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鲜的经济由盛转衰看毛泽东的战略远见

从朝鲜的经济由盛转衰看毛泽东的战略远见

胡新民

　　1953年朝鲜半岛停战后，朝鲜人民在金日成领导下，在战争的废墟上，开展了“千里马”速度的建设。据统计，年均增长率高达25%，可能是当时世界最高的。在亚洲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上，上世纪60年代的朝鲜被认为可以与创造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比肩。60年代末，朝鲜农村全部通电;70年代末，朝鲜粮食实现自给自足;80年代初，全部耕地面积的70%实现灌溉，插秧的95%和收割的70%农活实现机械化。1984年，朝鲜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实现了粮食自给并部分出口。当年的朝鲜工业经济同样获得飞速发展。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朝鲜人均GDP、人口寿命、识字率大大提升。当时朝鲜的社会福利水平也比较高，1979年就已实行全面的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制度，实现对小学到大学的全体学生和幼儿园儿童免费供应外衣、内衣和鞋子等生活必需品。而且朝鲜社会的财富分配也大大平均化，不似韩国那样有巨大的贫富差距。一般认为，1979年的朝鲜已是一个准现代化国家。当时韩国在国家现代化方面远远赶不上朝鲜。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领导人也曾访问朝鲜，借鉴了一些发展经济的经验。比如成立了中国有色工业总公司，大力开发矿业搞出口。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郭声琨就担任过该公司的副总经理。

　　朝鲜是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的观察员国家，与苏联东欧集团基本采取记账式的贸易。经互会成立初期，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比较正常，经济发展较快。但经互会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苏联经济模式的扩大，造成了其他各成员国的经济不能独立自主地发展，只能同苏联的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说，其他国家都逐步变成了苏联的“卫星国”。因此，1991年苏联解体，不但前苏联地区经济迅速恶化，而且各个与经互会有联系的国家的经济都受到严重影响。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不再同朝鲜搞记账式贸易，要求朝鲜支付硬通货来购买俄罗斯的产品。朝鲜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少，原料、燃料和原油的进口锐减，从而导致冶金、煤炭、电力生产大幅度下降，整个工业生产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由于原料、燃料、电力严重不足，大多数大中型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企业设备运转率仅达到30%。俄罗斯不再提供化肥，朝鲜的粮食产量激减，燃油不足迫使机械化的农场重新回归手工劳动。此外，连年天灾，朝鲜经济陷入衰退，进入“苦难行军时期”。

　　由于朝鲜过于依赖经互会的渠道，造成自身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特别是对农业长期忽视，使得农田基本建设因年久失修导致抵御灾害的能力减弱;加上化肥短缺，当然也有时候有天灾因素，导致至今都无法解决粮食自给自足问题。所以这几十年来，不少中国人一提到“北韩”，就露出鄙夷的神色：“连饭都吃不饱”。至于为什么会吃不饱，不少中国人又把原因推到他们的社会制度上。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以前同样的制度，经济成就可以与日本比肩?或许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有朝鲜有过那段辉煌历史。就像我们今天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那段辉煌历史一样。

　　连著名党史专家胡绳都不得不承认，毛主席的两个决心是了不起的，一个是抗美援朝，一个是与苏联决裂。如果没有与苏联决裂，中国充其量也不过是苏联“大一点的卫星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东欧与苏联一起垮，这是必然的。想起来真有点后怕。”

　　新中国早期，苏联确实给予了中国很大的援助。但毛主席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苏联的经济模式一直很警惕。对苏联任何想把中国的军事和经济纳入苏联的轨道的意图，都毫不留情地拒绝。中苏同盟终于在上世纪60年代初破裂。工作失误和天灾，加上中苏同盟的破裂，使新中国遇到了1949年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史称“三年困难时期”。当时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出发点是想走出与苏联不一样的道路。因此，当“大跃进”遭到严重挫折的时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嘲笑声是最大的。

