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印历来是“抗议拉长线，反击似闪电”，绝非软弱！

中国对印历来是“抗议拉长线，反击似闪电”，绝非软弱！

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我们不妨梳理一下当年两次开战前，中方“文武并举”、“抗议拉长线，反击似闪电”的大致过程，然后再做判断。

一

1959年5月13日，中国领导人指出“中印边境是牵制方向，不是主要方向，但斗争形势紧张，武装冲突很难避免”。当时中央军委的构想是“中印边境斗争必须有长期经营、长期建设的思想。西线没有大战的话，小战都由新疆和西藏军区负责……10年、20年内发生战争都应由新疆、西藏（两军区）应付。”从现有资料来看，此举堪为1962年对印军事斗争准备之肇始，但总体来说中方行动还比较克制，全面反击决心尚未下定。

从1959年中印边境危机发生到1962年10月17日决定对印反击，中方战备时间长达三四年之久，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言“（印度）整了我们3年”“从1959年开始……4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这期间，中央军委指导新疆和西藏军区抓紧时间做好战备工作。1960年12月初，中央军委下达“加强南疆、阿里边防”的命令，在边界西段边防哨卡适当增加兵力，加紧修建工事，保持通信联络畅通，并在我方一侧增设必要据点。

二

1962年2月，中央军委判断，当面印军正准备采取行动，因此指示前方部队贯彻“准备打一仗，将其全部歼灭在我国境内纵深”“打不打和什么时候打，权力在北京”，以及“（我方哨卡和阵地）本侧30公里以内无军委、总参命令不开枪”的命令。别看仍坚持“不开第一枪”的原则，但种种迹象表明，此时中方已打算对印动手。

1962年3月4日，即对印实施反击的7个多月前，中央军委3总部致电新疆和西藏军区，要求后者加快解决中印边防建设中存在的若干“软肋”，特别是详尽提出有关运输车辆、工事、通信联络、编制和干部配备、机动力量、官兵生产生活、翻译等诸多战备保障问题。以这份电令为标志，中方军事部署明显加快，战争机器开始高速运转。

5月下旬，总参领导又向两军区提出6月底以前必须完成的各项准备，包括调整部队、新建据点、修筑工事、搞好物资供应（一线部队储备3个月，二线储备2个月）、搞好通信联络、加强防空火力兵力配备及战场建设，并要求西藏军区迅速制定“小、中、大”3套反击方案上报中央军委。

1962年5月31日，中央军委再次指示新疆军区做好战斗准备，尤其是阿里方向要储备半年的粮食。新疆军区迅速落实上述指示，建立了后勤保障机构，向阿里运送军用物资数千吨，包括几百万斤粮食，确保各哨卡备足半年物资，机动部队备足几个月的物资。

1962年6月9日，我军以新疆步兵4师师部为基础组成康西瓦前线指挥部，负责西段防务，下辖边防部队2团、4团、6团、7团、阿里支队、叶城基地、野战医院，以及4师、骑兵3团和从内地调来的工兵109团、124团、273医院、汽车36团、兰州军区空军和田指挥部（含山上雷达团）等。

截至1962年10月，我军在西段一线已设卡39处，总兵力达到6300人，一二线部队规模基本上“四六开”。各哨卡配备2部电台，主哨卡可与北京直接联络，一般哨卡均储备4个月以上物资，需原地过冬的哨卡则储备9个月以上物资。

与此同时，西藏军区在错那、隆子、察隅等地囤积各种物资445吨，在山南方向储备可供1个师40天的主副食、2个基数的弹药和柴草、马料、酥油、糌粑及修路材料、工具等，还准备了运送和保障1个师作战的汽车、民工和牲畜，并开通了从错那宗经过棒山口直通达旺的公路。6月11日，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代号藏字419部队）成立，下辖3个团、约8000人。

1962年10月14日，新的西藏军区前指成立，中央军委下令130师从四川入藏，134师待命入藏。而此时，距离我军发起对印反击只剩下3天时间。

三

1962年自卫还击战之后，中印边境形势一度缓和。但是1967年以来印度出于其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又在边境地区频繁地肇事，挑起军事冲突，不断由亚东地区入侵我境，修筑工事，偷移界碑。仅1967年，入侵活动就达178次，尤其是8月份以后入侵加剧。为了打击印度反动派的侵略行径。陆军第十一师奉军委和军区命令，进行了两次小规模的还击作战。

1967年对印反击无论用兵规模还是持续时间，都比1962年逊色不少，但“文攻武斗”的准备工作，中方却是一点也没马虎，战备行动同样长达4年之久。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3至1967年，驻守边界东段的西藏军区边防某师在一线修筑哨卡、碉堡（含暗堡、地堡）33个，指挥所、观察所8个，救护所2个，掩蔽部28个，弹药库45个，炮兵阵地44处，防炮洞196个，各种步兵工事1154个，堑壕、交通壕6880米，坑道556米，架设铁丝网530米、电话线路350公里，埋设雷区25处，修复和新建公路近900公里、骡马道70公里，架桥15座，修隧洞32个，盖营房91幢，修建对敌广播站3个。

四

此外，1965年9月至年底，为支援、配合巴基斯坦对印防御，震慑印军，西藏军区某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在中印边界实施了2次较大规模战略佯动。

第一次从1965年9月12日开始，某师31团奉军区命令，配属炮兵308团85毫米加农炮营、亚东独立营、军区警卫营3连、师喷火连1个排、有线连（负责野外架线的通信兵）1个排，在边界锡金段亚东方向执行平毁印军入侵工事和修筑战备公路等任务。

