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间：看啊，“公知”又在阿富汗问题上给中国“挖坑”

阿富汗的现实与“公知”的陷阱

山水间

一、阿富汗的现实

阿富汗的现实是什么？

一是与中国接壤；二是“帝国的坟场”；三是与中国没有历史宿怨龃龉；四是与中国没有重大国家民族利益冲突；五是与中国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大不相同；六是塔利班正在卷土重来掌握阿富汗国家政权；七是正在重新掌权的塔利班表示重视对华关系，声称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反华。

以上七点，大概谁也否认不了。

二、“公知”的陷阱

塔利班刚表态，中国“公知”立马跳出来给中国划了个道儿——“看塔利班，我们也许只需要一种鼠目寸光”，“要文明还是要野蛮？”“要用一种短链条视野和短链条正义的角度来看塔利班重掌政权这件事”，“要基于最基本的人性，基于文明与野蛮的最基本分野，来做出我们的判断”……（【三言两语87】孙立平：看塔利班，我们也许只需要一种鼠目寸光）（?【卖茶者说18】孙立平：挺塔是非：文明与野蛮之间有一条清楚的边界）。

“公知”的水平真不是盖的，“三言两语”就把中国和阿富汗的国家关系问题变成了如何对待塔利班的问题；再把如何对待塔利班的问题变成人性还是兽性、文明还是野蛮的大是大非大问题——“恐怖主义好不好，应不应当遇事就可以伤及无辜，甚至草菅人命？”“应不应当对女性平等对待，应不应当妇女上街必须穿上罩袍，违反了某些清规戒律就要施以酷刑？”“女孩应不应当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人们基本的自由权利应不应当得到保障？”“人们应不应当生活在一个平静而没有恐惧的环境当中？”“要不要尊重历史文化遗产？抽象一点说，要文明还是要野蛮？”……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角度看，塔利班的对华表态没什么不好。只要说到做到、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反华，那中国和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和平共处毫无问题——本来历史上就没有宿怨龃龉，也没有重大国家民族利益冲突，只要确保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那怎么可能不和平共处？老一代革命家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太英明了。只要坚持照办，即使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截然不同，仍然能相安无事，保持和平。

但按“公知”划下的道儿就大不一样了：塔利班脸孔再热也只能贴上个冷屁股：即使你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反华，那也容你不得——兽性之辈，野蛮团伙，文明之敌，汉贼不两立，冰炭不同炉……敢跟塔利班政权交往，那就是“与恐怖主义、血腥、野蛮、暴戾和极端非理性同流合污”。结论：“人权高于主权”——中国必须高举“普世价值”的大旗，跟“野蛮兽性文明的敌人”血战到底，什么和平共处，什么互不干涉内政，全泥马扯蛋。

这就不免让人很想不通：

第一，阿富汗的事不该由阿富汗人管吗？别人管得着吗？管得了吗？从19世纪的英国到20世纪的苏联到21世纪的美国都跑去管，结果呢？三个当年的超级大国都管不了，为什么如今“公知”还要中国硬趟阿富汗这滩浑水，接过美国的枪，一头扎进“帝国坟场”？

第二，肆意干涉它国内政、强行换上合乎自己心意的政权——这意味着什么？战争。西方国家到阿富汗大打出手为所欲为，见势不妙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怎么胡作非为都毫无顾忌，反正与阿富汗不接壤，谅你打不着我。而跟阿富汗接壤的中国有这个条件吗？如果对方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安定和平，那当然应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现在是这种情况吗？如果没有遭到侵犯，凭什么仅仅因为邻国政权不合自己口味就要与之敌对、不惜将和平的中国置于战争状态？

第三，塔利班声称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反华，为什么不应该欢迎？难道一定要逼他与中国为敌、与各路恐怖主义势力合作、利用与中国接壤之便支持中国内部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势力在中国制造暴乱吗？

第四，“公知”口口声声的“文明”、“人性”，“从常识出发，从内心的基本良知出发”，“回到最基本的人性上来，站在最基本的人性的角度来思考”，怎么实际导致的结果却是敌对、战乱、杀戮、恐怖主义？

……

对所有这些质疑，“公知”早有答复：闭嘴，谁叫你想那么多的？“只需要一种鼠目寸光”，“用不着高深的理论，用不着深邃的思考”，“从常识出发，从内心的基本良知出发，不过多考虑宏观背景，不过多去想下一盘大棋，对事情做出简单明了的判断”，不要怕“对一些宏观的、长远问题的忽视与误判”……总之一句话：“跟着感觉走”——或者说，跟着“公知”的忽悠走。什么国家安全，什么长远利益，什么兵凶战危，什么内政主权，统统扔一边去。

“公知”主张的“鼠目寸光”是忽悠老百姓的，人家自己可是深谋远虑得很：

——只要用“人权高于主权”对待塔利班，那自然就为别人用“人权高于主权”对付中国开了口子，这够深谋远虑的吧？

——在塔利班的阿富汗问题上不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能指望别人对中国遵守吗？

——能在塔利班问题上对国家安全“鼠目寸光”，还能指望在其它问题上有多深谋远虑吗？

“公知”的深谋远虑还远不止此呢。

对中国成功控制新冠疫情，“公知”忧心仲仲：抗疫危害了“个人自由”，大大的不好——“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担心出现一种全球政府，把人类锁进没有自由的给定命运”，“要隐私还是要健康？通过手机对个人的行踪进行追踪，涉及不涉及隐私？涉及。”“健康码涉及不涉及隐私？涉及。”“隐私闪退，监控上位。”“以权力和市场为双重动力的对隐私的侵犯，不但进展神速，而且甚至达到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程度。”“热爱自由、看重隐私的人们，竭力做出出于本能的反抗，但这些反抗太微弱了”……于是“公知”一面冠冕堂皇宣布“只能由专家来判断，我们外行没有说话的份儿”，一面鼓吹向“群体免疫”，“向病毒投降”——“【三言两语83】孙立平：是否投降：这也许是个技术性问题”，“当世界上基本实现群体免疫的时候，我们怎么打开国门？”“当别人医学手段成熟大面积运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落后，行政手段对付传染病不可持续”，“应当把新冠病毒作为一种常驻病毒，与之共存。也就是说，在对待新冠疫情上，我们应当有思路上的转变”……

再追溯得远一点。早在2006年3月4日的“新西山会议”上，这位孙大“公知”就与宣布中国共产党“非法”的贺卫方一唱一和，把改革定性为共产党与市场经济的非法“通奸”——这够“深谋远虑”的吧？有这份功力，这份老谋深算，难怪今天“三言两语”就能利用塔利班问题给中国挖了个大陷阱，忽悠得一大帮“粉丝”鼠目寸光跟着感觉走，不知不觉认同了“人权高于主权”。

202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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