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某些人抢着给和服女道歉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挤爆了靖国神社！

8月15日，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天。

七十七年前的今天，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宣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日本也是法西斯国家里最后投降的一个，因此这一天也被认为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中日两国舆论场却被截然不同的气氛所笼罩。

在我国，一个女子8月14夜晚发布“苏州日式风情街穿和服被警察带走”的视频。

视频在8月15日全网发酵，公知恨国党“集体狂飙”，再次引导向“不自由暴政”以及“民族劣根性”的方向。

“理智爱国派”纷纷下跪，恳求事件平息，同时切割与“苏州警方”的关系，并且共开站队“任何人有任何地方穿和服的自由”。

“理智爱国派”的集体投降，就让我的很多朋友无法发声了，当社会主流声音是向“和服女道歉”的时候，这时候谁敢反对这声音，不反而成了“寻衅滋事”？

8月15日发这视频不是挑衅？我反对就是挑衅？

翻翻历史，把时间倒回八十年，汪精卫成立伪政府的时期。查查苏州旧档案，在公开场合，除了娼妓之外，苏州中国妇女穿和服搔首弄姿，你看伪政府警察抓不抓。

伪政府警察可以抓，顶着“日中亲善”名义，将铁路，交通，矿产卖个干净的伪国民政府可以抓，人民警察“批评教育”一下不可以？

查一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沦陷区的类似事件，汪精卫“公开反思”了么？汪精卫倡导中国女性“和服自由”了么？

曲线救国的汪工都没倡导的“新生活方式”，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比曲线的汪公走位更“骚”？

在“理智爱国派”疯狂跪拜投降，希望“和服派”饶命的同一天，日本“战败77年纪念日”，日本人将靖国神社挤爆了！

中国抗日战争77年后，支持公开穿和服搔首弄姿和反对穿和服搔首弄姿的投票，按照某博的投票比例，【算上港澳台】大概是7.2亿：7.2亿。

在我国舆论场，一直有声音宣称“日本人反思二战错误”。

结合8月15日日本战败日的网络舆论，我们可以发现“反思派确实有”，但比例极低。

统计日本“赞成参拜靖国神社，追思为国付出生命的亡灵”与“反对参拜，反思战争”的比例是1.2亿：600万。

我们国家确实是“高度开明与自由的国度”，赞成“和服自由”与反对的一半对一半。

可是支持“和服自由”的民众，是日本“同意参拜靖国神社”人口的六倍，也几乎是日本总人口的六倍。

这还不危险么？管制太严？公权力太厉害？太不自由？除了爱国者要谨慎发言之外，其他人都很自由！

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是“越来越统一”的民意

日本人多年以来一直模糊“靖国神社”的意义，模糊靖国神社供奉者的身份，并将“官员参拜”越来越包装成“契合民意的内政”向所有被二战伤害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宣传。

“靖国神社”并不是寄托哀思，祭奠国家勇士的殿堂，因为里面供奉着东京大审判中的“14名犯有侵略暴行的甲级战犯以及其他战犯的牌位”。

日本从内阁成员上升到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本质上就是“凝聚军国主义复辟”的民意。

上世纪的1985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从此开启日本内阁首相“拜鬼”之旅。

但是上世纪“中日友好”，“日本国内反思二战”的声音还相对较大，当时的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还畏首畏尾，偷偷摸摸。

此后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在任首相时都相继参拜靖国神社。

我们可以发现最近三十年，在日本政坛“执政时间较长”，在东亚较有影响力的“首相”，全部都参拜过靖国神社。

其他首相，无论是“知华派”还是“反华派”，凡是没参拜靖国神社的，全部都成为任职不满三年的过渡人物，包括安倍晋三“缓和中日关系”的第一任期。

由此可见，日本用二十年时间，在舆论和民意上，将“参拜靖国神社”从偷偷摸摸的行为，变成“首相的政治正确”。

由此上行下效，日本内阁成员，政坛高官“拜鬼”新闻也就屡见不鲜。

在今年8月15日“日本战败纪念日”之前的敏感期，日本内阁成员西村康稔带头“拜鬼”，并且声称是对“安倍晋三”遗志的最佳继承。

西村康稔的身份不仅是新首相岸田文雄亲信这么简单，他的官职还是日本经济产业大臣。

与往年主管外交，国防或者党内宣传的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不同，今年日本内阁挑头的是“经济官员”。

