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西方新视野下的中国抗战

作者：胡新民来源：共识网 2015-01-26 660

摘要：《盟友》说：“国民党政权艰难维系到1945年，之所以最终灭亡，并不是因为盲目地反共、拒绝抗日，也不是因为愚蠢或原始的军事思想作怪，而是源于内外交困以及不可靠的西方盟友。”

　　2014年7月，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英国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的著作《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中文版(下简称《盟友》)。此书版权页注明该书英国版书名为《中日之战》，美国版书名为《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到了中国，则在美国版的书名后加上了“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该书在西方出版后即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赢得《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等媒体的赞誉，被英国《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评为2013年年度好书。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该书撰写推荐语：“它描绘了成百上千万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史，以及战争如何促使现代中国崛起。”不少学者认为该书突破了以往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的视角，为学界和关心此段历史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读罢《盟友》，发现书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确实值得关注，这些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我国的抗日战争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些值得关注的观点和看法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关于这件大事，《盟友》认为，从1935年开始，由于“莫斯科的新路线将使中国国内的政治格局彻底改变”(《盟友》第66页，下面凡引自《盟友》的，均只标明页码)，蒋介石知道“剿灭共产党的希望落空了”(66页)，“蒋介石、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三方进行的双边谈判贯穿了1936年的夏秋两季。”(66页)因此，“在民众看来，(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似乎是被逼着加入了联合抗日。但事实上，国共约定的具体条款与西安事变以前秘密达成的协议并没有太大不同。”(68页)这样看来，蒋介石被迫抗日并不是西安事变迫使的，而是莫斯科新路线迫使的。这对蒋介石被迫抗日的缘由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是第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观点是《盟友》对当时毛泽东关于抗战论著的看法。尽管《盟友》认为毛的论著“展现了一个思想家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187页)，但对其核心内容“游击战争势必成为国内战争的主导方式”(187页)颇有微词，称：“但事实上，毛泽东关于传统阵地战已经失效的论断并非完全正确。”(187页)还举出了长沙之战的例子加以证明。

　　实际上，毛泽东从来没有认为阵地战“已经失效”，只是认为处于辅助地位。而且毛泽东关于游击战地位的观点也被国民党方面所接受。1938年11月，蒋介石在南岳召开了军事会议。“白崇禧在会议上向蒋介石推荐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并说要全国人民都看。”白崇禧并就此提出两点建议，都获通过(张学继、徐凯峰：《白崇禧大传》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第355页)。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游击战高于正规战”。于是，国共合作开始在南岳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1939年3月24日，白崇禧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关于游击战的问题》的讲话，他说，“我们只有用游击战为主配合必要的阵地战为辅，以适应持久战略，才是战胜强敌的正确方针。”(同前书第426页)。同年九月，白崇禧参与指导长沙之战(同前书第358页)。同时有必要指出的是，《盟友》一书也承认，长沙会战“结合了正规阵地战和游击战”(209页)。因此不难看出，《盟友》关于毛泽东游击战思想的评价是相当不严谨的。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盟友》中对正面战场“三大战役”的看法，书中写道：“如今，令中国命运危在旦夕的战斗及战役名称，如台儿庄战役、长沙之战、豫湘桂会战，很难像硫黄岛决战、敦刻尔克大撤退、库尔斯克会战、塞班岛战役及诺曼底登陆等引发强烈的文化共鸣。”(16页) 从一个视角看，作者讲的有一定的真实性。但从另外一个视角看，作者对这三个战役的实质性影响还理解得比较肤浅。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力量弱小，但其代表的正能量却不小。长沙之战前面已经说过，在此不赘。台儿庄战役是抗战时期正面战场上中共唯一介入的战役。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详细介绍了周恩来、叶剑英和张爱萍等人如何建言和配合白崇禧、李宗仁打好台儿庄战役。“这些建议，促成了台儿庄战役的大捷。平型关战役和台儿庄战役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取得的两次重大胜利，周恩来对这两次战役的胜利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逐渐强化，而正面战场逐渐弱化。发生在1944年4月至12月(一说至1945年1月)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遭到大溃败。军队损失50多万兵力(《盟友》称75万人)丢失146座大小城市、6000万人口的2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当时在豫湘桂战役范围内的国民党兵力约250万人，是日军用兵力的5倍，消灭日军7万。此时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通过美援得到改善，另外还有美国航空兵的支援。顺便提一句，美国航空兵非常自信，援华“飞虎队”队长“陈纳德保证在六个月内将日本人赶出中国”(291页)。无怪蒋介石在战役后悲哀地说：“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我今年58岁了，自省我平生受到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把什么地方丢给日本，共产党会就马上派军队进到那里建立解放区。随着形势的发展，敌后战场很快地发起了对日军的大规模反攻，收复了大片国土。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共光正规军就已经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已经有三四百万，控制着连接东北的通道和包围着北平、天津、青岛、南京、上海的大片敌后根据地。而国民党的军队则退缩到了云、贵、川、陕等边远地区。因此，将这三个战役简单地类比硫磺岛决战和诺曼底登陆等二战中的那些战役，显然是肤浅的。特别是豫湘桂战役的后果，使“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中国战场可能崩溃，急于请求苏联参战，因而在雅尔塔会议上用中国领土权益同苏联做交易。”“导致战胜国的领土损失面积比战败国还大。”(见徐焰：《全面、科学地宣传抗战史至关重要》)2013年第八期的《国家人文历史》的封面有这样醒目的大字“改变中国历史的豫湘桂战役国民政府形象一落千丈”。

