线，走与市民运动联合的战略，喊出“与国民同在的劳动运动”口号。国民派掌握了民主劳总最初的领导权，在1996—1997年反对《劳动法》非法修改的过程中领导了工人总罢工，后又组织了“国民胜利21”，把工人运动和学生、市民运动紧密联合在一起。现场派以李甲用为中心，主张“斗争与革新”，在1998年2月精简解雇制度写入《劳动法》后掌握民主劳总的领导权，一边继续反对精简解雇制度，一边主张劳工运动路线应该及时反映一线劳动工人的要求。中央派以段丙浩为中心，在国民派和现场派的分歧中强调民主劳总应该具有统合性指导力量，1998年8月开始掌握领导权。中央派主张在韩国的各个行业建立劳动组织，然后再实现各个劳动组织之间的统合，并由此形成一支强劲的代表劳动者的政治力量。国民派、现场派和中央派之间的斗争在民主劳总中持续存在，在三派分别轮流掌权后，国民派开始在民主劳总中独大。2000年民主劳动党建党后，民主劳总的国民派就成为了其最大的组织支持力量。2000年1月30日，民主劳总国民派领袖权永吉当选为民主劳动党的第一任党代表，建立起了各种派别合作和竞争共存的组织结构。当民族解放阵营和民众民主阵营发生分歧时，基本通过民主协商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例如，在党名问题上，自主派主张使用统一民主进步党，平等派主张使用民主劳动党，最终通过党内投票表决的方式，651对611票确定党名为民主劳动党。另外，关于党纲中对朝鲜社会性质定性的问题、国家统一的方向问题、党纲题目拟定的问题，平等派和自主派都在协商的基础上相互妥协。2004年第17届国会选举结束后，民主劳动党选出金慧敬为第三任党代表，各种派别合作和竞争共存的组织结构被打破，对立和博弈成为党内的常态。随着民主劳动党成为院内政党，党内开始建立起集体领导体制。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党最高委员会，由党代表、院内代表、事务总长、政策委员会议长、最高委员3名、女性最高委员4名、劳动部门最高委员1名、农业部门最高委员1名共13人组成。由于最高委员和事务总长几乎全部被自主派占据，自主派开始把握党的最高决策权，排斥其他党派的意见。金慧敬无法保持党内民主和团结，2005年10月辞去党代表一职并解散党最高委员会。2006年2月，在民主劳动党自主派和民主劳总国民派的联合支持下，文成贤当选为第四届党代表。平等派支持的赵承洙在党代表选举失败后，引发了对党内选举制度的不满。平等派党员批评选举和候选人政治能力无关，党员都是按照所属派别来投票，候选人只要赢得党内大派支持就能赢得选举，整个选举过程已经被操纵。文成贤上台后，重新组织了党最高委员会，但大部分委员还是由自主派党员担任。试图通过换届选举来打破党内自主派主导局面的平等派，在第四届党代表选举和党最高委员会组成后，要求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对选举过程中出现的腐败行为进行调查。随后，真相调查委员会公布选举中确实存在有组织地故意散布谣言的操纵选举行为。然而，党中央委员会190人中只有40人赞成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意见，调查结果最终被否定。在自主派和国民派的联合下，党内发生不同意见时全部通过多数投票的方法来决定取舍，少数派的意见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被边缘化的少数派认为党内存在霸权主义，产生分裂情绪。2006年10月朝鲜进行核试验，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意见完全对立起来，以自主派为中心的多数派认为应承认朝鲜拥有核武器的自卫权，以平等派为中心的少数派认为应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两派立场的尖锐对立，又被多数派以投票表决的形式强压下去，这直接导致少数派下定了分裂的决心。2007年总统选举后，留在党内的少数派试图让自主派承担党内分裂和选举失败的责任。但是，自主派不仅没有承担相关责任，反而继续排斥少数派。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件是，经中央委员会授权成立的以沈相奵为领导的非常对策委员会提出的党改革议案遭到自主派投票否决，相反自主派提出的修正改革案却在会议现场被多数表决通过。随后，民主劳动党中分裂出进步新党，民主劳动党自身也渐渐没落解散。