而西村康稔最近一段时间念叨最多的，是联手美国与台湾伪政权，胁迫韩国组建半导体产业联盟，从经济上围剿和孤立我国。

日本政坛在刚刚过去的8月10日发生小小地震，安倍晋三的弟弟岸信夫被从“防卫相”的核心岗位拿下，但是新上台的滨田靖一更是推动增加军费和叫嚣“遏制中国军事威胁”的狂热分子。

可见日本政府无论发生怎样的“地震”，反华的决心只会更加坚定，道路离中日友好只会越来越远。

日本政府往右翼军国主义急转，那么日本民间呢？

我们当然能偶尔看到“反对修宪”，“反对军国主义”的游行。

可是在8月15日，那“挤爆靖国神社”的场景，才是日本更广阔更坚定的民意。

贰，我国“和服事件”并不总是争议

这次引爆舆论，让恨国党和公知狂欢，理智爱国派求饶的视频，是一段截取的，很短暂的“女性穿和服被苏州警方控制五小时”的视频。

对方在8月14日“慰安妇”纪念日发文，在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日引爆网络，挑衅国民情感，挑战民族感情的意图非常明显。

大家翻翻网络新闻就会发现，穿着日本军国主义服装或者和服在过去一些年，确实引发过一些争议，但是年均不超过一两例。

相对于穿和服的总基数，以及在公共场合穿和服拍照的总人数，这个比例高不高大家心里自然有数。

极个别的军国主义服装事件是因为服装本身的含义或者是服装上特殊的文字和图案挑战了社会公序良俗。

偶尔几例日本和服女子与游客冲突事件，要么是“极少数游客个人行为”，要么是女子穿和服在公共场合的时间或者地点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有“挑衅联想”。

但是更多的“和服事件”，网络都在非常平和与理解的氛围中平息下去。

比如去年厦门就传出“中国女子穿和服做核酸”的视频。

事后证明女子是在“日式服务企业”从事前台工作，和服是她的工作制服。

当时通知该女子在上班时间去完成核酸检测，算上往返时间和排队时间也就十几分钟。

该女子工作的和服“穿脱都非常不便”，如果脱下换常服，核酸结束再重新换工作服，两次换衣时间比“核酸检测”耽误还久。

因此这女子为了“省事”就将工作制服穿去做核酸。

事件来龙去脉呈现之后，民意并没有很大的波澜，对于“心里不舒服”的部分民众，以及“为了工作简便”的打工人，舆论对双方都是平和与理解的。

绝大多数和服事件都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平息。

但是苏州这条“日式风情街”很不寻常，过去一两年，这里已经发生多起“韩服事件”，“和服事件”，甚至“汉服事件”。

很显然，有不少营销号将这条街道的“特殊环境”作为引发争议，索取流量的生财密码。

既然一些营销号用“特殊服饰”的文化符号拍视频，来引发争议博取流量的手段，那么当地警方认为这是一种“寻衅滋事”也是对特殊环境特殊事件的判断。

部分“营销号”裹挟舆论，就是要造成我国“政府和网络环境”强逼全国民众爱国的氛围。

叁，我们有多么“自由与宽容”！

实际上，不光是“和服一族”，我们对于绝大多数“只过自己日子的同胞”都是非常宽容的。

我们不仅没有逼迫十四亿民众“尽尧舜”，更没有逼迫他们爱国。

就以许多恨国党和公知嗤之以鼻的谍战剧来说，谍战剧历史评分前五的《红色》以及最近两年评分最高的《隐秘而伟大》都不是聚焦宏大叙事。

张鲁一和陶虹主演的《红色》，描绘了日伪统治下的上海，所有小市民的“烟火气”。

这些人内心“没有主义”，并不赞成也不同情“革命”，无论政权怎么更迭，这些小市民都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抗战时期，在沦陷区的几亿同胞，除了极少数的呐喊者与抗争者，绝大多数“小市民”都是这么过日子。