　　该书最值得关注的一个观点还是关于蒋介石最后失败的原因。《盟友》是这样说的：“国民党政权艰难维系到1945年，之所以最终灭亡，并不是因为盲目地反共、拒绝抗日，也不是因为愚蠢或原始的军事思想作怪，而是源于内外交困以及不可靠的西方盟友。”

　　1949年2月3日，蒋介石下野后在奉化老家反省，在日记中写道：“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在中国这样一个民众困苦不堪的国度中，最高当政者20年间“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怎能不被愤怒的人民推翻呢?因此也可以说，一个政党对待民众，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态度，就可以决定它的生死存亡。著名的美籍华人史学家徐中约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一直是欧美、东南亚地区的权威教科书。他把当年的农民比喻成一块石头，说道：“一块造屋者抛弃的石头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房屋之柱石。”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说：“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的。”实际上，即使从《盟友》一书本身的论述看，也道出了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国民党最大的失败之处，即无法解决农村地区固有的贫困问题，为共产党巩固自身提供了绝佳机遇。国民党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身与富有阶层的关系，而这些有钱人则希望无论在城市的工厂，还是广大的农村，他们都能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52-53页)战后“国民政府不仅独裁而且非常腐败”，“导致他们丧失了民心。”(353页)因此，《盟友》总结出的蒋介石最后失败的主要原因显然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尽管《盟友》在前言中指出国民党军队“同样贡献巨大”(这也是很多书评认为的最重要的看点)，但是该书论及到正面战场具体事件所表达的出来的看法，大部分则可以说是负面的。例如：

　　(1)《盟友》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就制定了周详的对日备战计划。”(60页)但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蒋介石却说;“我们现在对于国防上作战的准备与外人比，不但十分之一没有，就是百分之一也没。”(91页)蒋介石给出了具体例子：“官方报告称南京的防空工事已接近完成，但在飞机上往下一看，事实是十个里有九个还暴露在外，极易遭到空袭。”(91页)。这不能不使读者纳闷：6年多的时间，蒋介石的军队主要精力究竟放到哪里去了?

　　(2)《盟友》论及淞沪会战时，认为蒋介石一开始就知道“上海的命运是更大的棋局和赌局里的一部分”(95页)“国民政府误导宣传上海南部地区将拼死守卫”(99页)结果造成“恐慌西逃”(103页)。接下来的南京保卫战，“蒋介石守不住这座城市，政府的不作为表明它根本不关心被困的几十万中国人。”(137页)关于黄河决堤则是“蒋介石政府对自己的国民犯下了最严重的暴行之一。”(159页)关于蒋介石的妥协意向则指出，一直到1943年10月，“重庆政府并非只在‘靠不住的盟友’一边下注，也与南京汪伪政府保持联系”(294页)。《盟友》认为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是“无能和腐败才是这场大饥荒的罪魁祸首。” 《盟友》还提到了重庆的中美合作所并指出：“‘白公馆’是一座集中营，关押在那里的政治犯多被折磨致死。”(281页)

　　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延安方面，《盟友》着墨并不多，但其看法则相当正面。《盟友》认为当年来到延安的的人普遍感觉“他们来到了另一个国家，正接触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317页)。“在日本军事和工业中心周围都有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它的抗日经验丰富”，是“中国最具凝聚力最有纪律性和最强势的抗日政权。”(315页)