　　韩国左翼政党分裂的结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韩国左翼进步政党结构内有上级——下级和中央——地方关系，但缺乏对党员行为的具体规范和处罚机制。民主劳动党的最高决策机关是由13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除院内代表以外的最高委员都由党员直接选举产生，负责处理日常党务和指导各级党支部的工作。但是，当最高委员会作出的决策与党员个人想法相左时，并没有规定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这就造成了党内派别之间的冲突和分裂。赵承洙选举事件和朝鲜核武器试验事件，就是此类典型。第二，韩国左翼政党结构中强调了权力分散和集体领导，但缺乏有效的问责制度(，2009：98)。民主劳动党的最高委员会虽然设置了党代表一职，但却施行集体领导制度。集体领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党内一人独裁，但也产生了决策失误时的责任承担问题。例如，文成贤为党代表的第四届民主劳动党最高委员会就一直对党的分裂和没落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第三，韩国左翼政党结构中存在多数派和少数派权力分配严重失衡的特点，直接导致少数派被边缘化。民主劳动党的最高委员会虽然通过党员直接选举产生，但在投票方式上却选择了1人多票制。1人多票制是指党员在选举最高委员时可以分别投12票，其中包括党代表1票、事务总长1票、政策委员会议长1票、最高委员3票、女性最高委员4票、劳动部门最高委员1票、农业部门最高委员1票(，2009：99)。这样，党内的多数派将所有的选票都投给本派党员时，就会造成多数派权力通吃的现象，少数派自然被边缘化。第四，韩国左翼政党结构中同样存在“政治人物中心主义”的弊病。“政治人物中心主义”是韩国政党的通病，指政党的离合聚散主要看党领袖的个人行动，每个党领袖都在党内聚集着一部分固定的支持力量，一旦党内领袖之间发生分裂，就会引发政党分裂。这些政党领袖可能是因为意见相左而分裂，也可能是因为选举中无法成为党推荐的候选人而分裂。民主劳动党最初的团结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权永吉的个人威信，后来鲁会灿、柳时敏、沈相奵、李正姬等人的离合聚散直接影响了左翼政党的联合和分裂。先是鲁会灿、沈相奵退出民主劳动党建立了进步新党，后是沈相奵又退出进步新党联合原开放国家党的柳时敏和民主劳动党的李正姬建立了统合进步党，再有鲁会灿和柳时敏联合建立了进步正义党。

　　四、结语

　　韩国左翼进步政党在1987年民主化基本实现以后，才从“地下党”变为“地上党”，这就决定了它从一开始就具有许多民主斗争地下组织的特征。在这些民主斗争时期观点和立场截然对立的派别暂时联合的基础上，韩国第一个左翼进步政党——民主劳动党诞生。但是，这种暂时联合并没有改变其中各个派别固有的理念、文化和组织形式。2004年民主劳动党进入国会时，喝彩声中埋下了分裂的隐患。要想实现韩国左翼进步政党的持续发展和内部团结，必须找到一种进步的理念，这种理念不仅被党内各派所接受，而且对党外的广大民众具有吸引力。只有这样，韩国左翼政党才能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也才能保持内部团结。然而，韩国左翼政党却没有能在民众关心的贫富差距和临时职等民生问题上有所建树，反而越来越多地把精力放在了对北政策和反美主义上。另外，党内平等派和自主派也没有能够求同存异，建立起一种统合理念来维护内部团结，反而在争吵中内耗。在权永吉任党代表的时期，民主劳动党还因为权永吉的个人威信基本上保持了团结。但是，2004年金惠敬任党代表后，民主劳动党内部结构性缺陷凸显，最终分裂解散。民主劳动党内存在明显的上下权力关系，权力集中于党最高委员会，党最高委员会由党员直接选举产生，但党员在投票时采取一人多票制，导致多数派在党内权力通吃的结果。另外，韩国左翼进步政党的党员管理体制又比较松散，被边缘化的少数派很容易从党内分裂出去。再加上韩国左翼政党也具有“政治人物中心主义”的弊病，党内的领袖分裂更是加剧了左翼进步政党的分裂，韩国左翼进步政党最终一分为三，分裂为进步新党、统合进步党和进步正义党。未来，韩国的左翼进步势力是否能够重新联合并实现真正的团结，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能否在理念上达成共识，且达成共识的理念符合韩国民众的要求;第二，能否将理念变为具体政策并取得成效，这是持续赢得韩国民众信任的关键;第三，能否在党内建立起民主基础上的协商妥协机制，使各派别在竞争中相互合作。这三者共同构成韩国左翼进步政党未来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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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校区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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