但是我们的创作方，我们被公知恨国党批烂的“审核部门”，包括全国观众，都没有抨击或者篡改这些“小市民的烟火气”。

他们不革命，不抗争，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我们给予了最大的理解，没有人道德绑架，没有人扣上“汉奸”的大帽子。

前年李易峰和金晨主演的《隐秘而伟大》，男主角一直都是上海沦陷区的小巡捕。

女主角只是男主家里的租客，整个剧集五十多集，除了少数谍战任务，剧集呈现更多的也是“上海弄堂”的烟火气，以及旧中国小市民在沦陷区的“正常生活状态”。

我们不仅对沦陷区的“普通民众”，没有“强迫革命，强迫反政府”的道德绑架，对于汪伪政府的部分成员，刻画也“远超世界各国的二战叙事”。

八十年前，在以“曲线救国”包装下的汪精卫卖国政府内部，发生了一次被称为“小西安事变”的重大事件。

汪精卫集团内部，负责外交事务的幕僚，被许诺伪政府成立后外交部长职位的高宗武，负责宣传事务的幕僚，被任命为伪政府宣传部长的陶希圣，在1940年初集体“反正”。

两人逃到香港，在《大公报》公布了汪精卫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日汪密约》，将汪精卫“名为曲线救国”，实为“彻底卖国”的罪行公布于世。

因为高，陶二人是伪政府的重量级高官，两人“弃暗投明”对汪精卫的声望造成重创，因此被称为“伪政府内部的西安事变”。

历史上，高宗武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时，就是汪精卫与日本当局串联的关键人物，在汪精卫伪政府创立过程中，高宗武的“汉奸罪行”，是上过“国府汉奸通缉令”的。

至于陶希圣，在从伪政府“反正”后，回到国民政府得到蒋介石重用，从抗战后期到内战时期，一直是“蒋介石的第一笔杆子”。

从高宗武和陶希圣的作为和立场来看，他们“立过功”，也有抹之不去的污点。

虽然他们最终“反正到国民党阵营”，但我们共产党立场，完全可以依旧从“敌人立场”来刻画他们。

但是我至少在两部“不太出名”，剧情有硬伤，但是“历史有一定考据”的谍战剧里，看到了“我们对高宗武，陶希圣相对正面的评价”。

比如一部《铁血玫瑰》的谍战剧，汇聚了《雪豹》三剑客文章，张若昀，李卓霖。

李卓霖在剧中饰演了汪精卫手下负责“外交和宣传”的幕僚陶崇斌。

虽然这个剧是“女子小组各种任务杀鬼子”的传统套路，服装，枪械等都有硬伤，但是“历史情节”还是经得起审查的。

我们只从陶崇斌这个名字，就能看到“陶希圣的姓氏”，崇斌两个字的一半，就是历史人物高宗武的“宗武”两字。

陶崇斌在剧中的职务，也显然是将“高宗武，陶希圣两人的外交和宣传综合了”。

在这部“女子团队各种杀鬼子任务”的剧集里，用了相当的篇幅将陶崇斌刻画成“初期确实被曲线救国，和平救国路线”感召的年轻人而追随汪精卫的理想。

直到“汪精卫和日本签订卖国密约”，“陶崇斌才理想破灭，出走香港，以公布密约的方式和汪精卫卖国汉奸罪行进行切割”。

这种“深度刻画”，在恨国党公知鄙视的“杀鬼子神剧”里，算是独树一帜，这部剧虽然剪辑有些混乱，主角剧情并不出彩，但对“伪政府反正”人员给予“理想光环”的刻画，也没有被“严格审核给毙掉”。

