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华：石原慎太郎的底色

作者：高士华来源：读书杂志 2022-07-30 1111

原编者按：2022年2月1日，日本右翼石原慎太郎在东京去世。高士华的文章以“底色”为题，对石原慎太郎的右翼政客生涯做了一个整体的评述。石原不仅是一名政客，还是日本知名的作家，文化界的影响力也为他的政治生命带来了巨大“流量”。凭借肆无忌惮的右翼狂言，石原成为日本政界的知名人物，并四次连任东京都知事，甚至在东京都知事任期内做出所谓“下克上”的“购买钓鱼岛”行为，使中日关系陷入紧张。石原慎太郎作为日本政坛的“现象级”典型，凸显的是当下日本社会右翼膨胀和对战争罪行持续缺乏反省的现状。

是作家，更是政客

二〇二二年二月一日，八十九岁的石原慎太郎在东京去世。日本社会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有人心情沮丧，如失干城；有人喜形于色，弹冠相庆。

石原慎太郎是一个作家，一九五五年在一桥大学读书时发表小说《太阳的季节》，轰动一时，获得第三十四届芥川文学奖，从此走上文坛。他也是一个畅销书作家。《太阳的季节》列当年畅销书榜首，总发行量超过一百万册。一九六九年的《斯巴达教育》卖了七十万册，二〇一六年的《天才》卖了九十二万册，一九九六年的《弟弟》卖了一百二十万册，一九八九年的《日本可以说“不”》卖了一百二十五万册。石原在日本文学界、言论界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

《日本可以说“不”》(《“NO”と言える日本》）是石原慎太郎的代表作，主张日本应该摆脱美国的依赖和控制，积极谋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来源：bookmeter.com)

石原慎太郎从事政治活动的时间很长，一九六八年当选参议院议员，二〇一四年宣布退出政界，活跃日本政坛四十六年。其间，他在一九七二年当选众议院议员，曾经担任环境厅长官、运输大臣，一九八九年竞选自民党总裁失败，一九九五年辞去众议院议员。

一九九九年，石原当选东京都知事，二〇〇三年再次当选，二〇〇七年、二〇一一年三度、四度当选。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石原宣布辞去东京都知事，并称将与保守势力筹组新党。十一月十三日，石原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成立“太阳党”，纲领包括制定自主宪法、增强国家防卫能力等，试图打造日本政坛“第三极”，在国家政治中发挥重要影响力。在十二月十六日的日本第四十六届众议院选举中，石原慎太郎、长子石原伸晃、三子石原宏高同时当选。一门三议员，风光一时。

石原慎太郎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政客。

作为政客的石原慎太郎，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是敢言，特别是敢妄言，是有名的“大嘴巴”，与大多数日本政客谨言慎行的风格截然不同，他一向说话肆无忌惮，口无遮拦。经常针对女性、残障人士、外国人等群体发表各种歧视甚至侮辱性言论，遭到多次抗议甚至起诉。但这似乎没有给其政治生涯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他依然人气不落，对自己的错误言行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连敷衍性的道歉都没有，对于批评和批判基本采取无视的态度。他具有日本政客身上少见的“卡里斯玛”特质，身兼作家和政客两种身份，喜欢发表煽动性言论，大众传媒的追捧更让他如虎添翼，引人注目。正因为他没有底线的肆无忌惮，不少人甚至觉得这恰恰是他的魅力所在。但张扬的自我中心个性与自民党内等级森严的派阀政治无法合拍，形成不了以他为核心的派系和势力，有社会人气，无党内优势。

一九五六年，石原慎太郎（后）与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来源：wikipedia.org）

石原慎太郎拥有不加掩饰的政治野心，一直想出任总理，实现他治国理政的巨大抱负，曾参加自民党总裁竞选但铩羽而归。他自称参选东京都知事的目的是要“通过东京改变日本”，以“都政促国政”。在东京都知事任内，也做过一些被认为是“善政”的事情，如制定限制柴油汽车尾气排放法规、清理红灯区等。二〇一二年，年近八十的他辞去东京都知事，与人合组新党，力图重返国政，做最后一搏。

石原长期与中国为敌，公开使用针对中国的侮辱性称呼。在历史问题上，他否认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否认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坚持参拜靖国神社。

他认为美日关系不对等的根源在于战后美国主持下制定的和平宪法，因此他不是像一般右翼政客那样主张“修宪”，而是提出抛弃和平宪法，推倒重来。在日本成为经济强国之后，石原慎太郎和人合作接连抛出《日本可以说“不”》、《日本还要说“不”》（一九九〇）和《日本坚决说“不”》（一九九一），直接向美国挑战，坚持日本的利益。

