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伊拉克战争与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

伊拉克战争与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

张文木

【说明：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不久，笔者就这场战争的意义及前景做出的分析，这篇分析报告收入在我于次年出版的《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第340～342页。】

“9·11”事件后的形势进一步证实了邓小平同志的基本判断，“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1]。苏联解体后，东西矛盾演化为单极霸权与多极发展的矛盾，而南北矛盾依然保存且更为激化。南北矛盾仍是当今世界矛盾的核心。“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是南北矛盾严重激化的结果。不同的只是，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多极力量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的矛盾有所扩大。

上述矛盾产生的根源在于目前世界资源即包括能源在内的世界常规矿物资源总量的短缺，以及目前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资源配置体系的不合理。现有的国际资源总量及其配置秩序有利于维持北美和欧洲经济体的现有消费水平，而不利于也不足以再支撑起新崛起的东亚经济体与美欧共享同等量的消费水平。20世纪80年代后东亚整体性地转入市场经济并参与国际资源全球化分配，这将对现存的国际资源分配体系造成冲击。对此，作为世界霸权的美国只能有三种选择，不同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1）要么欧美降低现有消费水平，让出部分国际资源以满足东亚发展，其结果必然是美国自觉地调整现有的利于西方的国际资源配置体系以缓和新矛盾。

（2）要么进一步牺牲南方国家的利益，迫使南方国家进一步让渡资源，以缓和东亚与欧美因世界资源短缺造成的紧张关系，其结果则是南北矛盾加剧，恐怖主义愈演愈烈。

（3）要么削弱东亚或欧洲的部分发展，以缓和因资源短缺而激化了的南北矛盾，弱化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其结果则是单极霸权与多极化力量冲突加深，冲突方位或是东亚或是欧洲。鉴于欧美传统盟友关系，东亚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较大。

“9·11”事件之后，美国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力量投注于第二种选择，即在限制欧洲和东亚的同时，将打击力量投向南方世界中资源利益与地缘利益相对富裕与集中的大中亚地区。美国所指责的三个“邪恶轴心”，其中两个在中东地区[2]。这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是难得的“喘息”机遇。至于这个机遇是否能够与我们“战略机遇期”的判断相对吻合，这取决于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下一步的战略行动的方向。美国宣称战争将是长期的，意即“捣萨”[3]后美国还会有新的战争选择。如果此后美国将战争的势头持续留在大中东地区，而不是转向东亚地区，这将使我们“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有了转变为历史必然性的起点。

我们眼前发生的历史事件正在为中国崛起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小布什以来美国外交已脱离自老罗斯福经尼克松到老布什的现实主义的大陆均势路线，转而步入二战后自杜鲁门到约翰逊单枪匹马地介入亚洲地区矛盾，并试图通过改变这些地区的意识形态来解决地区矛盾的理想主义外交误区[4]，其结果必然是美国以哈姆莱特“扭转乾坤”的勇气，获得的却是唐·吉诃德“挑战风车”式的结果。阿富汗战争之前，塔利班政权与伊朗及中亚独联体国家之间均势对立是有利于美国的，但塔利班垮台后，卡尔扎伊政权与伊朗、中亚独联体乃至俄罗斯的关系反得到改善；继而，美国“捣伊”战争及其后果反使两伊长期对立的均势格局骤然和缓，并使美国盟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处于尴尬境地。可以肯定，如果美国外交不及时调整到尼克松路线上来，美国强力改造伊斯兰的后果将是中东伊斯兰抵触美国的情绪持续上升、伊斯兰国家联合持续加强、反美恐怖活动进一步增多，这将使美国外交进一步捉襟见肘，并丧失前几届美国政府在中东建立的有利于美国的均势格局及由此已获得的战略利益。“9·11”事件前，布什曾将其矛头指向中国，中国避其锐势；“9·11”事件后，美国将军事力量投向阿富汗，中国又守拙内敛；此后美国陷在伊拉克，锐气受挫，国内经济又长期低迷不振；美国已从“一鼓作气”进入“再而衰”阶段[5]，此间我国如能在与美国维持关系的同时，积极做好以防不测的军事准备，特别是海军现代化的准备，中国关于21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可落实处，中国崛起将不可阻挡。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2]2002年1月29日，美国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欧研究中心编：《反恐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505页。

[3]萨，指萨达姆。捣萨，意即捣毁萨达姆政权。

[4]倪海宁：《美国出台最新〈国家反恐战略报告〉》，《国际资料信息》2006 年第10期。

[5]“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曹刿论战”，《左传》，参见《古文观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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