那么这个“陶崇斌”是不是孤例呢？

并不是！

我还看过另一部不太出名的谍战剧《剑谍》，吴秀波在里面演了一个别具风格，很有深度的狙击手。

如果不是吴秀波陷入负面丑闻，这部谍战剧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铁血玫瑰》主要讲一群女特工各种杀鬼子任务，营救“伪政府陶崇斌到香港”，只是一个“单元叙事”，跨越几集。

吴秀波的《剑谍》，篇幅长达32集，核心叙事只有一个，国共两党各种“合作”，将汪伪政府重要官员秦文廉营救到香港。

“秦文廉”虽然从名字上看不出“高宗武，陶希圣”的身影，但这个角色在结局是将“日汪密约的胶卷带到香港向世界公布”。

因此“秦文廉”这个角色从事迹上能判断是以“高宗武，陶希圣”为原型。

在这部剧里，对“秦文廉”的刻画，也描述了“和平救国”理想从信仰到最后崩塌的过程。

从这个角色“文廉”的名字，也能看出对“高宗武，陶希圣”的正面刻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我们被“批驳管制过严，过于强调爱国正能量的影视创作”中，我们给“非爱国人士”非常大的自由度。

抗战和内战时期，只要不做“公开汉奸和极力鼓吹大东亚共荣”的，追求普通小市民生活的，我们都是正面刻画，老百姓也没有逼迫“人人革命，人人抗战”的道德胁迫。

对于“曲线救国”这一汉奸集团内部，哪怕只有一次“站在人民立场的反正之举”，哪怕最后“没有投共”，我们也会去发掘他内心的理想主义和身处环境。

放在和服与日本动漫服装问题上，只要没有特殊文字和图案，不在特殊时间和地点挑战“群体情绪”，个人爱好从来不在“批判之列”。

说句并不“政治正确”的观点，我们并没有追求“人人爱国”，我们允许和理解很多人“追求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我们只是不希望“爱国被妖魔化”，“不爱国还成为很高端很自由，很有逼格的标签”。

不爱，就安静的过日子，你只要不“鼓吹不爱”，没人来“批判或者改造你”。

这样的“自由度”还不够大么？

肆，“理中客”太多，“爱国之声”必然边缘化

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曾经提出过“136”与“163”理论。

这是我梳理多年“网络舆论”后统计出来的。

在大约十年前，我国网络舆论有六成是“公知与恨国党”各种反体制言论，其他“理智中性客观”的言论勉强占三成。

在当时的舆论氛围，还敢发出爱国声音的，也就被骂成狗的不到一成。

所以这段时间，我将网络舆论称为“136”。

我国网络舆论的扭转，要感谢特朗普的上台和美国的“自行作死”。

从2018年开始的美国贸易战“久攻不下”，到2020年新冠疫情后美国的各种乱象纷呈，才让公知和恨国党在被事实反复打脸后，被迫“收敛和转型”。

可是这段时间，“爱国声音”的阵营并没有扩大，许多“新生势力”也在与恨国党公知的斗争中“爆体而亡”。

这几年的舆论氛围，恨国党和公知的阴阳怪气被“压缩到三成”。

部分文笔出色的公知和恨国党，成功转型为“理中客”，潜入中立阵营，因此“理中客”这几年激增，从原来的三成扩张到六成。

这几年我们所谓的舆论翻身仗，只是让公知恨国党的气焰从六成压缩转型到三成，让中立阵营的“理中客”从三成上升到六成。

但真正的“纯正爱国声音”，自始至终只有一成而已。

理智的说，我们没有追求14亿人发出同一种声音，但是扩大爱国阵营，让恨国阵营“闭嘴”也办不到么？

如果“理智爱国”的声音越来越大，“自由与和稀泥”越来越成为主流，纯正的爱国声音就永远会“边缘化”。

曾经有一个我非常反感的命题，引发过国内舆论的激烈思辨，那就是：中国是不是盛产汉奸的国家。

我以前是坚决反对这种“负面烙印”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事件与案例让我有了性的思考。