石原不只是张口“支那”，闭口“支那”，对中国满口妄言，对其他国家的文化也说三道四，加以贬低。他曾因对法国文化品头论足，被在日法国人告上法庭。

石原慎太郎（来源：president.ismcdn.jp）

很多人惊讶在一个如此现代化的国度，竟然有如此人物、如此言论，堂而皇之、不加掩饰地侮辱其他国家、民族和弱势群体。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还相当有人气。除了他的敢言之外，这也和日本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强大的新民族主义风潮有关系，这股风潮排外性强，反对所谓的“自虐史观”，带动了日本舆论的整体右倾，于是，石原这样的人物成了时代的宠儿。新民族主义是世界性风潮，在法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也都有类似的人物。

“下克上”与“国家利益”

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实行所谓的“国有化”已经十年，这十年里，中国的海警船定期巡航钓鱼岛周围海域，日本政府无可奈何，无计可施。

“国有化”的始作俑者是石原慎太郎，很多人认为这是他“下克上”的结果。

曾在二〇〇九年表示钓鱼岛问题应该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石原，突然在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六日发表演讲，称东京都决定从私人手中“购买”钓鱼岛，此计划已经获得钓鱼岛“土地拥有者”的同意。对此，中国外交部当即做出反应，发言人指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日方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采取任何单方面举措，都是非法和无效的。四月二十七日，石原慎太郎称，东京都政府已设立捐款账户，发起“购买”钓鱼岛的募捐活动。五月十日，石原宣称已募集近五亿日元。

为石原慎太郎（左）做应援演讲的其弟石原裕次郎（右），一九七五年（来源：jiji.com）

一时间，日本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购岛”成为全国话题，石原指责日本外务省只看中国脸色行事，已经不是日本政府的外务省。

五月二十九日石原再次渲染“中国威胁”，指责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软弱，日本终将成为中国五星红旗上的第六颗星。

九月五日，日本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经就“购买”钓鱼岛事宜与“岛主”栗原家达成协议，以二十亿五千万日元的价格“收购”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将其“国有化”。

九月十二日，日本官房长官宣布，钓鱼岛及其周边附属岛屿的“国有化土地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土地拥有者”变更为“日本政府”。由此酿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年中的最大危机。

一般认为，石原的“购岛”计划是导致日本政府钓鱼岛“国有化”的诱因，日本政府这样做有比较复杂的考量，是默契配合，还是顺势而为，难下定论。有人认为日本政府实行钓鱼岛“国有化”，是防止石原“购岛”方案过度损害中日关系，避免事态变得不可收拾；同时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提高民主党政权在日本民众中的支持率。

钓鱼岛（来源：baike.so.com）

结局是中国方面做出强烈反应，原本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都比较克制的局面被打破。此前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中日关系大局，一直没派船进入钓鱼岛海域，日本政府实行“国有化”后，中国政府为了宣示主权，派海警船巡航钓鱼岛海域，日本政府难以应对。

无论如何，石原的钓鱼岛“购买”计划，是导致日本陷于被动的导火索。日本有媒体报道说，石原这样做是典型的“下克上”，石原本是地方政府东京都的知事，却在领土问题上超越权限，做中央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日本近代以来的“下克上”，一般是指下级不顾上级的意图擅自决断，甚至直接架空或剥夺上级的权力。按照日本社会中的流行说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三件事是比较典型的“下克上”。

一是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石原莞尔中佐在未征得关东军首脑和内阁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策动事变，先是占领沈阳，而后占领东北全境。这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利益，更刺激了其扩张野心，日本进而于一九三七年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遭到中国军民誓死抵抗，陷入战争泥沼不能自拔，走向彻底失败。

“九一八事变”打破了“一战”之后世界脆弱的和平局面，以武力解决国家间争端，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把人类引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深渊。

《东京朝日新闻》对“五一五事件”的报道。首相犬养毅被杀，场面一片混乱，报纸甚至将发行日期都写错成了“四月十五日”（来源：wikipedia.org）

第二件事是“五一五事件”。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一些海军青年军官由于对政府不满，发动政变，要“铲除”政府领导人与财阀，“拯救日本”。政变者袭击首相官邸、警视厅、内大臣牧野伸显宅邸、三菱银行、政友会总部等地，首相犬养毅被杀。由于缺乏建立政权的具体计划，未达目的，政变者自首。在审判中，不只是军部极力为政变者开脱罪责，包括血书在内的数以十万计的请愿书也被送到法庭，请求从宽发落。还有人砍掉自己的手指寄给法庭，为犯有重罪的军官求情。如此的军方压力，如此的汹汹“民情”，最后政府不得不对政变者从轻发落。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政党政治难以继续，军方影响力大增。