　　“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应该永远引以为深刻教训。但当年中国绝不服从苏联的指挥棒，而是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勒紧裤带搞“两弹一星”，坚持建设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大政方针，历史已经证明是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大跃进”时期下大力气搞的农田基本建设，在改革开放后产生的巨大的基础性作用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大跃进”时期对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科技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今天，国人更加体会到了“没有‘两弹一星’精神，中国人走不远”的深远意义。当我们为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不惧怕任何贸易摩擦时，不能忘记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

　　与其嘲笑朝鲜今天的穷，不如更多地想一想，我们今天的富是怎么来的。

　　习近平提议并主持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告诉我们在走向富裕的道路上有这样的经历：

　　“在毛泽东生前，中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这些进展，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同时，我们还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正是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自豪地宣布：‘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就为中国经济独立自主的、持续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

　　“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就是说，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近4亿人，而且使9亿多人的人均占有粮食量比5亿多人时增加了近200斤。”

　　“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村居民从1952年的65元增加到1976年的131元，城镇居民同期从154元增加到365元。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

　　最后再回顾一下我们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怎样对待朝鲜的史实。邓小平是和金日成见面最多的。

　　邓小平与金日成同志的关系非同一般。早在20世纪50年代，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就与金日成同志有过接触。1961年朝鲜劳动党召开四大，他又率中共代表团前往平壤出席。他还曾于1964年秘密去平壤与金日成同志就赫鲁晓夫下台后的苏联形势交换意见。1975年4月，金日成同志作为国家主席首次正式访华，邓小平代表中央出面接待，主持欢迎宴会和会谈，并陪同到南京访问。那次，金日成同志一下专列就由邓小平陪同去中南海会见毛主席，之后周恩来总理在医院会见时特别告诉金日成，以后有事就找邓小平。金日成同志那次访华取得了圆满的成果。

　　1978年9月9日，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朝方邀请中方派高级代表团访朝参加庆典。中方对此十分重视，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率党政代表团前往平壤参加朝鲜国庆活动。这次访问期间，邓小平还由朝鲜政务院总理李钟玉陪同乘专机去朝鲜工业城市咸兴访问，参加当地数万人的欢迎集会并发表讲话，受到热情的欢迎。

　　在这次访问朝鲜期间，邓小平对金日成同志说，“今后两国领导人应常来常往”，这是“朋友之间的往来”，“到时我陪主席去你没有去过的地方”。

　　1982年4月27日，邓小平和胡耀邦内部访问了朝鲜，同金日成同志举行了多次会谈，表明中国高度重视与朝鲜的传统友谊，定格为“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时邓小平已78岁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同志乘专列赴四川访问。途中，同金日成同志单独会谈，主要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邓小平指出：我出来工作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1987年5月21日，朝鲜金日成同志访华，邓小平于22日上午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前会见金日成主席，金日成同志一进入大厅，他们突然热烈地拥抱起来。这幅照片因生动地体现了两国领导人的深情厚谊，被选用在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头条上。

　　1989年11月5日至7日，应中共中央邀请，金日成同志对我国进行非正式访问。当金日成同志乘坐的专列抵达北京时，邓小平同江泽民、李鹏等前往车站迎接。金日成同志看到85岁高龄的邓小平还亲自出马到车站迎接他，十分感动，快步上前，和邓小平紧紧拥抱。

　　11月6日，邓小平和金日成同志举行了会谈。老朋友相会，格外亲切。邓小平对金日成同志说：“我们是朋友之间的来往，所以一般的礼仪都可以简化。”金日成同志表示完全同意：“是的，简单一点。”邓小平说，“我们的关系确实不一般，”“今年除了一些重要的国家首脑来华时我出来见见面以外，其他一般就不见了，也不出席宴会，也不去机场，也不经常出面谈话。”

　　双方各自通报了国内情况，并就进一步发展中朝两党、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国际形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金日成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努力表示坚决支持。邓小平对朝鲜劳动党、政府和朝鲜人民为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缓和朝鲜半岛局势而进行的斗争表示坚决支持。这是邓小平和金日成同志的最后一次会面。

　　如何正确认识朝鲜，正确认识中朝关系，邓小平与金日成交往的史实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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