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的亚洲”：列宁民族殖民地学说与20世纪中国革命（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②）

作者：青年毛思想信仰者来源：赤浪青年 2021-10-17 1440

青年毛思想信仰者

　　导师告诫说：不要忘记东方。

　　东方和西方，都可能成为革命的策源地。

　　因为，在人类迈入近代时落后了的东方，在东方劳苦大众之中，同样蕴藏着无穷无尽的革命伟力。

　　问题只是在于，怎样使这种伟力爆发出来。

　　毛泽东领导的伟大中国革命，最雄辩地证明了，东方世界和人民的强大革命性；

　　而在毛泽东之前，同样伟大的列宁，就已经认识到了这种革命性，就已经知道这种革命性的伟大意义。

　　在列宁所指明了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里，民族殖民地问题，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个部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它的帝国主义阶段。

　　帝国主义国家大力向殖民地输出资本，在那里铺设铁路、开办工厂、设立商业中心等，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极其野蛮的经济剥夺；

　　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当地的反动剥削阶级勾结起来，共同对劳动人民实行残暴的政治统治，变当地为它的政治附庸；

　　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化，殖民地半殖民地出现了本国本民族的现代劳动阶级——无产阶级，也出现了一批有现代科学知识和观念的知识分子，民族意识觉醒，对帝反抗意识加剧。

　　于是，从19世纪末开始，民族解放运动日益发展起来。

　　进入20世纪第2个10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使民族殖民地问题更加尖锐化，成为世界政治中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胜利了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指出了一条在本国无产阶级领导下、与国际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实行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新的解放道路，改变了民族问题的性质，使其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而且，是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决不是可有可无。

　　毛主席指出，不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在1940年，他说：

　　“中国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义更加增大了。在今天，是在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已经一天一天把世界拖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在苏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有能力领导和援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战争，打击资本主义反动的时候；是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正在准备打倒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在今天，我们是处在这种时候，那末，应该不应该估计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是更加增大了呢？我想是应该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论》）

　　帝国主义的三大基本矛盾，即：

　　①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

　　②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

　　③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

　　——它们的解决，无一不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直接相关。

　　东方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西方“发达”帝国主义的生命线。

　　这个“生命线”作用，具有两重意义：

　　①既是帝国主义者榨取殖民地人民血液和脂膏的经济生命线；

　　②也是帝国主义者在其国内打“民族”“国家”牌、转移淡化阶级矛盾、麻痹无产阶级革命斗志以维持阶级“和平”、压制阶级斗争、推迟无资两大阶级决战的政治生命线。

　　然而，事情决不是不能发生变化了。

　　当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兴起的时候，到这种时候：

　　辽阔的东方，就有可能从帝国主义的生命线，反转过来，变成动摇帝国主义世界统治、进而也动摇其国内统治的，斩断其生命线的一柄巨斧。

　　这样一来，东方觉醒的民族的革命斗争，就不能不成为西方无产阶级强大的革命支援和后备力量；

　　东方民族殖民地问题，就不能不成为帝国主义时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一部分。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110年前中国的辛亥革命，即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共和派领导的推翻清朝统治和专制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运动，就是帝国主义时代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一个里程碑，甚至可能是第一个像样的里程碑（它创立了亚洲第一个、当时在政体方面貌似“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毛主席指出，辛亥革命，“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近代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民主主义革命。

　　对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共和派的领袖孙中山，列宁给予了不低的评价。

　　1911年、1912年辛亥革命取得废除帝制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等成果后，列宁称孙中山是“已经争得了共和制度的、战斗的和胜利的中国民主派的代表”，“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列宁特别将当时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总统，跟孙中山做了对比。他说：

　　“那里的共和国总统都是受资产阶级操纵的生意人、是他们的代理人或傀儡，而那里的资产阶级则已经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污垢和鲜血——不是国王和皇帝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们的鲜血。那里的总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里的资产阶级则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已经完全变得寡廉鲜耻了，已经完全把自己出卖给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主等等了。”

　　“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18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列宁认为，孙中山的这种特性，是从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来的。列宁将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阶级，即估计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一面。

　　后来，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指出：我国辛亥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数量还很小，还没有自己的政党。那次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没有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站在他们的面前，来同他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那个时候，他们最有生气。他们所办的《民报》《苏报》《大江报》，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

　　毛泽东同志同时更指出：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的政党走向堕落。正如孙中山说的：“革命成功，革命党消”。

　　当然，列宁对孙中山也有批评。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列宁将孙中山思想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与俄国民粹派的思想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把孙中山看成所谓“主观社会主义”者。

　　对于辛亥革命，虽然它还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且还属于非无产阶级领导的、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列宁已经予以高度重视，并做出积极肯定的评价。

　　在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即在俄国革命史上著名的把孟什维克正式驱逐出党、形成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列宁亲笔起草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以代表会议的名义“祝贺中国的革命共和派，表明俄国无产阶级怀着深切的热忱和衷心的同情注视着中国革命人民获得的成就”。

　　关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和前景，列宁从一开始就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

　　列宁预见到，“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并且“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7月，即在列宁说完这番话的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呱呱坠地，历史的进程完全证明了革命导师预见的正确性。

　　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共同导师，列宁评价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真正伟大之处，不在于对其具体面貌的把握，而在于：

　　他将中国革命、亚洲革命和俄国革命、西方革命乃至世界革命充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批判修正主义相关谬论的过程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民族殖民地学说，把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思想推进到了列宁主义阶段。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要说：