第三件事是“二二六事件”。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陆军的部分“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千余名士兵发动政变，对政府及军方高级成员中的反对者进行刺杀。叛军一度占领东京市中心，但不得不于二十九日缴械投降。在之后的审判中，共有十九名叛军领导者被处以死刑，另有四十人被判处监禁，间接相关人物亦被调离军队中央职务。此后，国家基本被军部控制。

乍一看，“下克上”似乎是单纯的中下级军官的擅自行动，日本的主流著述也有意无意这样引导，这样解释显然是为了推卸军部和天皇的责任。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不断向外扩张，先朝鲜后中国东北，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基本思路，占领中国东北符合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所以从日本当局的角度，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的谋划并没有错，他们和军部的扩张政策没有大的区别，只是实施的时间和方式不同罢了。此前的一九二八年，日本军部秘密策划了刺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日本政府事先并不知情，日本国内普遍认为，军部的这一举动是正确的，政府和军方并没有严肃处理具体策划者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只是把他解职，编入预备役而已。

“二二六事件”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下克上”事件，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政治历史进程（来源：huffingtonpost.jp）

“九一八事变”后，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也没有受到严厉处分，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的派兵越境行为也得到了追认，这就造成了一种时代氛围：军人擅自采取符合日本政府和军方本意的行为，不但不会受到严肃处理，还有可能被当作英雄。不少青年军官认为，挑起事端，将日本引入更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战争，是爱国的表现，而且也可能因此谋取军功，得到提拔。

因此，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实行“下克上”行动的青年军官，制定对外侵略方针、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的日本政府和军方才是最大的责任者和罪魁祸首。

“二二六事件”直接威胁到天皇的统治权，因此对叛乱军官的处置也非常严厉，所以军人的“下克上”行为，只有在符合日本政府和军方利益，特别是在有利于对外侵略时才会被认可。

由于在“二二六事件”中的胆大妄为，此后日本陆军经常把自己吹嘘为“皇国的中流砥柱”，日本海军有人讽刺说，正是陆军最终把日本引向灾难。但实际上，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半斤八两，都喜欢把“国家利益”挂在嘴上，却一直将战争视为军人建功立业的“乐园”，为了军人集团的整体和个人利益，他们不惜把国家拖入战争，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和数以百万计的军民死伤。

石原慎太郎也是喜欢把“国家利益”挂在嘴上的人，他越过中央政府进行“购岛”，张口闭口是为了国家，与石原莞尔等人的做法可谓如出一辙，有人说石原慎太郎和石原莞尔有血缘关系，纯系误传，但精神上他们倒是相通的。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石原慎太郎在记者会上宣布辞去东京都知事，准备参与国政（来源：rfi.fr）

石原慎太郎从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六日宣称东京都决定从私人手中“购买”钓鱼岛开始，就不停地就这个话题进行炒作，强造民意，拉升自己的人气，准备一旦机会成熟，就破门而出，登上国家政治舞台。九月十二日，日本官房长官宣布钓鱼岛及其周边附属岛屿实行“国有”。到了十月二十五日，石原慎太郎就在记者会上宣布辞去东京都知事，准备参与国政。从时间的前后关系上看，让人不得不怀疑他制造“购岛”风波的真实目的。他这样做，到底是为“国家利益”，还是为他自己参与国政聚集人气，进行热身？“购岛”计划，是否真正符合日本长远的“国家利益”，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些在他的考虑之中吗？

石原慎太郎的底色

石原慎太郎是日本战后右翼最为有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一般认为，石原慎太郎代表日本的极端右翼并为其发声。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他同时也代表着相当一部分普通日本人的声音，否则难以合理解释他在日本的人气。

《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是石原和日本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合写的。盛田昭夫不是政客，而是一位有成就的企业家，他的想法得到了日本相当一部分企业家的共鸣，也代表了很多日本普通民众的想法，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说“不”，让日本成为一个所谓的“普通国家”，是很多日本民众共同的心声。

日本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以音像制品一面示人的他，也有发表政治观点的时刻。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说“不”，让日本成为一个所谓的“普通国家”，是很多日本民众共同的心声。图为盛田昭夫与索尼著名的产品walkman随身听（来源：i0.wp.com）