我觉得中华民族同时盛产英雄和盛产汉奸，都是“文化底蕴”造成的。

正是几千年来，诸子百家，各种文化和思潮汇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其中坚定信仰“仁义礼智信”的，经受磨砺后，会成为名臣和英雄。

可是正因为中华文化诸子百家，任何一种思潮都能找到“逻辑自洽”的闭环，因此所有的汉奸言论，都能找到“信仰支撑”。

你跟他说“梧桐台湾”，他跟你说“墨子兼爱非攻”。

你跟他说投降卖国，他说“预先取之必先予之”，还可以说“反客为主”。

你跟他说“抗战救国”，他说“和平救国”，“曲线救国”。

你跟他说“汉奸卖国贼”，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保万千民生，何惜生前身后名。”

正因为思想够多，文化够驳杂，任何一种思潮，任何一种卖国，都能逻辑自洽。

比如有个词叫“大是大非”，但还有个词叫“上纲上线”，两者的范围，在不同人的认知和笔下截然不同。

当某一事件爆发，一些人认为“触及到大是大非底线”的时候，另一些人会指责“这是错误拔高的上纲上线”。

由此可以看出“统一思想”的重要性，“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可悲的是，如果某一天政治气候有变，以某人“永远和稀泥”的文风，帮“汪精卫歌功颂德”都不是难事。

“关于曲线救国的问题，老古认为从大是大非的角度，这是无可争辩的卖国行为。但是从当时的历史形势，从汪精卫的个人境遇来看，似乎也有着上这条道路的历史必然。”

这是不是“纯正的老古文风”？

中国的开明当然容得下一件和服，我们也接受个人爱好私底下穿和服。可我们为什么要容忍和“歌颂”在815借和服挑衅政府的行为？

如果穿和服可以和稀泥，可以是“个人行为”，这样的挑衅不断放大，这样的自由早就到了给“胡适树碑立传”的程度，下一步当然是为汪精卫平反。

穿和服和反感和服是个人自由，我们要容忍。

那么抗战救国和“曲线救国”能不能容忍？

如果有人就是“菩萨心肠”，见不得百姓流血，牺牲自己名声也要保护手无寸铁的百姓，能不能容忍？

拿起刀枪，抗战救国是个人选择，那么呼唤和平，以待时机能不能容忍？将小日本“引进来徐徐图之，未来在大东亚共荣圈中反客为主”能不能容忍？

我们的舆论场一直这么“容忍下去”，这些“盖棺定论”的问题，逐渐都会变成“可以思辨”的课题。

因为我们更加开明，可以更加容忍了么？

这样一个“不断宽容”的国家，再次遭遇“连反思二战暴行都不容忍”的日本，遭遇能够将一亿多人的民意凝聚到“支持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谁输谁赢？

今年的8月14日，是第十个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

这一天抨击日本“慰安妇暴行”的视频有没有上热搜？

慰安妇们就没人权么？她们的性别不配得到相同性别人士的“声援”么？

有没有人反思，上世纪三十年代“慰安妇有没有不穿和服”的自由？

这一天日本有没有“反思慰安妇罪行的忏悔视频”上日本热搜？那凭什么中国要开展“和服反思”？

今年8月15日是日本战败77周年纪念日，当815和77这两个敏感的数字相遇，为什么没有相关的“历史反思”登上热搜？

只有“理中客”的投降文案，比日本天皇77年前的广播稿，文采好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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