　　尽管有延安这个亮点，但正面战场的越战越弱还是对国内外造成了更大的影响。特别是豫湘桂会战使盟友对国民党军队的信心“一落千丈”(310页);国内老百姓感觉“好像都在说：‘难道抗战胜利完全依靠的是逃到中国腹地的国民党吗?’”(354页)这种状况下的中国的抗战贡献，当然难以得到盟友真正重视。对此，蒋介石也认识到“彼诚视中国为附庸矣。”(342页)。因此，中国(说中国人民更切确一些)的抗战贡献，长期以来被当年的盟友所遗忘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对本书的评价

　　《盟友》在欧美受到不少好评，在国内也受到不少人的好评。该书中文版的推荐序1是很有代表性的。

　　该序言写道：“肯定整体的抗战历史，当然就要肯定所有的抗战勇士。今年3 月间的一段微博说：‘广西老兵关怀计划志愿者在访问时，遇到一名隐没乡间多年的抗战老兵。这名老兵生活困苦无人过问，志愿者来进行慰问时，他不敢相信，当志愿者说‘凡是打过日本的都算’，老人竟孩子般地嚎啕大哭起来。’当然，这位抗战老兵属于‘国军’，但无论是‘国军’还是‘共军’，当年打的都是同一个日本鬼子! ”

　　关于国军抗战老兵的贡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就给予了肯定。1950年《内务部关于革命烈士的解释》中明确指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因参加抗日战争牺牲的国民党官兵(包括空军)确因抗日阵亡者也包括在内。”当然，在后来的的落实过程中未能引起各级部门的足够重视也是事实。但至少表明，共产党一直没有否定国民党官兵的抗日贡献。如果再看看台湾方面的关于抗日的历史教科书，就会了解到国民党究是怎样看待 “共军”的。台版教科书里有一段这样的描述：“窜往陕北的残共，为求生存，一再向政府表示输诚。政府为团结抗日，允其所请，将陕北之残共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旋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潜伏江南之残共，编为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表面服从政府，暗中扩张势力。羽毛既丰，故态复萌，窃据地盘，袭击国军。”整本教材找不到共产党抗战的内容(参见《看世界》2010年第5期《历史的味道——两岸历史教科书深度解析》)。

　　该序言的结尾是这样的：“我们终于懂了，要人家公正看待我们的抗战，我们更应该以同样的公正看待自己，还自己一个公道。”

　　的确，我们要公正地看待我们的抗战。公正地看待，我们就要看到当时的中国是四分五裂且非常落后的农业国，而且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政府非常腐朽，导致了国民党军队的片面抗战越战越消极。《盟友》一书提供了足够多的资料证实了这一点。当年我们这种民族耻辱是不应讳言的事实。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英雄，主要还是应该弘扬他们顽强持久奋战的精神。

　　我们要公正地看待我们的抗战，就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两个战场。没有两个战场的共同努力，抗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作为战时国家领导人的蒋介石，是无可否认的抗战领袖。但更不能否认的是两个战场仍有各自的领导核心。在防御阶段正面战场是主战场。但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渐转化为主战场。改革开放后，大陆方面对国民党抗战给予了更多肯定，但台湾方面还在继续坚持台湾有关教科书中的观点。例如参加过抗战的国军将领、曾任台湾行政院长的郝伯村前两年还写道，共军“其抗日战绩不及国军九牛一毛。”这样的说法难道是公正地看待我们自己的抗战吗?历史学者、《杨虎城大传》的作者杨瀚对这种现象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去台湾很多次，发现，因为他们以反共为己任，所以对很多历史事实都研究得很简单，很浮皮潦草的。”

　　说到底，只有国家的强大，人家才能真正公正地看待我们国家的历史。而国家的强大，离不开国家的统一。只要那个被贴上过“附庸”、“棋子”(均为蒋介石语)标签的“中华民国”还在，那它抗战期间的“巨大贡献”就不会出现在当年盟友的头脑中，这当然也使得共产党对抗日的贡献难以被这些盟友提起。

　　今天回顾那段历史，我们不要忘了当年“中国在开罗会议上如此‘崇高的地位’竟在几天内就被削弱”(304页)那段屈辱的历史。因此，今天我们也不可指望，靠一本《盟友》那样的书就就会让当年的盟友真正记住中国人民的抗日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