石原慎太郎四选东京都知事获胜，可称奇迹，票数不能说明一切，但也不能无视。在一九九九年东京都知事参选的记者会上，石原慎太郎的第一句话是：“我是石原裕次郎的哥哥。”石原裕次郎是日本著名电影演员，有很多影迷，一九八七年已经去世。利用已经去世十二年的弟弟为自己拉选票有可议之处，但他的支持者肯定不止石原裕次郎的影迷，这次选举他以一百六十六万票当选，二〇〇三年第二次选举时得票三百零八万票，二〇〇七年第三次选举时获二百八十一万票，二〇一一年第四次选举时获二百六十一万票。这样的选举奇迹，在日本让很多人难以望其项背。

著名记者斋藤贵男批评石原像一个三岁孩子，言行幼稚，露骨地鄙视他人，他特意把中文的“小皇帝”一词引入日语，用来批评石原在东京都的作威作福。石原慎太郎把“东京都立大学”校名改为文理不通的“首都大学东京”，引发该校教师抗议，甚至有人因此扬长而去。

石原慎太郎经历中的一些侧面遮盖了其性格中大部分负面因素，他是一个著名作家、一个国会议员、一个敢对美国说“不”的人、一个蔑视既有秩序的人，他曾被民调认为是最适合继小泉纯一郎之后担任首相的人。一切的不循规蹈矩和妄言都成了他引人注目的道具。石原慎太郎本人就构成了一种现象，一种政治现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事力量大大增强，右翼军人集团千方百计鼓吹战争，借对外侵略满足小集团和个人私利。到了六十年代，日本经济进入起飞期，右翼又开始膨胀，石原就是这个时期步入政坛的，日渐强大的新民族主义风潮更使他如鱼得水，石原慎太郎现象是日本经济腾飞时期集体右倾和大众传媒高度普及的产物。日本著名右翼研究者堀幸雄说，日本的右翼“是和日本的风土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确为的论。日本右翼战前战后的膨胀模式极其相似，不管是军事还是经济，一旦国力增强，右翼势力就会随之水涨船高。

石原裕次郎是日本著名电影演员，也是石原慎太郎的弟弟（来源：kayou-center.jp）

哪个国家都有左中右，理性右翼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坐视右翼势力过度膨胀，则非国家之福，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日本战前和战后的右翼，特别是像石原慎太郎这样的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坚持极端民族主义，标榜所谓的大和民族的“优越性”，歧视其他国家、民族和群体。

二〇〇〇年四月九日，日本自卫队在练马营区举行创建四十八周年纪念，石原慎太郎乘坐吉普车检阅了自卫队，他要求自卫队做好保护市民的准备，以防东京发生灾难性大地震时“三国人”乘机暴动，四处掠夺。

“三国人”是对战后在日中国人特别是台湾省人以及朝鲜半岛人的歧视性称呼。一般认为，石原是亲台派，在台湾问题上，他否认“一个中国”，极力支持李登辉的“台独”言论和“中国分裂论”，并积极筹划邀请李登辉访日。可是这样一个“亲台”的人为什么用歧视台湾人的言辞呢？

石原慎太郎曾参与创立“青岚会”，反对日本政府与台湾断交。一九七三年七月，石原与中川一郎等人以歃血为盟的陈旧方式，在自民党内创立右翼组织“青岚会”，自任干事长，反对田中内阁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政策，主张维持日台关系。但是，他的“亲台”未必是对台湾人友好，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对台湾进行了五十年的殖民统治，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得不归还中国，但骨子里的帝国梦一直在日本右翼的头脑里挥之不去。从地理上来说，台湾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因此日本抓着台湾不放，至于被他们奴役过的台湾人，他们从骨子里是看不起的，所以才会用“三国人”这样贬低台湾人的称呼。

日本曾经殖民和侵略过亚洲不少国家，日本各种右翼势力包括军人和平民，在战前充当了积极角色，在战后对战争罪行和各种歧视言行也毫无反省。石原本人就一直否认日本在军国主义时代犯下的各种罪行，他辩称“支那”不是蔑称，是因为尊敬才用过去的称呼。他拍摄了反映神风特攻队的《吾为君亡》，身兼电影制片人和编剧，对神风特攻队的自杀式攻击极尽美化，把其描绘成“英雄”。石原慎太郎的各种歧视言论大部分针对中国和朝鲜半岛，不仅如此，其他的种族歧视、蔑视妇女等论调也所在多有，他还曾经对德国法西斯屠杀精神病患者的行为表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