　　列宁不但坚决把狭隘的本国中心论、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这种狭隘的中心论，甚至影响到共运阵营中最杰出的革命左派如卢森堡）丢进了垃圾桶，对中国和东方革命寄予极大的同情、真正同志般的热忱和高度的重视，而且更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高度，在理论上将东方民族殖民地问题作为世界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

　　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革命学说，其要点是∶

　　① 关于民族问题的重要性- 从世界范围观察民族问题的全貌，明确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系起来，作出了帝国主义时代全世界已经分裂为压迫民族、被压迫民族的论断，强调民族问题已经上升为全球各大洲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打破国际帝国主义枷锁的世界性问题。

　　② 关于帝国主义的元凶本质- 揭露帝国主义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明确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和反帝问题联系起来，深刻论证了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是殖民掠夺、民族压迫、暴力兼并等现象全面加深的总源头，揭示了帝国主义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教导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摒弃改良主义、将反帝革命进行到底。

　　③ 关于东方革命的地位- 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已经开始和国际无产阶级并肩作战，明确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联系起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被压迫民族反帝革命斗争看做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阐明民族殖民地问题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基础上才能彻底解决、革命无产阶级必须要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结成同盟才能胜利，断定东方民族革命必定会反转过去促使欧美无产阶级革命化、推动改变欧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长期停滞的状况，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

　　④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 分析了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革命中的两面性，提出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无产阶级必须坚持革命领导权的光辉思想，论证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正义性、革命性，指出未来与希望在于无产阶级。

　　⑤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风暴的兴起，彻底揭破了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反对革命的谰言，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革命不可避免的论断，预言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将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更大的胜利。

　　在列宁笔下，貌似有些“突兀”地出现了一个“先进的亚洲”：

　　“在亚洲，强大的民主运动到处都在发展、扩大和加强。那里的资产阶级还在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数亿人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追求自由。这个世界性的运动使一切懂得只有通过民主才能达到集体主义的觉悟工人多么欢欣鼓舞！一切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对年轻的亚洲是多么同情！”（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

　　我们要说，正是“先进的亚洲”论，体现了列宁是真正的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导师，体现了他作为最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独到之处。

　　以后的历史事实，完全证明了列宁的预见性，说明列宁对东方、对中国的“深情”决没有被辜负：中国革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不但远远超越了孙中山，而且把社会主义革命推进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向前发展的新境界，创造了足以比肩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就。

　　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阶段上，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主义民族殖民地学说，深入考察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状况，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做出了全面、准确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

　　可以说，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由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理论家所基本解决了。

　　在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问题上，毛主席比列宁更进了一步，提出了完整的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学说，以及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思想。这样，就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领导者的问题，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定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对于辛亥革命，毛主席既充分肯定它“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迈开了近代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步；同时也深刻剖析并指出了它的严重局限性，认为它也有失败的一面，失败的原因在于“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等，并进一步得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的结论。

　　根据毛主席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学说，可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已经充分证明近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比较进步的、不是完全反动的那一类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别是证明了它的软弱性。

　　正是这种软弱性，决定了它在半殖民地中国，甚至连本来应该由它领导完成的民主革命也不能进行到底；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列宁主义革命党，替它去完成它的任务……

　　辛亥革命即已蕴含着一种必然性，那就是资产阶级（一部分是革命对象，一部分是软弱的）不可能刷新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面貌，近代中国不可能存在一个在强大的自主的资产阶级领导下，自主而又“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达到富强的历史场景。

　　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发展中国，因为中国是受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帝国主义不能允许中国自主而从容地发展资本主义，它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反过来说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对于孙中山的评价问题，毛主席既充分肯定他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进步性，尤其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阶段的进步性；同时也不回避他的资产阶级局限性，指出“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

　　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问题的革命学说，创造性地、历史性地解决了在世界东方这个主要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怎样举行革命的问题，即解决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道路和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前途问题，制定了完整的先举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及时把这个革命的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发展战略。

　　这个“及时转变”，很要紧。

　　只要“转变”、不要“及时”（即在适当的时候），主张“一次革命”论，就是“左”倾的革命空谈主义，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驳斥过了；

　　连“转变”也不要，否定或背离社会主义前途，则构成另一种危害更巨的机会主义，那就是右倾，其实质乃是取消革命、反革命。

　　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甚至是直接准备！！！

　　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已经不存在一道无法逾越的万里长城。

　　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更明确地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民主革命的基本完成，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我们还用了三年的时间来完成土地改革，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80%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转为全民所有制。

　　我国在解放战争中除了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号召外，还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是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性质的，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官僚资本的很大一部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从日本、德国、意大利手中接收过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重是8∶2。我们解放后，全部没收了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成分消灭了。”

　　毛主席明确说道，“如果以为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只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只是在将来才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

　　20世纪漫长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原来资本主义发展很难不充分的东方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不仅不需要依附帝国主义去造成一个资本主义大大发展的局面，而且能够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反作用原理，凭借先进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凭借列宁主义式的而不是第二国际式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共产党）的领导，凭借马列主义与本国实践相统一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策略，先造成劳动者掌握政权的先进的政治条件，以及马列主义武装群众的先进的思想条件，然后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再然后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大大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走上富强的，而且是全体劳动者共同富裕的道路。

　　这样一来，原来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落后”地带，就不能不反过来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前进基地，去影响深受资本主义压迫和腐蚀的西方无产阶级，促使其革命化，加速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

　　早在1930年，毛泽东同志就说：

　　“……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更早之前，在1913年，列宁写道：

　　“当机会主义者还在对‘社会和平’赞不绝口，还在对实行‘民主制’可以避免风暴赞不绝口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尔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

　　所谓“先进的亚洲”，或亚洲的先进性，当作如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