该团在乃堆拉、卓拉等6个山口对印军入侵工事进行抵近侦察和测绘，组织部队掩护中方记者和摄影师拍照，还活捉了3名越境印军，缴获步枪3支、子弹230发、手榴弹4枚，为国家对印外交斗争拿到了人证、物证。鉴于我军强大压力，印军被迫主动撤离并平毁部分工事。

第二次从1965年11月14日6时开始，某师31团分2批向亚东开进，33团于15日分6批向帕里、告乌开进，32团于19日分3批向山南地区开进。这次行动历时43天，全师共出动3个步兵团、1个高炮营、3个特种兵排，共计约7000人，由于此番中方佯动规模较大，印度高层十分惊恐，急忙从印巴前线调回大量兵力，从而大大减轻了巴方正面压力。

还是在1965年，西藏军区成立亚东地区指挥部，此举标志着新一轮对印反击的军事准备正式启动。1966年7月，为提高后勤自给能力，西藏军区发出“一江三河垦荒10万亩”的号召，所辖各部队随即投入“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大生产运动。1967年4月，某师原驻甘肃武威的炮兵团进藏归建，显著增强了东段我军压制火力。

五

再说这两次对印反击前的外交行动，真可谓“苦口婆心，仁至义尽”，但有一条，道理讲完了印军要是还耍赖甚至玩横的，那就莫怪中方不客气了。

在梳理现有资料后可以发现，从1959年10月20日至1962年10月13日（即对印反击前4天），中方共向印度政府至少递交过22次外交照会和备忘录，语气和用词（俗称“外交黑话”）和接洽频次也是逐渐加重、加快。

1959年10月20日，中国外交部约见印度驻华大使（请注意此时双方还保持大使级外交关系），对印军越界挑衅提出抗议。26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使馆发去长达1.8万字的照会，强调“愿意以心平气和、对人公平、对己公平”的态度与印方讨论边界问题，并希望“这个基础上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在共同事业中的伟大友谊”。

但是到了1961年，中方说话就不太客气了。这一年，中方对印外交照会也是2次，分别为8月21日和11月2日，用词已变成了“严重侵犯”“严重事例”“严重抗议”“严重后果”。不过，中方还是给印度留了些面子，表示对于印军挑衅行为，中国政府“怀着十分不安的心情”，要求“印度赶紧撤军和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而从1962年初开始，中方的对印外交照会发布频次猛增，尤其从当年4月开始，更是达到了差不多每10天就发1份照会的“超高密度”。至于用词和语气，起初还是“强烈抗议”“严重抗议”，但4月30日给印度使馆的照会中却突然变成“最强烈抗议”，并直言印军若继续挑衅，中方“将不得不被迫实行自卫”。

似乎是为了把握对印外交斗争的火候，从1962年5月11日至6月28日，中方发出的4份外交照会又变回了“强烈或严重抗议”。但很遗憾，印度政府要么是装傻，要么是真傻，反正就是没听出中方的“弦外之音”。

于是，1962年7月8日，中国外交部召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请注意双方外交级别已降格），向其传达“最强烈的抗议”，再次指出“印度军队坚持入侵和挑衅，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印度方面承担责任”。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印度政府应该悬崖勒马》的社论。

2次“最强烈抗议”过后，中方又一次降低调门，从1962年7月10日至21日，中方发出的3次对印外交照会仍为“严重或强烈抗议”。这期间，《人民日报》刊发社论《印度当局不要打错算盘》，新华社也发表了“印军攻击中国新疆某哨所是蓄意军事挑衅”的报道。尽管中方一再劝诫尼赫鲁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后者依然置若罔闻。

既然对手一意孤行，中方遂于1962年9月21日发出“最严重、最强烈的抗议”。9月22日，《人民日报》那篇著名社论《是可忍，孰不可忍》发表，结尾就是“勿谓言之不预也”。这篇不啻于“最后通牒”的战斗檄文发出时，距离中央军委下达对印反击命令只剩下20多天时间，中国军队已箭在弦上。

然而，中方并没有因此放弃最后的和平努力，当对印反击已进入10天倒计时阶段，中国外交部仍在1962年10月6日、11日和13日，连续向印度政府发出“最强烈最严重抗议”，在开打前最后一次告诫印方“中国边防部队必将予以坚决还击”。

有意思的是，从对印反击战打响到1962年底，中方针对印军炮击、迫害华侨及驳斥印方污蔑，起码还有5次“最强烈或最严重抗议”。而印方虽仍“肉烂嘴不烂”，但嚣张气焰已荡然无存。

至于1967年对印反击前，中方的外交抗议也有近4年时间。从1963年1月10日开始，到1967年1月16日，中方先后发给印度驻华大使馆（双方外交级别基本恢复正常）13份照会，措辞都是“严重或强烈抗议”。

但在1967年9月11日，即中方发起对印反击当天，中国外交部的照会用语就变成了“最紧急、最严重的抗议”，其中“悬崖勒马”“（中方）必将给予毁灭性打击”等激烈措辞也出现了。第二天，中方再次照会印方提出“最紧急、最严重的强烈抗议”。

过了2天，1967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印度反动派又错打了算盘》，此文与1962年7月21日该报发表的《印度当局不要打错算盘》相映成趣，等于给印度政府“提个醒”。这之后，中方针对印军在乃堆拉挑衅的抗议一直持续到1969年。

结束语：综上所述，中国对印历来是“抗议拉长线，反击似闪电”，绝非软弱！相比以往动辄三四年的“漫长”外交抗议和战备过程，今天的中国只用1个多月时间就双管齐下、文武兼具，基本完成了对印外交和军事斗争准备，这还不足以说明中国的“内功”深厚与实力强大吗？

2个核大国掰腕子，最终比拼的注定是常规军力与综合国力，假如现在的印度高层还抱着55年前尼赫鲁式的对华轻视与冒险心理不放，只能说他们太健忘、太眼瞎了。

来源：军情突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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